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人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
这是革命先烈许晓轩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为吊唁战友许建业写的诗篇，它表达了全体难友和亿万人民群众对许建业烈士的无限怀念和崇敬的心情。许建业烈土是我党的优秀战士，工人阶级的硬骨头，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他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重庆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囚禁于杀人魔窟--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敌人对他软硬兼施，使用各种酷刑，但许建业英勇顽强，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重庆浮图关，时年二十八岁。他将火红的青春献给了党的共产主义事业，可敬可佩。他的崇高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全国人民奋勇前进。
少年奋发
许建业，四川邻水县人，一九二O年生，原名许明德，后名许明义，许立德，化名杨绍武、杨青等。四岁时父亲许良栋病故，剩下母亲、妹妹三人，弱毋幼子。孤苦怜仃，生活无着，只得投靠伯父许昌葵(许良相)，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许昌葵为富不仁，十分歧视许建业一家，千方百计地逼迫建业的母亲改嫁，以谋其家产。许昌葵的儿子许杰，仗其父势，欺压幼小瘦弱的许建业，常把建业当马骑，不从就拳脚交加。建业渐渐长大起来，人世不平的感受逐渐加深，反抗的情绪逐步萌芽渐渐发展到公开对抗。
建业的母亲刘丹成，爱子如命，见儿子被人践踏打骂，常痛哭失声。她下定决心，变卖嫁妆首饰，让建业上学读书，以求儿子将来成家立业。脱离牢笼，不再受人歧视和欺负。建业先读私塾，后入县立菁拱小学。为了早谋职业，减轻慈母的负担，一九三三年秋他考入邻水县乡村师范训练班，读这个班既可以不交学费和伙食费，还可以在受训期满后得到一个小学教师的位置。哪知好事不长，邻水县乡村师训班因国民党四川省政府教育厅不予批淮立案而停办，建业于一九三四年秋失学。一九三五年春考入邻水县立中学。受苦多难的母亲的希望，世道的混乱不平，伯父的歧视，堂兄的打骂，都激励和鞭策着建业奋发努力，刻苦读书。他集中全部精力，埋头攻读，进步很快，成绩优异。期末考试语文、数学和英语的成绩，在全班均名列前茅。建业还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喜欢打球和游泳，足球踢得好，篮球为校队--钢铁队的主力队员，练出了一副健壮的体魄和坚韧的耐力。
建业初进中学时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不大关心时事。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用大炮震动了中华民族，惊醒了四亿五千万中国同胞，“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遍及全国城乡，建业在进步同学欧汝钦等的带动下，迅速觉醒，深感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杀我同胞，烧我房屋，国家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秋，作为一个中华男儿不能光读书，必须目光远大，关心国家大事。于是，很快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同欧汝钦、周子成、周平等一道，组织救亡歌咏会，举办抗战壁报社，到城镇乡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从想自立门户，免受个人凌辱，到投身抗日救国，复兴中华的洪流，这是建业思想的质变，也是他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基础。
一九三八年春，周辉(周致远)要去成都找党组织汇报邻水县欧汝钦等青年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要求入党的愿望。就向曾留学日本归来的熊寿琪(中共党员、邻水人)，反映了欧汝钦、许建业等拥护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全面抗战的政治主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熊寿琪同志及时地向四川省委进行汇报，并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底，推荐欧汝钦到川东特别区工作委员会训练班学习，欧在学习中被吸收为中共正式党员。
不久，欧汝钦带着中共川东特委重建邻水县党组织的决定回到县城，分别介绍和发展了许建业、周子成、周平等入党，随即建立起中共邻水县特别支部委员会，欧汝钦任书记，许建业为组织委员，周平任宣传委员。同年九月，欧汝钦调离邻水后，许建业继任书记。
邻水县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的一九二六年，在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就建立过邻水县的各级党组织，领导贫苦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反对地主豪绅，封建军阀及苛捐杂税的斗争，开展学运、军运工作，发动群众进行武装起义，在斗争中党员曾发展到一百多人。后因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加之党内出现叛徒，致使党组织遭到破坏。但党的影响已在群众中扎下根，一待春风吹，百花尽开放。
中共邻水特支建立后，积极加强对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领导，深入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人士，把抗日救亡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并在运动中对积极分子进行培养，根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先后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从而扩大了队伍，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建业是抗战初期邻水县重建党组织的领导者之一。
柳树风格
苍松翠柏，经得起风雨严寒，垂扬细柳能适应各种环境，遍地生长。建业同志，就具有这种坚韧不拔的松柏品质和遍地生根发芽的柳树风格。
从一九三八年年底起至一九四八年初止的十年中，党组织曾多次调动许建业的工作，他都能很快适应环境，熟悉工作，在那里站住脚，生根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共北碚中心县委为了加强重庆地区的职工运动，调许建业到北碚天府煤矿作工运工作。天府煤矿是重庆市工业和民用煤的重要基地，也是重庆产业工人较集中的地区之一。原为民族资本家经营，抗日战争爆发后，官僚资本挤入四川，天府煤矿成为以官僚资本为主体的大企业。该矿设备陈旧简陋，工具落后，生产方式原始，工人在暗无天日的井下劳动，不仅政治上没有人身自由，经济上受尽资本家、包工头的层层剥削，同时由于劳动条件恶劣，工人还经常处于水、火、瓦斯、垮塌威胁之中、许多矿工为此臂断腿折丧失生命，或身患矽肺病不得医治而亡。所以，这里不是“天府”、而是活的“人间地狱”。
建业被党派到“地狱式”的天府煤矿从事工运工作，为争取矿工的合法生存权而斗争，任务是十分光荣的，但工作中困难重重，对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人来说又是非常艰巨的。他迎着困难上，到矿后，以有一百多工人的白庙子绞车站管理员的公开职业为掩护夜以继日地进行工作。一九三八年九月，天府煤矿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一九三八年底，由于党的队伍扩大，经北碚中心县委决定由支部扩大为总支。一九三九年初，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天府党总支又扩大为北川铁路矿区委员会，樊恒才任区委书记。后又改为工区区委，书记刘渝明，许建业为组织委员。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许建业作为天府煤矿的一名管理人员，表面上要执行矿上布置的工作，完成每天以绞车运输煤炭的任务，取得矿上的“信任”，来掩护他在工人中进行的党的工作。这种境况是很不好对付的，但许建业以坚强的党性和满腔的革命热情把工作做得很好，他时刻想着如何把白庙子绞车站一百多工人团结起来，为争取工人的合法权益而斗争，竭尽全力为工人服务。
他脱下学生装，来到工人群众之中，与工人共吃霉米饭，同住阴暗潮湿的矮屋。处处关心工人疾苦。他常挤出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帮助工人拖车装煤，累得汗流浃背。他对工人总是面带笑容，说话和气，他省吃俭用，收入的微薄工资，除缴纳党费和拿出小部分带回家中维持母亲和妹妹的生活外，其余全部接济生活困难的工友。冬天矿方给职员的烤火木炭，他也拿来供大家享用。每当与矿方谈及生产和工人生活等方面的问题时，他总是处处照顾工人的利益。因而，绞车站的工人都把他当成自己人，有事情向他讲，有困难找他帮助解决。
当与工人感情逐渐融洽，打成一片后，他就着手从政治上提高工人的觉悟。他向工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述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如工人为什么会受穷，以及受剥削压迫的原因等，用以启发工人党悟。有的工人常说，我们受穷受苦是命运不好，埋祖坟时没选好风水，“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许建业耐心地以“摆龙门阵”的方式，用苏联和抗日根据地人民翻身解放的实例教育工人，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桩桩事实，使工人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他还在工人中发现积极分子，抓紧培养工作，先后发展了王占云、刘遂川等入党。在对工人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还教工人识字、学算术、唱歌等，深受工人们的欢迎和爱戴。
-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实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随着政治形势逆转，天府煤矿的中外资本家，更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压榨，工人更加痛苦不堪。中共天府党总支决定领导工人同矿方斗争，争取工人的生存权利。建业所在的白庙子绞车站，群众基础较好，党决定以那里为突破口，将斗争引向全矿。
“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许建业等在绞车工人中进行宣传活动，通俗地讲解“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工人们听了很受教育和鼓舞，认识到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就有力量反对资本家，就能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工人纷纷表示:要在“五一”这一天停产休息(实际上就是罢工)抗议矿方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五月一日的清晨，绞车停止转动，站里一片寂静，工人们三三两两去到北碚玩耍，没有多久火车从矿井运来的煤炭堆满了白庙子煤站。绞车站是煤矿运输的咽喉，绞车一停，不但矿井的煤不能运来，河中的船也无法开走。矿方得知绞车站停工，十分惊慌，转运课主任李继高气急败坏地跑来责备许建业说:“你身为绞车站管理员，你管的工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要罢工，这是你的失职!快把工人找回来上班，不然就要全部开除”。
建业见李继高气势汹汹，十分气愤，不紧不慢地道:“李主任，话不能这样说啊，工人走时既没有向我请假，也未说明不上班的原因，当知道停工时，就不见他们的影子了，我有什么失职之处呢?”
李继高见许建业理直气壮，马上软了下来，皮笑肉不笑地说:“好了，好了，不再说那些，刚才我来时兰主任(天府公司煤场主任兰体仁)急坏了。你看嘛!绞车一停煤就堆积如山，快去北碚把工人喊回来开车”。
“那好嘛，我身边只有一个勤杂工，他去可能讲不清问题，你等着，我亲自去北碚说服工人回来上班”。建业慢悠悠地说。
李继高怕许走后，绞车站没人抓工作，更加难办，只同意派勤杂工前往。勤杂工一去不返，直到午后才回来说:“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一些工人，但他们不回来，要我转告李主任，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应该休息，光明正大，谈不上什么开除。如果要大家上班，就发给加班费，否则就不上班。”
一贯欺压工人的李继高，听后气得暴跳如雷连声叫:“反了!反了!”立即将许建业带去见兰体仁。
兰一见许建业就大发雷霆，气势汹汹地训斥许。
建业不慌不忙地说:“兰主任，工人们已说得很清楚了，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世界各国工人都放假休息，游行纪念。你们过去瞒着工人，今年他们从报上看见了，应该让他们耍一天嘛!如果工作需要，就发给加班费。矿方如果愿意发加班费，我马上就去说服工人上班。”
兰体仁拒不答应，双方僵持。一会，绞车司机和部分工人来到兰体仁的办公室，质问兰为什么要侵犯工人的正当权利;有什么理由开除工人。兰体仁强词夺理，以什么“五一”节放假无先例，发加班费公司可能不同意等来搪塞。
工人们毫不退让，坚持不开车，兰体仁无奈，被迫用电话向矿方请示同意发给加班费。在许建业等的具体指挥下，白庙子绞车站工人为争取“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休息权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争得了天府矿区“五一”节放假一天的权利。此后，天府煤矿每逢“五一”节均放假一天，加了班的发给加班费。工人们从此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信赖许建业等工人阶级的带头人。
继争取“五一”国际劳动节休息权的斗争胜利之后，许建业等又为工人们争取生存权开展斗争。一对矿工夫妇患了伤寒病，生命垂危，无钱进矿局所办的医院治疗。工人们见自己的难友面临着死神的威胁，都十分焦急。建业等动员工人弟兄解囊相助，然而，一贫如洗的矿工能资助多少，只能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许建业十分着急，立即找工区书记刘渝明商量，决定向矿方提出，要求给以治疗，挽救工人的生命。可是，剥削成性的资本家却一毛不拔，不予理睬。
许建业等火了，感到求兽不如与兽斗。就把在白庙子绞车站停放了三个月无人过问的三车焦炭卖掉，所卖焦炭费，部份为矿工夫妇治病之用，部份接济其他生活极为困难的工人。经过党和工友们的营救，生病的矿工康复了，感激不尽，表示今后要听许管理员的话，与工人兄弟团结在一起、共同战斗。
卖焦炭之事很快被矿方知道了，资本家暴跳如雷，立即派人到白庙子绞车站查处。矿方代表怒气冲冲地把许建业叫到办公室询问。建业成竹在胸，觉得有工人群众作后盾，一切都不可怕。
“请问许管理员，站上停放的三车焦炭哪里去了?”
许建业慢吞吞地回答:“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资方代表见许建业坚不吐露实情，就将卖焦炭的经过全部摊了出来，然后用敌视的目光盯住许建业。
建业神色自若。理直气壮地说:“既然矿方都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
“你是公司的职员，不但不维护矿方的利益，反而违章卖焦炭，为穷工人办事，是玩忽职守。你去转告生病的工人，叫他赶快赔出三车煤钱来。”
矿方代表的话，激怒了许建业，他反驳说:“工人生了病，本应由矿里出钱治疗。你们见死不救，不但不关心工人，反而逼他们赔钱，应该吗?焦炭是我同意卖的，要赔就扣我的工资吧!”
矿方代表理屈词穷，气呼呼地说:“许管理员，走着看吧!”灰溜溜地回矿里去了。
过了几天，公司贴出布告，要开除那位生病的工人。建业得知后立即与矿区党委负责人一起研究，并秘密召集党员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立刻向中共北碚中心县委汇报，请示办法;(二)向公司当局提出条件，不准随便开除工人，工人生病要给以治疗;(三)公司当局不接受所提条件，就举行罢工。
中共北碚中心县委同意北川矿区党委的意见。工人们行动起来，派出代表向公司提出:收回开除生病工人的成命。矿方不但不予采纳，反而威胁说:“你们如果再要闹事，就全部关押起来。”经过斗争锻炼的绞车站工人，一点不怕资本家的恐吓，决定立即罢工。罢工期间，矿方先以抓“闹事”工人的手段进行镇压，接着又企图以招零工的卑劣手段破坏罢工。建业等及时组织工人控制绞车站和运输工具，资本家的奸计未能得逞。
罢工第四天，矿里觉得再不复工损失太大，态度软了下来，派人到绞车站与许建业谈话，以提拔他为运输股长来进行拉拢。许建业对官位嗤之以鼻，义正辞严地说:“只要矿方答应工人提出的合理条件，复工是可以的，你们可找工人代表交涉，至于运输股长嘛，我不稀罕。”矿方代表没办法，只有找来工人代表，深夜谈判，最后以“不开除生病工人，工人生病的医药费由公司报销，工人的工资部分折合成大米发给，次日复工”等项达成协议。罢工再次以工人的胜利宣告结束。
在天府矿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建业带领工人群众向资本家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它不但提高了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水平，培养和锻炼了一批象王占云、刘遂川、谭培林、刘炳成、刘述洲等那样的工人党员和群众骨干，而且还为后来天府矿区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更广泛的斗争，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一九四O年，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獗，国民党顽固派一面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一面积极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疯狂镇压共产党。独夫蒋介石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逮捕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省军委书记车耀先等多人。接着，又在重庆、万县、宜宾等地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破坏地下党组织，四川顿时乌云笼罩。
建业同志由于在白庙子绞车站多次参与和领导了怠工、罢工，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怀疑和注意，决定由天府路矿公司出面，以调许到总公司工作为幌子，暗中监视，然后秘密逮捕。矿区书记刘渝明从公司内部得到消息，立即向中共北碚中心县委汇报，经中心县委作出决定，迅速将许建业转移，由刘渝明等护送到江边，然后去重庆。
重庆，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中心，是西南最大的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同时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敌我双方针锋相对。斗争非常尖锐复杂。许建业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来到重庆，进行新的战斗。
一九四一年。中国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一月初，蒋介石反动派创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对建业教育极探，使他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和革命的艰巨性，认识到革命要流血、有牺牲。他决心坚持革命气节，听党的话。踏踏实实地工作，革命到底。
“皖南事变”后，我党在国统区的各级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镇压，境况困难。为了保存党的力量，中共中央为国统区党的工作制定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南方局提出“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政策，要求每个党员为党分忧，自找社会职业隐蔽下来，克服重重困难，搞好党的工作。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许建业，遵循党的指示，通过大溪沟小学校长吴小康的介绍，化名许立德，到该校任教。为能长期隐蔽，在工作单位站住脚，他刻苦钻研教材。努力学习有关知识，注意同群众搞好关系。他在大溪沟小学任教时，爱护学生，循循善诱，从不对学生进行体罚。其他老师生病或有事，他主动帮忙代课，同各方面的关系十分融洽，从而掩护了他顺利地进行党的秘密工作。
不久。建业同志得知银行要招考会计，他考虑到银行会计能更好掩蔽自己，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决定去报考。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建业考进了重庆和成银行任会计。到职后，他白天埋头工作，熟悉会计业务，晚上作党的丁作，深夜继续学习会计专业知识，很快成为一名行家，得到银行当局的信任。
这一时期，建业党的关系在川江海员区委，在中共川东特委工运委员王致中的领导下做海员工人的工作，主要是抓民生公司职工的组织建设。为了接近海员工人，开展工作，必须先从交朋友入手。建业利用工余时间，经常到沿江一带海员居住的地区，趁海员上岸喝茶的机会，陪他们坐茶馆，很快结识了不少茶房(船上服务员)、水手、舵工、理货工、轮机工等基本工人群众。在同海员工人的接触中，建业从工人的实际出发，以谈家常、“摆龙门阵”和讲民生公司发展的历史等方式，对工人朋友进行启蒙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剥削和阶级压迫的道理。他讲得生动具体，浅显易懂，效果很好。经过一段时间，建业同海员工人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
许建业十分重视对积极分子的培养，利用各种机会派积极分子打入国民党控制的伪工会，争取为工人办事，或抵销其反动作用。当时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在海员工人中搞登记，建业等趁机把一些海员工人骨干插入水手、舵工、理货、轮机等几个工会之中，有的还当了工会的文书，为工人争取工资待遇，举办福利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建业同志到和成银行后，由于他工作勤恳，品行端正，精通业务，银行老板很快就提拔他，派往阆中县办事处当主任。建业对此十分矛盾，如去工作不方便，要失掉同原有职工的联系;不去又要丢掉社会职业。经请示党组织决定，暂时去了。
一九四二年冬，原来同许建业联系的领导同志突然转移了，许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一贯把党视为慈母的许建业，一旦脱离党的领导，有如流浪的孤儿，心如火焚。他毅然决定向行方提出辞职回重庆寻找党组织，和成银行老板认为象他那样熟悉业务、勤劳工作的人才，十分难得，不予批准。许建业断然自动离职，回重庆找党。
建业回到重庆后，一时没有找到职业，就用原来的一点积蓄维持最低生活。但他不灰心，不气馁，相信一定能够找到同志和组织。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失去党的领导、寻找组织的过程中，他仍然自觉地为党工作，积极深入到原来联系过的各个工厂，与工人交朋友，向工人宣传党的政策和共产主义前途。他先后到第二十一兵工厂、二十九兵工厂、五十兵工厂、天原化工厂和铜元局等厂进行活动，到工人家里去串门，和工人们谈心，工人们都很尊重他，见其生活有困难，就请他到家吃饭，建业同志乐观大方，欣然而去，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工人和家属都赞扬他:“许先生看得起我们受穷受苦的工人，真是一家人。”
一九四三年夏，许建业找到原在邻水中学的同学周致远、周平，谈到自己现在失业，正在寻找党组织的情况，周平立即将此情况向中共巴县中心县委书记肖泽宽汇报，肖又向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于江震汇报，于问答说:“许建业没问题，是个好同志，我们正愁没有找到他，今后就交给你们(指中共巴县中心县委)领导吧。”建业同志找到了党组织，心情异常激动，此后，就在肖泽宽的直接领导下，积极从事工运工作。与此同时，建业同志又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寻找社会职业为掩护。他先后在朝天门粮食仓库和沙湾仓库作会计。当时粮食仓库工作是个美差(有“油水”)，人们常说:“当官不如从粮，从粮不如当仓。”建业同志利用这个职业很好地荫蔽了自己，而且还将所得工资帮助党和接济困难的同志。
建业同志在巴县中心县委名义上虽无领导职务，但实际上却参与了中心县委的领导工作，主要负责重庆的工人运动。他工作作风深入细致，办事认真扎实，很有魄力。为了掌握全市产业工人队伍的基本状况，他废寝忘食地工作，深入兵工、钢铁、化工、纺织系统的一些厂矿，如第十兵工厂(炸药厂)、豫丰纱厂、顺吕铁工厂等进行调查研究，以“读报组”、“读书会”、“生活互助组”等形式，将工人组织起来，向他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讲解革命道理。这期间由许建业直接领导的有十多个党员和近百名工人积极分子。
一九四五年，党派许建业到贵州遵义去了解情况，开辟工作。建业毫不犹豫地带着简单的行装到了遵义，及时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两三个月后，时局发生变化，南方局于江震同志又叫肖泽宽同志打电报通知许回重庆。许建业回到山城后，仍进行工运工作，社会职业为渝工轮渡公司会计。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日战争结束了，人们以为中国从此可以独立富强了。谁知前门去虎，后门进狼，美帝国主义乘机侵入我国，与蒋介石勾结一起，准备发动新的内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筹划还都南京。一些抗日期间从外地迁来重庆的工厂企业，失后关闭，随之东迁;加之美货充斥市场，民族资本家所办工厂商店在竞争中纷纷破产，曾为抗日战争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重庆工人，被大批地解雇、遣散，抛入失业队伍之中，省外工人返乡无路费，川籍工人失业无饭吃，境况十分凄惨。作为重庆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许建业，想失业工人所想，急失业工人所急，积极参与和领导失业工人向国民党当局的请愿斗争，为十余万失业工人争取还乡和遣散费费尽了心血。
在领导重庆工人与国民党蒋介石作斗争中，许建业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注意斗争策略、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他严格要求各厂矿企业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讲究斗争艺术。在对国民党当局，尤其是在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斗争中，要具体分析，分别对待，尽量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要让国民党抓住把柄，以作破坏和镇压的口实。一九四六年大渡口钢铁厂“三.二三”惨案发生后，全厂举行大规模的罢工，要求国民党当局惩办凶手，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建业同志及时到该厂了解情况，支持工人们的正义行动。但他对工人要求成立工会持不同意见。
当大渡口钢铁厂刘家彝等同志汇报到要求成立工会时，建业同志耐心地问:“你们知道国民党的工会法吗?”
“不知道”。
建业说:“国民党有个工会法，规定兵工厂不能成立工会。你们从要求改善工资福利，不准随意开除工人等方面提出条件，是可以的，站得住脚;但要求成立工会，国民党就可借口说你们违反了法律。抓你们工人代表。只要你们条件提得好，《新华日报》就可以发表文章支持你们，其他工厂也可以举行游行示威或罢工来声援。”
建业这么一指点，刘家彝豁然开朗，连声说:“你讲得好，讲得好!过去我们只知道同敌人斗，却忽视了斗争策略，今后一定很好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斗争艺术。”说后，两人会心的笑了。
过了不久，大渡口钢铁厂刘家彝等准备发动工人炸毁百吨炼钢炉，狠狠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刘家彝向他请示，建业同志认为炸毁百吨炼钢炉。一方面敌人可借口关厂，使工人失业，生活无着;另一方面会给我们解放后的建设带来困难。于是，果断地取消了他们的计划，引导他们去炸掉该厂的武器库，这样既可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又可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下旬，北平(即北京)发生美国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的“沈祟事件”。消息传到重庆，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怒火万丈，纷纷集会，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暴游行示威。奴颜婢膝的国民党反动派派出军警特务阻止游行队伍，破坏宣传演讲，殴打革命青年。第十兵工厂工人积极分子刘正黎(一九四七年九月经许建业介绍入党)目睹此景，异常愤怒，情绪激动，痛斥特务，险些被捕。事后，建业对刘正黎语重心长地说:“正黎同志，你的正义感和勇敢精神都是可贵的，但我们现在还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敌人时时刻刻都在注意我们的行动，稍一不慎，就可能被捕，自己坐牢牺牲是小事，对革命事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是大事。”一席话说得刘正黎心悦诚服，表示今后一定做到谨慎细心。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西南地区地下党的钱瑛指示:中共巴县县委与重庆市委取得联系。此后，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将市委工运工作交许建业领导。这个时期，党的任务十分繁重，从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重庆地下党组织基本停止发展新党员，不少积极分子经过五六年的培养锻炼，共产主义觉悟普遍提高，斗争坚决，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决定吸收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入党。许建业根据党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夜以继日地找工人积极分子谈论审查他们的政治态度、社会关系和工作表现，发展他们入党，有的人先后谈话十多次。在军警密布、特务横行的重庆，要找积极分子谈话，必须先找好谈话地点，想好如何避免敌人监视盯梢的办法等等，困难重重，但建业机智勇敢地战胜了种种困难，先后发展了彭吉安、刘正黎、余祖胜、牛小吾、皮晓云等工人入党。
一九四七年十月，钱瑛决定将上下川东、重庆市和部分川南党的组织合并，建立起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川东临委)，由原重庆市委书记王璞改任临委书记。与此同时改组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常委李维嘉，委员许建业(分管重庆工运)。王璞十月从上海汇报工作回渝，将原由中共四川省委工运组杜延庆领导的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关系，也带回交由许建业负责领导。他的担子更加重了。
全国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四川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把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一九四七年十月川东临委建立后，提出了“乡村工作第一，城市为乡村服务”的方针，决定在华蓥山的岳池、武胜、广安、合川、大竹、邻水、梁山和下川东的云阳、奉节、巫溪等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扰乱敌人后方，破坏国民党反动派兵源粮源供应，牵制敌军，配合解放大军入川。川东临委要求重庆党的工作为农村武装斗争服务，支援农村。中共重庆市委积极响应。王璞、肖泽宽、建业同志等为此作了大量工作;(一)毫不保留地选派了一批党性强、密切联系群众，有斗争经验的工运干部下乡，加调谈剑啸、温静涛、刘宗灵、陈静等到华蓥山地区;彭吉安、吕志超赴梁山;卢光特、李汝为去下川东。他们当中有的作军事领导，有的作游击队的政治工作，有的开办小型兵工厂，各得其所，英勇奋战。李汝为等还壮烈牺牲在疆场。(二)积极筹集资金、购买并从兵工厂弄来枪支弹药，支援各地游击武装。建业等同志在重庆工农铁工厂工人的帮助下，弄到了脚踏式车床、钻床和枪械配件;在第二十一兵工厂等单位工人的支持下，搞到一批枪弹原材料;还通过新华机器厂的张佩龙等冒着风险弄到不少手枪弹簧，并亲由去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军火库里搞到重庆制手枪两支，由刘宗灵、潘为民绘成图纸，制成模型。建业等同志的一系列艰苦活动，为在广安创办军械修理所和梁山小兵械创造修理厂提供了条件。(三)为各地游击区提供简单的医疗装备和医药用品。(四)组织重庆部分厂矿企业工人举行怠工、罢工，牵制和分散敌人力量。一九四七午秋至一九四八年春，建业等同志先后指导第二十一兵工厂、重庆轮渡公司、重庆豫丰纱厂、裕华纱厂、中新纱厂和顺昌铁工厂等单位开展怠工和罢工斗争，把重庆工人运动和农村武装斗争有机结合起来，为重庆工人运动的历史和中国工运史写下了新的光辉篇章。
品德高尚
建业同志不但忠于党的事业，而且为人光明磊落，品德高尚。他在对待工作、生活、同志、家庭婚姻诸问题上，总是以党的利益为重，把革命工作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他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和待遇。自从入党后，他心里想的是为中国人民翻身解放，把自己献给党，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不讲条件，不计享受。为了找到党，他放弃个人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自动辞去和成银行阆中办事处主任;在寻找社会职业上，总是以对党的工作方便，对党有利为前提。
他为人耿直憨厚，说话坦率，对待同志亲如家人。他生活简朴，一年四季都穿普通蓝布长衫，省吃俭用，却把节余下来的钱用来接待战友和接济困难的同志。与建业接触过的同志无不赞扬他的热情和厚道。一九三九年十月，党组织派刘渝明到北川矿区担任区委书记，他先到白庙子绞车站与建业接头。两人从未见过面，但一对上接头暗语，建业就几乎跳了起来，激动地说:“听说你要来，我们一直盼望着……。”初相见就给刘渝明同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刘渝明同志一时找不到合适住地，在建业那里住了几月，建业从各个方面细心关照，使渝民同志能很好地开展工作。听说同志或工人群众生病遇到困难，建业总是慷慨地解囊相助。第十兵工厂工人吴伯勋生病，他知道后，立即委托彭吉安带着水果去代他慰问。在同志接头谈工作或个别谈话时，多是建业招待喝茶和吃饭，不让他人破费。一九四八年春天，豫丰纱厂女工牛小吾在一个茶馆里向建业汇报工作。她知道建业当时失业经济困难，主动付了茶费，并招待吃了一顿较丰富的午饭。建业当时不便推辞，但后来许在和她谈心时亲切的说，“小吾，你是个工人，整日辛苦，收入微薄，应节约开支，前次我们中午吃饭还可简单些，我们要艰苦朴素，争取早日胜利。”牛小吾听后十分感动，至今谈起仍热泪盈眶。
建业对同志要求十分严格，实事求是。他认为，一个革命者有缺点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是否改正，不然会给革命造成损失。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同志为了掩护自己，生活上有点过分，建业及时找他谈话，恳切地指出:“为了掩护自己，有时装得花色一点，必要时应付一下场面，都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注意，这样做只是为了对付敌人，可不能上了瘾，不要忘了我们是一个共产党员!”这表现了建业同志的思想高洁。他言简意赅，及时地引起那位同志的重视和改正。另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方针理解不全面，以为“荫蔽”“埋伏”就可以不干党的工作了，消极等待形势的好转。建业及时提醒他说:“党的‘十六字’方针是积极的，是为了防止国民党破坏党的组织和同志遭到杀害，它不是消极的。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在社会职业的掩护下，积极为党工作。”他不只对同志这样要求，自己更是这样作的。他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他作风民主，勇于自我批评。他个性有时急躁，考虑问题不周到，一经同志提出，就虚心接受，认真改正。
建业在对待家庭、婚姻问题上更是品德高尚。建业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因此他十分尊敬年老的妈妈，对妹妹也非常喜欢。他生活节俭，想尽办法奉养母亲和供给妹妹上学。可是，当党组织一旦需要他离开家乡赴重庆工作时，他毫不犹豫，立即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他认为，为了千万个妈妈能老有所养，终有所归，必须暂时离开亲生的母亲，到党需要的岗位上去战斗。他妹妹许菊芝几次来重庆看望哥哥，建业总还挤出繁忙的时间细心照顾。为其治病，买布作衣服，临走时，再三嘱咐:“我们的父亲死得早。母亲守寡多年，现已年老，望你在家多照顾她，把作子女的责任担负起来。”他在给妈妈的信中说:“威雅(指母亲):您老人家不要担心我，儿在外面生活得很好，工作得很有意义，儿会给您争气的。”
建业一心扑在党的共产主义事业上，很少考虑恋爱、结婚的问题，直到二十八岁牺牲，连恋爱对象也没有一个。是许建业不懂爱情吗?不!是没有人喜欢他吗?也不是。他在银行作会计期间，与他相对而坐的一位女职员，见他品行端正，工作认真，业务熟悉，又不吃烟、喝酒、赌博，而且对人诚恳，打心里喜欢他，主动寻机会与建业接近，表示好感。但许以革命重任在身。革命尚未成功，不是考虑个人问题的时候，婉言谢绝了那位女职员的好意。
一九四七年底，原由江竹筠领导的一位女同志，转由建业领导，担任建业的联络工作。为了掩护，常扮成象谈恋爱那样亲热，一起吃饭，一块喝茶，借以交换情况，传达指示。建业虽对这位同志在思想上有好感，象对待小妹妹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同志间的感情极深，但他仍以革命重任在身从未对她流露过超过同志界限的想法和感情。解放后，这个同志回忆说:“老许与我一起工作过一段较长时间，经常接触，我觉得他老练持重，对党忠诚，严肃而亲切，题外话不多。他作风正派，思想高尚，对我十分关怀，教育鼓励我迅速成长。我非常尊敬他，视他为长辈。他牺牲后，我十分悲痛，每年当他牺牲的日子，我都要默颂‘英勇，英勇，你英勇地抛去了头颅，……人民将永远怀念你’的歌词，以此吊唁。”可见建业高尚的情操在同志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钢筋铁骨
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中原、西北、东北、华东、华北诸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工人罢工，教员罢教，学生罢课，农村民变四起，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重新结合起来，展开了积极的斗争。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委，为了配合全国解放，进一步加强了各方面的工作。继《新华日报》被迫撤离之后，地下党又办起了《挺进报》，把党的政策和解放区战场的胜利消息传给山城人民。
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进行垂死挣扎。
四月初，军统特务机关逮捕了建业直接领导的任大哉，逼其交出组织和领导者。任充当叛徒供出叫老杨的领导人。
四月四日，军统特务头目季缕等带着任大哉象饿狼似的扑向任原来与许键业曾接过头的一些地方。进行搜捕。当天，许建业正约共产党员高震明商谈工作，初在较场口一茶馆内，许很警惕，觉得此茶馆当街临市，情况复杂，怕出问题。他们俩即另去一条馆，许仍觉得不安，向高震明提出，要高找一个隐蔽安全的接头点。高震明经过反复考虑，没有合适的地方。最后，他们到磁器街嘉阳茶馆坐下，一面吃茶一面摆谈。不一会儿，任大哉同几个陌生人一道鬼鬼祟祟地出现在茶馆门前，许见任神态不正常，有感事情不妙，立即暗示高震明迅速离开，高装着上厕所，从后门走出。许建业被叛徒指认，未能脱身，不幸被捕。
建业被捕后，很快惊动了重庆的各特务机关，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立即驱车前往老街三十二号慈居(军统特务秘密机关)，命令二处各课作好审讯布置。当日傍晚，特务们把化名“杨青”的建业带进徐远举的办公室。徐远举这个参加军统近二十年的老牌特务，阴险狡猾，凶狠毒辣，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牺性在他的屠刀之下，一些意志薄弱者被他威胁利诱而成为可耻叛徒。他用安抚与刑讯，金钱、官位和死亡威胁交替的办法对付革命者，只有意志坚强的钢铁汉才能冲破他设置的“鬼门关”，建业同志就是这样铮铮作响的钢铁硬汉。
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见这位身穿蓝布长衫，身材魁伟的年青人毫无畏惧的站立在办公室的中央，神情自若地望着窗外，觉得对付此人不能掉以轻心。他假意请许建业坐下，然后说:
“你叫杨青吗?”
“不错。”
“干什么职业?”
“做生意。”
“不，你不象做生意的。年青人，你应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徐远举脸上露出奸笑。
“我是生意人，这就是实话。”许建业不慌不忙地说。
徐远举沉不住气了说:“我知道你是共产党，必须交待出你们的组织、同党和领导人。”
建业一听“交待”“同党”，气涌心头，沉住气说，“我们做买卖的，只晓得将本求利，赚钱谋生，不懂什么叫共产党。”
徐远举见建业守口如瓶，只得摊牌说:“你真的不讲吗!那好，我叫一个人来与你见见面。”他一按电铃，叛徒任大哉立即走进办公室，勾着脑壳，龟缩在一旁，胆怯地低声说:“老杨。他们都知道了，你就讲了吧!”
建业一见叛徒任大哉，怒火万丈，骂道:“劣种，可耻叛徒!”然后面对徐远举冷冷一笑。
徐远举的审讯成了败局，只得草草收场。
徐远举不甘心失败，决定对许建业采用刑讯逼供，妄图用皮鞭、棍棒来撬开建业的嘴，达到破坏地下党组织的罪恶目的。
夜里，建业被几个凶神恶煞的刽子手绑进刑讯室。室内阴森恐怖，灯光微弱，寒气逼人;四周墙上挂满了麻绳、带钉棍棒、钢心皮鞭;屋中间摆着老虎凳、电刑坐椅……。
面对着刑讯室里的一切。建业巍然站立。重庆行辕二处二课课长、军统特务头目陆坚如、二处渝组组长雷天元、渝组副组长王仁德同时出马。
许建业面对凶残狠毒的特务，怒目而视，一声不吭。
陆坚如先是耐着性子，装出和缓的样子说，“杨先生，徐处长给你讲得很多了，有的问题你们的人都说了，何必还要隐瞒呢。希望你将领导人和组织交出来，这样对你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既然叛徒都给你们讲了，还来问我干什么?”建业以鄙视的口吻说。
陆坚如带着威胁性地说:“你不要嘴硬，现在你已失去了自由，只有交出组织和同党才能重新获得自由，那才是唯一的出路。”
许建业斩钉截铁地说:“少罗嗦，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陆坚如见许建业态度强硬，进一步威逼说:“到了我这里就不由你不讲。放明白点，好汉不吃眼前亏。”
“你的意思不外乎要动刑，就是杀头我也没什么可讲。”许建业刚毅地回击。
此时，陆坚如凶相毕露，猛击桌子吼道:“给我吊起来!”话声刚落，几个刽子手立即将许建业捆绑起来，反吊在屋中大梁上。建业头-豌豆似的汗珠直流，但他咬紧牙关，忍住剧痛，不叫不哼。几个特务手执皮鞭、棍棒，边抽打边问:“说不说?”许仍以“无声”对抗。刽于手们声嘶力竭地狂吠一阵之后，无可奈何，只好将建业放下。这时，建业的手脚已严重损伤，他昏迷过去，坚强地战胜了敌人的第一次酷刑。
绝灭人性的军统特务，不让许建业有喘息机会，待用冷水将许泼醒后，又绑上刑椅。刽子手包树成举起大号白铁水好，向许建业鼻孔猛烈冲灌。带刺激性的水冲入鼻孔，呛入气管、肺部，痛如针插刀绞，们建业一声不响仍然以极大的毅力战胜了敌特的第二次酷刑。
敌人两次刑讯失败后，对建业使用了更凶残的毒刑。他们将建业绑在“老虎凳”上。这是一种既原始又残酷的刑具，它可以使人脚骨折断，瘫痪至残。垫到第三块砖时，建业的膝盖骨吱吱作响，他又昏迷过去。敌人用凉水将其泼醒后，又加砖头，建业再次昏迷，但建业仍未吐出一字半语，充分显示出他“宁可筋骨断，意志绝不屈”的共产党人的大无畏气概。
经过一整夜的折腾，敌人一无所获。特务头目陆坚如恼羞成怒，对许建业歇斯底里地狂吠道:“你再不说，我就叫你皮肉分家，死尸不全。”
这时建业已是遍体伤痕，精神不支。但一听陆坚如的狂吠，立即挣扎起来以仇恨的目光怒视陆坚如，高声喊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就是我要说的;其他任何事情你们都休想知道!”敌人智穷力竭，只有灰溜溜地收场，结束他们的酷刑审问。
三次毒刑未撬开许建业的“嘴”，但敌人仍不甘心失败又变换手法，设下了更阴险毒辣的陷井。
建业被押进牢房，满身伤痕，独自一人躺在潮湿的地上，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敌人的凶残，叛徒的丑恶嘴脸，越想越气愤;但他更为焦虑的是:组织是否遇破坏，战友是否已转移。
这时牢门打开了，看守陈远德端来一碗水走到许的身边，装着十分热情的样子说:“杨先生，你受苦了，喝碗水吧!”一夜的酷刑使许建业嘴唇破裂，口干舌燥，水成了及时雨，他警惕地打量着陈远德，没有吭声。中午。陈远德又送来牢饭，主动地向许建业述说他的“身世”，说他家住农村，是贫农，被拉壮丁才出来当兵的，建业仍然半信半疑。傍晚，陈远德又端来饭莱，表示愿意帮助建业做点事情。
伪装进步的陈远德三番五次的“关心”，蒙骗了许建业。他想到自己已不幸被捕，个人生死是小事，但所保留的党内文件和同志们的入党申请书，要是被敌人搜去，问题就大了。一定要通知有关同志将它毁掉，以免落入敌手。信怎么能送得出去呢?看守陈远德也许可以利用，他提出用付给三千万元酬金和介绍职业为条件，要陈送一封信给电力公司的刘德惠(党员。志诚公司董事)。这条披着人皮的豺狼，立即满口答应。将许写的信迅速送给主子徐远举。徐远举立即派特务小头目雷天元、左志良等，包围许建业工作的志诚公司，在建业宿舍床下的箱子里搜出了一些同志写的入党自传，一张海棠溪军事略图，一些工厂的资料和大批照片。敌人根据线索又先后逮捕了余祖胜、皮晓云、牛小吾等同志。
敌人从志诚公司的搜查中得知许建业是重庆地下党的重要人物，但不知道具体职务和真实姓名。四月六日，徐远举再一次审汛。建业仍横眉冷对，一字不吐。徐远举以陈远德送信事件要挟建业。建业得知由于自己不慎，上当受骗，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他悲愧至极，悔恨不已，以头碰壁，准备一死来弥补自己造成的终身大错。由于敌人阻拦未遂，头部重伤，血流满面。
四月九日，敌特在志诚公司诱捕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十五日又在北碚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逮捕。这两个软骨头，在敌人的威逼下，为了保命先后叛变。他们供出许建业的真实名字和党内职务。敌人对许建业施以更重的毒刑，妄图从他的口中得到还未得到的重要线索。但建业同志坚贞不屈，毫不动摇，有关组织和同志的事，他半个字也不吐露。残酷的毒刑都用尽了，特务头子徐远举气极败坏，大声咆哮:“你真的还不说，我们有四十八套刑罚，你受得了吗?”“管你四十八套，八十四套，都拿出来吧，怕了就不是共产党员。”建业浩然正义地回答。
徐远举的劝降和酷刑都没有使许建业屈服动摇。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共老手、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决定亲自出马，他装成一副笑脸，先请许建业坐下，然后开口说:“许先生，恕我来迟一步，竟把你弄成这个样子。”建业十分警惕，他怒目而视，不发一言。朱绍良接着说:“不过，许先生，你也太任性了，希望你能与我们合作，共建国家……”未等朱说完，建业立即回答说:“哼!别来这一套，同你们没有什么好讲的，快送我回监狱!”朱绍良仍大谈其反动的人生哲学和金钱、地位等，妄图以他的地位担保，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劝许建业归顺国民党。建业越听越愤怒，面对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国民党西南地区的头号敌人，怒骂:“无耻之尤!你们不懂得共产党人的心灵，我们把官位、钱财视如粪土。你要杀就杀，少讲废话。”朱绍良再也忍耐不住了，高喊:“给我拉出去!”朱绍良劝降阴谋也破产了。
敌特所有招数都使完了，只得将建业同志押到渣滓洞监禁。建业同志全身浮肿，下肢瘫痪，两手不能直伸，不能行走，只得由看守抬到二楼五号囚室。敌人为了进一步摧残建业同志，又给他带上沉重的脚镣手铐。刑具能使革命党人的身体残废，但也能磨练和考验革命党人的意志和毅力。建业来到渣滓洞监狱，见到了同志和战友，喜、怒、悔、恨汇合在一起，他向大家投以亲切的目光，表示致意。难友们见许建业血迹斑斑，更加憎恨敌人，崇敬建业同志，尤其是他曾领导、培养过的同志，在狱中相见更是倍感亲切，纷纷表示要向建业同志学习，建业便利用各种机会，沉痛总结自己丧失警惕的教训，鼓励战友不畏强暴，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念，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豫丰纱厂青年女工、共产党员牛小吾、皮晓云在放风时经过建业同志的囚室，建业把她俩叫到门口，亲切地说:“在关键时刻才能认清一个人，不管他们怎样卑鄙出卖了革命同志，叛变了革命，我是要坚持到底的。……你们可能出狱，也可能不能出狱，不管怎样，你们要坚持革命到底!”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坦荡胸怀，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肝胆照人!
在渣滓桐监狱里，敌人又数次对建业同志用刑，但仍一无所获。敌人绝望了，准备下毒手了。一九四八年七月，徐远举签报朱绍良和蒋介石:对许建业非杀不可，原因是:(1)许建业是个硬汉，根本无诱降的余地;(2)不杀许建业，不足以瓦解地下党的组织;(3)许建业在监狱中要起作用，发生影响。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清晨，一辆美式吉普，急驰渣滓洞监狱，将建业和梁山地区我党军械修理厂负责人李大荣同志押到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军统特务头子、军法处处长王郁芬开庭“宣判”，处以死刑。
杀害许建业、李大荣同志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多人民群众沿途围观，目送英雄奔赴刑场。建业和大荣两位烈士在刑车上身戴刑具，昂首挺胸巍然屹立，沿途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场面极其悲壮，目睹者均为之动容，后在浮图关刑场英勇就义。
许建业烈士被杀害的噩耗传到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囚禁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难友们悲痛万分，不少同志洒下了崇敬的眼泪。纷纷表示，要向许建业烈士学习，坚持狱中斗争，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把牢底坐穿。继续战斗在山城的同志，他们一致以建业同志为榜样，工作更加积极奋发，决心尽快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尽早解放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重庆人民怀念建业同志。一九五O年，重庆市人民政府追认许建业为烈士。每年，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学生，手执鲜花去烈士墓吊唁、缅怀革命烈士，学习先烈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崇高品德。
建业同志是党的好儿子、好干部，工人阶级的钢铁硬汉。他的光辉一生将永远载入重庆工人运动的光辉史册，他的革命精神和高洁品德将永远留在人们心间。
建业烈士英灵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