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原始网址 http://dag.usst.edu.cn/s/11/t/63/48/fc/info18684.htm 在 2017-07-26 20:08:09 的快照。

360搜索与该网页作者无关,不对其内容负责。

《上海档案史料研究》:沪江大学档案流存略考
上海档案史料研究》:沪江大学档案流存略考
发布时间:2011-03-19 浏览次数:

         本文发表于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九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沪江大学是美国基督教浸会在中国创办的大学之一,从1906至1952年,存世共46年。从当年被动地接纳基督徒在中国办学,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到被日军占领,再到停办,沪江大学的历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的社会变迁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时过境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现在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重新审视、总结、研究沪江大学的历史,乃至于积极主动地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新形势下的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和合作。这些工作就需要我们去仔细寻找、梳理教会大学包括沪江大学的相关档案,掌握相关档案的流转及今存。这不仅是对回顾、研究、总结近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教会大学历史发展的需要,更为广大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为从事民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参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沪江大学的历史与停办
        沪江由美国基督教浸会创办,历经清末、民国与建国之初3个时期,存世共46年。上海解放后,沪江成立了有学生代表参加,以吕日宣[1]、蔡尚思为正副主任的校务委员会,满腔热情地迎接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9月,沪江开始了解放后的第一个学期,有1234名学生注册。1949年12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开始在学生中发展团员,1950年1月,沪江团支部正式成立。1951年6月,沪江党支部正式公开[2],但尚未在学校中显示出组织性的领导。由于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对于教会学校并没有采取直接的措施,只是持“维持现状,徐图改进”的政策,因此学校中“一切课程除取消旧制中不合时宜之课目外,大致一仍旧贯,继续办理”。[3]

      1949年8月,毛泽东发表《“友谊”,还是侵略?》[4]一文,“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这一论点由于毛泽东的反复重申而成为真理。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充分贯彻最高指示,表示要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不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办学。到了1950年中期,“新旧思想的斗争,存在着沪江每一个角落里,不论同学,教授,职工,都划分得很明显的两派,这是难堪的局面”。[5]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中美关系完全进入了敌对状态,国人反帝反美情绪急剧高涨,沪江这类美国在华教会大学的命运也因此彻底改变。就在沪江人开始以“人民沪江”[6]自居时,沪江却无可避免地走上了解体之路。         

       1951年2月,沪江大学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办,第二年,正式宣布停办,所有档案资料由上海市政府接收,如今都集中在上海市档案馆。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刘湛恩在沪江大学校长、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和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岗位上遭敌伪暗杀,以身殉国,中外震惊,使得沪江在所有教会大学中更受人尊敬,客观上也鼓舞了沪江人的自豪感与凝聚力。如今,在台湾、香港和上海,仍然有多家以沪江为名的教育机构[7]。改革开放后,沪江人还做了两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一是整理了刘湛恩的生平事迹材料,反复呼吁,刘湛恩终于在1985年4月被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其烈士证明书已由刘湛恩之女刘光坤捐赠给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二是以沪港台三地沪江大学校友为主体,捐款、捐设备甚至派员担任教师,在1988年和上海机械学院合作办起了“城中区商学院”,从而延续了沪江的文脉,成为教会大学中的奇迹。沪江人奔走相告,庆祝沪江自此有了“商科”一脉得以存世。[8]

        二、战乱与沪江档案的流转
       单以档案的流存论,存世46年中,沪江大学以中日战争期间损失较为严重。从抗战前的沪江到抗战时期的沪江书院(上海)、联合法商学院(重庆),再到抗战胜利后在军工路原址复校,沪江不仅经历了“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同样也有部分“西迁”的经历。其中,以“八一三”事变的影响为沪上各大学中最为严重。相应地,沪江大学的档案也随之辗转。总体来看,在上海,沪江档案走了这样一条空间路线:杨树浦本校--圆明圆路城中区商学院--杨树浦本校--上海市档案馆。
        经历“一二八”事变、“八一三”事变和沪江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沪江位于上海市区的东北角,毗连黄浦江[9]。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执掌沪江初期,刘湛恩主张“不消极!不破坏!”[10],努力不让学生参与政治,但实际上沪江本身却无法置身于中日冲突之外。当“一二八”的炮火震憾上海的时候,沪江便是战火波及的学校之一,日军控制了通往市区道路,沪江师生进出都必须有他们的通行证。沪江只得在1928年4月初借用租界内四川路上的青年会大楼和城中区商学院的校舍开学,直到日军撤去封锁才于当年6月1日回到杨树浦本校。在这段时间里,刘湛恩安排了部分教师留守校园,档案设备也没有搬迁,学校基本上没有损失。
        在后来的“八一三”事变中,沪江却没那么幸运了。在和平解决“虹桥事件”[11]变僵了的时候,刘湛恩敏感地意识到沪江将难逃厄运,便决定把位于公共租界的城中区商学院作为临时校舍,凡是能离开学校的都离开学校,并开始组织力量转移设备及文书档案。1937年8月12日下午,沪江教授及其家属差不多都走光了,刘湛恩的夫人刘王立明才带着次子光华、幼女光坤离开校园,刘湛恩却偕长子光升同几位自愿的中西教员留校坚守,看护资产。8月13日,停泊在高桥的日本战舰向虬江码头至沪江大学一线猛烈炮轰,配合陆军从公大纱厂[12]出发,抢占了沪江大学。直到夜间十一时左右,刘湛恩才趁着夜色,越过敌人的飞机场,撤离到公共租界的城中区商学院,和刘王立明会合[13]。8月14日下午,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官兵奋勇突击,把日军逐出沪江大学校园。
        但战争的形势随即发生逆转,上海最终沦陷,租界成为“孤岛”,沪江被迫全部撤离杨树浦校园,以城中区商学院为依托,办“没有校园的大学”,相关档案资料也转移到城中区商学院。1942年初,为避免投敌嫌疑,沪江决定无限期停办,部分校友则另办“沪江书院”作为过渡。1945年4月,书院所在的真光大楼又被日军征用,书院只得搬出,另借虎丘路50号原犹太会堂和圆明园路206号原女青年会宿舍的房屋栖身,直到抗战胜利。[14]
        撤到租界后,沪江在杨树浦的校园被侵华日军用作兵营和军用机场设施。虽通过美国驻沪总领事交涉,日军也不愿归还。虽然最后日军撤出了校园,但仍不准沪江大学在该处复校。11月21至26日,沪江大学只好将档案、书籍、实验室设备及钢琴等从校园里运出,共计80卡车,很多实物无法转移,损失较大。另一方面,由于交涉复校无果,代表美国设立人会的沪江校政会[15]1939年后便转向修理校园,并设法让一些传教士教师住进去看守。
        抗战胜利后,沪江校园被用作收容遣返侵华日军中朝鲜士兵的营地。当凌宪扬[16][17] 1946年2月,校园终于归还沪江。4月,沪江大学部教职员和900多名学生开始“回家”,11月,沪江终于能在自己的校园内隆重庆祝 40周年校庆,蒋介石亲题校训“信义勤爱”以示祝贺。经过十多年的动荡和流离,沪江逐渐恢复了平静和秩序。出任沪江校长时,其首要任务就是与美国驻沪总领事和上海警备司令部接洽,希望尽快撤走校园内的朝鲜士兵。同时,在校门口设置门卫,以防止校园遭到进一步破坏,并立即着手修复一些教师住宅,以便让一些中国教师先住进去。当时,杨树浦的校园一片凄凉荒芜,不但建筑遭到严重破坏,而且“所有可拿的物品,如桌椅、黑板、床、风扇、金属装置等都已荡然无存,甚至大小树木也已被砍伐一空”。
        在重庆,1937年11月起,国民政府开始移驻这里办公。随后,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批厂矿、学校、新闻单位、群团组织、社会闻人等也纷纷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各地。沪江部分师生也内迁重庆,和东吴大学等开展联合办学。重庆作为“陪都”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囊括各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的档案,统称为“陪都”档案,是馆藏档案中最具保藏、利用和研究价值的部分,其数量之多达40余万卷,占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总数的三分之二,系列为国家重点档案。其中就包括了沪江大学和东吴大学合办的重庆联合法商学院的部分档案资料。这部分档案还零星见于上海图书馆和上海档案馆。
 
        三、沪江大学档案今存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无一例外地被列入停办对象。沪江被就地解散,所属各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1952年10月,上海市成立“1952年停办高等学校联合办事处”。这是一个为配合1952年上海市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而相应设立的临时性机构,主要职责是办理院系调整时停办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上海法学院、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等12所高等学校的结束工作。此外,还接管了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暨南大学、之江大学等部分院校的档案。沪江档案就在这个时期被上海市档案馆整体收藏。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收藏有沪江的零星档案及部分图书、设备也缘于此。总体来看,除了重庆市档案馆关于东吴沪江联合法商学院部分档案和民间零星收藏外,沪江档案的空间分部如下:
        1、上海市档案馆。全宗号为Q242,共1113卷,排架长度 31.8,起止时间为1906-1952年。该全宗档案已经系统整理,编有案卷目录1册。该全宗档案主要内容为:
       (1)总类。有学校相关政策、办学方针和计划,学校立案文件;学校加入上海地区联合教会大学文件;学校沿革及大事记;各学院及沪东公社简况;会议记录;校长年度报告(1933年--1949年)和各学院院务报告;刘湛恩、凌宪扬、李耀邦、张春江等人的简历、自传、言论集等文件。此外还包括学校向部分知名人士发出的邀请函,但无具体的讲演稿。
        (2)、行政。由学校及其校董会、校务委员会、城中区商学院和沪东公社章程、细则和组织规程;学校行政组织概况表;有关购置地产、修建校舍、租借场地、交纳捐税、订购教学仪器等文件;有关发放奖学金、调查教职员工福利待遇等文件;学校校产契据(1900年--1934年)、财产清单及建筑图样;学校1952年院系调整时的移交清册等文件。
        (3)教学。有学校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修正课程、学校考试、增聘教员等文件;有关新生入学、招生、课程选修、公布考试规则、推行导师制和设置女生监学文件;各院系课程设置一览表;各院所属系科必修、选修科目统计表,商学院教材大纲及部分学生的毕业论文等。
        (4)学籍管理。有学校学生入学、休学、退学、转学、补考、颁发毕业证书、证明学籍文件;基督徒学生人名录;学生名册;学生成绩册;学生毕业证书存根等文件。
       (5)学生活动。有学校学生团体、团契组织索引一览表和工作报告书;学生自治会、同学会、同学助学会和社会学会等学生团体宪章、章程和组织细则及学校禁止学生参与进步活动、处理学生罢课风潮、安排课外活动等文件。
       (6)宗教活动。有沪江神学院特别会议记录;沪江浸会堂简史、会章、组织大纲、教务报告和人员名册;该校宗教团体、教堂和宗教活动的调查统计表等文件。
       (7)人事。有沪江大学历任华籍校长人选讨论、教职员聘任和教员资格审查文件;校务委员会、校董会、行政委员会、各院系负责人和教职员名册等文件。
       (8)财务。有学校财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接收政府补助金及接纳美国创办人委员会捐款和劝募校友捐助战后复校基金文件;会计年度报告;总帐、分类帐;学杂费清帐及总登记表等文件。
       (9)校刊。有大学年刊(1917年--1952年)和英文校刊[18]合订本(1939年--1949年),及沪大校闻、沪江新声、沪江双周刊、陪都沪江校讯记录、私立东吴大学沪江大学联合法商学院校刊等文件。年刊实际相当于今天大学毕业生编辑的毕业纪念册。
        2、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东吴大学沪江大学联合法商学院手册日记》、《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讲义》及不同年份的《私立沪江大学一览》,计十余种。此外,还收藏有刘湛恩关于公民教育与职业教育、刘王立明关于婚姻与家庭的著作多本。
        3、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作为沪江文脉传承者之一,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收藏有20余本沪江年刊、沪江附中年刊及少量的实物。此外,还收藏有沪江校友捐献的部分文书资料及纪念品。
        4、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沪江西北考察团1937年编辑的《西北纪游》。这本书记录了1936年夏沪江政治与历史系教授余日宣带领沪江“边疆问题研究社”部分成员远赴西安,面见张学良,向张学良宣传抗日救国的情景,十分珍贵。沪江大学停办后,余日宣和部分师生一起调至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此书,显然和余日宣有直接关系。此外,复旦大学图书馆还收藏有沪江中文系编辑的《写作和阅读》、《写作·修改·翻译》等。这也和沪江中文系并入复旦大学有关。
        5、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该图书馆收藏了多期沪江著名的学生刊物《天籁》的合订本。因编辑人员流动、经费、战争等因素,《天籁》有时称《沪江大学周刊》,有时又称《沪江大学月刊》。《天籁》刊登了多篇沪江学生中英文讲演和辩论稿及学校大事记,是难得的了解沪江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参加“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的高校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对这些资料都已经采取了数字化,目前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正在组织梳理这些资料。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还收藏有《沪大教育》、《沪大商刊》等零星刊物。
        6、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馆藏沪江大学资料较多,包括沪江大学两广同学会编《沪江大学两广同学会十周年纪念刊》,沪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编《沪大月刊》、宋尚正编《沪大科学》、曹国璋编《新商业》等十余种刊物。
        7、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沪大科学》、《沪大文学》、《沪江附中季刊》等十余种刊物。
        8、吉林省图书馆。不知是通过何种途径,吉林省图书馆也收藏有沪江文学院政治学系、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系、教育学系、社会科学系毕业生论文42篇,学届曾有文章推介。
        9、香港中文大学及华中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收藏有联董档案[19],其中包括少量的沪江档案。该校崇基学院吴梓明教授等曾联络香港及中国大陆的学者、图书馆及档案馆人员,实施了《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编纂计划,为增进学者了解中国教会大学档案文献在中国大陆各地分布的情况,使“学者更能掌握资料,按图索骥,进行有关的跟纵研究”,作出了贡献。其中也有关于沪江大学的部分资料。华中师范大学则以著名的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为首,成立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开展了国际合作项目“教会大学研究”、国家社科规划项目“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等项目的研究,也收藏有关于沪江大学的部分档案资料。
        10、美国耶鲁大学中国教会大学资料中心。收藏有沪江行政、人物、财政等方面档案。行政方面档案有:创办者委员会(1937-1946)、董事会(1938-1945,1949)及校长年度报告(1940、1941、1947);院长办公室报告(1939-1942)目录、公告(1933、1939、1940);学生入学统计(1948-1950);校友(1945-1947),教职工(1938-1954)。人物方面有:Chao Kuo-chung(1945);Choy, J.K. 1945;Harris, W.A.(1937);海波士(Hipps J.B.)(1945);凌宪扬(Lin, Henry H.)(1944-1948);刘湛恩(Liu, Herman C.E.)(1928-1938);刘王立明(1938);Robins, Henry B.(1931-1939);Sears, Minnie S.(1940);樊正康(1938-1941);汪宗海(Westbrook,Charles)(1922);魏馥兰(White, Frank J.)(1923-1943)。财政方面有:预算与统计(1937-1945,1949),等等。
 
 


[1] 余日宣(Stewart Yui),湖北人,1890年生,著名基督教人士余日章之弟。文华大学文学士,曾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硕士学位。归国后,历任武昌文华大学教授、天津南开大学教务长、北京清华学校政治学系主任、国民政府军政部中校秘书等职。曾任沪江大学政治与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1951年2月,沪江大学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办后,任校务委员会主任。沪江大学停办后任复旦大学教授。
[2] 支部书记是沪江中文系的卢丽鹃。卢丽鹃,1928年12月生,广东中山人,后曾任上海市虹口区区长、区委书记、区政协主席,沪江大学上海校友会副会长。现定居上海。
[3] 《沪江大学一年来情况简报》,1950年,沪江大学档案65号。
[4]“友谊”,还是侵略?》一文载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篇文章是针对美国政府1949年的《白皮书》而发表的,它向全世界揭示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丑恶嘴脸。
[5] 司徒华城,《我的沪江生活》,1950年沪江大学年刊。
[6] 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馆藏1952年沪江大学年刊的封面就是“人民沪江”。
[7] 目前台湾还有台北沪江高中,香港有沪江小学。沪江附属中学现已发展成为北郊高级中学。
[8] 上海机械学院城中区商学院现已发展成为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该学院包括了管理学门类下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三个一级学科,经济学门类下的应用经济一级学科,理学门类下的系统科学一级学科,以及工学下的系统工程,是目前上海理工大学规模最大、特色最明显的学院之一。
[9] 沪江大学原址就是今天上海理工大学军工路校区。该处原是黄浦江边的一片芦苇荡,沪江大学在此围海造地建设了校区。1928年复兴岛竣工,该校区才被运河隔开。
[10]《教授的口头语》,1936年沪江大学年刊。
[11] 为发动战争,日军于1937年8月9日在上海虹桥军用机场制造事端,与中国士兵发生冲突。事发后,日军反诬中国士兵先开枪打死日军。8月12日,日本通过陆军参战方案,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于8月13日悍然对上海市区进行炮击,“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终于以两名敢死队员的代价换取了发动战争的借口。
[12]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民族工业日渐兴起的同时,日商也乘虚而入。位于杨浦齐齐哈尔路502号的公大纱厂即是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下属的第四纺织工厂。该处厂房建筑由日商三井洋行投资建造。1927年竣工投产。整个工厂占地面积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厂房建筑为二层钢架结构,坐北朝南。典型德式风格,主体屋高窄,三角山墙高出层面并对外街,中间眉饰及窗框体现矫饰主义手法。现定位“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参见上海市杨浦区政府网: www.shyp.gov.cn
[13] 参见刘王立明《先夫刘湛恩先生的死》。1939年4月,在刘湛恩殉难一周年之际,刘王立明在香港编辑了题为《先夫刘湛恩先生的死》一书。该书收录了刘王立明及部分学生、朋友纪念刘湛恩的文章,由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商务印书馆发行。
[14] 《沪江书院致敌产管理委员会》,1945年4月3日,沪江大学档案170号;《沪江书院常务董事会议记录》,1945年5月16日,沪江大学档案165号。
[15] 刘湛恩去世后,如何找一位新校长,成为沪江上下所关心的问题。为此,沪江常务校董会在1938年4月决议任命樊正康为校务会主席,以便让樊全面负责起学校的事务,同时成立了校长人选委员会,对新校长的人选问题作仔细权衡和考虑。校长人选委员会坚持,校长还是要由中国人出任,以坚持原来体制。但由于一时难以找到合适人选,故暂时由校务会在校董会帮助下处理校务,同时设立一个代表美国设立人会的“校政会”(Administrative Commission),以便对付校董会不便出面的对外交涉。
[17] Henry H. Lin, Report on the Re-open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Nov. 13, 1945.沪江大学档案150号。
[18] 沪江大学校刊为《天籁》,英文名为"The Voice",有的直接称《天籁》或者《沪大天籁》,分为中英文版,由沪江大学首届毕业生郑章成在校期间创办。“天籁”为“the Voice of the People”之意,为郑章成所定。《天籁》有时为月刊,有时为周刊,实际上是沪江大学月(周)刊社编辑的同一种刊物,只是因为时局动荡包括编辑、稿源、发行及经费等问题,导致了出版周期的变化,因而相应地称为月刊或者周刊。据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藏1926年12月18日出版的《天籁》第16卷第6期卷首语“天籁创刊迄今已历程17载”推断,《天籁》创刊当在1910年前后。王治心、蔡尚思、朱博泉等沪江大学校内名家经常为《天籁》撰稿,因而影响较大。担任过总编的1937届毕业生金冬日曾自豪地说:“以学校性质而博得社会之荣誉者,除北京大学之新潮,清华大学之清华学报,本校之天籁亦将鼎足而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