■李德纯

三岛由纪夫作为20世纪日本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一生风头甚健却也备受争议。仰慕者有之，贬损者亦有之。他后期的转型被不少人质疑，精英群体开始警惕地与他保持距离。依据认识论的主客观统一的规律，人们必将对三岛的作品的意蕴作出多种多样的诠释和解读，认识同异皆存。在我国，三岛由纪夫的走红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而进行不同层面的解读。这些看似矛盾，实则有着内部联系的逻辑。

翻看中外文学史，不难发现有些作家作品的政治内容比较复杂，而且作品所显示的客观意义常常与作家的政治观点相矛盾。尽管人品和文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呈现了无法否定的事实，即艺术与人品的严重背离和脱节:艺术好的未必人品好，人品好的未必艺术好。能够把人品艺品区别对待，所反映的正是人们抛弃主观色彩，在更接近真实上的一种努力。一种曾经发生过的艺术成就，并不等于对一个人的全部接受。

三岛由纪夫的经历涉及到对一个时代的整体评价，他的代表性正如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和高桥睦郎所说，体现在他的复杂性上。其所以复杂，实缘于其后期越来越意识形态化，民族主义更加偏颇和极端，以致最后剖腹自杀。这是因为他所崇尚的美学是由大相违悖的两极组成:语言的运用和文体上，一是富有日本古典抒情美，鲜明地表现着日本传统诗意意境;一是与此相抵牾的血淋淋的死的美。前者和谐古朴而不失明快，随作品主题和人物的需要而变化，继承传统又不拘成法;后者却是一个以政治狂热和殉道欲望为特征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血脉源于武士道精神。

日本的武士道(一个僵化的符号)主要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强势背景中运作发展起来的，其本质是对人性的遏制，服从于殖民的需要，思想中有瑕疵的邪恶。它是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工具，成为日本近代史上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民族性格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这种有瑜有瑕的“对立统一”，不免要生发出文化的冲突和精神的苦恼，造成二重行为和人格的龌龌与对立，实在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正负两种效应。正是这种龌龌与对立给予三岛由纪夫审美情感与心理意蕴对创作的深刻影响，每每给作品意象打上了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烙印。人们可以说这在价值取向上存在某种困惑，但这种困惑除了三岛由纪夫的困惑外，也反映了纷自沓来的时代大潮。

二战后美苏之间冷战拉开序幕，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开始抬头，某些执迷不悟的右翼势力沿讹袭谬的心态也随之死灰复燃。遗憾的是，精神的存在往往是超越时空的，比肉体存在更长久。军国主义虽然战败投降，但它的幽灵似乎还游荡在今日的社会中。在一定历史阶段，这种倾向有它产生、发展的必然。三岛由纪夫抱残守缺的武士道说教，主要表现在“死”上。

生老病死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自然规律，但死却各有所异。死的永恒性不在生命之外，而寓于生命的瞬间性和特殊性之中。在日本人看来，人死后不是“鬼”而是“神”(日本人把刚停止呼吸的人称为“佛”)，既不升入天堂也不下地狱，虽死犹生，对生者是一个鼓舞和关心者。死并不是人的死亡，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是人类存在与死亡之间所面临的永恒的抉择。这种朴素旷达的生死观，却被日本军国主义长期扭曲，在战争期间成为支撑穷兵黩武的意识形态。武士道选择自残致死的剖腹，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忠诚与英勇，不被认为是单纯的自杀，而是一种近似信仰的仪式行为，有时甚至是一种制裁性的处罚或作为失败的赎罪，为人们提供安抚、平衡和某种迅速解脱心理困境的简捷方式。自杀是非理性的，每一个正式的宗教以及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反对自杀。无论是日本武士道式的，还是其他什么式的非正常死亡，似乎都是一种病态心理作用的具体反映。

日本病源学会理事吉村博任指出:“在日本若论哪位作家把自杀和死写得最多，恐怕除了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外，别无他人”，这两个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包含了暗示其最终命运的线索，而且，他们二人都选择以自杀了结自己的人生。三岛由纪夫“为了表现自己渴望的美，即使抛弃一切伦理道德亦在所不惜。他尤其欣赏人的肉体被毁的瞬间美，受虐的美”。从《忧国》(1960)开始，他走向了下坡路，思想特点从美学(文学)滑入政治与现实时，其内在矛盾便暴露无遗。

这篇小说取材于“二·二六事件”，(1936年2月26日，在军国主义的策划和指挥下，日本法西斯军人在东京发动武装暴乱事件，目的在于建立法西斯军人政府，加紧扩大侵华战争，后暴乱被平息。)描写近卫后勤大队的武山信二中尉，本来同发动这次军事政变的所谓“皇道派军官是肝胆相照的朋友”，只因为照顾他新婚燕尔，没有让他共同行动。政变失败，根据天皇命令，武山所在部队参与镇压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叛军，于是，他迅速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要忠于职守就得杀朋友，要忠于友谊就得当叛臣”，然而，他想“既忠于天皇也忠友谊”。于是，决定剖腹。

《忧国》中大段的刺激性的色情细节描写，用来烘托渲染这对年轻恩爱夫妻，即使踉跄游移于感官至高幸福顶点，也丝毫没有动摇和军国主义同归于尽的决心。他的另一部小说《英灵之声》(1966)，以初春深夜装神弄鬼的“归神”为背景，通过“二·二六事件”被枪决的亡灵和二战末期搭乘战斗机冲撞美国军舰而送死的“特攻队”队员阴魂驱神弄鬼，写了军国主义残渣余孽心灵深处最本质的潜意识。

三岛由纪夫笔下的这些属于靖国神社亡灵的前世今生，造成了一种宿命。其症结并非个别情节与史实的偏差，而在于历史观问题。如果想通过上述几篇小说去了解日本现代史是误入岐途，也正因为如此，著名小说家有马赖义才表示，“三岛由纪夫写于《忧国》以后的小说，我不承认它们是文学。”著名文学史家矶田光一认为:“日本战败投降，对三岛来说，除了涌现从世纪末解放出来的喜悦外，同时也坠入失落和虚无感中。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都有一种从旧秩序的羁绊中挣脱出来的解放感，从而追求人性的觉醒，相比之下，三岛正如他在《盗贼》(1948)中刻画的殉道那样，存在着以死和虚无为媒介，沉溺于虚幻的痴迷之中”，应当说他对三岛由纪夫做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三岛由纪夫剖腹前发表的《为文化辩护》认为，日本人的自我只能从日本文化中发现，而正统文化的唯一源泉在于天皇。加藤周一、M.莱修和R.J.里夫顿在合著的《日本人的生死观》中分析说:“毋宁说，三岛所探寻的‘真正的日本’，是他青年时代那个好战的国家的日本，而非其他”。这段文字，既可看作“二·二六三部曲”的基调，也可以看作三岛一生的概括。“三岛认为，日本文化划分为艺术表现和传统行动两个方面;后者最后成为用刀结束自己生命的武士。天皇是日本文化权威的象征，也就是说，要想维护日本文化就得维护天皇。然而，根据明治宪法，尤其是战后新宪法，作为日本象征的天皇其权力几乎丧失殆尽。为了全面恢复文化，必须恢复天皇原来的机制。三岛如是说。从这个意义来看，他不仅像日本浪漫派那样主张天皇与诗歌的结合，而是如同军国主义那样，把天皇与军队直接结合起来了。”加藤周一等人对三岛由纪夫创意的由来、背后蕴含的是非曲直，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点评。读罢三岛的“二·二六三部曲”，可知此言非虚。

三岛由纪夫在寻找政治色彩浓厚的“美”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美”的失落和毁灭这样一种二律背反。他在写完《丰饶之海》最后一稿，于1970年11月25日煽动军队搞武装政变而发表充满了战争狂热的演说，不仅未能使自卫队员揭竿而起，反而引得嘘声四起，羞愤至极剖腹身首异处。尽管他的未遂政变彻底失败，却从新右翼分子的偶像变成了神像，每逢三岛剖腹那天，一些右翼分子举行“忧国忌”集会，借此煽动过激民族主义情绪。

三岛由纪夫尽管才华横溢，但大节有亏，是日本的特殊历史铸就的怪胎，充分彰显了日本社会的暗流涌动。他是一个负面色彩较浓的作家，说明良知和道德的勇气并不和学识成正比。在当代文学史上，他以其独具一格的文学创作占据着特殊地位。他的作品始终在文坛上受到毁誉交加的待遇。从文学史来看，仍应客观地评价他的作品及其影响。他的文学作品精华与糟粕共存，之所以能赢得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众多读者，在于他的小说深得平安王朝古韵的熏沐，具有深湛的修辞学造诣和足够的美感。笔下流淌的文字清丽如水，揭示了一个全面而真实的三岛由纪夫。然而，才情与学识即便再出色，也难以弥补人格的缺陷。

一个作家无论他写什么样的话题，都包涵着他自己的价值观、思想和爱憎。三岛由纪夫在三幕六场话剧《欢乐的琴》(1963)中，以60年代日本人民反美风暴高潮的东京为时代背景，捏造打入日本公安部门的秘密党员木村，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操纵和指挥下，密谋策划恶性伤害案件，企图谋杀搭乘这辆列车的日本首相。事情败露，中共党员精心安排日本有关人员秘密转移国外(显然暗指我国)。

一般来讲，剧本中的台词是基于每个人物的心理逻辑的，每个人物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说话和动作。《欢乐的琴》中的台词是根据三岛由纪夫所想要说的一种政治效果设计的，三岛由纪夫是按照他的反华观点，反复、递进和渲染的原则在操控人物的语言。整个故事结构是一个彻头彻尾子虚乌有的杜撰。说它是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肆意诋毁和歪曲历史人物和事件，显然尚难说明问题实质。还是加藤周一和两位美国人说得好:“三岛对发生在中国事态的夸大其词，尤其是从日本军国主义相关连的角度来看，反映出他逐渐深化了的右翼政治观。如果，三岛不是为了攻击共产主义而寻衅滋事，而是真的为了保护中国的美术工艺和文物，那么，就不应当回避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我们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日本军队的轰炸机，在长达十五年的日中战争期间，使大批文物荡然无存，同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应当指出的是，如果当时三岛也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他是不是也会像他在《金阁寺》那篇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将伙同极权主义和搞破坏的红卫兵，陶醉在节日的狂欢氛围之中呢?”这可以认为是对这部剧本的思想基础一针见血的分析，三岛由纪夫的一生就是最好的注释。他是一种典型的欲望狂的精神镜像。其美学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他命运的沉浮。西谚有云:一切毁灭的根源在于追求自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