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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开北大校庆日的百年之谜_中华读书报_光明网

解开北大校庆日的百年之谜

1998-08-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北大的校庆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现在还是一个百年不解之谜!京师大学堂究竟是哪年哪月哪日正式成立的或首次开学的呢?这个怪有趣的谜底,并非不值得我们,特别是北大人,去深入研究而加以揭开。

北大的校庆日之所以定于5月4日,并非是根据于学校在100年之前的成立之日或开学之日的,而是后来专门为了纪念“五四”运动的。

由于“五四”运动并非发生于一个世纪之前的1898年,而是发生于79年之前的1919年。因而,把“五四”运动这一天作为校庆日,按年头计算,至今则尚不足80年,距离100年还差21年之多。可见,北大把5月4日作为校庆日,在年份的计算上,难免不遇到麻烦,易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把5月4日作为北大的校庆日,除了年份上有所不便之外,还有月份上的困惑。因为与史载有所不符。下面仅举几件主要的历史记录加以对照看看吧。

第一,100年前的1898年,清廷正式决定兴办北大前身的京师大学堂的月份,并非是5月4日,而是6月11日。这一天,即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为了培养变法所亟需的大量人才,遂于颁布“戊戌变法”的纲领性的谕旨--《明定国是诏》中,正式下令成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请参见拙作:《光绪皇帝与首创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与光绪皇帝、戊戌变法》二文。)

第二,清廷委任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当时称为“大学堂事务管理大臣”,也并非是5月4日,而是7月3日。光绪皇帝于二十四年(戊戌年)五月十五日,即1898年7月3日,始下令“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同上书,第28页。)(请参见拙作:《孙家鼐与创办北京大学》一文。)

第三,京师大学堂的校舍一时难以建成,为了不至于影响尽快开学,光绪皇帝于二十四年(戊戌年)六月二十二日,即1898年8月9日,始下令暂拨“公所”作为临时校舍。京师大“学堂房舍,业经准令暂拨公所应用,交内务府量为修葺,著内务府?日修理,交管理大学堂大臣,以便及时开办,毋稍延缓。”(同上书,第51页。)京师大学堂要开学总得有校舍,兴建校舍一时来不及,也得有一个临时校舍。而确定“公所”为临时校舍的日子,也并非是5月4日,而是8月9日。

第四,大凡开学之前,都应该把教材认真地准备好。否则,开了学之后,教师岂不是没有教材可教吗?学生岂不是没有课本可念吗?如此这般,岂能开成学呢!为此,光绪皇帝于二十四年(戊戌年)六月二十九日,1898年的8月16日,特为京师大学堂所亟需的教材编译问题而下了一道专门的谕旨。“译书局事务,曾经派令梁启超办理,现在京师设立大学堂,为各国观瞻所系,应需功课书籍,尤应速行编译,以便肄习,该举人所拟章程十条,均尚切实,即著依议行。”(同上书,第54页。)这时比起5月4日,已晚了快三个半月之久了。

第五,光绪皇帝于二十四年(戊戌年)七月二十七日,即1898年9月12日,鉴于“大学堂事属创举,开办不易,欲速不能”,因而批准并表彰了日讲起居注官黄思永关于“自行筹款,设立速成学堂,以期收效”的奏请。(同上书,第88页。)9月12日,离开西太后“戊戌政变”的9月21日,仅仅只有9天了。而这时,京师大学堂尚未开学。这是“百日维新”的103天中,光绪皇帝关于筹办京师大学堂所下的15道谕旨中的最后一道。(案:此乃依据作者的初步统计。)

所以,可以断言,直至戊戌政变的9月21日的那一天为止,京师大学堂仍在难产之中。

由此可见,按月份计算,北大的校庆日,总不能就把它确定于还没有教材(8月16日),又没有校舍(8月9日),也没有校长(7月3日),特别是压根儿还没有立案(6月11日)之前的5月4日吧?!

“五四”运动,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北大的莘莘学子是率先参与发起“五四”运动的,北大成了“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五四”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北大的长足进步,并提高了北大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北大与“五四”运动,有着远非一般的关系。北大人对“五四”运动,怀有着特殊的感情。北大人要永远纪念“五四”运动,并大力发扬“五四”运动的精神。但是,是否因而就一定要用校庆日来表达,方才能算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与方式呢?

任何一个学校的校庆日的确定,都应以其实际的成立之日或开学之日为准。即使这个日子,当初是极为平凡的一天。但是,当初平凡的校庆日,并不意味着学校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就不会发生伟大的事业。事实上,校史越是长久的学校,在其漫长的未来的历程中,是很可能不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伟大事业的。

如果以校史上发生的伟大事业的日子作为校庆日的话,那末是否又应该以后来发生的新的同样伟大的,甚至是更伟大的事业的日子,再来作为校庆日呢?果然如此,由于来日方长,那末校庆日的相应变动岂不是过于频繁了吗?就拿北大来说吧。北大解放的那一天,标志着北大从此开始了新生。这个意义在北大校史上,难道不新吗?不伟大吗?不更伟大吗?试问:北大的校庆日,是否因而又应该再改一次,改到北大解放的那一天呢?如此这般不停地改动,那还有完有了吗?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学校确定其校庆日的唯一依据,不能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该学校最初的成立之日或首次的开学之日。这是最简单的,又是最准确的,也是最公平的。难道大家不都应该具有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共识与态度吗?有人说,北大的校庆日是12月17日。

其理由是,老北大就一直是这个日子。并且,现在台湾的北大老人还保留了这个日子。

此说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曾经三进北大,既当过北大的名教授,又当过北大的系主任,甚至还当过北大的校长的胡适就是持此说的。胡适于1960年12月17日,与他的亲友,特别是又与一批北大老人,一起聚会,共度他本人的七十岁(虚岁)的生日,又庆北大的六十二周年的校庆日。

1960年12月17日(星期六),下午三时多,胡适和柏亮功、毛子水同车下山,四时半,“参加北大六十二周年的校庆纪念会,同是为先生七十初度的庆祝会。”

胡适在庆祝会上致辞说道:“今天既是北大六十二周岁的校庆,同学们把我的生日连在一起,……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是民国三十七年(即1948年--引者注)十二月十七日,……。有人问北大校庆为什么和我的生日同一天?我的生日是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后来我在签证处赴美留学时,一位王尔德博士替我翻成阳历的今天。”(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第3409--3412页。)

这就是以12月17日为北大的校庆日之一说。

这个日子,在月份上,由于它既晚于上述的6月11日,又晚于7月3日,还晚于8月9日,再晚于8月16日,也晚于9月12日,因而就没有月份上的问题,在月份上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

再者,这个12月17日,如果就是1898年的,那末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但是,问题就出在年份上。也就是说,这个12月17日,并非一定就是1898年的,也许是别的年份的。

就拿胡适来说吧。虽然他采用了12月17日是1898年的说法,但是他仍然留有余地,并客观地介绍了1902年(壬寅年)的12月17日之说。所以,紧接着上面的话,胡适又说道:“至于北大校庆的日子,有几种说法:一说是从阴历翻成阳历的今天(即指1898年12月17日--引者注)。但邹树文那篇回忆中说,戊戌年设校之说不确,可能是庚子乱后,壬寅年恢复开学的纪念日。这篇文章……是校史的重要资料。”(同上书,第3412页。)这就是说,12月17日,并非是1898年的,而是1902年的。果真是这样的话,则今年北大还不足一百岁,要到2002年才满百岁呢!

综上所述,北大的校庆日有三种之多:其一是5月4日(1919年的)之说;其二是1898年的12月17日之说;其三是1902年的12月17日之说。

此外,我最近偶然见到了1898年的“8月9日宣布京师大学堂成立”一说。(《江淮文史》1998年第2期,第113页。)此说并未列举理由。

北大的校庆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现在还是一个百年不解之谜呢!京师大学堂究竟是哪年哪月哪日正式成立的或首次开学的呢?这个怪有趣的谜底,并非不值得我们,特别是北大人,去深入研究而加以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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