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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主道章宗祥旧居:被打成名的章公使-搜狐文化频道

原民主道章宗祥旧居:被打成名的章公使

来源:天津网-城市快报 作者:马樱健
2011年01月26日15:47

从民主道西端望去,当年的十九号不知是哪一幢


章宗祥与妻子陈彦安

原民主道

章宗祥旧居

章宗祥

(1879-1962)字仲和,吴兴(今湖州)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明治大学法科。辛亥革命后,历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及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兼农商总长等职。1916年6月出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参与“西原借款”和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谈判。“五四运动”时遭到群众痛打,后被免职。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1962年10月1日在上海病逝。

章宗祥在天津的旧居曾经登记为“意租界二马路十九号”。根据路名新旧对照,“意租界二马路”就是今天的民主道,然而当年的十九号小楼究竟是哪一幢,却已经无法对照。

纵观章宗祥的一生,他在天津居住生活的时间其实并不多。有资料记载,章宗祥1916年赴日出任公使,那时候他是带着家眷一起出洋的,待到三年后归国述职时,他的家人不愿同往北京,于是章公使先到天津安顿好家人,才独自一人赴京述职。

也许章宗祥赴京前对“五四”那天被痛打的“噩运”已经有所预感。

南洋公学首批留学生

章宗祥出生在一个仕宦家庭,三岁时母亲早逝,五岁的哥哥跟随父亲成长,而他则一直由姨母抚养。章宗祥少年时代的记忆主要集中在以姨母为中心的生活圈子里,在他晚年的自述回忆中可以看到,章宗祥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受到姨母的深刻影响。

在章宗祥的回忆中,“姨母抚余若亲生,爱惜备至”。这位姨母是章宗祥生母的亲姐姐,早年守寡,膝下无子,恰巧妹妹早逝,便承担起帮妹妹抚养幼子的义务。章宗祥跟随姨母居住,与外祖父家的同辈表兄弟一起读书。

章宗祥后来考上了南洋公学,据他晚年回忆,那一年他十七岁。在南洋公学读书期间,他认识了姑苏女孩陈彦安,后来陈成为了他的妻子。在南洋公学读书期间,章宗祥学习成绩应该非常突出。因为在1898年,南洋公学选派了六个学生赴日留学,那是南洋公学的首批留学生,这六个人分别为:杨廷栋、富士英、杨荫杭、胡礽泰、章宗祥、雷奋。六人当中的杨荫杭就是钱钟书夫人杨绛女士的父亲。杨绛曾回忆父亲杨荫杭 “藏有这位朋友(指章宗祥)的一张照片,每次看了总点头喟叹说:‘绝顶聪明人……’言下无限惋惜”。

章宗祥赴日那一年刚刚十九岁。他的姨母虽是旧社会的妇女,却对外甥出洋留学非常赞同,希望他能够早日学有所成。章宗祥对姨母的开明和支持非常感激,他学成归国后即到北方参政,每每希望姨母也能迁居北方,以尽报答之心。但姨母以患病为由,迟迟不愿动身,直到1907年忽然患痢疾去世。姨母的突然去世,让章宗祥非常难过,至晚年常感叹:“受抚养十余年,未得一日抚养,终身之恨也。”

章宗祥未能报答姨母的养育之恩,就加倍照顾姨母的过继儿子钱昌熊。1916年章宗祥出使日本时,把这位表弟带到日本去读书,1919年归国后,担心表弟留在日本无人照料,又带他同行归国。章宗祥居津期间,表弟钱昌熊忽患猩红热,最后竟不治身亡,章宗祥“悔痛无他策”。从这段记忆来看,章宗祥在“五四”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是居住在天津的。

亲日媚外的“亲善”大使

有资料称,章宗祥的发迹,一方面因为他在日本的确学有所成,另一方面则是靠着妻子陈彦安的周旋疏通。陈彦安是姑苏人,曾在上海女学读书,章宗祥当时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两人在上海邂逅倾心,后来陈氏到日本与章宗祥订下了婚约,归国后两人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陈彦安善于交际,看到归国后的章宗祥在事业上久久未见起色,便主动拜会各方面政要的夫人们,以便疏通门路。后来陈彦安结识了载振夫人,因为聪明伶俐,又有见识,被载振夫人认作干女儿。通过载振夫人的这层关系,章宗祥得到了庆亲王奕劻的举荐,而进入民政部当差,从此发迹。袁世凯任民国总统时,章宗祥出任大理院院长,后来改任司法、农商总长。袁世凯筹办帝制,章宗祥也在奔走效劳,后来见帝制无望,才改投到段祺瑞门下。段祺瑞第二次组阁时,他仍然出任司法总长,随后远赴东洋,继陆宗舆之后,出任驻日公使。

1916年章宗祥初到日本,便遭遇棘手的“郑家屯事件”。章宗祥代表段祺瑞政府以“弥补中日之间的裂痕”为己任,竭力要与日本建立所谓的“友好关系”。经章宗祥出面与日本方面多次密谈,达成了著名的“西原借款”。史料记载,在章宗祥的经手下,段祺瑞政府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共借了八次款,总额达到1.45亿日元。通过“西原借款”,段祺瑞政府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在八次借款中,由章宗祥亲自签字的借款有:“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元,“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2000万元,“参战借款”2000万元。而“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是以出卖山东路权为代价的,直接酿成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后果。

痛打章宗祥的前前后后

1919年,章宗祥从日本回国述职。他的夫人不愿同他一起进京,于是他把家人安顿在了天津,然后独自一人进京,住在曹汝霖的家里。2009年北京档案馆公开了一批档案史料,其中包括“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前后知情人的口供记录。在这些文字记录中,章宗祥被爱国学生暴打的那一幕穿越了近百年,再一次在人们面前清晰起来。

曹汝霖家的总管张显亭清楚记得,“主人(曹汝霖)那天下午3点多钟同章公使(章宗祥)由公府(指总统府)回家,学生4点多钟到的。砸进门来把章公使打了。我家老太爷挨了几下,我主人藏开了。”而曹家的管家燕筱亭则证实,曹汝霖闻听“学生们要闹事”,在家与章宗祥、日本人中江、警察总监吴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对付学生。曹汝霖听到学生的叫骂声后,立即从后门溜出来,乘乱换上便装,又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章宗祥则躲在地窖里不敢出来。

这时候,有学生点燃了曹汝霖的书房,一听到有人喊“起火了”,章宗祥从地窖里跑出来,没想到迎面遇到了一群学生。曹汝霖的管家燕筱亭回忆:“我又走到地窖不见了章公使。我家老太爷被他们打着。我叫巡警把老太爷送后门,前门是走不了啦。我又去劝太太出来,学生们把章公使都打坏了,这是我见的实在情形。听宅里的李妈说章宗祥听见着火,往东跑了,学生们看见说这不是曹汝霖,拥来把他打了,正打时,东洋人中江走进来脱帽行礼说,你们要打就打我。”

燕筱亭后来扶着被打得浑身是血的章宗祥从东院逃出来,躲进了一间卖烟酒的东祥成杂货铺。杂货铺老板后来证实,那天下午4点多钟,有个30多岁的白胖子(燕筱亭)扶着身着汗褂、浑身是血的人走进店里来,要求“躲避躲避”。章宗祥躲在杂货铺后面的柜房里,学生们进来,燕筱亭拿了章宗祥的名片出去,学生看见不是曹汝霖,就退了。后来又陆续来了很多学生,把杂货铺围了起来。愤怒的学生拖着章宗祥的腿到街上,燕筱亭在现场“拦也拦不住”。5月4日当天,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平山远出具了章宗祥伤势的证明: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

章宗祥从此再也不敢涉足政坛半步。1920年他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后来迁居青岛。抗战胜利后,有人曾在上海看见年过六旬的章宗祥在城隍庙前摆一个写字的小摊子,为他人代写书信。新中国成立后,章宗祥为政协撰写了一些文史回忆资料,1962年他在上海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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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本报记者 马樱健 摄影记者 王建一

(责任编辑:张天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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