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超俊，1912年生于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原名严金操，因为参加革命，改名换姓，1957年任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经理，1964年任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和代党组书记。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贵州共产主义青年同盟领导人，贵州司机工会主席，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干事，上海工人救国会主席，上海全国救国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代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湘乡八路军临时办事处负责人，衡阳等地办事处负责人，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党支部书记，重庆中央南方局秘书等职。1943年6月随周恩来同志到达延安，并在杨家岭周恩来同志处工作。1945年在党的“七大”秘书处工作。1946年7月任中共南方局四川省委秘书长。1946年11月后，经周恩来同志的安排，赴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和到香港中央贸易系统做贸易工作，先后任党支部书记、副经理、党总支书记，同时承担电台机要工作直至解放。1949年12月调京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室主任，1955年任纺织工业部机械制造局局长。1957年任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经理，1964年任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和代党组书记。
带领全家投身革命 袁超俊,1912年生于桐梓县城。原名严金操，因为参加革命，改名换姓，在家他排行老二。1930年参加革命，并带领全家投身革命。与钟可玉结成伉俪。岳父是贵阳市的老中医，家中的诊室成为了地下党的联络站，许多革命党人在此密会商谈重要事宜。他还培养年幼的弟弟，妹妹担任了望哨和联络员。他的弟弟仅17岁的严金生在贵阳与敌斗争中被捕，是一位坚强不屈服敌人的小同志，被贵州国民党秘密杀害了，壮烈牺牲!他母亲因此病倒后不久去世，他又将15岁的妹妹严金萱接到重庆，让人送到根据地延安参加抗日。
抗战中的西南枢纽-八路军贵阳交通站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主要城市陆续设立了办事机构。一般称办事处，有的称通讯处或交通站，其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的斗争，动员群众，调集物资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联络友军，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接待中共过往人员，输送爱国人士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掩护中共地方组织的活动，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等。八路军改称第18集团军后，八路军办事处亦称第18集团军办事处，但通常仍称八路军办事处。
1938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常委叶剑英从湖南去重庆途经广西桂林，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研究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并定名为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由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
袁超俊负责筹建。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全称是“国民革命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八路军1939年1月3日在贵阳设立的一个抗日中转站，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直接领导。
当时，贵州已成为至关重要的抗战大后方，许多工厂、企业、学校、军事院校纷纷迁到贵州，贵阳成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的南大门。川黔、湘黔、滇黔、黔桂四条公路干线与邻省相通，是我党连接华南、华东、西南与延安的重要枢纽，也是内地通往境外(滇缅公路、滇越公路)的咽喉要地，大量的国际援华物资和人员都要经过贵阳进行转运。
1938年12月下旬,周恩来同志把
袁超俊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向袁提出在贵阳设立一个我党我军的公开办事机构的设想。
袁超俊奉命离开桂林，前往贵阳，开展筹备交通站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移往重庆，高原古城贵阳市便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它是联结华东、华南、西南和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枢纽，在这里设立一个公开挂牌的办事机构，意义重大。
袁超俊接受建站任务后，于12月下旬与副官陈远绍、李泽纯等到贵阳，调查了贵阳的政治形势，分析了在贵阳建立交通站国民党贵州当局是否会进行阻挠的可行性。他们还找到黄齐生先生和贵阳达德学校校长曾俊侯，要求暂借使用部分校舍作为办公地点并获得许可。1938年底，
袁超俊等人返回桂林向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汇报了在贵阳调查的情况。
1939年1月1日，
袁超俊率领陈远绍、李泽纯等10余人前往贵阳。3日，他们到达贵阳后立即开始工作，“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以下简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正式建立，由
袁超俊任主任(后改称站长)。为了取得合法地位，还备函向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进行了备案。
袁超俊将工作安排好后，立即赶赴重庆向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情况。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博古(秦邦宪)把贵州省工委的关系介绍给了
袁超俊。
袁超俊在回贵阳的途中，在贵州省桐梓县与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接上了头，到贵阳后又会见了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同贵州地下党建立了联系。秦天真还先后派丁树奇、高言志、雷光远等人担任省工委和交通站的联络员。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初设贵阳达德学校，位于狮子街(今醒狮路)，工作一个多月后，由于日本飞机轰炸贵阳，交通站搬到了六座碑(晋禄寺，今贵阳市民生路)租用民房办公，又在威清门外(今威清路298号附近)租用民房作为仓库、车库和城外接待站，直到交通站1941年被查封为止。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立后，主要开展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转运军需物资。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的军事、经济物资，尤其是东面、东南面及南面的交通运输线断绝后，各种援华物资只能通过滇缅公路(即史迪威公路)运到中国云南，再由此通过滇黔公路运到贵阳，再转运至重庆或抗战前线，贵阳由此成为连接前线与滇缅、滇印公路两条国际大通道的桥梁和纽带，贵州经济、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在1939年上半年，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陆续转运从武汉、长沙经湖南衡阳、广西桂林撤退下来的人员、物资及档案材料。仅在4至6月间，交通站便三次押运军用物资北上。其中一次是从越南来的5辆满载药品和物资的汽车，直接运到西安七贤庄办事处，回贵阳休息几天后，又押运10卡车枪弹、迫击炮和TNT炸药到重庆办事处。
1939年7、8月间，我党从香港购买到一大批汽油、机油和5辆道奇牌卡车，由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人到越南接运，经贵阳交通站抢运到重庆、延安。与此同时还运来9辆新卡车，既有购买的，也有海外华侨捐赠的，都是从新加坡经马六甲海峡到香港至越南河内登陆再转运回国，随车运来的还有捐赠物品，如新旧衣物、鞋袜、被单、无线电器材等，又在柳州仓库领取军毯2万条(50条1包，共400包)。这一时期，经贵阳运送的物资和人员，约计150车。
此外，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等在香港和国外华侨中募捐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材、救济难民的衣物以及购买的无线电器材等，都是经过贵阳交通站组织转运。
为顺利完成转运物资和人员的艰巨任务，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组织了大量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香港等地归国参加八路军抗战的华侨司机、国内汽车司机，还吸收了国民党西南运输处的一些司机参加交通站的运输、修理工作，先后共有20多名国内外司机为交通站工作，有的还献出了生命。
归国华侨司机郭嘉、李德富都是武汉失守后于1939年初夏回国参加抗战的，他们往返于重庆、贵阳、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和交通站之间，运送军需物资和医药用品，有时也开车去西安办事处和皖南新四军军部。他们怀着海外赤子报效祖国之心，远渡重洋归国抗战，在待遇低下的条件下，过着艰苦的生活。1941年1月22日，就在国民党贵州当局查封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第二天，他们开车来到贵阳，被国民党军警和特务逮捕，于次年3月就义于贵阳。
贵阳交通站在物资和运力上还得到一些上层人士的大力支持，这也是贵阳交通站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的结果。1939年冬，
袁超俊与红十字会总会会长、华侨林可胜博士取得了联系，在红十字总会中共特别支部的配合和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协助下，林可胜同意向八路军捐赠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并由红十字会的运输队协助运送。恰值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携带10吨医药器械和药品到贵阳，林可胜当即决定将这批物资捐送给八路军，并派红十字会汽车负责运送到延安。
二是接待、转送来往人员。贵阳是抗战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因此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接待任务非常繁重。先后有张云逸、张鼎丞等领导同志，从新四军去往重庆转赴延安，在贵阳交通站停留。1940年10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医处长沈其震以及饶漱石、陆璀夫妇等一大批新四军干部和警卫人员，由重庆赴新四军总部途经贵阳，由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接待，安排食宿。叶剑英同志、李克农夫妇、李涛夫妇、石磊夫妇、于刚夫妇、高文华夫妇及全家、夏之栩、曾宪植、贺逸、叶选平等同志及徐特立、李达、方正、吴茵、邓垦等，都曾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停留过。越南的胡光同志(即胡志明主席)经常搭乘八路军的军车往来于重庆、桂林、昆明之间，并多次委托交通站帮助解决一些越南同志去昆明、重庆等地的交通问题。
根据党的“隐蔽精干”政策，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还疏散、撤退、转移各地下党组织撤退的同志、文化人士、华侨、港澳同胞、干部家属、医务人员、进步青年，相继将他们转送到延安、抗日前线或各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通过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疏散转移到延安和抗战前线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安置和照顾疏散到贵阳的领导同志及家属。1938年8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派
袁超俊带领一批干部到湖南湘乡建立临时办事处，作为武汉撤退时的中转站及疏散点，当时就把一批党和八路军领导同志的家属转移到湘乡，安置在农民家里。1938年10月长沙大火后，又先后将他们安全地撤退到衡阳、桂林、贵阳青岩等地。
这批党和八路军领导同志的家属，包括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李克农的父母、岳父母和弟侄、博古的女儿秦新华等共计20余人。
袁超俊在高言志的配合下，代租房屋，把他们安顿在青岩居住近两年之久，1940年秋陆续转送到重庆。
负责安置和照顾疏散到贵阳的领导同志的家属。当时，中共一些领导人的家属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而转移至贵州，都由贵阳交通站妥善安排到贵阳附近的青岩居住达两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
袁超俊每月都骑自行车去青岩，送生活费及书报给他们。
四是完成上级党组织交办的秘密任务。为了充分利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这一公开机构的有利条件，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南方局把在贵阳活动的部分党组织及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由交通站站长
袁超俊直接领导，不同贵州省工委发生横的关系。如设在贵阳的红十字会总会特别支部及资源委员会贵州企业公司的地下党员、生活书店、读新书店的地下党员，他们在这一公开机构的掩护下，顺利开展秘密工作。
1939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由长沙内迁到贵阳图云关，中共红会特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特别支部”的简称，共有党员20多人)组织关系即交给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
袁超俊单线联系。当时该总队是全国最大的一支战时机动救护队伍，拥有国内第一流的医疗技术专家和教授，其下属有60多支医疗救护卫生队，分散在各战区工作。
1939年4、5月，
袁超俊在图云关主持召开红会支部会议，成立中共红会总支委员会(后报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同意)，郭绍兴任总支书记，高忻、毛华强、章宏道(章文晋)为总支委员，下设贵阳、桂林、运输股三个支部，分别由郭、高、章兼任支部书记。
会议决定红会特支的工作方向是:1、继续团结争取林可胜，在卫生训练所内设立组织科，在党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宣讲内容主要有《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2、利用运输股汽车队来往于大后方的有利条件，发起成立群众性的救亡组织“红会书报供应社”，向分散在西北、西南、华中各战区的约70余个医疗救护队输送进步书刊，向群众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争取群众。3、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广泛动员大后方医务人员到抗战前线参加救护工作，特别注意动员医务人员及输送医疗物资到中共开辟的各抗日根据地去，先后就有20余支医疗队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救护工作。红会特支还组织了一批青年医务工作者参加八路军。4、积极发展党员。
红会特支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获得了医务工作者的拥护，一部分高级医学专家倾向、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政治主张，从而扩大了我党在红会的政治影响。
1941年1月21日，“皖南事变”后不久，贵阳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贵阳省会警察局侦缉队长率领两处侦缉人员，贵州省中统室行动队长率行动队员和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特务团、宪兵团人员及军统黔站行动人员，查封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逮捕了交通站的李配之、鲍启文等7名同志，所有站内储存的汽油、机油、轮胎、汽车零件、枪支及站内一切物资和进步书刊全被查封。直到1941年8月，经过周恩来、叶剑英等在重庆与国民党反复交涉，这些被捕同志才被营救释放。
从1939年1月3日成立至1941年1月22日，历时两年多。在这段时间内，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军需物资运输、人员转送、统战工作、青年工作、家属工作等方面都做得很有成绩，很好地完成完成了南方局交给的任务，同时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在白色恐怖条件下，为坚持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 袁超俊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时，在国统区，两次被投入国民党苏州监狱。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多次提出释放政治犯的问题，经过多次交涉，许多政治犯走出监狱，
袁超俊也恢复了自由，经组织审查转为中共党员，并派往延安。在途中，
袁超俊被博古和叶剑英留在南京办事处。荣幸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十年，任过副官和秘书。
1938年12月18日,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王明、博古来到武汉办事处，李克农秘书长带着他等人到门口迎接。车刚停稳，一位身材修长的中年人从车内敏捷地走出来，这人穿着一套较旧的藏青色中山装，但整洁利索，剃着平头面庞清瘦，又粗又黑的浓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眉宇间透着英俊之气，他举止潇洒，气宇不凡。这位首长是谁呢?莫非就是周副主席?正当他凝思之时，李克农同这位首长热烈握手后，指着
袁超俊说:“周副主席,这是副官长，叫
袁超俊(因地下工作需要而改名)。”然后又转身说:“小袁，这是周副主席!”啊!周副主席，这就是天天盼夜夜想的周副主席! 把自己从狱中营救出来的恩人。
袁超俊急忙立正敬礼，用激动得发颤的声音说:“周副主席，您好!”“小袁同志，您好!”周副主席一面说着一面伸过手来与您相握，手又大又暖，
袁超俊顿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眼睛湿润了，想告诉他，我就是您从国民党苏州监狱营救出来的那批同志中的一个呀!可是由于过分激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周副主席笑着轻轻拍了拍您的肩头，和蔼地问是什么地方人，
袁超俊告诉他是贵州人。从此，您有幸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
皖南事变前夕，
袁超俊接到从重庆办事处打来的电话，对方声音急促地说:“胡公(周总理代称)要你立即回重庆。”翌日清早，他搭车离开了贵阳。到达重庆，急急忙忙来到曾家岩周公馆，见到周副主席就问有什么事，周副主席脸色严峻，仅给他一句话，“住下来等着吧!”然后匆匆离去。按照周副主席指示，他就住下待命。一晃几天过去了，可是周副主席没有找他谈话，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才知道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形势相当严峻。他惦记着贵阳交通站同志的安危，请示周副主席，要求回贵阳把同志们撤下来。周副主席沉吟片刻，眉头皱了皱说:“不行!国民党顽固派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是两次入狱的人，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上肯定有你的名字，如果......” 周副主席摇了摇头说:“你不能回去，先留在办事处，交通站的同志我们再想办法。”这样，他留在了重庆，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应急准备工作中去。果不出周副主席所料，国民党顽固派阴险毒辣，“皖南事变”后接连查封了党在各地的办事处，也查封了贵阳交通站。后来他意识到，周副主席急调他回重庆，是事先保护他啊!周总理洞察恶化的形势，要撤退交通站已经不可能了，故先把站长调回重庆。他是两次进过国民党大牢的人，一旦被捕难以释放，而其他几位同志大部分是群众，即使被捕也好营救，这样，他又一次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周副主席第二次救了他啊!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查封了我党设在国统区的公开办事机关，而且秘密杀害了关押在狱中的大批共产党员，贵州国民党秘密杀害了原中共贵州省委的黄大陆、李策、严金生等几位共产党员。其中严金生是他的五弟，年龄最小，牺牲时才17岁。南方局从地下党的情报中得知后，周恩来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他。
一日清晨，周副主席把他叫到曾家岩办公室，和蔼地询问他近日情况，然后声音有些哽咽地说:“小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内部情报得知，被关押在国民党贵阳监狱的黄大陆、李策等同志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了，其中还有你弟弟严金生，这是一位不屈服敌人的小同志。”他一听立刻泪水夺眶而出，仿佛看到聪明可爱又有些天真的小弟，自参加革命后又是那样无畏无惧踏踏实实，自己常常为有这样的小弟而自豪。然而，他15岁那年被国民党抓去投进了大牢，17岁就被敌人那黑洞洞的枪口夺去了生命。周副主席见您默默无语只是流泪，掏出手帕轻轻擦去您脸上的泪水，轻声说:“小袁同志，不要太难过，金生他们是为党的事业而献身的，他们是党的好同志!我们要继承他未竟的事业。”说完，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停了片刻，他略微提高了声音说:“国民党当局杀害我们的同志，查封我们的办事处，我们一定要击退他们的反共逆流。”他望着周副主席那坚定刚毅的目光点点头。周副主席轻轻拍了他一下肩头说:“南方局研究了，决定你留在重庆办事处工作，就在我身边做秘书吧。”从此，您在周副主席身边开始了新的战斗。
1943年6月，他跟随周副主席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一天,周副主席带着他来到毛主席的窑洞，把他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起身和他握手，他激动极了。周副主席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他就离开那里，信步走到山下。这时听见从大礼堂传出一阵阵口号声，顿觉奇怪，就问旁边的同志，他说里面正在开抢救大会。他好奇地来到门口，看见屋里站着一个十六七岁小姑娘正在坦白，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特务。他好困惑呀!她这么小的年纪怎么可能呢?晚上，大家都安顿下来休息了，周副主席回来了，亲切地对他说:“小袁呀，你别搬走了，就住在我这里，先好好休息休息，再把带回来的南方局特别会计帐目整理出来。”这样，他就留在周副主席身边，与他同住一个院子。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康生在搞抢救运动。他恍然大悟，周副主席为什么把他留在身边，这是在保护他啊!这是周副主席第三次救他啊!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跟随周总理转战于炮火硝烟中;在中华民族处于历史转折关头，他跟随周总理战斗在虎穴龙潭里。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更耳闻目睹了敬爱的周总理为国负重的伟大业绩。
重庆陪都险恶环境 出色完成接送任务 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大大小小的特务遍布山城，红岩村办事处则处于特务包围中。办事处的西边山上，是宋子文的公馆，有全套的特务机构;山下是国民参政会的大楼，王世杰的公馆在那儿，也有装备完善的特务。从办事处大门口到公路有500多米，这段路布满了特务流动哨。从公路进入红岩村的路口有个小屋，安置了一伙特务，凡是来办事处的人，他们都注意辨认，甚至照相;从办事处出去的人，他们派特务跟踪。
如果来办事处的同志，能事先约好在市内某个地方等候，他就开车把他们接来。有时我们也与要来的同志约定，在黎明前或者黄昏后他们自己上山，我们在半山坡上等候，把他们接到办事处。因为这时候特务看不清，也无法照相。特别重要的人员，不让其住招待所，而是单独安排在办事处的一个特别房间，外人不得进入。
他们离去时
袁超俊负责安全送走。党内比较重要的同志，
袁超俊都用汽车送进城。从办事处去外地的同志，自己能解决车、船票的，我们只发给路费。重要人物，我们委托城内秘密交通点帮助解决，并进行掩护。这时候就按秘密工作原则，双方安排好约会时间、地点、标志、接头暗语等，必要时密写介绍信。在周恩来副主席领导下，他一直小心谨慎，来去办事处的同志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周副主席经常派他下山把卢绪章接来，而且特意叮嘱，一定保密。他理解周副主席的意图，卢绪章在重庆接触人多，熟悉他的人也多，一旦有人发现他到红岩办事处，张扬出去，那就不仅是暴露身份的问题了。为此他非常慎重，每次他都亲自开车把卢接来，再把卢送走。在办事处周副主席和他彻夜长谈，指示他在做好经济工作同时做好情报工作，要寓情报与统战中，为此要广交友。周副主席多次讲，地下工作者要做红心萝卜，外皮是白的，内心是红的。在这情融融意深深的交谈中，周副主席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传授给他，启发他的悟性，使他渐渐成熟。
在重庆，秘密财务工作不仅重要，而且更为保密。为此，周恩来指示特别会计部门，一定要安全第一、保密第一。特别会计部门的同志们认真执行，工作细之又细。他负责特别会计工作。
特别会计部门除他还有两位女同志，她们是刘昂和王辉，负责管理账目和现金。他们遵照周副主席指示，在账目上采取安全措施。账本都是用极薄的纸做成，很小，有10元人民币的3/5大。这个小账本不显眼，平时锁在保险柜里，遇到紧急情况几秒钟就毁掉了，放之方便，毁之容易，敌人不易搜去。为了保密，每笔账目都用代号记下。有时代号由周副主席亲自定，有时他们自己定。这样一本莫名其妙的“天书”，即使万一被敌人搜去，敌人绞尽脑汁也破译不出来。
每月收支的账目，由刘昂制成小小的明细表，由
袁超俊和童小鹏初审，各自签字，然后送周副主席那里终审。基本每月初，周副主席审查账目，把
袁超俊和刘昂、王辉都叫去。周副主席很认真，他打着算盘，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算，一笔笔地审查，他的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只见算盘珠上下跳动，一会就算完了。如果代号是他们起的，不知道就问他们;如果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也问，一起弄明白弄准。如果数字核不准，更不放过，反复核算，直到完完全全核对为止。最后，在账本上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周副主席审查完，把账本交给
袁超俊，再把它锁到保险柜里。1943年6月，
袁超俊随周副主席回延安，把历年的账本也带回。遵照周副主席指示，
袁超俊一本本整理清楚，最后送到中央办公厅，交给赖祖列同志。
周副主席这种极端负责任的精神，深深教育着他们，激励他们做好秘密经济工作。当时国统区通货膨胀，工作人员每月只有三四元钱的生活费，生活很艰苦。尽管同志们掌握着资金，特别会计部门的同志掌握着现金，可是谁也不动一分钱，连想都没想过。有时候他们饿着肚子去执行任务，手中的钞票都捏出了汗，也都一分不少的如数入账。
袁超俊和他的战友们出生入死的提款、送款非常艰险。他们要通过国民党军、警、宪的一道道检查，要躲过特务们的眼睛，每一步都与危险为伴。
袁超俊说:“每次下山提款、送款，我都特别小心，先化好装，西装革履，拎着装钱的手提皮箱，一副商人派头上车。为甩掉跟踪的特务，小车并不直接奔向要去的地方，而是七拐八拐，开到离目的地很远的地方停车。我下车后先环顾一下四周，看有没有可疑迹象。如果一切正常，我就立即奔向目的地，抓紧完成任务，然后急速绕道上车，以免被特务发现此处，暴露目标。我上车后，司机加大油门直奔办事处。说实在的，尽管没出过差错，但是每次出去，心里都像揣个小兔子，很紧张，完成任务回来，有时内衣都被汗水湿透了。因我手里提回来的不仅仅是钞票，那是党的活动经费，是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筹措来的啊!”
香港承担着特殊的使命 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后, 他被周恩来派往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经济工作、统战工作、地下电台机要工作，和其他同志一起，为解放战争提供有力的物资、经济的后备支援保障。他转入地下, 撤退到香港华润公司任业务部主任。脱下戎装，改头换面，在国共两党进行命运大决战的关键时期，华润公司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大量采购前线急需物资，公司在全国大决战的背景中，承担着特殊的使命。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华润公司还根据中央的指示，分三批把数十名客居海外的民主人士用货船秘密运到东北解放区，保证了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
支持童小鹏拍摄了开国大典唯一的彩色照片 六十年前的开国大典只留下唯一的一组彩色照片，他的作者是童小鹏(1914-2007)。开国大典的那一天，童小鹏的职务是新政协筹备会的秘书处长，他带着相机以大会工作人员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国内还没有彩色胶卷和冲印设备，童小鹏使用的彩色胶卷是他原来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的战友、当时在香港工作的
袁超俊送给他的，拍完后又千里迢迢送到香港冲印出来。童小鹏在回忆录中说:“3点正，开国盛典准时开始，当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会开始时，军乐队奏起雄壮的国歌，54门礼炮轰鸣28响，整个城楼以及广场都显得十分严肃、安静，大家仿佛正在品味着胜利的喜悦，我以一种无比激动的庆幸之情，注视着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让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冉冉升起。当毛泽东庄严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我抢拍了一幅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彩色照片，心情非常愉快。”--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彩色照片。
身居要职洁身自好 新中国成立后，他奉命回到北京，在纺织工业部工作。1957年成立中国国际旅行社(后改名为国家旅游总局)时，被周总理亲自点名调去当总经理，1983 年离休。他默默无闻勤奋工作，从不居功自傲。他对家人子女也要求严格。在战争时期，为了工作，他曾将自己的儿子、女儿送人领养。解放后，又送儿子到新疆支援边疆建设，一去就是几十年，到年老时才回京。他对家人的爱都体现在平凡的生活中。当年因地下对敌斗争需要，将儿女送到别人家中领养后，他思儿心切，在路上遇到和自己儿女年龄相仿的孩子，都请求别人允许他抱上一会儿，寄托对儿女的思念。对那些亲友的孩子也是亲切和蔼，嬉笑逗乐，就仿佛是同龄朋友一般。1999年6月6日，他不幸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