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三年 (公元前 15 4年 ) ,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举兵反叛 ,史称“七国之乱”。这一事件不但对西汉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且成为西汉政治体制 (从“郡县并行”到诸侯王国郡县化 )转变的分水岭。

七国之乱反应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王国势力威胁基本清除，大大加强了汉朝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也在一定程度常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西汉初，刘邦在铲除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又分封了一批刘姓子弟为王，想依靠刘氏宗族的力量，作为皇权的羽翼。但是，随着诸侯王的成长和地方势力的坐大，其弊病和隐患也渐渐地显露出来了。

文帝时已崭露头角的晁错也敏锐地看到诸侯王势力的坐大，必然对汉朝中央政府带来严重的威胁，便向景帝刘启提出“削藩”的建议，即“削其枝郡”，归中央直接统辖。景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并着手逐步削减王国的封地。

早就准备谋反的吴王刘濞乘机连络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六国，于公元前154年1月17日(汉景帝前元三年正月甲子)同时起兵，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发动叛乱，七国联军号称50万，气势汹汹。景帝派周亚夫为大尉，率军迎击。周亚夫一面屯兵坚守，一面出轻兵断吴粮道。未及三月就将吴、楚和其他五国扫平，请王被诛或自刎。

 

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吴王刘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刘濞蓄谋叛乱为时已久。这场变乱导火线是，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景帝和晁错认为吴王刘濞有罪，趁机欲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就乘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发动了联合叛乱。刘濞发兵二十万，号称五十万，为主力。同时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用“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举兵西向。叛军顺利地打到河南东部。景帝因很惶恐，先从袁盎议杀了晁错，想满足他们“清君侧”要求换取他们退兵，但晁错已死，叛军不退，还公开声言要夺皇位。叛军至梁国(治今河南商丘)，为景帝之弟梁王刘武所阻。至此时，景帝才决心以武力进行镇压。他命太尉条侯周亚夫与大将军窦婴率三十六将军，以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只用了10天的时间，就大破叛军。刘濞逃到东瓯，为东瓯王所杀。其余六王皆畏罪自杀，七国都被废除。

从此景帝把诸侯王国的军政大权全部收归中央。接着又颁布了“诸侯王不能自治其国”的新法令。

 

地方王国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矛盾，还有当时的皇后--吕后专权等原因。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立西汉王朝之后，为巩固统治，借口清除叛乱，杀掉在楚汉战争时期分封的异姓诸王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同时，他又认为秦朝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王，使皇室陷于孤立，于是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并立下“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企图用家族血缘关系来维持刘氏的一统天下。他所分封的同姓王，有齐、燕、赵、梁、代、淮阳、淮南、楚、吴等。这些王国的封地，竟达39郡，占西汉整个疆土的大半，而皇帝直辖的才不过15郡。为防止诸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规定除诸封国内的经济由诸王支配外，王国的傅、相等官员均须由皇帝任命，法令由朝廷统一制定，军队由皇帝调遣，借以限制诸王的权力。但西汉所封的诸王国，国大民众，随着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财富日增，势力日强，逐渐形成割据状态，朝廷与诸王国的矛盾便日趋尖锐起来。

汉文帝即位以后，深感诸王对朝廷的威胁日益严重，决定采纳太中大夫贾谊和太子家令晁错的建议，一方面把诸王的一部分封地收归朝廷直接管辖，一方面在诸王的封地内再分封几个小诸侯国，以分散削弱诸王的权力。同时，还把自己的儿子刘武封为梁王(封地在今河南东部)，控制中原要地，屏障朝廷。诸侯王不甘心自己的力量受到削弱，纷纷反对。当时反对最强烈的是吴王刘濞。吴王的都城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北)，辖有豫章(今江西地区)、会稽(今苏南和浙江地区)等郡，封土广大，财力富足，他利用这些优越的经济条件扩张势力，蓄谋夺取朝廷大权。

景帝即位以后，诸王国的势力发展到了同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景帝接受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继续推行削藩的政策，先削减楚、赵及胶西三王的封地。因而，引起诸侯王的强烈不满。吴王乘机纠合楚王、胶西王、齐王、菑川王、胶东王、济南王、济北王、赵王等各王国，准备进行武力反叛。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朝廷下令削夺吴会稽、豫章两郡，吴王便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首先起兵，并派人通知闽越、东越出兵相助。但由于齐王悔约背盟、济北王为其部下劫持不得发兵，故实际参加叛乱的仅为七国。一场史称为七国之乱的反对统一的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七国之乱”是以刘邦之侄吴王刘濞为首发动的一次同姓王联合大叛乱，刘濞蓄谋叛乱，为时已久。导火线是当时景帝和晁错认为吴王刘濞有罪，欲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就乘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发动了联合叛乱。刘濞发兵二十万，号称五十万，为主力。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用“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西向。叛军顺利地打到河南东部。景帝因很惶恐，就听信了谗言，捕杀了晁错，乞求刘濞退兵。刘濞不仅不退兵，还公开声言要夺皇位。叛军至梁国(治今商丘)，为景帝之弟梁王武所阻。至此时，景帝才决心以武力进行镇压。他命太尉周亚夫与大将军窦婴率三十六将军，以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大破叛军。刘濞逃到东越，为东越人所杀。其余六王皆自杀，七国都被废除。

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在制度上，基本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时所产生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

发生在汉景帝三年(前154)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吴王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七王的血统关系如下: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削夺王国土地。

王国势力强大的局面，是汉高祖刘邦时形成的。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王。汉五年(前202)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七人(见异姓诸侯王)。他陆续消灭了除去长沙王吴芮以外的六人。他认为秦祚短促是由于秦不分封子弟的缘故，所以在异姓王的故土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九人为王，即同姓九王。高祖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汉初的同姓诸王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干弱枝强的问题这时并不突出。

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为王的高祖诸子，控制很严，有些国王甚至被摧残致死。齐王肥是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虽有猜疑，但却难于处置。齐王肥献城阳郡地与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以刘姓诸王与拥刘大臣团结反吕的形式表现出来。吕后死，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当时齐王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其兄齐王将闾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将闾继承帝位。刘将闾应约起兵，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灌婴屯兵荥阳，与刘将闾相约连和，待机共伐诸吕。这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认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较可靠，估计不致出现类似诸吕弄权的严重问题。于是协议，舍齐王将闾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是使列侯一概就国，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是封诸皇子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徒封梁王。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国析为几个小国，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肥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此外，爰盎、晁错针对淮南王长骄横不法，都提出过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原来，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工和济北王。城阳王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乘文帝亲自击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徒蜀，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所以贾谊在上汉文帝的《治安策》中慨叹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按指淮南王长谋反)，亲兄之子西乡(向)而击(按指济北王兴居拟袭荥阳)，今吴又见告矣。”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昂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昂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胶西王昂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吴国是五十余城的大国。吴国的彰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铸钱、煮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王濞自此二十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吴王濞骄横不法，以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

景帝三年(前154)，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众二十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肴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爰盎，建议景帝杀晁错，恢复王国故土，以换取七国罢兵。景帝在变起仓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暂时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

在吴楚军西向攻取洛阳的道路中，景帝弟刘武的封国梁国横亘其间。吴楚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王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预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寄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边助赵。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杀。

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见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吴楚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全部平息，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国相还负有监察王的使命，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汉郡无异。

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在制度上，基本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时所产生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见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