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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刘海粟掌校上海美专考辨
民国初期刘海粟掌校上海美专考辨
作者 :  王思慧

刘海粟不仅是中国近现代美术的拓荒者,也是近代美术教育领域一个独特的奠基者。上海美专自创办之日起,刘海粟就竭尽其能地扶持其发展、壮大。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疏通,探析民国初期刘海粟在上海美专经费筹集、延揽生源、师资聘用、学校管理等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澄清上海美专艺术文脉的生成与嬗变线索,从而定位刘海粟在上海美专成长历程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揭示其对于上海美专,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发生与发展所作的贡献。
关于刘海粟在何年担任上海美专校长一职向来多有不同的记载,大部分研究文章中沿用的是袁志煌、陈祖恩在《刘海粟年谱》中所记的1912年。袁志煌在其所编年谱中并未标注此说依据,然作为刘海粟上世纪80年代时期的秘书,此说当来自刘氏本人。
然据1913年1月到1919年7月时间段上海美专在《申报》上刊登的招生广告分析,上海美专的首任校长为乌始光,任期从1913年1月开始大约一年半许。次年8月即由张聿光继任,一直到1919年5月24日登报辞职。1919年7月1日,刘海粟正式就任上海美专校长。一般认为,刘氏在出任校长前,其身份仍为上海美专真正的“校主”,但作为一位年不过20岁的少年,在上海美专草创之初究竟担任怎样的角色尚需历史研究者做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和解读的工作。但根据第一手资料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刘海粟正式开始担任上海美专校长的时间为1919年7月。至1927年,因为学潮,刘海粟于该年3月辞职,由校务委员会主持校务。1928年2月,刘氏赴欧考察各国美术,由徐郎西代理校长。11月,徐郎西辞职,刘穗九继任。1930年,王远勃继任代理校长。1931年刘海粟欧游结束回国后,复任校长。
然而,尽管刘海粟仅有1919至1927的8年时间担任上海美专校长一职,但其对上海美专的创建、美专艺术文脉的形成、美专教育体系的确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上海美专创始人考辨
周湘创办说。卓圣格在《徐悲鸿研究》一书中说:“1912年11月,以周湘为首,纠合了乌始光、刘海粟、张聿光、丁悚等人,在上海日租界虹口乍浦路,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此说漏洞颇多。事实上,1912年周湘在上海经营背景画传习所。对于上海图画美术院的创办,周湘只能把它当成了竞争对手,认为该校会抢去他的生源。周氏曾在1913年8月10日的《申报》上刊登“致图画美术院告白”:“图画美术院诸君鉴:贵院长伍(乌)君及贵教员等,皆曾受业本校。”为此,图画美术院同仁与周湘在《申报》上还开展了一场笔战。所以说,图画美术院始创者多为周湘弟子,但其创立和周湘并无关系。
刘海粟创立说。丁涛在《刘海粟艺术教育思想探微》一文中说:“他(刘海粟)在1912年开创了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美专(始称‘上海图画美术学院’)并任校长。”这个说法与事实存在出入。
据现有资料来看,上海美专的创始人应为刘海粟和乌始光二人,在上海美专草创初期,他们二人共同承担学校的开支。
1911年,刘海粟为了躲避常州老家的包办婚姻,向父亲要求离开家乡,去日本留学。刘父对小儿子非常溺爱,不希望他远游,但又怕他过于压抑,于是给了他一些资金,只准他去上海游历闯荡,而不准他远走东洋。刘海粟1909年到上海入周湘背景画传习所学画半年,后回常州在姑父与表兄资助下创办图画传习所,来学者皆为族人。1912年11月份刘氏去上海参与创办图画美术院。学校创办之初,最要紧的是经费与师资。刘氏时年不过17岁,且学画仅半年时间,并不能作为学校的主要师资,但其家资殷富,在兄长刘际昌的资助下,上海图画美术院得以创立。“刘氏私人筹集开办费三千元”和乌始光一起创办了图画美术院,所以说刘海粟是上海美专的重要出资人之一。
另一位重要出资人是乌始光。乌始光(1885-?),字廷芳,浙江宁波人。乌氏自幼喜绘画,早年在上海经商。1911年7月19日入周湘所办背景画传习所学习,同学有刘海粟、陈抱一、丁健行等。1912年从刘咸熙处求得一千元,与张聿光、刘海粟等人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乌时年28岁,主要承担办学经费。1912年,乌始光已经在商场跌打滚爬十余年,对于商机的发现有一定的敏锐度,应该说,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他在1912年决定筹办上海图画美术院。由此可见,刘海粟是上海美专草创之初重要的出资人,而非校长。
丁悚是上海美专初创时期的主要教员之一,他是清末民初上海的名画家,有很多作品在《申报》上发布,1913年才加入该院。
至于另一位重要参与者张聿光,1909年至1911年在上海多家进步报纸发表漫画,当时已颇有名气。1914年,张氏由丁悚推荐被聘为图画美术院院长,也是因其画家的名声有助于吸引生源,但张氏并非该院的创办人。
二、乌始光任校长期间,上海美专的起步阶段
上海美专成立之初,学校的招生工作基本是通过报刊发布广告的方式来进行,除了编写吸引眼球的广告词以外,广告的署名也尤为重要,学生对学校缺乏了解,由署名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能够部分折射出学校的状况和实力。刘海粟虽然是创办者和出资人之一,但他毕竟是一个初到上海的17岁的少年,各方面资历较浅,由乌始光担任院长是当时的最佳选择。
上海美专在当时私立学校纷纷创办的大潮中,属于规模小、知名度低的学校。该院首届招生正科和选课各一班一共仅有十人,正科是周畊云、谢运川、蒋心亮、施文翔、姚吉甫;选课五人是施轸、钱永业、李廷咨、罗承伟、吴荫甫。修业期为一年。依照《大学令》的要求最短的大学各科之修业年限为三年。由此可以看出,上海美专在创办之初是一所带有补习性质的短期学校,根本谈不上是一所完整意义上的专门学校,这也是我国近现代美术教育起步阶段困难局面的一个写照。
可以想见,上海美专草创时期的艰难局面大致有这几个方面:一是学科性质得不到普遍的认识;二是资金短缺;三是招生困难,求学人数有限;四是师资匮乏;五是教学管理制度不健全。
此外,上海美专的创办者都没有留学经验,几乎没有直接接触过当时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也无从雇佣有留学经验的教师,所以上海美专在初期的教学上“毫无章法可循”,“一切主张只要内容通得过,认为妥善,便可实行,没有什么阻碍和牵制”。从史料记载来看,当时上海美专的课程设置多偏重于实技训练,只能为学生提供最基础的学习科目和学习内容,还谈不上对学科发展的认识。 刘海粟曾经描述当时办学的艰辛:“美专创立的时候,原无可据亦无可借鉴者,且因限于私人经济,亦无从宏大规模,科目门类既未完全,设备亦极简单。所设者只绘画课选课与正科各一班,科目偏重实技,对于艺术原理毫无讲述。”上海美专创办初期从西洋画教育开始,只有绘画科,1914年7月改为西洋画科。另一方面,当时上海美专的课程设置非常简单,只设置了临摹课。这一点,根据汪亚尘后来回忆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那时候,上海的洋画根本没有,幼稚得可怜,一般想学洋画者,专在北京路旧书摊上觅杂志上的颜色画,不管是图案事或广告画,只要看见,就买回来照了模仿。”徐悲鸿后来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本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唯赖北京路旧书摊中插图为范。”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办学初期的招生只是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因此没有别的途径,消息的传播范围小,宣传力度微弱。由于生源匮乏,图画美术院的生存几乎不可能依靠学费的收入来维持。其时大部分的开销由乌始光和刘海粟承担,年轻的刘海粟在上海还没有知名度,不可能通过卖画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主要依靠父亲及大哥刘际昌的资助。1925年,刘海粟在刘际昌所赠之古拓本《玄秘塔》后题跋:“伯兄复书并汇款,今日艺学幸见再兴之机,实伯兄之力也。次年(1913年)4月,校费无着,无奈,乃有盟兄乌始光持此贴向通运公司质四百金,然枕席不安。比得家款,赎之归。”从这段题跋中可以看出其时资金困难的实情。
在所能查到的记载中,草创期的教师仅有刘海粟、汪亚尘、杨柳桥(惺惺)、夏剑康。1913年9月,聘请丁悚为教员。1913年下半年,该校选科班招到徐悲鸿、朱增均(屺瞻)、王愍(济远)、叶在镇、杨亦泉、徐兰祺、金兰荪、尤志道、陈纲、冯其书、严迪人、黄澄芳等。徐悲鸿中途离校。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批学生中,还是出现了像朱屺瞻、王济远这样的艺术大家,反映了上海美专早期艺术教育的成果。
在乌始光担任校长的一年半时间里,是上海美专的起步阶段,刘海粟不仅是创办者、出资人,还同时担任了该院的教师,他不仅要筹集办学的资金,思考学校的生存与发展,还要担任学校的教学工作。这期间上海美专在各个方面都处于不健全的状态,基本的教学几乎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说是学校的学科建设和整个学校管理体制的建立。
三、张聿光任校长期间,上海美专的发展阶段
1914年,受刘海粟在图画传习所画友丁悚的推荐,由当时在上海画坛有较大影响力的张聿光任院长,同时刘海粟任副院长。张聿光(1885-1968),字鹤苍头,室名冶欧斋,浙江绍兴人。擅长中西绘画,早年从宜昌王步点学习中国画,后又得徐家汇土山湾西洋画陶冶。中国画传承清末任伯年等人作风,并吸纳西画技巧形成自我面貌。凡翎毛花卉、山水人物均造诣精湛,章法不落陈套,得天真自然之趣。1914年开始,张聿光任上海美专院长、教授。张氏在当时的上海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和影响力,在绘画和教学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他的就任对上海美专早期的发展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建立正规学校的形象,同时也是为了培养适合社会需求的中小学美术教员,上海美专加快了师范科的建设。1917年3月3日,上海美专首次向沪海道尹登记备案。1918年3月1日,上海美专正式向江苏省教育厅提出,并呈转教育部,申请立案并升级为美术专门学校,设图画一科,并附设技术师范科。1918年9月,上海美专第二次向江苏省教育厅提出申请立案。实际上,上海美专申请立案的主要目的就是招收师范生,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在1917年增设了一年制的技术示范班。这一系列活动都是在逐步完善该校的学科建设。
刘海粟在张聿光担任校长的这一段时间里通过聘请留日的专业教师、课程的改革修订、创办《美术》杂志、举办各种展览、筹划美术会社等方式来提升上海美专的影响力,同时也慢慢建立起他在上海美术界的话语权。
师资力量的优劣直接影响着美专的办学质量和社会影响力,此时美专的师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由美术界从事其他工作的知名画家兼任,如张聿光,他从事照相布景的工作,兼任上海美专的教务;二是专业人才的聘请,这里的专业人才不仅有国内的艺术家,更多的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艺术家,比如极力推崇写生方法的陈抱一,美专聘请他们不仅引进了东洋的新式美术教育思想,而且也为上海美术界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三是美专毕业学生留校,如朱屺瞻、程国良、张邕都是作为美专的优秀学生留校工作的。
根据文献记载,在这一阶段,美专对于教师的管理也日益规范化,根据教师所长安排课程,并且给予不同的定级,这种定级定岗,反映了美专开始实行比较完备的教务聘任工作,同时也从侧面体现出美专的管理工作逐渐走向正轨。这些都与刘海粟的努力分不开。
在教学方法上,美专打破了一直以来传统的临摹法,开始实行写生的教学方法,这一时期上海美专的写生课程不仅在教室里面画石膏像和人体,还把教学地点从封闭的教室空间转移到了更为广阔的田间地头,把旅行写生纳入到上海美专的教学体系当中来。1914年,留学日本的陈抱一因病回国,1914年到1915年期间担任上海美专的教学课程,极力推行写生的教学方法,这不仅改变了上海美专创办以来一直的临摹方法,其先进的西方美术教育思想,也给上海美专的教学带来了新的内容。
除了聘请专业老师和修改课程以外,为了更广泛地传播美术,增加上海美专在公共领域的话语权,1918年11月出版了第一期《美术》杂志。该杂志在新美术思想的构建、中西美术交流、美术教育论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是新美术思想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张玄天在《发刊词》中撰词:“原本杂志发刊后,四方宏博,悉本此志,抒为崇论,有以表彰图画之效用,使全国士风咸能以高尚之学术,发挥国光,增进世界种种文明事业,与欧西各国竞进拮抗。俾美术前途隆隆,炎炎兮如旭日之光,蓬蓬兮如阳春之景。”从这段发刊词中可以看出这份杂志发表的初衷是在社会上进行广泛的美术启蒙,复兴中国美术。
刘海粟多次举办美术展览,其目的不仅是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热情,也是为了“引国人以高尚纯洁的精神,感发其天性的真美”。在美专的发展阶段,有记载的展览就有5次,展览的主体都是美专师生,他们借助社会媒体的力量对展览进行宣传,提高自身的知名度,扩大上海美专的社会影响力。 刘海粟在1918年8月当选为江苏省教育会干事员,9月,为了提倡美术,江苏省教育干事会议决议组织美术研究会。此研究会的成立不仅研究美术,更为重要的是讨论美术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为上海美专的发展提供指导性的建议。
张聿光担任校长期间,刘海粟任副校长,他除了募集学校所需的资金以外,还和张聿光共同承担了上海美专的发展建设重任,聘用留日教师,改革教学模式,上海美专的各项管理工作都逐渐走向正规,从毫无章法可循的传习所性质的学校成为了培养艺术家和中小学美术教师的专门学校,招生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创办七载,历届毕业生已数百人”。同时刘海粟还进行了策划展览、创办《美术》杂志、举办会社等一系列活动,在达到自我宣传目的的同时启蒙了社会美术。
四、刘海粟任校长时期,上海美专快速成长阶段
上海美专是一所私立性质的艺术学校,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必须要在政府教育部门立案,经济上要得到社会与国家的资助,学术上要得到知识界的肯定。而当时的刘海粟,绘画上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创作上主要依靠自学与才气,还没有知名度。在他的新式美术教育理念一再遭遇封建势力的干预时,刘海粟需要找到外界的支持。1918年9月,刘海粟响应蔡元培的“美育”号召,宣称“美术之功用,小之关系于寻常日用,大之关系于国家民性”。在上海发起江苏教育会美育研究会,得到蔡元培、黄炎培、沈恩孚的大力支持,该组织在1918年10月于南京正式成立,刘海粟当选为副会长,会长由江苏教育会会长沈恩孚兼任,刘海粟其实是实际负责人,这个头衔使年轻的刘海粟名声倍增,获益匪浅。
成功筹备江苏教育会美育研究会,大大提升了刘海粟的影响力,可以独立承担起上海美专的各项工作。1919年年7月,他正式出任上海美专校长。作为一个私立美术学院的院长,学校要能够谋得发展,刘海粟要处理好多方事务:不仅是学校内部的管理,外部的交往也要平衡应付。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刘海粟组织上海美专校董会,邀请社会名流加入校董,首届校董会成员就有梁启超、王一亭、黄炎培、沈恩孚、袁观澜等人。校董会的成员阵容异常强大,都是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美专的发展。
刘海粟担任校长期间,上海美专的教育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需要更多有专业知识背景的老师、大量的物资设备和行政支持,因此,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筹款是私立学校长期要做的一项工作,寻求政府的补贴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上海美专是以个人名义登记的学校,在立案上会遭遇种种的限制,不可能像公立学校一样在享受国家拨款时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发动和接受社会捐款,是上海美专募集资金的重要途径。
上海美专初创时期处于军阀混战,国家贫穷,政府羸弱,公立学校的财政拨款尚无法得到保障,更不要说对私立学校的拨款了。教育经费的筹集问题一直困扰着刘海粟。在办学初期,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家庭的支持和刘氏卖画所得,勉强能够维系。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其个人资金无异于杯水车薪,所以,向社会募集资金成为上海美专此阶段得以生存发展的手段。1922年6月,上海美专董事会会议在上海举行,黄炎培代表校董主席蔡元培,提议组织筹建校舍募金委员会,并确定募金简则。此后,上海美专还多次举办募集活动。
在资金状况相对转好的情况下,上海美专进入快速成长的一个阶段,刘海粟借鉴日本和西方的艺术教育模式,他在1919年对日本进行了考察,系统地了解了透视学、色彩学、木炭画技法等课程,回国后,他把在日本所学习到的东西应用到上海美专的教学中,专业方面由之前的偏重西洋画科,开始系统地开设别的科系。
1920年1月,上海美专进一步修改学制,设置了西洋画科、中国画科、工艺图案科、雕塑科、高等师范科和初级师范科共六科。上海美专在学科的设置上已经趋于成熟,学科呈现综合性。根据上海美专有关课程设置的档案分析,上海美专的课程设置由当初单一的技能基础训练,开始重视理论的教学,开设了哲学、美学、美术史等试论课程,透视学、色彩学等课程成了西洋画科、国画科、高等师范科的必修课程。
课程的完善需要相应师资力量的提高,这一时期,上海美专聘请了一些留日、留欧的艺术人才来进行教学活动,江新(小鹣)、陆蕗沙、李镶(超士)、周勤豪等人成为了主力军。1921年,汪亚尘结束了六年的留日学习生涯,回到美专,担任西洋画科三年级主任。1922年,陈抱一也结束留日生涯回到美专,当初他极力推行的写生教学现在已成为美专的主要教学方法。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的陆蕗沙是美专“医用解剖学”课程的第一任教授。一批优秀的师资涌入上海美专,加快了美专的发展步伐。
上海美专未得立案的事实一直困扰着刘海粟,对于一所私立学校来说,未得立案意味者不能得到政府的财政拨款,“如果大学在可能的时候不向政府登记,它的毕业生就会被关在公共事业的门外,而且他们不会得到允许在登记过的学校或学院里任教。因此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有被孤立于国家教育、生活之外的危险,从而失去影响”。上海美专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必须要通过政府的立案来保证其信誉。在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1922年5月,上海美专由教育部正式批准立案。
在刘海粟担任上海美专校长的八年时间里,是上海美专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刘海粟交友范围的扩大为上海美专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解决了筹款、立案等一直困扰他的难题。他不仅自己亲自去日本学习先进的艺术理念,还聘用了留学归国的专业老师,带来了西方新式的美术教育思想,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上都推动了中国美术教育的变革,不息变动的办学理念使上海美专吸收了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养分,改变了社会上固有的艺术观念。
五、代理校长期间,上海美专劫后重生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现代教育的根基已经基本确定,教育的活力渐渐显示出来,同时面临着学生的自主意识加强,学生经常以闹学潮和罢课来发泄不满。1926年12月,上海美专教师王济远与学生发生口角,引起校方与学生会的冲突。刘海粟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学生认为他袒护王济远,直接引发了学生的不满情绪,把矛头直接指向刘海粟,全国学生会总执行委员会要求刘氏“即时解职,以谢国人”。这次学潮愈演愈烈,美专的教授俞寄凡、潘伯英、张聿光等“鉴于大批美专学生流离失所”,遂正式组建新华艺专,随后汪亚尘、潘天寿也先后加入该校。刘海粟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于1927年辞职,1928年2月,由徐郎西代理校长,11月,徐郎西辞职,刘穗九继任,1930年,王远勃继任代理校长,1931年刘海粟欧游结束回国后,复任校长。 1928年,上海美专校董会在学潮风波后重组,为劫后重生的上海美专撑起一把保护伞。1931年,刘海粟“荷政府任命派赴欧美日本等国考察美术教育事宜”归国后,和蔡元培一起重新招募新的校董会成员。这一时期的刘海粟,在上海的声望倍增,“学者名流,竟以一睹叛徒新作为快,达官贵人,争以得一笔一墨为荣。”此时以刘海粟的影响力,召集了一批社会名流加入校董会,他们不仅尽职尽责地参加校董会,还参加各种学校活动,比如参加学生毕业典礼,参加暑期的讲习会,给上海美专强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之下,美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识。
从上海美专档案来看,上海美专30年代的课程设置更加的规范化,将课程划分为选修课和必修课。此时,除了技法上必要的一些训练之外,上海美专还是非常重视理论的教学,美术学、美术史、艺术概论是美术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中国画的课程设置方面有较多的变动,把书法、篆刻、诗学、题跋等课程编为必修课程,把色彩学、透视学、解剖学编成选修课程。上海美专在西洋画的选修课程中要求必须要学习中国画,不忘传统,在课程设置上有鲜明的中国特征,中西绘画的课程相互渗透,各取所长。至此,上海美专的课程设置在吸收外界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引领了当时社会美术教育的潮流,对20世纪上海美术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生不再满足于间接通过日本学习西洋艺术,一些人直接去欧洲接受真正的西方美术教育。潘玉良、张弦、李金发、华林、陈宏等都是在这个时候去了欧美留学,学成之后回到上海美专任职,他们把西方正轨的美术教育模式直接应用到上海美专的教学中来,进一步完善了上海美专的课程设置。除了留学欧洲的艺术教师以外,美专还聘请欧洲美术教育家来到上海美专任教,比如史都宾、普特尔斯基等。
与早期上海美专极其冷清的情况不同,30年代的上海美专每年的在校生有几百人,1932年11月23日,上海美专举办建校二十周年庆祝典礼,上海美专共毕业学生1100余人,时在校学生达到700余人。从原来的交了学费就可以来学习到现在要通过招考的方式选拔学生,此时上海美专除了考核专业技能之外还会重点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不仅仅重视学生的专业知识,还注重各方面能力的考察。至此,上海美专已经逐步建立了全面完善的选拔考核制度。
综上所述,刘海粟并非在上海美专建校之初就担任校长一职,而是在1919年7月正式上任。但是在刘海粟掌校的三个阶段中,他无时无刻不尽心尽力地为上海美专的发展筹划出力,在学校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是上海美专的精神领袖。
在学校的初创阶段,其家族给予资金上的支持是上海美专得以生存的保障,他个人孜孜以求,扩大自身的知名度,从社会各界召集优秀的师资力量,并且尝试建立一整套课程体系。
在张聿光担任校长的阶段,刘海粟尽心尽力地为上海美专的发展努力,引进西方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推行写生课程,创办《美术》杂志,举办各种类型的绘画展览,创办美术会社,这些举措对完善上海美专的教育理念、树立美专的社会形象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在刘海粟真正担任上海美专校长的阶段,他广泛交友,结交民国各界精英,不仅成功解决了上海美专立案、拨款等问题,还提高了自身以及上海美专的知名度。他聘请留学日本的专业人士从事美专的教学活动,间接地学习了欧洲先进的教育理念。
在刘海粟欧游归国以后,他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使美专的入学人数超过七百人,不仅聘请留日留欧的艺术家担任美专的老师,还聘用外籍教师进行教学活动。
上海美专在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史上起到了拓荒的作用,在没有成功先例的情况下,根据“不息变动”理念的指导,根据社会发展状况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刘海粟不断调整修改学制,吸收西方先进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不断完善,规范管理制度,从而吸引了更多优秀的教员和慕名而来的学子,形成良性的循环发展。
客观而言,上海美专的办学模式对当时及后来的艺术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海粟在《上海美专十三周年纪念感言》中说:“新美术在文化上占有重要之地位,亦自上海美专开始。”故上海美专为中国新兴艺术之中心此说并非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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