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二里头就是夏都，而所谓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是商王朝早期都邑，位于武汉附近的盘龙城不过是商人南土。笔者搜集资料，循着资料探索，则得出不同认识。

长江流域开启文明进程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尤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国家文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与交换贸易网络，开启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

笔者通过阅读文献，发现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符合尧舜和夏王朝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描述其祖国--楚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表明:天门石家河城或为夏王朝都城。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以石家河为“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其东邻更靠近铜矿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以盘龙城为代表。考古资料所反映的石家河没落而盘龙城崛起，或许正是商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洛。因此，二里头、郑偃也属于该文化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认为的“中央”。

有学者认为，笔者建构了一个新的源自长江中游的一元史。但笔者所表述的却是多元历史，并分析其主要成分，多种文化的形成年代和对集合文明的贡献。稻作、青铜器、马车，从多元到集合的历史过程，都是笔者讨论的要点。亦有学者认为，盘龙城年代晚而二里头、郑偃年代早，将其相比较是关公战秦琼，这种说法无视科学事实。碳14检测表明，二里头一至四期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750-前1530年，郑邑始建于公元前1500年之后。盘龙城始建于四期，城濠内出土碳14标本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711±81、前1617±73年，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早中期，早于郑邑，而盘龙城二期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早期相似，年代却比二里头一期早约150年，所以“二里头文化”的发祥地应该在江汉。此外，在长江中游地区，公元前3000多年前已出现20余座史前城址，最大的石家河城面积达120公顷，其所在聚落面积达8平方公里以上。中国其他地区迄今发现的史前城址年代大多在公元前2400年以后。比其晚1000余年的二里头城面积仅12公顷，聚落面积约3平方公里。

殷商文明奠定中华文明基础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青铜文化，但因族群流动率高或其他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期，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渐成气候。东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战争技术为主。西北、东北族群经常到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直至距今3400年前，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湮没于后世文献中。殷商王族占领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着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中国“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统一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可以发现同类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即使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传承自殷商。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而不是遵照史实。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

从可靠资料入手探寻文明起源

研究“问题”只能始于对材料的观察，理论、范式或任何解释模型不等于事实本身。如果一开始就只认定一种认识框架，然后只在这个框架中获取史料、观察思考，其结果只会自我强化这一框架，以致臻于荒谬而不自觉。所以，从着手研究开始，笔者对任何理论或观点都无偏向，甚至忘掉所谓的常识和教条，不做任何预设，近乎从一张白纸开始。

笔者以史料为依据，并不断进行田野研究，从新石器晚期到夏商，所见资料都尽可能收集和阅读;不断从中读出新的认识，一条条线索汇聚在一起，综合起来，否定或肯定，相互冲突或相互支持，最后豁然开朗。搜集所有史料，从无先知的角度比对，让史料自由表达，在此基础上思考、寻找内在关系，以此复原立体的社会生活与历史脉络。研究起始时无法知道结果，也不排除研究失败的可能性。一手资料为先，考古提供一手资料，文献是从后代撰写者的角度来叙述。最近流行的方法是用考古材料证明文献，这不仅是中国，圣经考古亦如此，但这种做法只能加强神话，无助于进一步了解史实。

笔者研究伊始，并没有考虑传世文献的内在矛盾，从考古探索新路之后，发现文献记录与考古发现毫无矛盾，反而可以从文献看出历史的蛛丝马迹。笔者以为，夏商历史和神话的形成，至少经历四重遮蔽和扭曲。首先，殷周王族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南方先楚文明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其政权的正统性。其次，西周晚期至秦之前形成的历史记载，将早前的口碑用文字加以记录并留下烙印。再次，秦汉以来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传世文献经典化的过程再次扭曲历史文献的记载，造成思想史的鸿沟。最后，当代学术从后期文献看历史和决定文明的中央区，产生新的神话并写到教科书里。

一些宏观研究极少考虑到不同文化细节，笔者则重视详细比对每一细小材料，从内在了解不同文化后，才从宏观角度观察大历史过程。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前人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很少有完整的论述。原因在于现今专门学科分工日渐加深，从事学术研究者逐渐失去对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能力。在现今考古学界，研究史前尽量不碰夏商周，研究夏商周者亦多缺乏史前知识，而历史是一脉相承的，不宜切断，也不宜只限于区域研究。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