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后，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重要职务。他虽然没能和党中央一道参加和指挥中央红军的长征，但是，他受党中央重托，直接领导了起到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作用的红六军团西征行动;在中央红军长征最艰难的时刻，和贺龙等一道，率领红二、六军团浴血奋战，调动和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他和贺龙等一道策划和指挥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长征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积极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的大会师和整个长征的胜利结束。他在红军长征史上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一 临危受命，率部西征，起到了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作用
1934年7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日益危急，中央红军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没有可能。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了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中央在派出由红七军团和红十军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远征的同时，于7月23日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下达了红六军团准备突围的《训令》:“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训令中说这个决定的目的:“(甲)六军团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行动……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及战略上的重新布置，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
但在这个训令中对红六军团实施战略转移的意图并未全部透露。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说:“在这个电报中，中央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有说明，后来我们从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说:“当时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并没有说明我们是作为长征的先遣队出发的，只是要求我们每日必须将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总部……我们才知道总部完全是按照我们前进路线走的……红六军团实际上是担负了长征先遣队的任务。”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训令还明确规定任弼时为红六军团西征的最高领导者:“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肖克、王震三人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任弼时受命于危难之时，以革命为重、大局为重，坚定地执行中央和军委的命令，立即进行了周密的西征准备。
8月7日，红六军团9000多将士，在任弼时为首的军政委员会领导下，开始了英勇的西征。8月11日胜利地突破了8个多师装备精良的敌人重围，在敌人的战略西线打开了缺口。敌人措手不及，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蒋介石急令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及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派出主力部队联合出击，追歼红六军团。这之后的近80天，任弼时和军政委员会率红六团在湘、粤、桂、黔4省敌军的围、追、堵、截和自然界的无数险阻中，浴血奋战，纵横5000多里，历尽千辛万苦，付出重大代价--全军减至3300多人，终于于10月24日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侦察、开路的先遣队作用。
任弼时作为红六军团西征的最高领导者，为红六军团西征的胜利、为完成红六军团的战略任务作出了卓越贡献。
二 统一两军行动，策划湘西攻势，策应中央红军初期的战略转移
红二、六军团的胜利会师，结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及以后发展湘鄂川黔边区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会师后，两军虽然没有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但实际上形成了以任、贺、关为核心的集体领导。这期间，任弼时团结两军团领导人，在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明确目标下，灵活机动地贯彻中央指示，大胆决策，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军事才能。
(一)根据实际情况，向中央建议两军联合行动和改变进军目标。
两军团会师前后，中革军委曾两次来电，要求“二、六军团仍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任弼时和两军团领导人经过多次研究商议，反复向中央建议“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在敌我及地方条件下，我们建议红二、红六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支队……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的力量对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胜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在进军目标上，中革军委10月22日曾电令红六军团“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两军团领导人25日致电军委，也是准备按军委指示行动，但到南腰界后，任弼时和两军团领导人再次研究认为:乾城、凤凰等地是“湘西王”陈渠珍的老窝，“武装多且极强，经常可动员万人”，红二、六军团去后，活动很困难。而湘西的永顺、桑植、龙山、大庸一带属湘鄂川黔边界地区，敌人兵力不多，战斗力不强;共产党的影响较大，红二军团曾长期战斗过，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同时，向湘西进军的胜利，能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达到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目的。故决定两军集中去湘西。
(二)加强红二军团党的建设，派出红六军团得力政工干部到红二军团，恢复和健全红二军团的政治机关。
红二军团由于夏曦的错误领导，曾一度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4名党员。会师时，4000多人，只有200多名党员，个别连无支部，连指导员及军政治部最近才调整齐和建立。为适应紧迫的战略任务要求，任弼时从大局出发，和两军团领导人协商后，果断地决定:“以原六军团政治部为二军团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政治部……另从六军团调一批同志和4个总支书，设法建立两个师政治部，迅速的普遍建立支部。”并陆续启用了被错误处理撤职的干部，恢复了被错误开除出党的党员的党籍，加强了党支部的建设。
(三)整编两军团。
任弼时和两军团领导人根据两军团集中进军湘西的方针和二军团干部缺乏、六军团大量减员的实际情况，报中央同意，整编了两个军团。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任弼时亲自兼任政治委员、原红三军政委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原六军团参谋长李达任参谋长、原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师，原六军团的方理明、袁任远分别任师政治委员;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下暂缩编成3个团。
经过上述战略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后，任、贺、关及肖克、王震率红二、六军团于1934年10月底发起了著名的湘西攻势，并一举攻下永顺县城，取得了十万坪大捷--歼敌两旅、俘敌两千余人、缴枪2200多支，随后又相继攻占了大庸县城、桑植城，进袭辰州(沅陵)，包围常德，占领桃源，游击益阳，进而威胁长沙。吓得何键急令正在湘南截击中央红军的3个师，兼程北调，回援常、桃，并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
湘西攻势的伟大胜利，是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不避违背中革军委指示之嫌，根据实际情况多次向中央要求两军联合行动及进军湘西的结果，“给了湖南敌人和进攻我中央野战军的敌人总后方以很大的威胁，有力地配合了野战军的行动。”达到了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战略目的。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最有决策权的主要领导者，既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又在具体行动上采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把两个来自不同战略区的军团紧密团结在一起，为策应中央红军初期的战略转移作出了贡献。
三 割据湘鄂川黔，调动牵制敌人，减轻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压力
湘西攻势的胜利后，红二、六军团占领了位于湘鄂川黔边界的永顺、大庸、桑植3县及龙山、保靖、慈利县各一部分的广大地区，并决定在这里创建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发出第一号《通知》宣告:“在湘鄂川黔边成立新的临时省委，为这个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以任弼时同志为省委书记……贺龙同志为军区司令员，任弼时同志为军区政治委员。”任弼时受党中央重托，又担起了割据湘鄂川黔边、创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重任。这以后的近一年时间，任弼时领导湘鄂川黔省委及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建立各级政权、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进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和组织地方武装、广泛地进行战争动员、组织军事行动并取得了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在领导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任弼时始终牢记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这一战略任务。他清楚地知道:湘鄂川黔的斗争搞得越好，就越能调动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起到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作用。他指出:“我们这块苏区在整个战线上是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是靠近反动中心的武汉和长沙，是整个战线上一个前沿阵地，同时又是进攻中央野战军和四方面军主要敌人的侧后方。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巩固这个新阵地……大踏步的开展这块苏区，牵制分散敌人，袭击敌人的后方，来动摇敌人的整个阵势，直接帮助野战军和四方面军迅速取得决战的胜利。”“在这配合各方战线决战当中，我二、六军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迅速粉碎敌人对我们的大举进攻，争取粉碎五次‘围剿’的全部胜利。”
1935年8月，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红二、六军团经过半年多的转战，胜利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六路“围剿”。在整个反“围剿”战斗中，红二、六军团共吸引和牵制了敌军86个团、10多万人，歼敌2万多人，其中俘敌8千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特别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形势非常危急的情况下，破坏了敌人全力追击中央红军的计划，起到了策应中央红军穿插于云、贵、川边的重大作用。任弼时曾对“胜利的意义”作了高度概括:“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独钳制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了过来，使中央野战军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及进攻中央苏区、湘赣和湘鄂赣苏区的敌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过来。这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的。”
四 审时度势，决策突围，领导红二、六军团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
红一、四方面军长征之后，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发展就成了长江以南--中国南部革命运动最重要的柱石，对红一、四方面军的配合作用和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威胁都很大。因此，1935年8月，蒋介石利用湘鄂两省敌军六路“围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六军团的行动失败后，立即加紧部署，集结了22个师又5个旅，计130个团20多万部队，加上地方武装，共约30万之众，对红二、六军团及湘鄂川黔根据地发起了更加疯狂的“围剿”时，红二、六军团总兵力只有4个师12个团近2万人，加上地方独立团、游击队，亦不及敌军的十分之一。10月下旬敌人完成了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堡垒封锁，红二、六军团能够活动的地域在一天天缩小，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六军团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情势日益危急。
任弼时与贺龙等审时度势，果断地作出主动撤离被敌人以堡垒层层封锁、且包围圈越来越小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突围远征的正确决策。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17000名将士，从桑植县刘家坪、瑞塔铺等地突围，开始远征。以后的长达近一年时间中，任弼时和红二、六军团的将士们，转战湘、黔、滇、康、川、甘、青、陕、宁……行程两万余里，经历大小战斗110多次，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和雪山、草地的艰难险阻，付出了共减员1万几千人的代价，长征结束时还有12000余人，为中国革命保住了一支生力军，胜利地成功地完成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
任弼时作为这支部队中党的最高领导者、主要决策人，在与中央中断联络的特殊情况下，与贺龙等一道，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作出长征的正确决策，并领导这支部队取得了伟大胜利，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如贺龙所说:“这一切成就都是与任弼时同志的领导及其艰苦深入的工作密切不可分离的。”
五 是非分明，反对分裂，积极促成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甘孜。为此，和红一方面军一起在陕甘的中共中央发了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
会师后，朱德、刘伯承向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介绍了张国焘的反党行径和党中央同张国焘斗争的情况。任弼时及贺龙等对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极为愤慨，毅然站在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上，从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愿望出发，坚决而又有策略地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展开了斗争，大大增强了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力量。
张国焘妄图控制红二、六军团，以继续对抗中央，他向红二、六军团派“工作组”，煽动对党中央不满，散发反对党中央的文件，任弼时进行了坚决抵制，并给甘泗淇写信，要求对张国焘发来的文件一律不准下发;张国焘向任弼时提出召开红二、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企图以多压少，迫使红二、六军团就范。任弼时当即以“谁作报告，如发生不同意见，怎么做结论”为由拒绝了他，张国焘想换掉红二、六军团师以上的4个政治委员，也被任弼时拒绝。
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组织红二方面军及干部任职的命令，任弼时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在朱德的建议下，他跟随与红四方面军在一起的红军总部行动。他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的双重身份，亲自做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人的工作。同时，与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干部广泛进行交谈，了解思想情况，努力增强团结。
任弼时站在反对分裂、维护全党全军团结的最前列。在他和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王震等同志及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坚持下，张国焘不得不同意红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为了保证整个北上的胜利，中央于7月27日决定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任弼时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以大局为重，坚持原则，坚持团结。他除了继续做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工作外，还向中央建议，在红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开一次中央会议，交流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党在策略路线基础上的一致。他还要求红二方面军的同志在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促进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行动中起中坚作用。他在8月9日给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的一封长信中说:“我这次随朱、张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进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张、刘、陈、徐、傅、李等同志谈话……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我现在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我已向总政治部提出并已得同意，立即在二、四方面军中开始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政治动员……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及任弼时与红二、四方面军中大多数同志的努力下，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二、四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胜利结束了自1934年10月从中央红军开始的历时两年的举世闻名的伟大的长征。
任弼时高瞻远瞩、顾全大局，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一致、促进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及整个长征的胜利结束，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张家界市委党史办公室)
《缅怀与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