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中国历史上人口大迁徙与增减的思考[ 来源:《中国人口史》 | 发布日期:2013-07-11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中国历史上从周宣王时期就有人口调查，在战国前期就有详细的人口统计，可惜文献资料没有流传下来，或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多不完全精确。又由于自古中国土地兼并严重，大量的贫苦农民由于土地被官僚地主兼并，不得不逃亡在外，或者在人迹罕至处垦荒糊口，或者成为地主的佃雇农，因此常有大量的“逃户”脱离政府掌握。但自班固编纂《汉书》开始，之后历代16本正史中的《地理篇》大多有人口记载，均为研究人口变迁的珍贵资料。迄今为止，在我国境内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20多处，这些遗址分布在北起辽宁，南及云南，西至陕西，东到安徽的广大地区，而以沿黄河流域最为密集。这说明，在原始社会早期，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在之后的近百万年中，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地迁徙，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人口迁移定义
人口的迁移:一般指的是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空间移动，这种移动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打迁入地的永久性或长期性的改变。广义的移民概念来看，只要是改变了居住地点，这就算是移民了。从法律上讲，有些国家的移民主要是指是指国家跟国家之间的，移民主要指外国人
。
迁移的原因:经济原因是主要的，如为摆脱贫困和失业，改善生活，或为发财致富，谋求事业成功等。此外，政治、宗教、文化及战争和灾荒也可能导致迁移。人口迁移的直接后果表现在对迁出、迁入地区人口数量、性别和年龄构成的不同影响。政治因素对人口迁移有着特殊的影响。其中政策、政治变革及战争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一个国家的政策，特别是有关人口迁移政策的实施，会对人口迁移产生重要的影响。合理的政策可以促进人口迁移合理正常地进行;但是如果政策不合理，或者虽然合理而实施政策的措施不合理，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战争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环境，并常常引发人口迁移。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引起的欧洲人口迁移达到3000万人。
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几次高潮
同人口本身的发展一样，中国人口迁移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其演变过程也不是直线渐进的，而是表现出典型的波浪式起伏。当社会比较安定时，其规模就小，也比较平稳;当社会因天灾人祸出现动乱时，其规模就会陡然增大，增大的程度几乎同动乱的大小完全成正比例。此外，人口迁移的规模与各个朝代采取的政策也有关系。受以上因素影响，在中国人口迁移史上大致形成了以下几次高潮:
(1)秦代和西汉秦是一个能量很大的皇朝，它统一中国后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中有一些在中国的人口迁移史上，是属于先驱性的，对以后历代的移民政策影响很大。除政治流放外，其内容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实关中”，如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目的在于加强统治，把关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治中心。第二类是戍边和开发新区，其中最著名的有北戍五原、云中，南戍五岭，人数均达数十万人，对长城沿线和华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汉承秦制”，继续奉行“实关中”和移民戍边的政策，尤其是对河套地区、河西走廊、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规模屯垦移民，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
(2)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促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三国鼎立的形势确立以前，即各地军阀大混战时期，移民均为逃避战乱的流民，他们由战乱最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迁出，大部分向南迁至长江流域。移民中不少学者、士大夫后来均为吴、蜀二国罗致，其中最著名的有诸葛亮、周瑜、鲁肃、张昭等，原籍临淮(今安徽定远)的鲁肃曾号召部属:“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是为典型代表;另一部分则向北迁至长城沿线甚至辽东，移民中著名的有管宁。
三国鼎立时期，为壮大己方实力，三方均努力招抚流民，发展屯垦，并尽量从境外招收、劫掳人口，包括少数民族，如曹魏把大批匈奴、乌桓人迁至内地，孙吴派兵至台湾，“得夷州数千人还”。
经过前后近90年的人口大迁移，中国长江流域和长城一线人口增加，并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少数民族的迁入，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在当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民族矛盾，为随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社会动乱埋下了伏笔。
(3)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大糜烂、大破坏的时期，迁入北方的各少数民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长达一两个世纪的动乱中，黄河流城惨遭蹂躏，从而促发了一次又一次向南方移民的高潮。仅据官方统计，公元313~450年之间北方南渡的人口即达90万人，占北方原有户口的1/7。事实上这一统计由于流离混乱之际，户口多有隐匿流失而大大缩小。正像有人早已指出的:“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说明移民的实际规模当远在上述官方统计之上。期内移民的分布仍以长江流域为主，更南的福建两广移民也不少，据记载:“晋永嘉二年，中州版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基础。
(4)“安史之乱”隋、唐两朝在政治上能量很大，但在人口迁移上的作为却远不如秦、汉，原因在于人民在此之前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乱，饱尝流离之苦，安土重迁，从心理上对人口迁移十分反感。此外，秦、汉之官方移民，包括屯垦戍边，大多未能终善其事，往往利未见而害先行，教训是很大的。故隋、唐二朝官方组织的人口迁移甚少。直至震憾全国的“安史之乱”爆发，黄河流域再次沉入血海，才触发了又一次人口南迁的大潮。据史书记载:“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这次人口南迁大潮的余波，一直持续到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至此，中国南方的人口规模第一次达到了同北方平分秋色的地步。
(5)“靖康之难”至南宋末年由金人大规模南侵造成的“靖康之难”以及其后长达100余年的宋、金对峙，使中国又遭到一场巨大的社会动乱，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堪与“永嘉丧乱”和“安史之乱”相伯仲，其性质和形式也相似。据记载，“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寓武陵”。“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连南方一些偏僻山区，也接纳了不少移民，如广西容县“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对南方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南宋的许多文臣武将亦多来自北方，岳飞、韩世忠、张俊等皆是;平民中南下的著名人物也很多，如李清照、辛弃疾等。
(6)元末明初中国广大的中原地区在从“靖康之难”到元末的两个多世纪中屡遭浩劫，至明初已是“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与人口高度稠密的江南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极不平衡的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对人口迁移的现实需求，再加上开疆卫边的需要，使明初出现了人口迁移的一个高潮，但其性质与前几次因动乱产生的大移民完全不同。
明朝建立后不久即着手组织人口迁移，如“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徙“沙漠遗民”屯田北平附近，徙江西农民于云南湖广，等等。故史籍称“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初为了巩固边防，在长城一线设立了称为“九边”的9个镇，在国内其它战略要地，也设立了许多驻兵设防的卫，仅洪武朝三十一年设卫即达136处。为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明初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于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前往云南屯田的移民多达四五十万，规模浩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7)清代对台湾的移民台湾在元代正式列入中国版图。17世纪初被荷兰殖民者侵占后不久，郑成功即率兵一举收复。此后郑成功组织了对台湾的大移民，不长时间内移民数即达20万人，在全岛总人口中占了大部分。清朝统一台湾后，对移民问题采取了暧昧的态度，即不准移民携带家眷，使之难以在台湾生根，目的乃在于防止台湾人口日增，羽毛丰满后重蹈郑成功在台湾抗清的“覆辙”。直至清代中叶，因大陆人口压力增大，上述政策才有所松动，从而引起对台移民的高潮。1811年台湾汉民已逾200万人，比一个半世纪前猛增了六七倍。清代后期，朝廷鉴于国际形势之险恶，对台湾的战略意义有所认识，不仅完全解除了对移民的限制，还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以提供资助和优惠来促进对台湾的移民，为日后的发展在人口上奠定了基础。
(8)清末和民国时期对东北的移民在历史上中国的东北地区(含内蒙古东部)人口一直不多，清初满人倾族入关后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为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并在辽宁境内筑起“柳条边”，严禁居民越界垦殖。同时又把东北作为流放犯人的场所，这些所谓“流人”，对东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加上违禁前来的农民，全区总人口至清代中叶仍有明显增长。进入19世纪，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源源流入东北，至1840年全区总人口已突破300万人，比100年前猛增了七八倍。这时全国人口已达4亿人，人口压力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而在国际上，列强步步进逼，尤其是沙皇俄国对东北一直虎视耽耽。在此形势下，满清朝廷遂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弛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如此既减轻了关内人口压力，为朝廷开了一项财源，又充实了边防。此外，对移民还“酌量给以工本”。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一股“闯关东”的狂潮，到1910年东北总人口已增至1800万人以上，比1840年增长近5倍。
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九一八”以前估计年均移入约25~30万人，大部分来自山东、河北两省，此后移入人数仍很可观。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区总人口巳近400万人，比1910年再翻一番。纵观中国整个人口迁移史，清末民初对东北的移民，强度最大，效果最佳，无论对中国人口地理还是经济地理，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选自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几次南迁移民及其影响
(一)从晋怀帝永嘉年间到南朝宋元嘉年间(307-453年)，南迁移民的高潮有四次。
第一次:永嘉初，今河北(以下提到的省名均系今名)、山东、山西、河南以及江苏、安徽二省淮北部分的流民相继渡淮河、长江南迁。东晋元帝太兴三年(320年)在建康设置了第一个侨县--怀德县，以安置流民。以后.又陆续设置了徐、兖、幽、冀、青、并、司诸侨州郡县于长江南北。
第二次:东晋成帝初(326年后)，江淮间大乱.淮南居民以及原来侨居在淮南的北方人纷纷渡长江南迁。
第三次:东晋成帝末(362--365年)及以后一二十年间，中原战乱不断，关中所遭破坏尤其严重，今陕西、甘肃境内的人口南迁汉水流域，一部分进入四川盆地。
第四次: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年)和明帝泰始年间(465-471年)，一度由宋武帝收复的中原地区重新失陷，淮北各州也由北魏占领，大量人口渡淮南迁，因而在淮南新设了司、兖、徐、青等侨州及其他一些侨郡县。氐人的战乱还迫使关陇流民南迁汉水流域和四川北部。
这几次移民高潮历时100多年，移民南迁的路线主要有东西二线:
东线:以循邗沟和淮河流域东南向的支流为主，向东南方向迁移，因此处于邗沟南端的今江苏扬州及其长江对岸的今镇江、常州一带成为山东及苏北移民的集合地，河南人也大多向东南迁入安徽，而不是向正南进入湖北。
西线:水路是循汉水南下，所以沿汉水的南郑(今陕西汉中)和襄阳成为移民重要的集散地。陆路则取金牛道(南栈道)进入四川。
按今地划分，接受移民最多的是江苏省，在今南京、镇江、常州一带最为集中，苏北地区则以扬州、淮阴等地为主。
移民的来源，山东占了一半以上，其次是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本省和安徽的淮北部分也是移民来源之一。
第二位是安徽。其境内的移民来自北方，以河南为最大部分，其次为河北、山东、山西。本省淮北的移民也占相当大的比例，少部分来自江苏北部。侨郡县大多散处于江淮之间，江南仅在今芜湖附近。
湖北境内长江上游今江陵、松滋一带的移民主要来自山西、陕西、河南，少量来自安徽和江苏的淮河流域。长江下游今武昌、黄梅一带的移民大多来自河南，也有一些安徽淮北的移民。但湖北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还是汉水流域，上自今郧西、竹溪，下至今宜城、钟祥，而以襄阳为中心。来自陕西的移民数量最多，其次是河南、甘肃，再次为河北、山西、安徽、四川。
江西、湖南二省距中原已远，移民到达的较少，仅在北部一小部分设置了几个侨县。
河南南部淮河流域也设有若干侨县，主要安置本省北部流民，其中也有少数来自陕西、甘肃及本省南部邻区。
陕西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安置的移民几乎都是来自甘肃、四川和本省北部。
山东今黄河以东南地区因一度为南朝宋所有，所以也曾设置侨州郡县，接纳的移民以河北的为主，其余为河南北部及山西移民。
总而言之，移民迁入地可以分为东西二区:东区包括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以接受黄河流域下游及今山东、河北及河南东部的移民为主。西区包括长江流域上游及汉水流域，以接受今甘肃、陕西、山西及河南西部移民为主。移民总数在700万。
(二)安史之乱后中原汉族的南迁
李白《永王东巡歌》诗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分布广大南方地区。南迁路线主要有东、中、西二路。
东路自华北平原进人淮南、江南，尔后主要经皖南、浙西金衢盆地进入江西。再分二支，一支南下岭南;一支翻越武夷山进入福建。东路以当时全国交通命脉大运河为主干，兼用汴河、泗水等河流，构成一条宽阔的西北-东南向的水运交通带，将华北平原与淮南、江南连接起来，并向南延伸到江西、福建等地。大批难民涌向淮南、江南、江西，不依赖运河是难以想象的。
中路自关中和华北平原西部进入今南阳、襄阳一带，尔后南下，穿过湖北南部和湖南全境，进入岭南。此路北面分别连接首部长安和东都洛阳。从洛阳沿伏牛山东麓南行，道路较为平坦，到南阳或襄阳后，即可乘船沿汉水南下。从长安到荆襄，先走陆路，越过商山后即可顺流南下襄阳。
西路自关中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和四川盆地，需经褒斜道、子午道等栈道。这些道路崎岖难行，但因与长安近在咫尺，一旦都城危急，统治者仍不得不率领文武百官、平民百姓踏上艰难的旅途。
此次南迁历时一个半世纪，直到北宋初年，人数不可考，但完成了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
(三)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移民--靖康之乱后的南迁
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移民，持续-个半世纪，其中规模较大、人数较集中的迁移大致有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一年(1126-1141年)。靖康以后北方人民南迁以本阶段人数最多，短短十余年，“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十一年，宋金和约达成，和约规定南宋不得接收金朝“逃亡之人”，南迁的浪潮始告消退。
第二阶段，绍兴三十一年至隆兴二年(1161-1164年)。金主完颜亮破坏宋金和约，大举南侵。
第三阶段，开禧二年至嘉定元年(1206一1208年)。
第四阶段，嘉定十年至十七年(1217一1224年)。嘉定七年(金贞佑二年)，因受蒙古军队威胁，金朝自中都(今北京)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市)，并于十年大举攻宋。南宋则发檄招喻金朝军民。嘉定十七年，金向宋求和，派官至光州声明更不南下。
第五阶段，绍定四年至端平元年(1231一1234年)。
第六阶段，端平二年至景定元年(1235-1260年)。
第七阶段，德佑二年至宋亡(1276--1279年)。
此次南迁路线与安史乱后中原汉族的南迁路线相同，南迁大约500万。
南宋内部的移民:
(一)是江西路、两浙路福建路迁入淮南东、西路。
(二)是福建外迁潮州、梅州，广东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以及澎湖和温州。
(三)是江西西移湖南，其次北移湖北鄂东山区和江汉平原边缘及安徽宿松。
(四)是江西东南及福建西南汀州客家南迁广东东部梅州。
安徽:1)淮河区凤阳府，来自江南，山西，宿州怀远以西及寿州霍丘来自山东。
2)皖江南北安庆池州，来自江西(瓦屑坝)，滁州来自东南。
江苏:苏北来自安徽江西(自称苏州阊门)
湖北:江汉平原三分之二来自南昌府。鄂东鄂北来自饶州南昌。
湖南:湘北来自江西，湘南主要是军籍来自浙皖苏鲁(以南京为中心的南直隶)，湘中业自湖南;湘西土著居多，移入多军事移民。
四川:来自湖北红安、麻城居多。
山西:迁入河北、河北、山东。
云贵:驻留士兵多江苏安徽上海，自称南京杨柳巷。
(三)明清时期的大移民
明初大移民是是典型的政府行为，强迫人民迁徙。1367年开始，从太湖流域、山西北部及河北真定、广东珠江流域、山东等地迁民移入凤阳地区，总数约50万，移民总数约点总人口80。苏北扬州、淮安二府在洪武年间接受了来自苏州、徽州和江西的移民约57万。此外，将在南京(现在上海江苏安徽)的军士迁往云贵戍边约数十万;迁山西人于河北、豫北;迁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等州和北平、山东、河南等地;迁江西人口至湖广，迁湖广人入四川，迁北平、山后(河北太行山北端、军都山迤北地区)民散居北边诸卫以为军籍等等。明初移民规模宏大，长江流域达700万，华北地区490万，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合计达1340万。洪武年间7000万，移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9。
清代移民多是人民自动迁往他乡，分三种情况:
一是向海外移民。迁出地临海的广东福建，以去台湾和东南亚各岛为最多。从18世纪中叶开始至嘉庆十六年(1811)迁台的汉民超过200万。1840年以后，移居海外更多，从1850到19世纪末，仅广东台山就移居海外20万。从1840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以华工形式迁移出国的可能有1000万左右。
二是向山区进发。流民问题永乐时即出现，到宣德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自明中期始，大量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农民迁入荆襄山区，后又深入秦岭、大巴山。东南地区无田农民多向闽、浙和皖南山区进发，湖南流民流入湘西山区，闽粤流民甚至迁入赣南山区。
三是向边区迁徙。从长城口，或从天津、登州过海潜入辽东半岛以至松花江流域，晋鲁豫冀四省均有，以冀鲁为多，称“闯关东”。1878年(光绪四年)清政府取消移民禁令后，向东北移民形成高潮。辛亥革命后势头不减，九·一八事变后，仍有大量冀鲁人民进入东北地区。据统计，1911-1931年间定居于东北的关内移民为555万，1932-1941年为198万，1942-1945年又有388万华北劳工及家属被掳掠至东北，其中一部分返回原籍，总计1912-945年从关内流向关外的移民为991万。此外，冀晋人多由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等处进入草原，称“跑口外”，晋陕去归化和河套一带，陇东农民则多入银川平原。陕甘人进入新疆不少。光绪平定阿古柏进入新疆的湘军，就在哈密和巴里坤等地屯田，屯丁中凡是娶有妻室愿留在新疆的，均借给牛具籽种，指拨土地令其承垦，故有一部分湖南人由此留在新疆。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一)湖广填四川:川北以陕西为主，川东以湖广为主，四川盆地西部以广东人为主。陕南以两湖为主。
(二)江西棚民与客家人:赣南山区来自福建汀州和广东;赣西北类似但形成“南客北湖”局面;赣东北，以福建与本省南丰为主，另有徽州人，直到浙西浙南。
(三)湘东边界:福建广东客家人移去。
(四)浙南、金衢盆地、浙西，福建江西移入。
(五)广东广西:客家人西迁。
(六)开发台湾与云贵，移民西北，闯关东与走西口。
(七)“迁海令”迫返迁:清统治者颁布“迁海令”，赣南客家人迫于清廷压力而返迁其祖居地陕南。按“迁海令”的规定，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划地为界，令居民限时迁出。“初立界去海二十里，犹以为近也，再缩二十里，犹以为近也，又再缩十里，凡三迁而界始定。”
中华民族迁徙史的三大壮举: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大的移民潮，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这三次移民不分先后，从清朝乾隆年间，几乎是同时开展。闯关东是以山东和直隶人为主，目的地是东三省一带;走西口是以河南和安徽人为主，目的地是新疆及河西走廊一带;下南洋是以广东和福建人为主，目的地是东南亚一带。
这三次大移民是民间的自发组织，不是官方有目的组织的，相反，一开始官方政府还是强烈反对的，如闯关东，就是因为东北是清政府的龙兴之地，不许汉人居住的，怕是破坏了龙脉。所以山东河北的农民们就想方设法一闯而过，闯关东，就是山海关以东。在当时这也是一件极其凶险的事。
1、闯关东:关，指山海关。具体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得名。旧中国，山东人口稠密，灾害频发;关东则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史书说:“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矿，曰盐。”历史上两地有紧密地缘人缘联系，一是逃荒农民闯关东成为主流。
2、走西口:“西口”指河北张家口以西的长城沿线关隘。因为中原地区人口众多，而且经常闹灾荒，所以，流民走过西口，过长城，就可到达蒙古草原和河套一带谋求生计。走西口流民来自华北各地，而以山西人为主流。
3、下南洋: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地。指流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绝对多数。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都是贫苦民众抗争命运、艰难创业生存的历史，都是一段段苦难与艰辛、血汗与泪水交织而成的回忆。
移民，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不鲜见的，几乎每次王朝更替的时候，都会随着战乱而涌现出大批的难民，不堪忍受战争的蹂躝而成群结队的，整个家族的，整个村子的，甚至是整个地区的大量外迁。如两晋时期的客家人南迁，北宋末年的中原人南迁，还有民国末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在大陆混不下去了，被赶到几个小岛上，这也是迁，是被动的迁。因逃避战乱而背井离乡的人们，倍尝了流离失所的逃亡之苦。他们往往发出了“宁做太平犬，莫做乱离人”的感叹。
和在官方战争的压力下而四散奔逃的难民相比，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属于民间的自发运动，因为他们不是为了逃避战乱，所以也就没有那种逼不得已，象惊弓之鸟一样的哀怨情绪。没有那种失败、绝望，听天由命，跑到那里算那里的亡命天涯心态。在这三次的大迁徙中，人们都是怀着一个美好的梦出发的。他们有理想，有目标，有勇气，带着开创新生活，打造新天地，追求幸福富裕生活的向往而走上了漫漫的迁徙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迁移
1、50、60年代从沿海地区、特别是从沿海城市向西部地区的人口迁移，如三线建设企业内迁、支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
2、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村劳动力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运动;
3、以及因工程建设项目而形成的工程移民。
与通常的人口迁移不同，工程移民是非志愿移民(involuntaryresettlement)。这类移民是由于水库、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而造成的。以水库建设为例，50、60年代建设的新安江水库、三门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均产生了数十万的移民，目前在建的三峡工程动迁人口达百万之众。
据估计，建国后我国因工程建设而形成的非志愿移民总数在4000万人以上。因此非志愿移民已对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结构重构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历史上几个重要的移民发源地
1、湖北麻城孝感:麻城地处鄂东边缘，接近大别山。孝感乡在麻城西北，更加偏僻，是难民避乱的理想场所，因而元末明初有不少江西、安徽、湖南等地流民迁入，其中大部份又转迁四川。孝感县在元朝时与麻城县同时存在。孝感属德安府，麻城属黄州府。明初麻城辖四乡:太平、仙居、亭川、孝感。
2、苏州阊门:明初，张士诚占据苏州，朱元璋久攻不下，因而在消灭了张士诚的政权后，对当地居民采取强制迁移的报复性措施，历史上称为“洪武赶散”或“奉旨迁徙”。这就是苏州阊门人被迁到苏北的原因。
3、南雄府珠玑巷:南宋末年，宫中苏妃因被打入冷宫而逃到岭南南雄府珠玑巷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后来因皇室追查，当地的33姓人(没有史姓)被迫南迁。
4、山东枣林庄:明朝开国以后，朱元璋在家乡设了一个跨越淮河两岸的凤阳府(治今凤阳县)，凤阳府辖境虽然很大，但因长期战乱、灾荒、瘟疫的三重打击，人口十分稀少，至洪武十一年(1378)人口还不到13万。为了弥补人口的不足，明政府下令从苏、松、嘉、湖、杭五府和山东、山西及江南移民。而山东济南、兖州，特别是兖州移民至凤阳西部之民的后代，多称祖上为枣林庄。枣林庄在现在山东滋阳县城北谷城乡南部黄土平原，安邱府村民委员会驻地，这里清朝康熙年间才称作“枣林庄”。
5、山西洪洞大槐树:这是我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流传数百年的民谣，在华北老一代人中尽人皆知，随着华北人口外迁，“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又扩散到全国各地。
6 、小云南:在今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天津、北京等省市，不少自清代至民国时期迁自山东的居民都称祖籍为“小云南”，就连山东即墨市和青岛市以外地区的居民亦称原籍为“小云南”。
中国历代人口数量表
年代 年份 全国人口(万)
夏 公元前2205年 1355
秦 公元前220年 2000
汉 2年(西汉末年平帝二年) 5959
57年 2100
156年(东汉桓帝永寿二年) 5649
公元208年 140
公元221年(三国大战) 90
晋 280年(武帝太康元年) 1616
隋 609年(隋炀帝开业五年) 4602
618年 1235
唐 740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 4814
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 5300
宋 1080年(宋神宗元丰三年) 3330
1274年 887
元 1300年(至元二十七年) 5884
明 1393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 6055
清 1648年(顺治五年) 1400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 41299
民国 1912年(民国元年) 40581
1928年(民国十七年) 47479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不包括港、澳、台)
1949年 54167
1983年 103188
1989年4月14日 110000
2005年1月6日 130000
中国历史上20次人口大规模死亡时期
中国古代历史都是在腥风血雨中度过的，在每一个时期内，各种农民起义和蛮族入侵所导致的人口大屠杀永远都是那么的恐怖。对于那些向往权力的统治者来说，残酷的战争手段，永远都是屠杀贫民最有利的武器。在历史上，中国曾出现了20次规模比较大的人口死亡时期。
1.西周与东周过渡时期
公元前782年，周宣王死，幽王宫涅继位，这是一个昏庸无能的暴君。在他的统治下，各种天灾人祸蜂拥而至。关中地区发生大地震和旱灾，百姓死伤惨重。同时北方的游牧民族犬戎也向中原大举进攻，周军节节败退，犬戎军队大肆屠杀平民，估计当时平民死亡达百万人以上。这场浩劫直到公元前770年东周建立才有所好转。
2.春秋战国时期
东周其实是一个软弱的中央王朝，经历了犬戎军队侵略的冲击后，它已经无力管辖各个诸侯国了，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彼此征战不休。在春秋时期各种战争就有448次之多，到了战国时期，达500次以上，双方集中数十万军队大混战的次数就有223次!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尽管战争连绵不断，但在这一时期，人口可能呈上升趋势，主要是农业的改进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另外，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的实力，促进了奴隶制的瓦解和中央封建王朝时代的建立。
3.秦始皇灭六国战争
战国后期，秦国是最喜欢对外扩张的国家。通常在战场上，秦兵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夹着无头的敌方士兵，还在吼叫着追击敌人。这样恐怖的士兵时常令其他国家的士兵心惊胆寒。秦兵的凶狠程度可见一斑。
在消灭六国的战争中，秦兵绞杀过无数的敌方士兵和百姓。灭赵，坑杀近40万人;灭魏，杀死近10万人;灭韩，杀8万人;灭楚，杀死12万余人;灭齐，杀死7万多人;灭燕，近15万人被杀害。
此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百越用兵50万人，杀死当地军民近20万人。在与匈奴的战争中死伤30万人，修长城死亡民夫近50万人，参与修建阿房宫和秦皇陵的130万人，也全部被秦兵杀死!
秦朝制定了许多酷刑。据文献记载，刑罚有膑(剜去膝盖)，刖(锯脚)，宫，榜掠，腰斩，枭首，弃市，戳尸，坑死，凿颠，抽胁，镬烹，车裂，夷三族等。当时的中原地区古人多儒雅仁义，社会是宗族形式结构，不具备法治统治的基础。秦尊韩非的以法治国，这就造成了作奸犯科的人大增，面对条条酷刑，人们怨声载道，这也是加剧秦朝灭亡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4.秦末农民战争和西汉初期
从公元前204年到公元前195年，战争与天灾仍然持续不断。从最初开始的陈胜、吴广起义到后来的楚汉争雄战争，以及西汉初期的社会动乱，都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秦朝末年有2000多万人，到公元前195年，全国只剩下不到700万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人口因自然灾害、瘟疫和战争而大量死亡，呈现了真正的“荒无人烟”之惨景!
5.汉武帝征讨匈奴
汉武帝极具雄才大略，他的雄才大略为一个民族树立了傲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为一个族群永远的名字。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之一。此外，汉武帝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但是他的对匈奴的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一直持续到今天。
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公元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汉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从公元前129年开始对匈奴正式宣战，先后派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匈奴在汉朝的持续打击之下退到塞北，坚壁清野。汉武帝传出决战号令，羽檄飞驰，全国各处都可见到奔赴前线的青年壮丁。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发动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匈奴作战，出动步兵50万，骑兵10万，马匹14万。在近30年的战争耗损后，这次决战是抽空了全国几乎一半以上的青年人。最后虽然给予了匈奴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却是胜得如此惨烈，败得如此悲壮。回来的半数左右兵马，大多都是断手断脚。中国的人口繁衍能力和生产能力大大减弱，那是一百年也恢复不过来的。汉武帝死后，他的子孙大多都昏庸无能，西汉王朝逐渐走向衰亡。
更长远的影响是，匈奴在这次战争中为了阻止汉军的长征，在沿途的水源里投下了病死的牛羊，散播瘟疫。残存的汉军回到中原，这种疾病就慢慢散播开来。从此以后，每隔10年或者15年，中国便有一次全国性的流行性病毒大传染，或者瘟疫，或者疟疾，这种影响直到近代中国随着卫生科学的进步才从中国逐渐消散。
6 .西汉末年时期
公元2年全国人口有5959万人，比罗马帝国最大疆域时的人口还要多。但随之而来的是无穷的混乱局面，在经历了王莽夺权、绿林军和赤眉军之乱后，人口大量减少。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下降到只有2100万人，损失率为65%，重点体现在北方地区。
7.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
公元156年全国总人口约为5000万人，此时各个地方势力已经开始明争暗斗。184年，冀州巨鹿郡(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爆发黄巾大起义，迅速弥漫至全国范围内。在一年的时间内，这次农民暴动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死亡近1000万人!
黄巾之乱对于东汉末年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尽快平定战事，因此中央下放军权至地方，使得黄巾之乱无法快速的蔓延至全国，减缓了东汉覆亡的时机。但是却造成了地方轻视中央，使得具有野心的将领或是官员，藉著在黄巾之乱的兵力割据地方，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揭开序幕，更为三国分立种下远因。黄巾起义和在它影响下的各族人民起义，持续了二十多年。由于起义农民本身的弱点，起义被残酷镇压，但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并最终走向了灭亡。
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外戚、宦官在内斗中失去权柄。此后各路诸侯相继爆发混战。从189年开始，军阀董卓控制了朝廷，皇权旁落，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地方州郡长官在反董卓战争及后来的相互攻伐中逐渐壮大实力，形成了地方军阀割据。到208年赤壁大战之时，整个中国竟然只剩下了140万人!223年夷陵之战时更是只剩下了不到90万人!可想而知当时的人口损失有多么大!即使是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时，整个中国也只有770万人!
8.短命的西晋王朝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从公元291年开始，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及周边地区相互残杀不已，达16年之久，死亡人口近100万人，史称“八王之乱”。而随后的五胡乱华，更是使西晋王朝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关东地区又发生罕见的蝗灾和瘟疫，损失人口达90%以上!西晋灭亡时全国只有500万人左右!
9.南北朝混战时期
东晋十六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南北分裂、南北对峙的阶段。在南方，虽然先后有刘宋、南齐、萧梁和陈四个政权的更迭，但这中间除梁元帝以江陵作都3年外，其余的时间，南方各朝的京城始终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刘宋(420-479年)是其中疆域最大、最强、统治年代最长的一个政权，历4代8帝，共59年。南齐(479-502年)国祚短暂，只有23年，但由于争杀频繁。而北方自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华北开始，至589年隋灭陈为止。经历北魏、东魏西魏对峙、北齐北周对峙三个时期，并包括隋立国至灭陈时期。其中北方的人口显然要比南方的人口多。
在这段时期，混乱的局面比西晋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各地方政权来去匆匆，带来的只有血腥的屠杀。北齐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只有900万人;南朝宋代有500万人，到陈朝灭亡时仅剩下200万人，损失了降级60%的人口。
10.隋朝对外战争和农民起义
隋朝也是中国古代大统一形势下短命的王朝之一。这是一个苦难而又辉煌，伟大与罪恶并存的皇朝。隋朝是五胡乱华后汉族在北方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隋文帝杨坚，推行汉化，为后来唐宋汉文化大发展奠定基础。隋唐时期也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期。但就是这样强盛的时期，人口依然大量减少。
公元604年，杨广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皇位，史称隋炀帝。他扩建洛阳皇宫，集中了近200万民工;修运河，更是强行征来民工近550万人。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到江南享受奢华荒淫的腐朽生活。他还3次派大军进攻高丽，死伤无数，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到628年唐朝初期，全国总人口由606年的4602万人下降到只有1235万人!
11.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公元755年12月，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史称安史之乱。
唐玄宗为了击败叛军，曾乞求匈奴出兵帮忙收复洛阳，任其在城内烧杀抢劫，洛阳城内的百姓几乎被全部杀光!这场历史8年的内乱，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荒芜。754年中国人口有5292万人，到平定叛乱时竟然仅剩下1700万人!
12.黄巢起义
有一句俗语说得好:“黄巢杀人800万--劫数难逃”，黄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鬼哭狼嚎，一片狼籍，血流成河。在攻打长安的战斗中，由于百姓协助官兵抗击农民军，黄巢入城后一时恶向胆边生，下令将全城百姓全部杀光!之后又纵火狂烧了3天3夜，这座昔日的繁华城市被毁于一旦!
唐朝末年以及后来的五代，前后80多年，整个中国一片血红。前后共有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自秦朝以来所建立的30多个朝代的开国之君出身农民和社会下层的约占了一半。五代十国的大部分皇帝都是地痞流氓出身，手段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到宋朝建立时，全国只有约200万人。
13.南宋与金国和蒙古的战争
北宋曾经多次与辽国和西夏交战，在双方的边境地区，百姓死伤最多。但就整体来说，中原王朝的人口还是呈增长趋势。到1127年南宋建立时，有约5000万人。加上金国、西夏、吐蕃和大理的人口，当时中国的总人口有约9347万人。但是到了南宋灭亡时，中国人口竟然只剩下了887万人!损失了将近92%的人口!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惨死在蒙古人的屠刀之下!
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直接被蒙古军队屠杀的平民有近1800万人!中国北方90%的汉族平民遭到灭绝。其中最严重的是四川，估计有多达300万人被屠杀，全省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统治中国的90年时间内，中国再次损失了5000多万人!
14.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和明朝初期的残酷刑罚
元朝末年，蒙古统治者变本加厉向人民收取各种名目繁杂的赋税，统治日益残暴黑暗，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洪灾。百姓民不聊生。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史称西吴政权。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即为明太祖。不久他又命徐达、常遇春北伐元朝，攻占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在全国历经99年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进入明朝时代。在赶跑蒙古人的战争中，中国再次死亡了近1000万人!
朱元璋在位30年，就杀了将近30万人，死后用了46个妃子和宫女陪葬。而随后的明成祖朱棣也是毫不逊色，杀人如麻。1402年，他夺取了亲侄子的皇位后，就将宫中的宫女、太监仅2万余人全部杀死。对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孺一家，就杀掉了873人!
15.明末农民战争
每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总是伴随着天灾人祸一起瓦解的。明朝末年西北地区遭遇罕见旱灾和饥荒，引发大量饥饿的农民起来暴动。其中以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最为成功。这2个家伙杀起人来毫不手软，特别是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全部杀光，其杀人手段令人毛骨悚然!在清军入关前，光是农民起义给大明王朝带来的巨大浩劫，就有达2000万人被屠杀.
16.清军平定南方的战争时期
清军入关后，相继消灭了李自成和张献忠2个杀人王，但老百姓的日子兵没有好过起来。满族在征服汉族的过程中，始终都贯彻一个方针:屠杀。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后，担心当地的百姓起来造反，就大开杀戒，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统统杀光，有约300万人惨死。
清军在平定江南的过程中，更是杀人无数。攻占扬州后，屠城数日，死者达80多万;在江阴县城，屠杀近20万人;嘉定，被杀者有60万人;大同城破后，全城上下18万人被尽数诛杀;在灭绝人性的广州大屠杀中，近60万人倒在清军的刀下!
清军入关后的50年时间内，屠杀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至少将近4000万人以上!
17.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白莲教起义
清朝统一中国后，在逐步稳定国内局势后，出现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发展时期，人口呈快速增长趋势。1786年中国总人口为3亿9110万人，1796年，湖北、四川、陕西三省爆发了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的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起义。1804年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为了剿灭白莲教起义，清政府耗费军费2亿两，相当于4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18.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但其对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造成的破坏是难以统计的。有7000万人直接死于这场动乱，中国南方地区的经济基本被毁于一旦。而且太平天国在其后期的内斗中，杨秀清、韦昌辉和石达开等家族和派系被杀者达15万人，给太平军本身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19.民国时期的各种战争与天灾造成的死亡人数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2个特别混乱的历史时期，一个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就是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各种战争不断涌向中华大地，先是革命党反对袁世凯的战争，接下来是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的混战。而后又是北伐战争和国共内战，再者就是日本侵略中国，最后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决战。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一片净土。在偏远地区，土匪横行，天灾不断，百姓大量死亡也是无法避免的。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大约损失了6000万人，因战争死亡的占60%以上。
20.日本对中国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使2100万中国人丧生。
人口出现七次大滑坡，
最厉害的是三国时期和和八王之乱时期，基本上是少掉了70%，最少的是宋末元初，也达到了46%。
7次人口数据统计下降中，和少数民族有关的人口下降，主要是元朝初年和唐朝初年两次。
第一次人口统计数据的锐减--秦末(3000万~1300万)下降比例56%
第二次人口统计数据的锐减――西汉末(6000万~2100万)65%。
第三次人口统计数据的锐减――东汉末(5700万~1660万)下降71%
第四次人口统计数据的锐减――八王之乱后(4000万~1200万)下降70%
第五次人口统计数据的锐减――隋末(4600万~1500万)下降68% 。
第六次人口统计数据的锐减――唐末(5300万~1628万)下降68% 。
第七次人口统计数据的锐减――宋末(11000万~5883万)下降46%
中国历代人口分布的历史变迁及特点:
1、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人口变迁
华人(古代称唐人)移民海外:传说始于商朝。秦朝徐福带领几千名童男童女东渡扶桑。南北朝，新加坡一个华人坟墓的石碑上刻有梁朝年号。以后各朝代都有不多或不少华人由于经商，逃难，宗教等原因居留海外。明代永乐年间三宝太监回民郑和下西洋后大批人开始移居南海各国(请看: 马来西亚华人南来历史)。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有大量华工，因欧洲工业革命的需求而移居到美洲，欧洲，东南亚及世界各国。
(1)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人口迁出区。
人口迁移的方向，基本上都是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离心状运动”。经过漫长的迁移，黄炎子孙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世界各地。尽管如此，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我国仍有大约1/10的地区没有常住人口。在其余地区，人口分布也极不平衡。东南半壁地区人口高度密集，西北半壁人口较为稀疏。这是我国历史上人口分布最显著的特点。
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在1935年《地理学报》第2卷2期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创制了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就明确指出: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今黑河市)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4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36%，西北部之面积，计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64%;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44000万，约占总人口之96%，西北部之人口，仅18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4%，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胡焕庸首次提出的瑷珲-腾冲线，是从我国东北的瑷珲至西南的腾冲划定的一条虚拟地理分界线，该线以东地狭人多，以西地广人稀，十分明确地显示出我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以瑷珲-腾冲线为界面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区域，得到国内外人口学者的承认，还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为“胡焕庸线”。
我国东西两半部人口分布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主要是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悬殊造成的。西半部多高山、高原。幅员广阔的青藏高原海拔高度一般在3000-4000米以上，其中半数还在5000米以上，比四川的峨眉山、日本的富士山、欧洲最高的阿尔卑斯山勃郎峰都高。气候常年寒冷，夏季还有霜冻。新疆和内蒙古的海拔一般都在1000-- 2000米之间。属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有大面积的沙漠和戈壁。其中半数面积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这些地方的自然条件，限制着经济的发展，也限制着人口的发展。这正是西北地区人口稀疏的根本原因。
瑷珲-腾冲以东的地区，大部分是丘陵和平原，我国的14个沿海省市均在这一地区。沿海一带，冲积平原面积广大。整个东部地区，夏季由于受到季风的影响，气侯温暖湿润。长江以南年降水量都在1000-- 2000毫米，黄河下游及东北的松辽平原，年降水量也一般在600毫米以上。再加上这里河川密布、交通便利，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比较有利，所以东南半壁远比西北半壁经济发达，人口稠密.
(2)我国古代人口分布的变迁特点，集中反映在人口重心的变动上。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黄河中下游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全国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直到公元2年，人口重心仍在河南省西部陇海铁路的张茅火车站附近，即北纬34°43′，东径111°23′。这说明: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里人口增长滞缓，人口迁移处于相对凝固状态。此后，人口重心开始向东南方向移动，汉代末年进人淮河流域，唐代末年又越过江淮进人湖北省，元代末年更向东南移进安徽省。至明朝洪武年间，人口重心已移至安徽省白马尖以南14公里处，即北纬31°00′，东经116°09′。这个位置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偏于东南的地方。有人测算，从公元2年(西汉元始2年)到1393年(明洪武26年)总共向东南方向移动了800公里，每年平均移动0.58公里。
(3)我国人口重心长期向东南方向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长期大规模的南迁。据历史记载，我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有三次。
第一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6世纪)，当时中原地区连年混战，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导致规模巨大的人口南迁。
第二次，是从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到五代(公元907-960年)，其间200余年的战乱，其主要战场仍在黄河流域，又造成大量人口南迁。
第三次，发生在北宋末年。当时女真族进入中原，宋室南渡，迫使中国人口向长江以南大量迁移。
正是人口长期的大规模南迁，使得我国人口重心不断南移。自1421年明成祖将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后，由于政治中心北移，大批人口才开始北迁。此后西部、北部广大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人口重心开始由东南向西北逆向转移。到1578年(明万历6年)，人口重心已移至河南省罗山南19公里处，即北纬32°02′，东径114°34′。后经过200多年的徘徊摆动，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人口重心到达湖北省安陆东北31公里处，即北纬31°20′，东径114°00′。此后，人口重心加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到1953年，已移到湖北省枣阳以北18公里处，即北纬32°18′，东经112°43′。这113年间，约向西北移动了360公里，平均每年移动3.18公里。发生迁移的主要原因是，1866年清政府对东北的封禁废止后，山东、山西、河北、安徽一带的农民持续大规模向三北迁移，传说中的闯关东就是指这种情况。闯关东，是指中国近代史上华北地区农民向东北三省移民的运动。
三个时期:
(1)1644至1667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
(2)1668至1860年，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1688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
(3)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式开禁放垦。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存在“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人囗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地。那么，闯关东便成了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学。
(4)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口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人口的兴衰与朝代的兴亡具有同步性，呈现出周期性的大起大落。
封建王朝的初期，人民生活安定，农业发展，人口开始缓慢增长;
王朝中期，人口增长加快，人口总量达到高峰;
王朝后期，人口增长停滞。新旧王朝交替之际，人口则急剧下降。
这种人口时而猛增，进而锐减的状况，成为中国人口缓慢增长中的一个鲜明特点。
例如，公元2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5959万，此后长达10年的绿林、赤眉大起义的影响，到公元57年，人口减少到2100万。再如，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影响，人口由公元609年的4000多万，降到公元620年的1000多万。“安史之乱”使盛唐的人口由公元755年的5000多万锐，减到公元760年的1000多万。古代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不仅消食了大量的血肉之躯，而且导致人口大量的迁移，影响人口的地区再分布。
2、近代中国大陆人口再分布特点(1840-1911)
一是1840-1866年。人口重心的纬度变化极小，而经度变化较大，1866年比1840年经度向西移了0.91度。变化的原因是太平天国战乱造成华东、华中地区人口的锐减。
二是1866-1887年，人口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造成这种移动的原因是，太平天国失败后华东和华中地区人口的恢复、回迁，以及西南地区人口的增加。
三是1887年以后，人口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主要是清末大量人口涌入东北造成的。其中1850--1870年是人口重心变动幅度最大的时期，也是人口再分布强度最大的时期。
综上可见，近代中国大陆人口再分布特点是:
一人口分布略趋于平衡。
二人口再分布变化最强烈的是太平天国起义时期。
三战乱是导致中国近代前期人口再分布的主要原因，而人口向西南及东北迁移则是近代后期人口再分布的主要原因。
3、现当代中国大陆人口再分布变化情况
“胡焕庸线”，至今仍是我国人口分布地区差异中的一条基本的分界线。现在，这条分界线东半部面积占目前全国的42.9%，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
面积数字的变动:
一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已正式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而归还中国;
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的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的独立。
根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黑河-腾冲线东南现居住着全国人口的94.2%，而西部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5.
8%。这两个数字同1935年的相关数字仅有1.8个百分点的差别。这说明，历经60年，我国的人口地理分布虽然有所变化，但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
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分布变化在人口重心的移动轨迹上也有反映。
1953年我国人口重心在湖北省枣阳北18公里处，即北纬32°18'，东经112°43';
1964年移至河南省明港东北15公里处，即北纬32°33'，东径114°09';
1990年移至河南省明港西南约15公里处，即北纬32°23'，东经113°52'。
由此可以看出，解放以后我国人口分布重心在纬度上变化不大，基本上徘徊在32°18"
–32°33’之间;但在经度上的变化比较明显。尤其是1953-1964年之间，人口分布重心在经度上向东移动了1°26'，在纬度上只向北移动了15'。
主要原因:
一是建国初期，黄淮地区水旱灾害严重，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向东北、内蒙、西北等地区迁移。1964年以后，人口重心向西偏南方向逆转，1982年后向南移动的速度明显加快，向西移动的速度减慢，这主要是东北地区的经济低速增长，而华南、华东的经济高速增长，拉动了人口迁移。
二是，国家对生产力布局的调整，也使我国人口分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内地建设不仅需要财力和物力，也需要大量人力。如50年代，国家为改变旧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在有计划地把沿海工厂企业迁往内地和边疆的同时，也动员了大批职工和家属随同迁移。仅1954 --1958年，由沿海迁往内地的移民就达460万以上。
三是，长期以来，国家为了满足内地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在计划生育政策上采取了适当放宽的原则，而对于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则采取从严掌握的原则。这样，我国的人口分布就逐渐得到了改善。如沿海14个省市自治区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1953年为48.04 % , 1964年为47.89%，1976年为45.98% 。23年之中，沿海地区的人口比重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以上。考虑到我国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口分布本身所固有的惰性，这一变化是相当可观的。但是，自1976年以后，沿海地区的人口比重逐渐回升，1980年为46.03%,1982年为46.11%,1990年为46.24%。
人口比重回升的主要原因，一是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所变化，对沿海地区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如1981年国家对沿海地区的投资就超过内地15%，这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沿海地区吸引的外资也大大高于内地。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的劳动力大量增加。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沿海地区迁往内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以及其他各类人员，凡是符合政策的，基本上都按照本人意愿回到了原籍。三是人口迁移模式有所改变。过去是人口从沿海向内地迁移，而近20年来却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过去上海、山东和江苏，一直是国内重要的人口迁出区，仅上海1955-1972年间就净迁出近190万人。而近年来它们都转变为净迁入区，从而显著地提高了沿海地区的人口比重。
1949-2000年中国人口重心的变动，可归纳如下:
第一，建国以来，人口重心基本在河南省南部或与其相邻的湖北省北部区域，显示出我国人口分布从总体上偏向东南的特点;
第二，人口重心在不断移动中，其移动的轨迹反映了国家人口分布的格局的变动，而这种变动与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有密切的关系。
1953年至1964年，人口重心向东偏北移动，其原因是:这一时期我国的建设重点在东北、华北地区，南方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建设，西南处于开发准备阶段，东北、京津与华北的人口增长也快于南方。
1964年至1982年，人口重心又呈现向西偏南逆转的趋势，其原因是:1964年以后，西南和西北陕甘两省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有大批的建设者迁入，人口增长快于其他区域。
1982年至1990年，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东南各省的人口出生率低于西北各省的人口出生率。同时，虽然南方经济发展迅速，由于受户籍制度的制约，人口向南方流动也受到一定的制约。
1990年至2000年，我国改革开放进人第二阶段，东南各省经济高速发展，与西北差异进一步拉大，东南各省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使人口重心向南移动。
第三，从人口重心移动的速度分析，1953-1964年的建国初期，和1982-1990年的改革开放初期，移动速度明显快于其他时期，这也与我国经济建设在这两个时期进行的重大战略调整相吻合。
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与人口变化
1.1 气候变化
从竺可桢、任振球、汪子春、高建国等人的研究结果可知，在过去两千年中，中国气候经历了10次较大的变化1。大体而言， 秦和西汉是气候温暖时期，气温较今日高，因此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今日朝北许多。自公元之初(即两汉之际)起，气候开始出现转寒的趋势，到东汉末已比现在寒冷。到3世纪后期，寒冷达到顶点，年平均温度比今日要低1-2摄氏度。这种寒冷气候一直持续了下来，直到6世纪下半叶才开始转暖。到了7世纪中叶，气候已明显变暖， 年平均温度高于今日。然而从10世纪开始，气候又趋于变冷，并在12世纪达到顶峰。13世纪初期和中期曾有一个温暖时期，但好景不长，因此14世纪的气温不仅低于今日，而且也低于13世纪。15世纪初以后，出现过两个温暖时期(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和3个寒冷时期(1470 -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大体而言，16世纪和18世纪可算温暖时期，而17和19世纪则为寒冷时期(其中又以17世纪为最冷， 冬季平均温度比今日要低2摄氏度)2。这个变化大势，与北半球其他许多地方的记录也是相一致的。从降雨量来看， 郑斯中等人对地方志中关于近二千年来36750次旱涝记载的分析表明:我国自公元初以来，水灾相对减少，而旱灾则相对增加。在1-10世纪，干旱期和湿润期分别为350年和650 年;而在11-20世纪，则分别为580年和320年。而且还要注意，这种状况在经纬35-40度的黄河流载表现最为明显3。
1.2 人口变化
根据葛剑雄的研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到清朝灭亡以前，中国人口出现过8次剧烈波动。
人们通常用“大起大落”来形容这种剧烈波动，此处我们也姑且从众，采用此种说法。在这8 次“大起”与“大落”中，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大落”。这是因为除了“大落”的时期外，中国人口基本上保持着增长;而且一般而言，“大起”的速率比“大落”的速率小得多。这8次“大落”包括:(1)两汉之际(户数减少2/3至3/4，实际人口减少约40%)，(2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人口只相当于400年前东汉后期的人口)，(3)隋唐之际(人口减少约一半)，(4)中晚唐、五代(北宋建立时人口不足盛唐时的一半)，(5)金与元初(元朝人口最多时，人口总数比南宋和金人口合计少20%)， (6)元明之际(明初人口比元朝人口最多时少1/4以上)，(7 )明清之际(人口大约减少20%)，(8)晚清(1911年人口总数比1850 年还少1/10)。
将这两种变化合观比较，可以看到:上述的8 个中国人口“大落”时期，也都是我国气候变冷的时期。这种对应不可能是一种巧合。因此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与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应是无可置疑的。
2 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影响
造成中国历史上人口“大起大落”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绝不止气候变化一个。然而，尽管不能认为气候变化是造成人口“大起大落”的唯一原因，但气候变化仍然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他的大多数原因，莫不与气候变化有关(有些甚至就是由气候变化的产物)。那么，气候变化是如何对中国历史上人口变化的发生影响的呢?
气候变化对人口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方面。所谓“直接影响”指的是:气候变化引起农业产量的增减、农业区域的移动，从而导致人口发生变化。而“间接影响”指的则是:气候恶化通常激化社会矛盾、触发社会危机，引起原有社会结构解体，同时还会引起外来烈性传染病的传播，从而导致人口减少。反之则引起人口的增加。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地看看气候变化是如何引起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几次“大落”的。
2.1 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
一般而言，在北半球，年平均气温每增减1摄氏度， 会使农作物的生长期增减3-4周5。
这个变化对农作物生长具有重大影响。例如，在气候温和时期，单季稻种植区可北进至黄河流域，双季稻则可至长江两岸;而在寒冷时期，单季稻种植区要南退至淮河流域，双季稻则退至华南6。据张家诚的研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温度变化1摄氏度，粮食亩产量相应变化为10%;年平均降雨变化100毫米， 粮食亩产量的相应变化也为10%。此外，年平均温度的高低和年平均降雨量的多少，对冷害、水旱灾和农业病虫害的发生频率及烈度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明显地增加或减少农业产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在高纬度地区表现最为明显，而对低纬度地区则影响相对既较小7。因此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在农作物生长期较短的我国北方地区，更为巨大。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古代，农业总产量哪怕只是在一年中有10%以上的减少，就会引起大量人口的死亡。如果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续减产，那么人口在剧减之后长期停滞，也就是必然的现象了。如前所述，在东汉晚期至隋朝中期的四个多世纪中，我国的人口一直未有增加，是我国人口“大落”持续最久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恰恰也是一个气候寒冷持续最久的时期:自3世纪后期到6世纪下半叶，年平均温度比今日要低1-2摄氏度。因此气候变化通过化影响农业产量而对人口变化发生重大影响，是无可置疑的。
2.2 气候变化对农业区边界变化的影响
由于农业严重依赖于自然生态环境，因此根据各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异，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农业区域。由于自然生态环境总是在不断变化，因此农业区域也绝非一成不变。我国今天的各主要农业区域，按照王业键等人的研究，大约形成于18世纪8。在此之前则有多次改变， 因此我们不能将近两个世纪来的情况作为亘古不变的常情而以今况古。
根据程洪、朱道明、张家诚等人的研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如果某地区年平均温度降低1摄氏度，相当于该地区向北推移200-300公里。如果某地区年降雨量减少100毫米， 相当于东部农业区向东南退缩100公里以上，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公里。换言之，气候变冷变干，会使得一些地区变得不适宜原有的农作物生长， 从而导致不能农耕9。长城一向被认为是我国农、牧业的分界线，如果对比秦长城和明长城的位置，那么可以发现在大多数地方，明长城比秦长城向南退缩了200-400公里.
农业区域的移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我国华北地区最为明显。这个地区从地理上来说，处于气候(温度和降水量)变化最为显著的北纬35-40度之间，生态基础又比较脆弱，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也特别强烈。因此一旦气候变冷变干，农业生产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不仅会导致原有耕地减产，而且会使得大量耕地被放弃或弃农就牧，从而不能养活原有的人口。此外，还会导致水、旱、蝗灾发生频率的增加和受灾范围的扩大。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生产的衰落。在我国历史上，华北一向是人口“大起大落”的主要场所，这是与其自然生态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特点是分不开的。
2.3 气候变化对瘟疫流行的影响
布罗代尔指出:在人们彼此长期隔绝的时代，各地居民对不同的病原体各有其特殊的适应性、抵抗力和弱点。一旦相互接触和感染，就会带来意外的灾难11。在对近一千年来欧亚许多地区人口变化影响最大的各种流行疾病中，鼠疫(即“黑死病”)是最可怕的杀手(例如在14世纪，鼠疫传入欧洲，导致欧洲主要国家人口减少了1/3到1/2)。而这种疾病的传播，就与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
蒙古高原和青海高原是世界上鼠疫的主要疫源地之一。麦克内尔、费克光、曹树基等人近年来的研究已证实，在元初、元明之际和明清之际三个时期，这种疾病随着生活在此地区的游牧民族南下而传到中国内地，对中国人口的锐减起了极大的作用。12典型的事例如1232年，蒙古军队包围并攻克金朝首都开封城。在蒙古人入城后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开封居民死者多达100万以上，几乎全城死绝。
而导致这一悲剧的罪魁祸首，不是蒙古军队的刀枪，而是他们带来的鼠疫。因此，游牧民族的南迁所带来的疾病传播所导致的内地人口损失，通常要比战争所导致的人口损失大得多。而游牧民族之所以南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气候变化所致(详后)。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历史上引起人口锐减的瘟疫大流行，也是气候变化的间接结果。
2.4 气候变化对其他导致人口起落的因素的影响
在我们讨论所涉及的两千多年中，中国一直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都建立在特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由于当时农业发展严重受制于自然生态环境变化，因此一旦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原有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就会削弱、瓦解甚至崩溃，从而使得各种矛盾失控，造成长时期的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进而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
旧有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破坏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出现数量巨大的流民。在那些受气候恶化打击最为严重的地方，由于原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被摧毁，当地的社会结构也随之瓦解。居民无以为生，只好外流。但是，如果气候变化涉及较大的范围，相邻地区当然也程度不等地受到气候恶化的打击。本地居民自顾不暇，所以无法大量接纳流民。于是土客之间往往出现暴力冲突。如果流民占了上风，结局往往是本地社会结构被摧毁，土著居民最后也加入到流民的队伍中去。随着气候恶化的持续和加剧，这种情况滚雪球式地扩大，暴力冲突也往往演化为大规模的内战或农民起义，从而使得旧有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在更大范围内受到进一步破坏。在许多地方，本地居民顶住了流民潮的侵扰，但为此他们不得不结成各种形式的武装自卫团体(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坞堡等)，而这种团体的发展，最终会导致各地割据与半割据局面的形成。国家的统治力量在天灾和流民的双重打击下已经遭到严重削弱，而各地割据与半割据又使处于困境的国家雪上加霜。日益衰弱的国家越来越无法有效履行其维护社会秩序、抵御外族入侵、兴修水利、赈灾减灾、安抚灾民、调集粮运等职能，于是社会更加动荡。其结果，必然形成一种不断加剧的恶性循环，最终结果则是整个社会的解体。在这个解体的过程中，不仅有大批人民直接死于天灾及其引起的饥荒，而且还会有更多的人民死于持久的大规模暴力冲突，从而造成人口的“大落”。这种情况，在上述的8 个中国人口“大落”时期中的前七个(特别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金元和明清之际)中都可看到，尽管在各个时期表现有所不同。
此外，气候变冷变干，不仅会使农业区域南移，而且也会使北亚牧业区域相应南移。由于北亚半沙漠半草原地区的生态基础非常脆弱，所以更难承受气候恶化的后果。牧业生产条件的恶化，迫使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求生。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南下是通过武力强行进入农耕地区的。这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持久的暴力冲突乃至大规模破坏，并且进一步激化内地的社会矛盾，加剧社会解体。上述的8 个中国人口“大落”时期，除第(1)和(8)时期外，都是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大举南下的时期(第(6 )时期也与此有关14)。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些时期也是气候变冷变干的时期。其中，东汉晚期至隋朝中期的四个多世纪是北方游牧与半游牧民族南下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恰恰也是一个气候寒冷持续最久的时期。因此，气候变化通过促使北方民族南下而对我国历史上的人口变化发挥重要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人口思想及人口政策
(一)先秦的人口思想
我国先秦人口思想主要是增殖人口思想。最有代表性的则属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孔子一方面主张“众民”，大力增殖人口。另一方面，他主张“仁政”，即统治者应采取社会、经济措施来增加人口。重视男婚女嫁，规定男子20岁就要娶妻，女子15岁即可嫁人;国家要爱护百姓，奖励农耕，减轻赋税，照顾寡妇、鳏夫和贫者，招徕四方之民。这样才能增加人口。另外，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男尊女卑”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广为流传，对传统生育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秦汉至清代的人口思想
从秦代至清代，朝代更替频繁。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儒家学派的增殖人口思想。然而，在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社会里，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剧增与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生产逐渐不相适应，以人口与土地、人口与消费为主的人口问题越来越尖锐。由此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人口思想和主张。提出适度人口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著名政治家商鞅和韩非。商鞅认为，人口与土地的数量应保持平衡，人少地多时要增加人口，地少人多时要开垦土地。他认为人口的增长要快于财货的增长。韩非从当时人口数量长期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的实际出发，提出“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的思想，为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发展生产，减少人口的思想。唐朝的杜佑根据历代的人口资料，写出了《户丁人口论》，认为不可盲目增加人口。他特别指出统治者的行为影响人口的多寡，开明的统治者应当扶植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不可横征暴敛。
明末的冯梦龙在人口向题上明确提出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主张，提出了每对夫妇最好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清朝的洪亮吉认为人口过多，一方面，将使人民生活水平不仅难以提高，相反会急剧降低;另一方面，将会导致社会动乱。人口剧增，生产和生活资料必然不足，祸乱就会产生。这个矛盾只有依靠推行“仁政”，使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有所增加。清朝的汪士锋认为中国人口已经绝对过剩，人口问题到了无法解决的严重地步。他将贫困和社会动乱归咎于“人多之害”，并提出一整套治理措施。鼓励人们出家为僧为尼等等。清朝的龚自珍认为严重的人口经济何题是由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造成的，建议通过调整人口地理分布、组织移民、开发西北，以解决人口经济问题。清朝的包世臣认为，人口增长超过耕地和生活资料的增长是导致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他强调人作为生产者的职能，认为贫困主要是统治者不重视农民。他还提出按比例来安排社会劳动力，主张绝大多数的劳动力都应去务农.但同时他承认士、工、商也是社会发展生产不可缺少的成分。
(三)近代人口思想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逐街走向解体，从社会政治角度阐发人口思想的，主要有我国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以及近代社会学家陈达、陈长薄、许仕廉等。王韬提出“富国强兵之本，系于民而已矣”的“重民”观点。王韬还主张禁止纳妾和玩弄女性，男女并重，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谭嗣同认为解决人口问题只有发展生产。梁启超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对中国的人口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提出禁止早婚，提倡晚婚，节制人口的主张。他不认同马尔萨斯的思想，认为所谓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观点“实属杜撰”。孙中山的人口思想概括起来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主张增殖人口。二是主张“恢复民族精神”。李大钊的人口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中。他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与各国人口发展的实际不符，抹煞了人类向生产广度、深度进军的可能性，“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不能成立。陈达、陈长蘅、许仕廉等社会学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对近代中国的人口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出版了许多著名论著。认为中国贫困落后的原因是“人口太多”，主张“节制人口”，进行“生育革命”，推行“自然节育法”，实行“时中人口”(即适度人口)，“限制人口的数量，改善人口的品质”;并提出“节制生育”，设立“保育院”等具体政策和措施。
(四)现代人口思想
我国现代人口思想以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人口思想为主，其中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最具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于1957年发表了著名的《新人口论》，全面阐述了他的人口思想。他认为，中国人口繁殖太快，人口多，资金少，影响工业化的进程，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应该控制人口。他明确地把中国的人口增长与工业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提出掌握人口数据是制定政策的关键;提出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提出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三点建议:一是要进行新的人口普查。二是大力宣传，破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五世其昌”等封建传统观念;等到宣传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后，再行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大概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比较适当。实行生两个孩子有奖，生三个孩子要征税，生四个孩子要征重税的办法。三是在节育的具体办法上，主张避孕，反对人工流产。
人口增长规律
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中曾经提出人口每隔若干代而倍增的规律:即在无外力影响的条件下，一个封闭人口的自然增长律大约为每隔20年(人类的繁殖周期)递增1倍(在假定每户只生一个孩子的条件下)。
从中国的人口历史看，这种人口隔若干代而倍增的规律的确是存在的。实际上，早于马尔萨斯2000年，中国古代政治家和学者已注意到这一重要的人口增长规律。如先秦政治学家韩非就曾指出:人有五子，子又有五子;则大父(即爷辈)未死，而有二十五孙。结果是"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五蠹》)即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平方级数，而资源和财富则不可能以这一速率增长，从而导致社会动荡。
在历史上，这一人口规律被许多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乃是社会不安定和动荡的根源。如明代学者徐光启、清代龚自珍、魏源等均曾指出:生人之率，大抵30年而加 1倍。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而垦田不增且日分田小，是以社会不安。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在社会安定的时期，隔代而倍增的规律是明显存在的。只有受到战争、大灾荒、大饥荒等遏制人口发展因素的影响，这一规律才会受到限制。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清乾隆6年(1741)以后，中国人口即以每隔25~45年递增1倍的速度持续高速发展。中间尽管曾经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外变乱，导致人口增长曲线有新的升降摆荡，但由于人口基数已甚为庞大，以千万人计的变乱中人口消灭律已不能影响数亿人口的总规模。因此自乾隆以来中国人口的总趋势是呈持续上升的。其结果是在200年左右时间中，中国人口规模由1亿人左右递增到本世纪中叶(1949)的6~7亿人。又经30~4O年，再倍增到目前的12~14亿人。从而确切无疑地证明了人口发展隔代倍增的自然增长规律。从世界范围看，国外史家估计1776年世界人口约7.5亿，到1976年约为41亿。即在200年左右增长约6倍，同200年间中国人口的增长幅度差不多。顺便指出，自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的50年以来，世界总人口也已增长近乎1倍，即由30亿人左右倍增达到目前的58亿人。
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历史变化与改革趋势
在解放后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控制政策不同。从控制人口数量增长这个纬度而言，1966~1976这十年成果显著;1977年以后的激进指标增加了完成国家计划的难度，故导致了20 世纪80年代政策的波动;1988年以来政策多元而稳定，终于迎来了低生育水平的局面。从现阶段看，不能简单地将中国"计划生育"理解为"一对夫妇一个孩";从长时段上看，中国在降低人口增长率方面为世界总结的最重要的经验是"晚、稀、少".面对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应考虑选择恰当时机改革现行政策。
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短短半个多世纪中，发生了人口增长方式的历史性转变:由传统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增率过渡到工业化初期--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增率，再转变到工业化中期--快速工业化时期(90年代后)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增率。无疑，促使人口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政策控制三方面。现在，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迅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的主要调控手段，只能借助于人口政策的实施。实际上，人口政策--尤其是控制人口增长或促动人口转变的政策，也只能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有效。发达国家鼓励人口增长政策的失灵史、东亚儒家文化圈富裕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鼓励出生率上升政策的无力状况说明，在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社会，国家或政府调控人口生育政策的能力是有限的。
未来人口战略的调整方向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儿型人口过渡到成年型人口，再进一步发展到现在的老龄化人口。在图1所示的2000年人口金字塔中，14岁以下少儿人口呈明显缩减态势。
截止到2003年底，中国少儿人口负担比已经到了28.58%②。「2003年老年负担比为11.96%.」少儿人口比重的迅速减少，使中国人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红利"时期--在今后15年内，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将维持在70%左右--这极其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图1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年龄金字塔[2]
但中国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数量，却会在随后的几年当中，迅速减少。各种预测(中位:TFR
=1.8)表明，将来中国人口的峰值在14.5亿左右--大约在2030左右迎来高峰③。「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2年公布的预测结果是，中国将在2031年迎来峰值人口，峰值为14.86亿，但其将2001年的总人口预测为12.93亿，这比2001年实际公布的人口数高出了许多，因为在2005年1月6日，中国才迎来了13亿人口日(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第179页)。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公布的一项预测表明，中国将在2032年迎来峰值--达到14.47亿(见田雪原、王国强主编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第105页，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版)。但是，学者们用来预测总人口增长轨迹的总和生育率(TFR )却与2000年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相差甚多(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仅仅为1.27)。」中国未来的人口形貌，与原来媒体灌输给学术界和民众的人口形貌截然不同。
新的人口形貌是:第一，总人口达不到16亿，而在14.5亿左右。中国当前的出生率越低，未来峰值人口越低，老龄化程度就越严重，未来的养老压力就越大。第二，如果现在使用的1.8的总和生育率能够靠得住，那么，未来中国也将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宝座"让给印度①。「
实际上，如果将1947之前印度版图人口相加，即将现在印度的10.5亿、巴基斯坦的1.5亿和孟加拉国的1.5亿相加，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总人口。」第三，中国15~64岁之间劳动力人口的供给将不会像原来那样是"无限"的，大约在2015年左右开始负增长。第四，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所导致的婚龄年龄段女性的短缺状况将逐渐明显。第五，由高等教育扩张所带来的大学生的失业问题，将日益严重。第六，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将给民族聚居区域的环境资源造成越来越重的压力。第七，由贫富分化所造成的各阶级阶层人口的裂隙将逐渐凸现
。
鉴于人口总量的压力正在消解，也鉴于那种"一个国家、多种制度"的人口政策已经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窃以为人口战略调整的方向应该是:统一人口政策，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缓解老化速度，提高人口素质，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实行不超过二孩的间隔生育政策，充分发挥"晚、稀、少"的调控作用;协调各人口阶层之间的关系，构建为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所需要的、能够长期促进中国全面而又持续发展的人口结构。
为稳健地改革人口制度，促使人口和谐发展，近期(今后5年内)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统一人口生育政策，着力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采取先试验再全面落实的办法，实行不超过二孩的间隔生育政策。中期(2010~2020年)致力于逐步提高人口素质，将现在实行的9年义务制教育延长为包括了高中阶段的12年义务教育。远期(小康社会实现以后)目标放在构建"能够促使中国全面而又持续发展的人口结构"上。
因此，在人口政策问题上，要防止两种不正确倾向:一是主张继续大幅降低生育率的极端冒险主义;二是政策调整中的自由盲动主义。各种资源提供给我们的选择余地其实很有限，但现行政策却不得不调整，只是在今后的几年内，选择哪一年切入罢了。
结论与中国的经验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出现过多次波动。中国历届政府都在实践中努力寻找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途径。所以，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人口压力，中国实施的人口政策有所差异。这里的结论是:
第一，1949~1953年是限制避孕时期。
第二，1954~1957年的宣传节育活动，采取了先城市再工矿区，最后是人口密集农村的步骤，这极其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面对城市人口出生率高于农村的现实，面对城市育龄妇女的节育积极性和城市人口文化程度高于农村人口的现实，这种活动普及了节育知识，为后来的各种节育活动和计划生育活动奠定了舆论基础。
第三，1958~1965年的情况比较复杂。那种"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错批马寅初更多地表现为"反右"扩大化，对国家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少。"大跃进"中的人口损失和"大跃进"之后的补偿性生育直接刺激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婴儿爆炸".
第四，1966~1976年人口出生率稳定下降。"文革"初期的混乱，在短期内影响了计划生育领导组织。但一旦政治环境得以稳定，"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就开始全力实施。而且在这一时期，计划生育制度得以建立，避孕药具开始了免费供应并"送货上门".但那种在计划生育工作领域大讲"阶级斗争"的无限上纲的做法，却违背了"群众自愿"的原则。
第五，1977~1988年，人口控制政策的波动，主要导源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紧缩和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急躁。激进的计划指标--那种力图在 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的主张，那种在农村严格实施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并强迫命令的做法，势必会遭受到民间的"不合作"，所以1984之后对政策的适当调整是极其正确的。
第六，1989年之后生育率的稳定下降，是国家计生委准确理解和贯彻国家人口控制政策的结果。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一对夫妇一个孩"，而应被全面地理解为多元化的"晚、稀、少".事实上，在拥有绝对多数人口的农村，中国政府长期的政策措施，是鼓励生一个孩子基础上的"晚、稀、少".在1980年修改了原《婚姻法》之后，甚于"晚"也变得松动了许多。但在21世纪之后，中央政府强调的"稳定低生育水平"，却被实际执行为"继续降低生育率"，这是应该迫切注意的问题。
现在，我们必须在人口转变的某一具体时点，改革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重构为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人口政策，切不可因循守旧。如果说20世纪中国人口政策的重点是总量控制的话，那么，在21世纪初期，则要将战略重点转移到结构调整上来。而当务之急，则应是探索人口政策转变的时点。要吸取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儒家文化圈已经出现的生育刺激不力的教训。我们要明白:在控制人口增长的时候，国家之手是有力的;但在社会转型完成之后，在刺激生育方面，国家之手可能失灵。
中国人口控制政策50多年来的经验是:
第一，"晚、稀、少"①「有人认为应该在"晚、稀、少"的基础上加一个"优"字和一个"扶"字(优:优生优育;扶:扶持执行"晚、稀、少"政策者)，这是极有见地的主张。」比"一对夫妇一个孩"更具有现实与历史意义。
第二，人口控制目标需与人民的接受心理相协调。每逢国家采取稳健的人口控制政策时，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力度就比较大;而每逢指标过激、急躁冒进时，干部就不好做工作，百姓就产生抵触情绪。实践证明，任何强制手段，都不会达到政策设计者的目的，而且还会影响社会之安定。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服务为主(免费避孕药具供应，并且送货上门)、宣传为主而不是强制为主等，是计划生育成功的关键。第三，国家的人口控制政策，只有与其他刺激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政策相配套，才能取得更好的结果。第四，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尤其是女性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极其有利于晚婚晚育。第五，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与人口控制政策一起，促使了中国低生育水平的到来。
第六，即使在深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地区，社会转型一旦完成，人们的生育观念就会转变。上海市和北京市户籍人口实际生育率多年来低于政策生育率的现实说明②，「北京市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是1.26，2000年是0.68.」这种转变具有某种不可逆转的特征。这就是说，只要城市化和非农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可以减轻那种对"计划生育政策一旦放松，人口出生率就会立即大幅反弹"的担心。
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政策
人口的快速增长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20世纪末，地球总人口已超过60亿，其中一半以上都集中在亚洲。
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生育政策，它是各国按照自己国家的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等国情决定的，生育政策是一个国家的内政，但是生育政策也受到世界人口发展的影响翻过来又影响着世界的人口。人口政策受制于人口战略，而一个国家的人口战略服从于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
国际社会在对待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之前，发达国家认为人口问题主要是增长缓慢，因此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居高不下，而死亡率下降很快，人口在加速增长，世界至此才开始关注人口增长问题。至70年代，“人口问题是发展的中心问题”已成为世界的共识。但在人口政策上仍然存在争论，不过主张降低生育率和减缓人口增长的意见已成为主流。至80年代，各国普遍认识到人口快速增长是发展的障碍，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也都采取了控制人口增长的人口政策。
当今，世界各国对本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实行鼓励生育人口的国家，第二类是计划生育人口的国家，第三类是既不鼓励也不限制、随其自然生育的国家。鼓励生育的第一类国家有***、俄罗斯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大都比较发达。计划生育的第二类国家有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等。随其自然生育的第三类国家有美国以及多数发展中国家。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世界各国的人口状况和生育政策。
美国:
近年来，美国人口增速加快，人口将突破三亿，主要原因是移民增加以及移民生育子女的增加。美国人口数量目前仅次于中国与印度，在发达国家中排第一，同时在工业化国家中人口增长最快，每年增加约280万人，但美国平均每平方公里仅33人，与欧盟国家的120人和***的360人相比，仍显得十分空旷。近年来，推行“人才进口”政策，以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条件，吸引世界各地有名望、有成就的科学技术专家移居美国。这就等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费时费力费钱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美国没花成本培养就大量变成美国的优质人才，从而提升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美国没有直接干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的全国性人口政策，各州有自己的政策。虽然美国对生育实行不干预政策，但现行的一些人口措施，实际上旨在使人口增长受到一定控制，最终使美国人口达到静止目标。“静止人口”已成了美国政府人口发展政策的目标。移民政策是美国人口政策的重要部分。
德国:
随着近年来新生婴儿的减少，提高生育率已成为德国一项重要国策。为了让年轻人多生孩子，德国政府可谓“绞尽脑汁”。政府首先推出奖励政策，妇女每生育一个孩子，每月都可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补贴。政府还提出要在2010年前建立23万个托儿所，并将延长学校的授课时数，以帮助有工作的母亲。
俄罗斯:
俄罗斯居民的总数在以每年七十万的数量递减，俄罗斯人口最近10年减少了1000万，提高人口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和实施良好的移民政策被认为是解决人口危机的关键。俄罗斯计划赦免来自独联体的100万非法移民，希望可以改变目前的人口形势。同时，俄政府还决定将妇女每生育1个婴儿得到的补贴提高到1万卢布，对18个月以下的婴儿每月的补贴也由500卢布增加到800-1000卢布。日前，俄罗斯甚至有人提出，育龄夫妇如果故意不生育子女，将要被罚以交纳税金。
西班牙是西欧一些国家中鼓励生育子女的典型案例之一。西班牙目前全国人口为4，400万。由于历史、经济和观念等原因，西班牙妇女不愿意生孩子和多生孩子。生育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并已经出现社会老龄化问题。西班牙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4%。近年来，西班牙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一对已婚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府每月给予三百欧元(大约合三千元人民币)补贴。生育的子女越多，补贴的数额越大。但是，尽管如此，西班牙人还是不愿意多生孩子。他们宁肯花钱抱养包括中国小孩在内的外国小孩，也不愿意自己生孩子。究其原因，主要是西班牙人生育观念与中国人不同。不少西班牙人认为，生育子女只是社会责任，但在经济上是划不来的。一个孩子从出生到长大成人，父母要做出巨大付出，尤其是经济支出。许多西班牙人的人生观念是活着只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更不是为子女。
韩印日三国的人口政策
朝鲜战争以后，韩国出现了人口高峰期，至1960年，人口平均年增长率达29‰，为此，韩国政府于1962年制定了家庭生育计划方案，目标是到1970年，人口增长率下降到20‰。尽管这一方案促使韩国妇女生育率大幅度下降，至1980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已达到生育年龄，政府进一步加强人口政策，对独生子女夫妇实行奖励，将流产和绝育合法化。然而自1990年代开始，人口生育率偏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
的问题迫使韩国政府又一次调整人口政策，鼓励生育，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
印度是第一个将人口控制作为国家计划主要内容的发展中国家。早在1951-1956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印度政府就已提出了“节制生育”的理念。到了上世纪6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已开始由城市扩展到农村。到上世纪70年代，由中央统一严密管理计划生育工作，这种没有缓冲带的高压政策不仅与文化、习俗、宗教等碰撞，而且引起了政治骚乱，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甚微且被迫中断。上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重新推行其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没有女性保障、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等配套政策，该项人口政策并不成功。2000年印度政府颁布了《国家人口政策2000》，政策重点是转变生育观、完善各项配套政策。对于那些推迟两年生育第一胎的夫妇当局将给予一定的奖励，当局想以此来控制印度不断增长的人口出生率。印度现有人口11亿，是世界第二大人口国，但是随着该国人口每年以1.7的速度增长，印度有望在2025年超过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规定”。按照此规定，我国在“提倡”生育一个子女的同时，各省对二胎生育也做了明确的规定，以陕西为例，就有以下几条:“第一个子女为病残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婚后不育，按照有关规定收养一个子女后病愈怀孕的;再婚夫妇一方已有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双方均为归国华侨的;夫妻双方均为在全国一千万人口以下的少数民族的”;对夫妻双方是农民的又增加几条:“男到女家结婚落户的;夫妻一方属非遗传性残疾失去劳动能力的;居住在人口稀少高寒山区的”;陕西的规定基本上代表了我们中西部大多数省份，其他各省根据本省人口实际规定宽严各有不同，例如上海是人口自增率最低的，在政策上更宽松一些，对再婚夫妻甚至允许生育三胎，增加的规定有:“一方经有关部门鉴定为非遗传性残疾，影响劳动，生活不能自理的;一方符合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条件的;一方为从事出海捕捞连续五年以上的渔民，现仍从事出海捕捞的;一方为本市农业户口且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女方为本市农业户口，无兄弟，其姐妹均只生育一个子女，男方到女方家庭落户赡养老人的。再婚夫妻申请生育二孩条件:一方婚前未生育过子女，另一方婚前生育过一个或者两个子女的;双方婚前各生育过一个子女，且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双方婚前各生育过一个子女，一方为本市农业户口且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
从以上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一胎是“提倡”，实际上对二胎生育都有规定，放开其他各条不说，单就两项来看，在广大农村，生育一个女孩，也就是常说的“独女户”，允许生育二胎。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3%的总人口、59%的育龄妇女人口在农村，每年有多少人可以生育二胎?在城市和农村，双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目前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生的子女已进入婚育期，形成人口出生的小高峰，享受“双独”和部分“单独”政策的第一代近一亿独生子女已进入婚育期，这种“双峰叠加”的局面将持续十几年。如果再加上其他符合政策的二胎生育，我们每年可以允许生育的二胎人数将占有相当大的数量。
拉丁美洲
各国在推行人口政策方面进展较迟缓。这些国家的传统一向反对控制生育，70年代中期以前，仅有民间的家庭生育计划活动。7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会议(见国际人口会议)以后，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人口政策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政府转而公开支持家庭生育计划活动。从1978年开始，巴巴多斯、哥伦比亚、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正式采取降低生育率的政策，目的在于促使人口的增长与开发资源的可能性相适应。其他拉美国家也相继推行程度不等的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拉丁美洲各国在人口分布方面的政策是限制过快的人口城市化，发展地区经济;在国际迁移方面则希望引进专业技术及行政管理人才。
非洲
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人口增长迅速，只有很少几个国家，如肯尼亚、加纳、毛里求斯等国制订了明确的降低人口增长率的政策;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提供家庭生育计划服务，但没有明确的人口目的;有12个国家则没有人口政策，也不支持家庭生育计划。
中东和北非的一些国家仍然实行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在人口迁移方面，这些国家迁入大量外籍工人和专业人才，以满足对劳动力的需要。
研究人口史的意义
以上对于中国历史人口发展问题的研究，不仅只是历史学的意义。如果本文的讨论无大误的话，那么可以预测:假定未来40~50年内的世界局势，将继续像过去的50年间那样，在无世界性战争的相对稳定状态中发展，则到新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人口规模将倍增到25亿左右。而世界人口规模则将倍增到110~120亿。这种人口规模将对全球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带来难以设想的问题和压力。这将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中从未遭遇过的殊为难以想象的情况!
我们在以上的研究中已经指出，一个社会体制对人口增长的容纳力是有限度的。同样，地球社会对人口增长的承受能力也不是无限的。如果本文对以往中国历史中人口增长与社会治乱关系的研究无误的话，那么历史启示我们，并且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到达了人口过度增长的红灯区，未来对于人类将是非常危险的!而就我国来说，我个人认为:
1.我国人口目前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从历史经验看，这也意味着社会形势进入了高风险时期。实际上，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
2.在规划和预测未来30~50年的社会发展远景时，有必要把上述关于人口隔代倍增的规律、人口系数与社会安全系数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的规律考虑进去。
3.从宏观政策的角度，国家有必要更加强化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力度，以抑制人口隔代倍增这一自然增长规律的作用。
4.考虑到人口规模与社会安全的关系，在设计国家未来发展时，必须考虑社会重要资源分配的公正性。
5.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中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发展出路在于，必须成为开拓的、外向型的即能够生成日益增强的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经济系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国家才能真正走上繁荣昌盛、长治久安的道路。
相关参考书目
葛剑雄 《中国人口史》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 「参考文献」
[1]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M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
[2]邬沧萍，王琳，苗瑞凤。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前景和对策[J ].人口研究，2004
(编辑:张鹏)
人口迁移定义
人口的迁移:一般指的是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空间移动，这种移动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打迁入地的永久性或长期性的改变。广义的移民概念来看，只要是改变了居住地点，这就算是移民了。从法律上讲，有些国家的移民主要是指是指国家跟国家之间的，移民主要指外国人
。
迁移的原因:经济原因是主要的，如为摆脱贫困和失业，改善生活，或为发财致富，谋求事业成功等。此外，政治、宗教、文化及战争和灾荒也可能导致迁移。人口迁移的直接后果表现在对迁出、迁入地区人口数量、性别和年龄构成的不同影响。政治因素对人口迁移有着特殊的影响。其中政策、政治变革及战争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一个国家的政策，特别是有关人口迁移政策的实施，会对人口迁移产生重要的影响。合理的政策可以促进人口迁移合理正常地进行;但是如果政策不合理，或者虽然合理而实施政策的措施不合理，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战争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环境，并常常引发人口迁移。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引起的欧洲人口迁移达到3000万人。
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几次高潮
同人口本身的发展一样，中国人口迁移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其演变过程也不是直线渐进的，而是表现出典型的波浪式起伏。当社会比较安定时，其规模就小，也比较平稳;当社会因天灾人祸出现动乱时，其规模就会陡然增大，增大的程度几乎同动乱的大小完全成正比例。此外，人口迁移的规模与各个朝代采取的政策也有关系。受以上因素影响，在中国人口迁移史上大致形成了以下几次高潮:
(1)秦代和西汉秦是一个能量很大的皇朝，它统一中国后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中有一些在中国的人口迁移史上，是属于先驱性的，对以后历代的移民政策影响很大。除政治流放外，其内容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实关中”，如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目的在于加强统治，把关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治中心。第二类是戍边和开发新区，其中最著名的有北戍五原、云中，南戍五岭，人数均达数十万人，对长城沿线和华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汉承秦制”，继续奉行“实关中”和移民戍边的政策，尤其是对河套地区、河西走廊、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规模屯垦移民，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
(2)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促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三国鼎立的形势确立以前，即各地军阀大混战时期，移民均为逃避战乱的流民，他们由战乱最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迁出，大部分向南迁至长江流域。移民中不少学者、士大夫后来均为吴、蜀二国罗致，其中最著名的有诸葛亮、周瑜、鲁肃、张昭等，原籍临淮(今安徽定远)的鲁肃曾号召部属:“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是为典型代表;另一部分则向北迁至长城沿线甚至辽东，移民中著名的有管宁。
三国鼎立时期，为壮大己方实力，三方均努力招抚流民，发展屯垦，并尽量从境外招收、劫掳人口，包括少数民族，如曹魏把大批匈奴、乌桓人迁至内地，孙吴派兵至台湾，“得夷州数千人还”。
经过前后近90年的人口大迁移，中国长江流域和长城一线人口增加，并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少数民族的迁入，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在当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民族矛盾，为随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社会动乱埋下了伏笔。
(3)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大糜烂、大破坏的时期，迁入北方的各少数民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长达一两个世纪的动乱中，黄河流城惨遭蹂躏，从而促发了一次又一次向南方移民的高潮。仅据官方统计，公元313~450年之间北方南渡的人口即达90万人，占北方原有户口的1/7。事实上这一统计由于流离混乱之际，户口多有隐匿流失而大大缩小。正像有人早已指出的:“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说明移民的实际规模当远在上述官方统计之上。期内移民的分布仍以长江流域为主，更南的福建两广移民也不少，据记载:“晋永嘉二年，中州版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基础。
(4)“安史之乱”隋、唐两朝在政治上能量很大，但在人口迁移上的作为却远不如秦、汉，原因在于人民在此之前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乱，饱尝流离之苦，安土重迁，从心理上对人口迁移十分反感。此外，秦、汉之官方移民，包括屯垦戍边，大多未能终善其事，往往利未见而害先行，教训是很大的。故隋、唐二朝官方组织的人口迁移甚少。直至震憾全国的“安史之乱”爆发，黄河流域再次沉入血海，才触发了又一次人口南迁的大潮。据史书记载:“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这次人口南迁大潮的余波，一直持续到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至此，中国南方的人口规模第一次达到了同北方平分秋色的地步。
(5)“靖康之难”至南宋末年由金人大规模南侵造成的“靖康之难”以及其后长达100余年的宋、金对峙，使中国又遭到一场巨大的社会动乱，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堪与“永嘉丧乱”和“安史之乱”相伯仲，其性质和形式也相似。据记载，“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寓武陵”。“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连南方一些偏僻山区，也接纳了不少移民，如广西容县“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对南方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南宋的许多文臣武将亦多来自北方，岳飞、韩世忠、张俊等皆是;平民中南下的著名人物也很多，如李清照、辛弃疾等。
(6)元末明初中国广大的中原地区在从“靖康之难”到元末的两个多世纪中屡遭浩劫，至明初已是“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与人口高度稠密的江南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极不平衡的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对人口迁移的现实需求，再加上开疆卫边的需要，使明初出现了人口迁移的一个高潮，但其性质与前几次因动乱产生的大移民完全不同。
明朝建立后不久即着手组织人口迁移，如“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徙“沙漠遗民”屯田北平附近，徙江西农民于云南湖广，等等。故史籍称“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初为了巩固边防，在长城一线设立了称为“九边”的9个镇，在国内其它战略要地，也设立了许多驻兵设防的卫，仅洪武朝三十一年设卫即达136处。为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明初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于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前往云南屯田的移民多达四五十万，规模浩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7)清代对台湾的移民台湾在元代正式列入中国版图。17世纪初被荷兰殖民者侵占后不久，郑成功即率兵一举收复。此后郑成功组织了对台湾的大移民，不长时间内移民数即达20万人，在全岛总人口中占了大部分。清朝统一台湾后，对移民问题采取了暧昧的态度，即不准移民携带家眷，使之难以在台湾生根，目的乃在于防止台湾人口日增，羽毛丰满后重蹈郑成功在台湾抗清的“覆辙”。直至清代中叶，因大陆人口压力增大，上述政策才有所松动，从而引起对台移民的高潮。1811年台湾汉民已逾200万人，比一个半世纪前猛增了六七倍。清代后期，朝廷鉴于国际形势之险恶，对台湾的战略意义有所认识，不仅完全解除了对移民的限制，还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以提供资助和优惠来促进对台湾的移民，为日后的发展在人口上奠定了基础。
(8)清末和民国时期对东北的移民在历史上中国的东北地区(含内蒙古东部)人口一直不多，清初满人倾族入关后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为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并在辽宁境内筑起“柳条边”，严禁居民越界垦殖。同时又把东北作为流放犯人的场所，这些所谓“流人”，对东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加上违禁前来的农民，全区总人口至清代中叶仍有明显增长。进入19世纪，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源源流入东北，至1840年全区总人口已突破300万人，比100年前猛增了七八倍。这时全国人口已达4亿人，人口压力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而在国际上，列强步步进逼，尤其是沙皇俄国对东北一直虎视耽耽。在此形势下，满清朝廷遂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弛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如此既减轻了关内人口压力，为朝廷开了一项财源，又充实了边防。此外，对移民还“酌量给以工本”。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一股“闯关东”的狂潮，到1910年东北总人口已增至1800万人以上，比1840年增长近5倍。
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九一八”以前估计年均移入约25~30万人，大部分来自山东、河北两省，此后移入人数仍很可观。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区总人口巳近400万人，比1910年再翻一番。纵观中国整个人口迁移史，清末民初对东北的移民，强度最大，效果最佳，无论对中国人口地理还是经济地理，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选自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几次南迁移民及其影响
(一)从晋怀帝永嘉年间到南朝宋元嘉年间(307-453年)，南迁移民的高潮有四次。
第一次:永嘉初，今河北(以下提到的省名均系今名)、山东、山西、河南以及江苏、安徽二省淮北部分的流民相继渡淮河、长江南迁。东晋元帝太兴三年(320年)在建康设置了第一个侨县--怀德县，以安置流民。以后.又陆续设置了徐、兖、幽、冀、青、并、司诸侨州郡县于长江南北。
第二次:东晋成帝初(326年后)，江淮间大乱.淮南居民以及原来侨居在淮南的北方人纷纷渡长江南迁。
第三次:东晋成帝末(362--365年)及以后一二十年间，中原战乱不断，关中所遭破坏尤其严重，今陕西、甘肃境内的人口南迁汉水流域，一部分进入四川盆地。
第四次: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年)和明帝泰始年间(465-471年)，一度由宋武帝收复的中原地区重新失陷，淮北各州也由北魏占领，大量人口渡淮南迁，因而在淮南新设了司、兖、徐、青等侨州及其他一些侨郡县。氐人的战乱还迫使关陇流民南迁汉水流域和四川北部。
这几次移民高潮历时100多年，移民南迁的路线主要有东西二线:
东线:以循邗沟和淮河流域东南向的支流为主，向东南方向迁移，因此处于邗沟南端的今江苏扬州及其长江对岸的今镇江、常州一带成为山东及苏北移民的集合地，河南人也大多向东南迁入安徽，而不是向正南进入湖北。
西线:水路是循汉水南下，所以沿汉水的南郑(今陕西汉中)和襄阳成为移民重要的集散地。陆路则取金牛道(南栈道)进入四川。
按今地划分，接受移民最多的是江苏省，在今南京、镇江、常州一带最为集中，苏北地区则以扬州、淮阴等地为主。
移民的来源，山东占了一半以上，其次是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本省和安徽的淮北部分也是移民来源之一。
第二位是安徽。其境内的移民来自北方，以河南为最大部分，其次为河北、山东、山西。本省淮北的移民也占相当大的比例，少部分来自江苏北部。侨郡县大多散处于江淮之间，江南仅在今芜湖附近。
湖北境内长江上游今江陵、松滋一带的移民主要来自山西、陕西、河南，少量来自安徽和江苏的淮河流域。长江下游今武昌、黄梅一带的移民大多来自河南，也有一些安徽淮北的移民。但湖北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还是汉水流域，上自今郧西、竹溪，下至今宜城、钟祥，而以襄阳为中心。来自陕西的移民数量最多，其次是河南、甘肃，再次为河北、山西、安徽、四川。
江西、湖南二省距中原已远，移民到达的较少，仅在北部一小部分设置了几个侨县。
河南南部淮河流域也设有若干侨县，主要安置本省北部流民，其中也有少数来自陕西、甘肃及本省南部邻区。
陕西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安置的移民几乎都是来自甘肃、四川和本省北部。
山东今黄河以东南地区因一度为南朝宋所有，所以也曾设置侨州郡县，接纳的移民以河北的为主，其余为河南北部及山西移民。
总而言之，移民迁入地可以分为东西二区:东区包括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以接受黄河流域下游及今山东、河北及河南东部的移民为主。西区包括长江流域上游及汉水流域，以接受今甘肃、陕西、山西及河南西部移民为主。移民总数在700万。
(二)安史之乱后中原汉族的南迁
李白《永王东巡歌》诗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分布广大南方地区。南迁路线主要有东、中、西二路。
东路自华北平原进人淮南、江南，尔后主要经皖南、浙西金衢盆地进入江西。再分二支，一支南下岭南;一支翻越武夷山进入福建。东路以当时全国交通命脉大运河为主干，兼用汴河、泗水等河流，构成一条宽阔的西北-东南向的水运交通带，将华北平原与淮南、江南连接起来，并向南延伸到江西、福建等地。大批难民涌向淮南、江南、江西，不依赖运河是难以想象的。
中路自关中和华北平原西部进入今南阳、襄阳一带，尔后南下，穿过湖北南部和湖南全境，进入岭南。此路北面分别连接首部长安和东都洛阳。从洛阳沿伏牛山东麓南行，道路较为平坦，到南阳或襄阳后，即可乘船沿汉水南下。从长安到荆襄，先走陆路，越过商山后即可顺流南下襄阳。
西路自关中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和四川盆地，需经褒斜道、子午道等栈道。这些道路崎岖难行，但因与长安近在咫尺，一旦都城危急，统治者仍不得不率领文武百官、平民百姓踏上艰难的旅途。
此次南迁历时一个半世纪，直到北宋初年，人数不可考，但完成了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
(三)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移民--靖康之乱后的南迁
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移民，持续-个半世纪，其中规模较大、人数较集中的迁移大致有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一年(1126-1141年)。靖康以后北方人民南迁以本阶段人数最多，短短十余年，“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十一年，宋金和约达成，和约规定南宋不得接收金朝“逃亡之人”，南迁的浪潮始告消退。
第二阶段，绍兴三十一年至隆兴二年(1161-1164年)。金主完颜亮破坏宋金和约，大举南侵。
第三阶段，开禧二年至嘉定元年(1206一1208年)。
第四阶段，嘉定十年至十七年(1217一1224年)。嘉定七年(金贞佑二年)，因受蒙古军队威胁，金朝自中都(今北京)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市)，并于十年大举攻宋。南宋则发檄招喻金朝军民。嘉定十七年，金向宋求和，派官至光州声明更不南下。
第五阶段，绍定四年至端平元年(1231一1234年)。
第六阶段，端平二年至景定元年(1235-1260年)。
第七阶段，德佑二年至宋亡(1276--1279年)。
此次南迁路线与安史乱后中原汉族的南迁路线相同，南迁大约500万。
南宋内部的移民:
(一)是江西路、两浙路福建路迁入淮南东、西路。
(二)是福建外迁潮州、梅州，广东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以及澎湖和温州。
(三)是江西西移湖南，其次北移湖北鄂东山区和江汉平原边缘及安徽宿松。
(四)是江西东南及福建西南汀州客家南迁广东东部梅州。
安徽:1)淮河区凤阳府，来自江南，山西，宿州怀远以西及寿州霍丘来自山东。
2)皖江南北安庆池州，来自江西(瓦屑坝)，滁州来自东南。
江苏:苏北来自安徽江西(自称苏州阊门)
湖北:江汉平原三分之二来自南昌府。鄂东鄂北来自饶州南昌。
湖南:湘北来自江西，湘南主要是军籍来自浙皖苏鲁(以南京为中心的南直隶)，湘中业自湖南;湘西土著居多，移入多军事移民。
四川:来自湖北红安、麻城居多。
山西:迁入河北、河北、山东。
云贵:驻留士兵多江苏安徽上海，自称南京杨柳巷。
(三)明清时期的大移民
明初大移民是是典型的政府行为，强迫人民迁徙。1367年开始，从太湖流域、山西北部及河北真定、广东珠江流域、山东等地迁民移入凤阳地区，总数约50万，移民总数约点总人口80。苏北扬州、淮安二府在洪武年间接受了来自苏州、徽州和江西的移民约57万。此外，将在南京(现在上海江苏安徽)的军士迁往云贵戍边约数十万;迁山西人于河北、豫北;迁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等州和北平、山东、河南等地;迁江西人口至湖广，迁湖广人入四川，迁北平、山后(河北太行山北端、军都山迤北地区)民散居北边诸卫以为军籍等等。明初移民规模宏大，长江流域达700万，华北地区490万，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合计达1340万。洪武年间7000万，移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9。
清代移民多是人民自动迁往他乡，分三种情况:
一是向海外移民。迁出地临海的广东福建，以去台湾和东南亚各岛为最多。从18世纪中叶开始至嘉庆十六年(1811)迁台的汉民超过200万。1840年以后，移居海外更多，从1850到19世纪末，仅广东台山就移居海外20万。从1840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以华工形式迁移出国的可能有1000万左右。
二是向山区进发。流民问题永乐时即出现，到宣德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自明中期始，大量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农民迁入荆襄山区，后又深入秦岭、大巴山。东南地区无田农民多向闽、浙和皖南山区进发，湖南流民流入湘西山区，闽粤流民甚至迁入赣南山区。
三是向边区迁徙。从长城口，或从天津、登州过海潜入辽东半岛以至松花江流域，晋鲁豫冀四省均有，以冀鲁为多，称“闯关东”。1878年(光绪四年)清政府取消移民禁令后，向东北移民形成高潮。辛亥革命后势头不减，九·一八事变后，仍有大量冀鲁人民进入东北地区。据统计，1911-1931年间定居于东北的关内移民为555万，1932-1941年为198万，1942-1945年又有388万华北劳工及家属被掳掠至东北，其中一部分返回原籍，总计1912-945年从关内流向关外的移民为991万。此外，冀晋人多由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等处进入草原，称“跑口外”，晋陕去归化和河套一带，陇东农民则多入银川平原。陕甘人进入新疆不少。光绪平定阿古柏进入新疆的湘军，就在哈密和巴里坤等地屯田，屯丁中凡是娶有妻室愿留在新疆的，均借给牛具籽种，指拨土地令其承垦，故有一部分湖南人由此留在新疆。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一)湖广填四川:川北以陕西为主，川东以湖广为主，四川盆地西部以广东人为主。陕南以两湖为主。
(二)江西棚民与客家人:赣南山区来自福建汀州和广东;赣西北类似但形成“南客北湖”局面;赣东北，以福建与本省南丰为主，另有徽州人，直到浙西浙南。
(三)湘东边界:福建广东客家人移去。
(四)浙南、金衢盆地、浙西，福建江西移入。
(五)广东广西:客家人西迁。
(六)开发台湾与云贵，移民西北，闯关东与走西口。
(七)“迁海令”迫返迁:清统治者颁布“迁海令”，赣南客家人迫于清廷压力而返迁其祖居地陕南。按“迁海令”的规定，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划地为界，令居民限时迁出。“初立界去海二十里，犹以为近也，再缩二十里，犹以为近也，又再缩十里，凡三迁而界始定。”
中华民族迁徙史的三大壮举: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大的移民潮，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这三次移民不分先后，从清朝乾隆年间，几乎是同时开展。闯关东是以山东和直隶人为主，目的地是东三省一带;走西口是以河南和安徽人为主，目的地是新疆及河西走廊一带;下南洋是以广东和福建人为主，目的地是东南亚一带。
这三次大移民是民间的自发组织，不是官方有目的组织的，相反，一开始官方政府还是强烈反对的，如闯关东，就是因为东北是清政府的龙兴之地，不许汉人居住的，怕是破坏了龙脉。所以山东河北的农民们就想方设法一闯而过，闯关东，就是山海关以东。在当时这也是一件极其凶险的事。
1、闯关东:关，指山海关。具体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得名。旧中国，山东人口稠密，灾害频发;关东则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史书说:“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矿，曰盐。”历史上两地有紧密地缘人缘联系，一是逃荒农民闯关东成为主流。
2、走西口:“西口”指河北张家口以西的长城沿线关隘。因为中原地区人口众多，而且经常闹灾荒，所以，流民走过西口，过长城，就可到达蒙古草原和河套一带谋求生计。走西口流民来自华北各地，而以山西人为主流。
3、下南洋: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地。指流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绝对多数。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都是贫苦民众抗争命运、艰难创业生存的历史，都是一段段苦难与艰辛、血汗与泪水交织而成的回忆。
移民，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不鲜见的，几乎每次王朝更替的时候，都会随着战乱而涌现出大批的难民，不堪忍受战争的蹂躝而成群结队的，整个家族的，整个村子的，甚至是整个地区的大量外迁。如两晋时期的客家人南迁，北宋末年的中原人南迁，还有民国末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在大陆混不下去了，被赶到几个小岛上，这也是迁，是被动的迁。因逃避战乱而背井离乡的人们，倍尝了流离失所的逃亡之苦。他们往往发出了“宁做太平犬，莫做乱离人”的感叹。
和在官方战争的压力下而四散奔逃的难民相比，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属于民间的自发运动，因为他们不是为了逃避战乱，所以也就没有那种逼不得已，象惊弓之鸟一样的哀怨情绪。没有那种失败、绝望，听天由命，跑到那里算那里的亡命天涯心态。在这三次的大迁徙中，人们都是怀着一个美好的梦出发的。他们有理想，有目标，有勇气，带着开创新生活，打造新天地，追求幸福富裕生活的向往而走上了漫漫的迁徙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迁移
1、50、60年代从沿海地区、特别是从沿海城市向西部地区的人口迁移，如三线建设企业内迁、支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
2、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村劳动力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运动;
3、以及因工程建设项目而形成的工程移民。
与通常的人口迁移不同，工程移民是非志愿移民(involuntaryresettlement)。这类移民是由于水库、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而造成的。以水库建设为例，50、60年代建设的新安江水库、三门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均产生了数十万的移民，目前在建的三峡工程动迁人口达百万之众。
据估计，建国后我国因工程建设而形成的非志愿移民总数在4000万人以上。因此非志愿移民已对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结构重构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历史上几个重要的移民发源地
1、湖北麻城孝感:麻城地处鄂东边缘，接近大别山。孝感乡在麻城西北，更加偏僻，是难民避乱的理想场所，因而元末明初有不少江西、安徽、湖南等地流民迁入，其中大部份又转迁四川。孝感县在元朝时与麻城县同时存在。孝感属德安府，麻城属黄州府。明初麻城辖四乡:太平、仙居、亭川、孝感。
2、苏州阊门:明初，张士诚占据苏州，朱元璋久攻不下，因而在消灭了张士诚的政权后，对当地居民采取强制迁移的报复性措施，历史上称为“洪武赶散”或“奉旨迁徙”。这就是苏州阊门人被迁到苏北的原因。
3、南雄府珠玑巷:南宋末年，宫中苏妃因被打入冷宫而逃到岭南南雄府珠玑巷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后来因皇室追查，当地的33姓人(没有史姓)被迫南迁。
4、山东枣林庄:明朝开国以后，朱元璋在家乡设了一个跨越淮河两岸的凤阳府(治今凤阳县)，凤阳府辖境虽然很大，但因长期战乱、灾荒、瘟疫的三重打击，人口十分稀少，至洪武十一年(1378)人口还不到13万。为了弥补人口的不足，明政府下令从苏、松、嘉、湖、杭五府和山东、山西及江南移民。而山东济南、兖州，特别是兖州移民至凤阳西部之民的后代，多称祖上为枣林庄。枣林庄在现在山东滋阳县城北谷城乡南部黄土平原，安邱府村民委员会驻地，这里清朝康熙年间才称作“枣林庄”。
5、山西洪洞大槐树:这是我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流传数百年的民谣，在华北老一代人中尽人皆知，随着华北人口外迁，“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又扩散到全国各地。
6 、小云南:在今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天津、北京等省市，不少自清代至民国时期迁自山东的居民都称祖籍为“小云南”，就连山东即墨市和青岛市以外地区的居民亦称原籍为“小云南”。
中国历代人口数量表
年代 年份 全国人口(万)
夏 公元前2205年 1355
秦 公元前220年 2000
汉 2年(西汉末年平帝二年) 5959
57年 2100
156年(东汉桓帝永寿二年) 5649
公元208年 140
公元221年(三国大战) 90
晋 280年(武帝太康元年) 1616
隋 609年(隋炀帝开业五年) 4602
618年 1235
唐 740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 4814
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 5300
宋 1080年(宋神宗元丰三年) 3330
1274年 887
元 1300年(至元二十七年) 5884
明 1393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 6055
清 1648年(顺治五年) 1400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 41299
民国 1912年(民国元年) 40581
1928年(民国十七年) 47479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不包括港、澳、台)
1949年 54167
1983年 103188
1989年4月14日 110000
2005年1月6日 130000
中国历史上20次人口大规模死亡时期
中国古代历史都是在腥风血雨中度过的，在每一个时期内，各种农民起义和蛮族入侵所导致的人口大屠杀永远都是那么的恐怖。对于那些向往权力的统治者来说，残酷的战争手段，永远都是屠杀贫民最有利的武器。在历史上，中国曾出现了20次规模比较大的人口死亡时期。
1.西周与东周过渡时期
公元前782年，周宣王死，幽王宫涅继位，这是一个昏庸无能的暴君。在他的统治下，各种天灾人祸蜂拥而至。关中地区发生大地震和旱灾，百姓死伤惨重。同时北方的游牧民族犬戎也向中原大举进攻，周军节节败退，犬戎军队大肆屠杀平民，估计当时平民死亡达百万人以上。这场浩劫直到公元前770年东周建立才有所好转。
2.春秋战国时期
东周其实是一个软弱的中央王朝，经历了犬戎军队侵略的冲击后，它已经无力管辖各个诸侯国了，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彼此征战不休。在春秋时期各种战争就有448次之多，到了战国时期，达500次以上，双方集中数十万军队大混战的次数就有223次!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尽管战争连绵不断，但在这一时期，人口可能呈上升趋势，主要是农业的改进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另外，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的实力，促进了奴隶制的瓦解和中央封建王朝时代的建立。
3.秦始皇灭六国战争
战国后期，秦国是最喜欢对外扩张的国家。通常在战场上，秦兵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夹着无头的敌方士兵，还在吼叫着追击敌人。这样恐怖的士兵时常令其他国家的士兵心惊胆寒。秦兵的凶狠程度可见一斑。
在消灭六国的战争中，秦兵绞杀过无数的敌方士兵和百姓。灭赵，坑杀近40万人;灭魏，杀死近10万人;灭韩，杀8万人;灭楚，杀死12万余人;灭齐，杀死7万多人;灭燕，近15万人被杀害。
此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百越用兵50万人，杀死当地军民近20万人。在与匈奴的战争中死伤30万人，修长城死亡民夫近50万人，参与修建阿房宫和秦皇陵的130万人，也全部被秦兵杀死!
秦朝制定了许多酷刑。据文献记载，刑罚有膑(剜去膝盖)，刖(锯脚)，宫，榜掠，腰斩，枭首，弃市，戳尸，坑死，凿颠，抽胁，镬烹，车裂，夷三族等。当时的中原地区古人多儒雅仁义，社会是宗族形式结构，不具备法治统治的基础。秦尊韩非的以法治国，这就造成了作奸犯科的人大增，面对条条酷刑，人们怨声载道，这也是加剧秦朝灭亡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4.秦末农民战争和西汉初期
从公元前204年到公元前195年，战争与天灾仍然持续不断。从最初开始的陈胜、吴广起义到后来的楚汉争雄战争，以及西汉初期的社会动乱，都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秦朝末年有2000多万人，到公元前195年，全国只剩下不到700万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人口因自然灾害、瘟疫和战争而大量死亡，呈现了真正的“荒无人烟”之惨景!
5.汉武帝征讨匈奴
汉武帝极具雄才大略，他的雄才大略为一个民族树立了傲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为一个族群永远的名字。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之一。此外，汉武帝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但是他的对匈奴的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一直持续到今天。
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公元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汉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从公元前129年开始对匈奴正式宣战，先后派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匈奴在汉朝的持续打击之下退到塞北，坚壁清野。汉武帝传出决战号令，羽檄飞驰，全国各处都可见到奔赴前线的青年壮丁。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发动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匈奴作战，出动步兵50万，骑兵10万，马匹14万。在近30年的战争耗损后，这次决战是抽空了全国几乎一半以上的青年人。最后虽然给予了匈奴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却是胜得如此惨烈，败得如此悲壮。回来的半数左右兵马，大多都是断手断脚。中国的人口繁衍能力和生产能力大大减弱，那是一百年也恢复不过来的。汉武帝死后，他的子孙大多都昏庸无能，西汉王朝逐渐走向衰亡。
更长远的影响是，匈奴在这次战争中为了阻止汉军的长征，在沿途的水源里投下了病死的牛羊，散播瘟疫。残存的汉军回到中原，这种疾病就慢慢散播开来。从此以后，每隔10年或者15年，中国便有一次全国性的流行性病毒大传染，或者瘟疫，或者疟疾，这种影响直到近代中国随着卫生科学的进步才从中国逐渐消散。
6 .西汉末年时期
公元2年全国人口有5959万人，比罗马帝国最大疆域时的人口还要多。但随之而来的是无穷的混乱局面，在经历了王莽夺权、绿林军和赤眉军之乱后，人口大量减少。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下降到只有2100万人，损失率为65%，重点体现在北方地区。
7.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
公元156年全国总人口约为5000万人，此时各个地方势力已经开始明争暗斗。184年，冀州巨鹿郡(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爆发黄巾大起义，迅速弥漫至全国范围内。在一年的时间内，这次农民暴动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死亡近1000万人!
黄巾之乱对于东汉末年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尽快平定战事，因此中央下放军权至地方，使得黄巾之乱无法快速的蔓延至全国，减缓了东汉覆亡的时机。但是却造成了地方轻视中央，使得具有野心的将领或是官员，藉著在黄巾之乱的兵力割据地方，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揭开序幕，更为三国分立种下远因。黄巾起义和在它影响下的各族人民起义，持续了二十多年。由于起义农民本身的弱点，起义被残酷镇压，但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并最终走向了灭亡。
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外戚、宦官在内斗中失去权柄。此后各路诸侯相继爆发混战。从189年开始，军阀董卓控制了朝廷，皇权旁落，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地方州郡长官在反董卓战争及后来的相互攻伐中逐渐壮大实力，形成了地方军阀割据。到208年赤壁大战之时，整个中国竟然只剩下了140万人!223年夷陵之战时更是只剩下了不到90万人!可想而知当时的人口损失有多么大!即使是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时，整个中国也只有770万人!
8.短命的西晋王朝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从公元291年开始，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及周边地区相互残杀不已，达16年之久，死亡人口近100万人，史称“八王之乱”。而随后的五胡乱华，更是使西晋王朝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关东地区又发生罕见的蝗灾和瘟疫，损失人口达90%以上!西晋灭亡时全国只有500万人左右!
9.南北朝混战时期
东晋十六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南北分裂、南北对峙的阶段。在南方，虽然先后有刘宋、南齐、萧梁和陈四个政权的更迭，但这中间除梁元帝以江陵作都3年外，其余的时间，南方各朝的京城始终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刘宋(420-479年)是其中疆域最大、最强、统治年代最长的一个政权，历4代8帝，共59年。南齐(479-502年)国祚短暂，只有23年，但由于争杀频繁。而北方自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华北开始，至589年隋灭陈为止。经历北魏、东魏西魏对峙、北齐北周对峙三个时期，并包括隋立国至灭陈时期。其中北方的人口显然要比南方的人口多。
在这段时期，混乱的局面比西晋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各地方政权来去匆匆，带来的只有血腥的屠杀。北齐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只有900万人;南朝宋代有500万人，到陈朝灭亡时仅剩下200万人，损失了降级60%的人口。
10.隋朝对外战争和农民起义
隋朝也是中国古代大统一形势下短命的王朝之一。这是一个苦难而又辉煌，伟大与罪恶并存的皇朝。隋朝是五胡乱华后汉族在北方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隋文帝杨坚，推行汉化，为后来唐宋汉文化大发展奠定基础。隋唐时期也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期。但就是这样强盛的时期，人口依然大量减少。
公元604年，杨广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皇位，史称隋炀帝。他扩建洛阳皇宫，集中了近200万民工;修运河，更是强行征来民工近550万人。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到江南享受奢华荒淫的腐朽生活。他还3次派大军进攻高丽，死伤无数，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到628年唐朝初期，全国总人口由606年的4602万人下降到只有1235万人!
11.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公元755年12月，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史称安史之乱。
唐玄宗为了击败叛军，曾乞求匈奴出兵帮忙收复洛阳，任其在城内烧杀抢劫，洛阳城内的百姓几乎被全部杀光!这场历史8年的内乱，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荒芜。754年中国人口有5292万人，到平定叛乱时竟然仅剩下1700万人!
12.黄巢起义
有一句俗语说得好:“黄巢杀人800万--劫数难逃”，黄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鬼哭狼嚎，一片狼籍，血流成河。在攻打长安的战斗中，由于百姓协助官兵抗击农民军，黄巢入城后一时恶向胆边生，下令将全城百姓全部杀光!之后又纵火狂烧了3天3夜，这座昔日的繁华城市被毁于一旦!
唐朝末年以及后来的五代，前后80多年，整个中国一片血红。前后共有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自秦朝以来所建立的30多个朝代的开国之君出身农民和社会下层的约占了一半。五代十国的大部分皇帝都是地痞流氓出身，手段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到宋朝建立时，全国只有约200万人。
13.南宋与金国和蒙古的战争
北宋曾经多次与辽国和西夏交战，在双方的边境地区，百姓死伤最多。但就整体来说，中原王朝的人口还是呈增长趋势。到1127年南宋建立时，有约5000万人。加上金国、西夏、吐蕃和大理的人口，当时中国的总人口有约9347万人。但是到了南宋灭亡时，中国人口竟然只剩下了887万人!损失了将近92%的人口!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惨死在蒙古人的屠刀之下!
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直接被蒙古军队屠杀的平民有近1800万人!中国北方90%的汉族平民遭到灭绝。其中最严重的是四川，估计有多达300万人被屠杀，全省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统治中国的90年时间内，中国再次损失了5000多万人!
14.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和明朝初期的残酷刑罚
元朝末年，蒙古统治者变本加厉向人民收取各种名目繁杂的赋税，统治日益残暴黑暗，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洪灾。百姓民不聊生。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史称西吴政权。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即为明太祖。不久他又命徐达、常遇春北伐元朝，攻占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在全国历经99年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进入明朝时代。在赶跑蒙古人的战争中，中国再次死亡了近1000万人!
朱元璋在位30年，就杀了将近30万人，死后用了46个妃子和宫女陪葬。而随后的明成祖朱棣也是毫不逊色，杀人如麻。1402年，他夺取了亲侄子的皇位后，就将宫中的宫女、太监仅2万余人全部杀死。对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孺一家，就杀掉了873人!
15.明末农民战争
每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总是伴随着天灾人祸一起瓦解的。明朝末年西北地区遭遇罕见旱灾和饥荒，引发大量饥饿的农民起来暴动。其中以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最为成功。这2个家伙杀起人来毫不手软，特别是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全部杀光，其杀人手段令人毛骨悚然!在清军入关前，光是农民起义给大明王朝带来的巨大浩劫，就有达2000万人被屠杀.
16.清军平定南方的战争时期
清军入关后，相继消灭了李自成和张献忠2个杀人王，但老百姓的日子兵没有好过起来。满族在征服汉族的过程中，始终都贯彻一个方针:屠杀。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后，担心当地的百姓起来造反，就大开杀戒，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统统杀光，有约300万人惨死。
清军在平定江南的过程中，更是杀人无数。攻占扬州后，屠城数日，死者达80多万;在江阴县城，屠杀近20万人;嘉定，被杀者有60万人;大同城破后，全城上下18万人被尽数诛杀;在灭绝人性的广州大屠杀中，近60万人倒在清军的刀下!
清军入关后的50年时间内，屠杀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至少将近4000万人以上!
17.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白莲教起义
清朝统一中国后，在逐步稳定国内局势后，出现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发展时期，人口呈快速增长趋势。1786年中国总人口为3亿9110万人，1796年，湖北、四川、陕西三省爆发了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的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起义。1804年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为了剿灭白莲教起义，清政府耗费军费2亿两，相当于4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18.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但其对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造成的破坏是难以统计的。有7000万人直接死于这场动乱，中国南方地区的经济基本被毁于一旦。而且太平天国在其后期的内斗中，杨秀清、韦昌辉和石达开等家族和派系被杀者达15万人，给太平军本身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19.民国时期的各种战争与天灾造成的死亡人数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2个特别混乱的历史时期，一个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就是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各种战争不断涌向中华大地，先是革命党反对袁世凯的战争，接下来是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的混战。而后又是北伐战争和国共内战，再者就是日本侵略中国，最后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决战。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一片净土。在偏远地区，土匪横行，天灾不断，百姓大量死亡也是无法避免的。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大约损失了6000万人，因战争死亡的占60%以上。
20.日本对中国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使2100万中国人丧生。
人口出现七次大滑坡，
最厉害的是三国时期和和八王之乱时期，基本上是少掉了70%，最少的是宋末元初，也达到了46%。
7次人口数据统计下降中，和少数民族有关的人口下降，主要是元朝初年和唐朝初年两次。
第一次人口统计数据的锐减--秦末(3000万~1300万)下降比例56%
第二次人口统计数据的锐减――西汉末(6000万~2100万)65%。
第三次人口统计数据的锐减――东汉末(5700万~1660万)下降71%
第四次人口统计数据的锐减――八王之乱后(4000万~1200万)下降70%
第五次人口统计数据的锐减――隋末(4600万~1500万)下降68% 。
第六次人口统计数据的锐减――唐末(5300万~1628万)下降68% 。
第七次人口统计数据的锐减――宋末(11000万~5883万)下降46%
中国历代人口分布的历史变迁及特点:
1、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人口变迁
华人(古代称唐人)移民海外:传说始于商朝。秦朝徐福带领几千名童男童女东渡扶桑。南北朝，新加坡一个华人坟墓的石碑上刻有梁朝年号。以后各朝代都有不多或不少华人由于经商，逃难，宗教等原因居留海外。明代永乐年间三宝太监回民郑和下西洋后大批人开始移居南海各国(请看: 马来西亚华人南来历史)。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有大量华工，因欧洲工业革命的需求而移居到美洲，欧洲，东南亚及世界各国。
(1)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人口迁出区。
人口迁移的方向，基本上都是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离心状运动”。经过漫长的迁移，黄炎子孙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世界各地。尽管如此，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我国仍有大约1/10的地区没有常住人口。在其余地区，人口分布也极不平衡。东南半壁地区人口高度密集，西北半壁人口较为稀疏。这是我国历史上人口分布最显著的特点。
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在1935年《地理学报》第2卷2期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创制了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就明确指出: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今黑河市)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4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36%，西北部之面积，计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64%;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44000万，约占总人口之96%，西北部之人口，仅18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4%，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胡焕庸首次提出的瑷珲-腾冲线，是从我国东北的瑷珲至西南的腾冲划定的一条虚拟地理分界线，该线以东地狭人多，以西地广人稀，十分明确地显示出我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以瑷珲-腾冲线为界面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区域，得到国内外人口学者的承认，还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为“胡焕庸线”。
我国东西两半部人口分布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主要是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悬殊造成的。西半部多高山、高原。幅员广阔的青藏高原海拔高度一般在3000-4000米以上，其中半数还在5000米以上，比四川的峨眉山、日本的富士山、欧洲最高的阿尔卑斯山勃郎峰都高。气候常年寒冷，夏季还有霜冻。新疆和内蒙古的海拔一般都在1000-- 2000米之间。属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有大面积的沙漠和戈壁。其中半数面积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这些地方的自然条件，限制着经济的发展，也限制着人口的发展。这正是西北地区人口稀疏的根本原因。
瑷珲-腾冲以东的地区，大部分是丘陵和平原，我国的14个沿海省市均在这一地区。沿海一带，冲积平原面积广大。整个东部地区，夏季由于受到季风的影响，气侯温暖湿润。长江以南年降水量都在1000-- 2000毫米，黄河下游及东北的松辽平原，年降水量也一般在600毫米以上。再加上这里河川密布、交通便利，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比较有利，所以东南半壁远比西北半壁经济发达，人口稠密.
(2)我国古代人口分布的变迁特点，集中反映在人口重心的变动上。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黄河中下游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全国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直到公元2年，人口重心仍在河南省西部陇海铁路的张茅火车站附近，即北纬34°43′，东径111°23′。这说明: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里人口增长滞缓，人口迁移处于相对凝固状态。此后，人口重心开始向东南方向移动，汉代末年进人淮河流域，唐代末年又越过江淮进人湖北省，元代末年更向东南移进安徽省。至明朝洪武年间，人口重心已移至安徽省白马尖以南14公里处，即北纬31°00′，东经116°09′。这个位置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偏于东南的地方。有人测算，从公元2年(西汉元始2年)到1393年(明洪武26年)总共向东南方向移动了800公里，每年平均移动0.58公里。
(3)我国人口重心长期向东南方向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长期大规模的南迁。据历史记载，我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有三次。
第一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6世纪)，当时中原地区连年混战，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导致规模巨大的人口南迁。
第二次，是从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到五代(公元907-960年)，其间200余年的战乱，其主要战场仍在黄河流域，又造成大量人口南迁。
第三次，发生在北宋末年。当时女真族进入中原，宋室南渡，迫使中国人口向长江以南大量迁移。
正是人口长期的大规模南迁，使得我国人口重心不断南移。自1421年明成祖将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后，由于政治中心北移，大批人口才开始北迁。此后西部、北部广大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人口重心开始由东南向西北逆向转移。到1578年(明万历6年)，人口重心已移至河南省罗山南19公里处，即北纬32°02′，东径114°34′。后经过200多年的徘徊摆动，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人口重心到达湖北省安陆东北31公里处，即北纬31°20′，东径114°00′。此后，人口重心加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到1953年，已移到湖北省枣阳以北18公里处，即北纬32°18′，东经112°43′。这113年间，约向西北移动了360公里，平均每年移动3.18公里。发生迁移的主要原因是，1866年清政府对东北的封禁废止后，山东、山西、河北、安徽一带的农民持续大规模向三北迁移，传说中的闯关东就是指这种情况。闯关东，是指中国近代史上华北地区农民向东北三省移民的运动。
三个时期:
(1)1644至1667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
(2)1668至1860年，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1688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
(3)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式开禁放垦。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存在“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人囗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地。那么，闯关东便成了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学。
(4)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口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人口的兴衰与朝代的兴亡具有同步性，呈现出周期性的大起大落。
封建王朝的初期，人民生活安定，农业发展，人口开始缓慢增长;
王朝中期，人口增长加快，人口总量达到高峰;
王朝后期，人口增长停滞。新旧王朝交替之际，人口则急剧下降。
这种人口时而猛增，进而锐减的状况，成为中国人口缓慢增长中的一个鲜明特点。
例如，公元2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5959万，此后长达10年的绿林、赤眉大起义的影响，到公元57年，人口减少到2100万。再如，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影响，人口由公元609年的4000多万，降到公元620年的1000多万。“安史之乱”使盛唐的人口由公元755年的5000多万锐，减到公元760年的1000多万。古代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不仅消食了大量的血肉之躯，而且导致人口大量的迁移，影响人口的地区再分布。
2、近代中国大陆人口再分布特点(1840-1911)
一是1840-1866年。人口重心的纬度变化极小，而经度变化较大，1866年比1840年经度向西移了0.91度。变化的原因是太平天国战乱造成华东、华中地区人口的锐减。
二是1866-1887年，人口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造成这种移动的原因是，太平天国失败后华东和华中地区人口的恢复、回迁，以及西南地区人口的增加。
三是1887年以后，人口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主要是清末大量人口涌入东北造成的。其中1850--1870年是人口重心变动幅度最大的时期，也是人口再分布强度最大的时期。
综上可见，近代中国大陆人口再分布特点是:
一人口分布略趋于平衡。
二人口再分布变化最强烈的是太平天国起义时期。
三战乱是导致中国近代前期人口再分布的主要原因，而人口向西南及东北迁移则是近代后期人口再分布的主要原因。
3、现当代中国大陆人口再分布变化情况
“胡焕庸线”，至今仍是我国人口分布地区差异中的一条基本的分界线。现在，这条分界线东半部面积占目前全国的42.9%，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
面积数字的变动:
一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已正式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而归还中国;
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的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的独立。
根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黑河-腾冲线东南现居住着全国人口的94.2%，而西部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5.
8%。这两个数字同1935年的相关数字仅有1.8个百分点的差别。这说明，历经60年，我国的人口地理分布虽然有所变化，但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
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分布变化在人口重心的移动轨迹上也有反映。
1953年我国人口重心在湖北省枣阳北18公里处，即北纬32°18'，东经112°43';
1964年移至河南省明港东北15公里处，即北纬32°33'，东径114°09';
1990年移至河南省明港西南约15公里处，即北纬32°23'，东经113°52'。
由此可以看出，解放以后我国人口分布重心在纬度上变化不大，基本上徘徊在32°18"
–32°33’之间;但在经度上的变化比较明显。尤其是1953-1964年之间，人口分布重心在经度上向东移动了1°26'，在纬度上只向北移动了15'。
主要原因:
一是建国初期，黄淮地区水旱灾害严重，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向东北、内蒙、西北等地区迁移。1964年以后，人口重心向西偏南方向逆转，1982年后向南移动的速度明显加快，向西移动的速度减慢，这主要是东北地区的经济低速增长，而华南、华东的经济高速增长，拉动了人口迁移。
二是，国家对生产力布局的调整，也使我国人口分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内地建设不仅需要财力和物力，也需要大量人力。如50年代，国家为改变旧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在有计划地把沿海工厂企业迁往内地和边疆的同时，也动员了大批职工和家属随同迁移。仅1954 --1958年，由沿海迁往内地的移民就达460万以上。
三是，长期以来，国家为了满足内地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在计划生育政策上采取了适当放宽的原则，而对于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则采取从严掌握的原则。这样，我国的人口分布就逐渐得到了改善。如沿海14个省市自治区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1953年为48.04 % , 1964年为47.89%，1976年为45.98% 。23年之中，沿海地区的人口比重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以上。考虑到我国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口分布本身所固有的惰性，这一变化是相当可观的。但是，自1976年以后，沿海地区的人口比重逐渐回升，1980年为46.03%,1982年为46.11%,1990年为46.24%。
人口比重回升的主要原因，一是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所变化，对沿海地区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如1981年国家对沿海地区的投资就超过内地15%，这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沿海地区吸引的外资也大大高于内地。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的劳动力大量增加。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沿海地区迁往内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以及其他各类人员，凡是符合政策的，基本上都按照本人意愿回到了原籍。三是人口迁移模式有所改变。过去是人口从沿海向内地迁移，而近20年来却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过去上海、山东和江苏，一直是国内重要的人口迁出区，仅上海1955-1972年间就净迁出近190万人。而近年来它们都转变为净迁入区，从而显著地提高了沿海地区的人口比重。
1949-2000年中国人口重心的变动，可归纳如下:
第一，建国以来，人口重心基本在河南省南部或与其相邻的湖北省北部区域，显示出我国人口分布从总体上偏向东南的特点;
第二，人口重心在不断移动中，其移动的轨迹反映了国家人口分布的格局的变动，而这种变动与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有密切的关系。
1953年至1964年，人口重心向东偏北移动，其原因是:这一时期我国的建设重点在东北、华北地区，南方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建设，西南处于开发准备阶段，东北、京津与华北的人口增长也快于南方。
1964年至1982年，人口重心又呈现向西偏南逆转的趋势，其原因是:1964年以后，西南和西北陕甘两省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有大批的建设者迁入，人口增长快于其他区域。
1982年至1990年，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东南各省的人口出生率低于西北各省的人口出生率。同时，虽然南方经济发展迅速，由于受户籍制度的制约，人口向南方流动也受到一定的制约。
1990年至2000年，我国改革开放进人第二阶段，东南各省经济高速发展，与西北差异进一步拉大，东南各省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使人口重心向南移动。
第三，从人口重心移动的速度分析，1953-1964年的建国初期，和1982-1990年的改革开放初期，移动速度明显快于其他时期，这也与我国经济建设在这两个时期进行的重大战略调整相吻合。
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与人口变化
1.1 气候变化
从竺可桢、任振球、汪子春、高建国等人的研究结果可知，在过去两千年中，中国气候经历了10次较大的变化1。大体而言， 秦和西汉是气候温暖时期，气温较今日高，因此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今日朝北许多。自公元之初(即两汉之际)起，气候开始出现转寒的趋势，到东汉末已比现在寒冷。到3世纪后期，寒冷达到顶点，年平均温度比今日要低1-2摄氏度。这种寒冷气候一直持续了下来，直到6世纪下半叶才开始转暖。到了7世纪中叶，气候已明显变暖， 年平均温度高于今日。然而从10世纪开始，气候又趋于变冷，并在12世纪达到顶峰。13世纪初期和中期曾有一个温暖时期，但好景不长，因此14世纪的气温不仅低于今日，而且也低于13世纪。15世纪初以后，出现过两个温暖时期(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和3个寒冷时期(1470 -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大体而言，16世纪和18世纪可算温暖时期，而17和19世纪则为寒冷时期(其中又以17世纪为最冷， 冬季平均温度比今日要低2摄氏度)2。这个变化大势，与北半球其他许多地方的记录也是相一致的。从降雨量来看， 郑斯中等人对地方志中关于近二千年来36750次旱涝记载的分析表明:我国自公元初以来，水灾相对减少，而旱灾则相对增加。在1-10世纪，干旱期和湿润期分别为350年和650 年;而在11-20世纪，则分别为580年和320年。而且还要注意，这种状况在经纬35-40度的黄河流载表现最为明显3。
1.2 人口变化
根据葛剑雄的研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到清朝灭亡以前，中国人口出现过8次剧烈波动。
人们通常用“大起大落”来形容这种剧烈波动，此处我们也姑且从众，采用此种说法。在这8 次“大起”与“大落”中，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大落”。这是因为除了“大落”的时期外，中国人口基本上保持着增长;而且一般而言，“大起”的速率比“大落”的速率小得多。这8次“大落”包括:(1)两汉之际(户数减少2/3至3/4，实际人口减少约40%)，(2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人口只相当于400年前东汉后期的人口)，(3)隋唐之际(人口减少约一半)，(4)中晚唐、五代(北宋建立时人口不足盛唐时的一半)，(5)金与元初(元朝人口最多时，人口总数比南宋和金人口合计少20%)， (6)元明之际(明初人口比元朝人口最多时少1/4以上)，(7 )明清之际(人口大约减少20%)，(8)晚清(1911年人口总数比1850 年还少1/10)。
将这两种变化合观比较，可以看到:上述的8 个中国人口“大落”时期，也都是我国气候变冷的时期。这种对应不可能是一种巧合。因此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与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应是无可置疑的。
2 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影响
造成中国历史上人口“大起大落”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绝不止气候变化一个。然而，尽管不能认为气候变化是造成人口“大起大落”的唯一原因，但气候变化仍然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他的大多数原因，莫不与气候变化有关(有些甚至就是由气候变化的产物)。那么，气候变化是如何对中国历史上人口变化的发生影响的呢?
气候变化对人口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方面。所谓“直接影响”指的是:气候变化引起农业产量的增减、农业区域的移动，从而导致人口发生变化。而“间接影响”指的则是:气候恶化通常激化社会矛盾、触发社会危机，引起原有社会结构解体，同时还会引起外来烈性传染病的传播，从而导致人口减少。反之则引起人口的增加。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地看看气候变化是如何引起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几次“大落”的。
2.1 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
一般而言，在北半球，年平均气温每增减1摄氏度， 会使农作物的生长期增减3-4周5。
这个变化对农作物生长具有重大影响。例如，在气候温和时期，单季稻种植区可北进至黄河流域，双季稻则可至长江两岸;而在寒冷时期，单季稻种植区要南退至淮河流域，双季稻则退至华南6。据张家诚的研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温度变化1摄氏度，粮食亩产量相应变化为10%;年平均降雨变化100毫米， 粮食亩产量的相应变化也为10%。此外，年平均温度的高低和年平均降雨量的多少，对冷害、水旱灾和农业病虫害的发生频率及烈度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明显地增加或减少农业产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在高纬度地区表现最为明显，而对低纬度地区则影响相对既较小7。因此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在农作物生长期较短的我国北方地区，更为巨大。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古代，农业总产量哪怕只是在一年中有10%以上的减少，就会引起大量人口的死亡。如果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续减产，那么人口在剧减之后长期停滞，也就是必然的现象了。如前所述，在东汉晚期至隋朝中期的四个多世纪中，我国的人口一直未有增加，是我国人口“大落”持续最久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恰恰也是一个气候寒冷持续最久的时期:自3世纪后期到6世纪下半叶，年平均温度比今日要低1-2摄氏度。因此气候变化通过化影响农业产量而对人口变化发生重大影响，是无可置疑的。
2.2 气候变化对农业区边界变化的影响
由于农业严重依赖于自然生态环境，因此根据各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异，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农业区域。由于自然生态环境总是在不断变化，因此农业区域也绝非一成不变。我国今天的各主要农业区域，按照王业键等人的研究，大约形成于18世纪8。在此之前则有多次改变， 因此我们不能将近两个世纪来的情况作为亘古不变的常情而以今况古。
根据程洪、朱道明、张家诚等人的研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如果某地区年平均温度降低1摄氏度，相当于该地区向北推移200-300公里。如果某地区年降雨量减少100毫米， 相当于东部农业区向东南退缩100公里以上，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公里。换言之，气候变冷变干，会使得一些地区变得不适宜原有的农作物生长， 从而导致不能农耕9。长城一向被认为是我国农、牧业的分界线，如果对比秦长城和明长城的位置，那么可以发现在大多数地方，明长城比秦长城向南退缩了200-400公里.
农业区域的移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我国华北地区最为明显。这个地区从地理上来说，处于气候(温度和降水量)变化最为显著的北纬35-40度之间，生态基础又比较脆弱，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也特别强烈。因此一旦气候变冷变干，农业生产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不仅会导致原有耕地减产，而且会使得大量耕地被放弃或弃农就牧，从而不能养活原有的人口。此外，还会导致水、旱、蝗灾发生频率的增加和受灾范围的扩大。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生产的衰落。在我国历史上，华北一向是人口“大起大落”的主要场所，这是与其自然生态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特点是分不开的。
2.3 气候变化对瘟疫流行的影响
布罗代尔指出:在人们彼此长期隔绝的时代，各地居民对不同的病原体各有其特殊的适应性、抵抗力和弱点。一旦相互接触和感染，就会带来意外的灾难11。在对近一千年来欧亚许多地区人口变化影响最大的各种流行疾病中，鼠疫(即“黑死病”)是最可怕的杀手(例如在14世纪，鼠疫传入欧洲，导致欧洲主要国家人口减少了1/3到1/2)。而这种疾病的传播，就与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
蒙古高原和青海高原是世界上鼠疫的主要疫源地之一。麦克内尔、费克光、曹树基等人近年来的研究已证实，在元初、元明之际和明清之际三个时期，这种疾病随着生活在此地区的游牧民族南下而传到中国内地，对中国人口的锐减起了极大的作用。12典型的事例如1232年，蒙古军队包围并攻克金朝首都开封城。在蒙古人入城后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开封居民死者多达100万以上，几乎全城死绝。
而导致这一悲剧的罪魁祸首，不是蒙古军队的刀枪，而是他们带来的鼠疫。因此，游牧民族的南迁所带来的疾病传播所导致的内地人口损失，通常要比战争所导致的人口损失大得多。而游牧民族之所以南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气候变化所致(详后)。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历史上引起人口锐减的瘟疫大流行，也是气候变化的间接结果。
2.4 气候变化对其他导致人口起落的因素的影响
在我们讨论所涉及的两千多年中，中国一直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都建立在特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由于当时农业发展严重受制于自然生态环境变化，因此一旦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原有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就会削弱、瓦解甚至崩溃，从而使得各种矛盾失控，造成长时期的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进而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
旧有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破坏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出现数量巨大的流民。在那些受气候恶化打击最为严重的地方，由于原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被摧毁，当地的社会结构也随之瓦解。居民无以为生，只好外流。但是，如果气候变化涉及较大的范围，相邻地区当然也程度不等地受到气候恶化的打击。本地居民自顾不暇，所以无法大量接纳流民。于是土客之间往往出现暴力冲突。如果流民占了上风，结局往往是本地社会结构被摧毁，土著居民最后也加入到流民的队伍中去。随着气候恶化的持续和加剧，这种情况滚雪球式地扩大，暴力冲突也往往演化为大规模的内战或农民起义，从而使得旧有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在更大范围内受到进一步破坏。在许多地方，本地居民顶住了流民潮的侵扰，但为此他们不得不结成各种形式的武装自卫团体(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坞堡等)，而这种团体的发展，最终会导致各地割据与半割据局面的形成。国家的统治力量在天灾和流民的双重打击下已经遭到严重削弱，而各地割据与半割据又使处于困境的国家雪上加霜。日益衰弱的国家越来越无法有效履行其维护社会秩序、抵御外族入侵、兴修水利、赈灾减灾、安抚灾民、调集粮运等职能，于是社会更加动荡。其结果，必然形成一种不断加剧的恶性循环，最终结果则是整个社会的解体。在这个解体的过程中，不仅有大批人民直接死于天灾及其引起的饥荒，而且还会有更多的人民死于持久的大规模暴力冲突，从而造成人口的“大落”。这种情况，在上述的8 个中国人口“大落”时期中的前七个(特别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金元和明清之际)中都可看到，尽管在各个时期表现有所不同。
此外，气候变冷变干，不仅会使农业区域南移，而且也会使北亚牧业区域相应南移。由于北亚半沙漠半草原地区的生态基础非常脆弱，所以更难承受气候恶化的后果。牧业生产条件的恶化，迫使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求生。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南下是通过武力强行进入农耕地区的。这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持久的暴力冲突乃至大规模破坏，并且进一步激化内地的社会矛盾，加剧社会解体。上述的8 个中国人口“大落”时期，除第(1)和(8)时期外，都是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大举南下的时期(第(6 )时期也与此有关14)。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些时期也是气候变冷变干的时期。其中，东汉晚期至隋朝中期的四个多世纪是北方游牧与半游牧民族南下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恰恰也是一个气候寒冷持续最久的时期。因此，气候变化通过促使北方民族南下而对我国历史上的人口变化发挥重要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人口思想及人口政策
(一)先秦的人口思想
我国先秦人口思想主要是增殖人口思想。最有代表性的则属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孔子一方面主张“众民”，大力增殖人口。另一方面，他主张“仁政”，即统治者应采取社会、经济措施来增加人口。重视男婚女嫁，规定男子20岁就要娶妻，女子15岁即可嫁人;国家要爱护百姓，奖励农耕，减轻赋税，照顾寡妇、鳏夫和贫者，招徕四方之民。这样才能增加人口。另外，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男尊女卑”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广为流传，对传统生育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秦汉至清代的人口思想
从秦代至清代，朝代更替频繁。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儒家学派的增殖人口思想。然而，在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社会里，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剧增与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生产逐渐不相适应，以人口与土地、人口与消费为主的人口问题越来越尖锐。由此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人口思想和主张。提出适度人口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著名政治家商鞅和韩非。商鞅认为，人口与土地的数量应保持平衡，人少地多时要增加人口，地少人多时要开垦土地。他认为人口的增长要快于财货的增长。韩非从当时人口数量长期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的实际出发，提出“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的思想，为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发展生产，减少人口的思想。唐朝的杜佑根据历代的人口资料，写出了《户丁人口论》，认为不可盲目增加人口。他特别指出统治者的行为影响人口的多寡，开明的统治者应当扶植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不可横征暴敛。
明末的冯梦龙在人口向题上明确提出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主张，提出了每对夫妇最好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清朝的洪亮吉认为人口过多，一方面，将使人民生活水平不仅难以提高，相反会急剧降低;另一方面，将会导致社会动乱。人口剧增，生产和生活资料必然不足，祸乱就会产生。这个矛盾只有依靠推行“仁政”，使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有所增加。清朝的汪士锋认为中国人口已经绝对过剩，人口问题到了无法解决的严重地步。他将贫困和社会动乱归咎于“人多之害”，并提出一整套治理措施。鼓励人们出家为僧为尼等等。清朝的龚自珍认为严重的人口经济何题是由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造成的，建议通过调整人口地理分布、组织移民、开发西北，以解决人口经济问题。清朝的包世臣认为，人口增长超过耕地和生活资料的增长是导致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他强调人作为生产者的职能，认为贫困主要是统治者不重视农民。他还提出按比例来安排社会劳动力，主张绝大多数的劳动力都应去务农.但同时他承认士、工、商也是社会发展生产不可缺少的成分。
(三)近代人口思想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逐街走向解体，从社会政治角度阐发人口思想的，主要有我国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以及近代社会学家陈达、陈长薄、许仕廉等。王韬提出“富国强兵之本，系于民而已矣”的“重民”观点。王韬还主张禁止纳妾和玩弄女性，男女并重，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谭嗣同认为解决人口问题只有发展生产。梁启超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对中国的人口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提出禁止早婚，提倡晚婚，节制人口的主张。他不认同马尔萨斯的思想，认为所谓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观点“实属杜撰”。孙中山的人口思想概括起来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主张增殖人口。二是主张“恢复民族精神”。李大钊的人口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中。他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与各国人口发展的实际不符，抹煞了人类向生产广度、深度进军的可能性，“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不能成立。陈达、陈长蘅、许仕廉等社会学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对近代中国的人口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出版了许多著名论著。认为中国贫困落后的原因是“人口太多”，主张“节制人口”，进行“生育革命”，推行“自然节育法”，实行“时中人口”(即适度人口)，“限制人口的数量，改善人口的品质”;并提出“节制生育”，设立“保育院”等具体政策和措施。
(四)现代人口思想
我国现代人口思想以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人口思想为主，其中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最具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于1957年发表了著名的《新人口论》，全面阐述了他的人口思想。他认为，中国人口繁殖太快，人口多，资金少，影响工业化的进程，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应该控制人口。他明确地把中国的人口增长与工业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提出掌握人口数据是制定政策的关键;提出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提出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三点建议:一是要进行新的人口普查。二是大力宣传，破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五世其昌”等封建传统观念;等到宣传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后，再行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大概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比较适当。实行生两个孩子有奖，生三个孩子要征税，生四个孩子要征重税的办法。三是在节育的具体办法上，主张避孕，反对人工流产。
人口增长规律
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中曾经提出人口每隔若干代而倍增的规律:即在无外力影响的条件下，一个封闭人口的自然增长律大约为每隔20年(人类的繁殖周期)递增1倍(在假定每户只生一个孩子的条件下)。
从中国的人口历史看，这种人口隔若干代而倍增的规律的确是存在的。实际上，早于马尔萨斯2000年，中国古代政治家和学者已注意到这一重要的人口增长规律。如先秦政治学家韩非就曾指出:人有五子，子又有五子;则大父(即爷辈)未死，而有二十五孙。结果是"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五蠹》)即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平方级数，而资源和财富则不可能以这一速率增长，从而导致社会动荡。
在历史上，这一人口规律被许多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乃是社会不安定和动荡的根源。如明代学者徐光启、清代龚自珍、魏源等均曾指出:生人之率，大抵30年而加 1倍。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而垦田不增且日分田小，是以社会不安。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在社会安定的时期，隔代而倍增的规律是明显存在的。只有受到战争、大灾荒、大饥荒等遏制人口发展因素的影响，这一规律才会受到限制。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清乾隆6年(1741)以后，中国人口即以每隔25~45年递增1倍的速度持续高速发展。中间尽管曾经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外变乱，导致人口增长曲线有新的升降摆荡，但由于人口基数已甚为庞大，以千万人计的变乱中人口消灭律已不能影响数亿人口的总规模。因此自乾隆以来中国人口的总趋势是呈持续上升的。其结果是在200年左右时间中，中国人口规模由1亿人左右递增到本世纪中叶(1949)的6~7亿人。又经30~4O年，再倍增到目前的12~14亿人。从而确切无疑地证明了人口发展隔代倍增的自然增长规律。从世界范围看，国外史家估计1776年世界人口约7.5亿，到1976年约为41亿。即在200年左右增长约6倍，同200年间中国人口的增长幅度差不多。顺便指出，自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的50年以来，世界总人口也已增长近乎1倍，即由30亿人左右倍增达到目前的58亿人。
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历史变化与改革趋势
在解放后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控制政策不同。从控制人口数量增长这个纬度而言，1966~1976这十年成果显著;1977年以后的激进指标增加了完成国家计划的难度，故导致了20 世纪80年代政策的波动;1988年以来政策多元而稳定，终于迎来了低生育水平的局面。从现阶段看，不能简单地将中国"计划生育"理解为"一对夫妇一个孩";从长时段上看，中国在降低人口增长率方面为世界总结的最重要的经验是"晚、稀、少".面对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应考虑选择恰当时机改革现行政策。
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短短半个多世纪中，发生了人口增长方式的历史性转变:由传统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增率过渡到工业化初期--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增率，再转变到工业化中期--快速工业化时期(90年代后)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增率。无疑，促使人口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政策控制三方面。现在，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迅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的主要调控手段，只能借助于人口政策的实施。实际上，人口政策--尤其是控制人口增长或促动人口转变的政策，也只能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有效。发达国家鼓励人口增长政策的失灵史、东亚儒家文化圈富裕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鼓励出生率上升政策的无力状况说明，在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社会，国家或政府调控人口生育政策的能力是有限的。
未来人口战略的调整方向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儿型人口过渡到成年型人口，再进一步发展到现在的老龄化人口。在图1所示的2000年人口金字塔中，14岁以下少儿人口呈明显缩减态势。
截止到2003年底，中国少儿人口负担比已经到了28.58%②。「2003年老年负担比为11.96%.」少儿人口比重的迅速减少，使中国人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红利"时期--在今后15年内，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将维持在70%左右--这极其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图1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年龄金字塔[2]
但中国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数量，却会在随后的几年当中，迅速减少。各种预测(中位:TFR
=1.8)表明，将来中国人口的峰值在14.5亿左右--大约在2030左右迎来高峰③。「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2年公布的预测结果是，中国将在2031年迎来峰值人口，峰值为14.86亿，但其将2001年的总人口预测为12.93亿，这比2001年实际公布的人口数高出了许多，因为在2005年1月6日，中国才迎来了13亿人口日(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第179页)。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公布的一项预测表明，中国将在2032年迎来峰值--达到14.47亿(见田雪原、王国强主编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第105页，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版)。但是，学者们用来预测总人口增长轨迹的总和生育率(TFR )却与2000年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相差甚多(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仅仅为1.27)。」中国未来的人口形貌，与原来媒体灌输给学术界和民众的人口形貌截然不同。
新的人口形貌是:第一，总人口达不到16亿，而在14.5亿左右。中国当前的出生率越低，未来峰值人口越低，老龄化程度就越严重，未来的养老压力就越大。第二，如果现在使用的1.8的总和生育率能够靠得住，那么，未来中国也将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宝座"让给印度①。「
实际上，如果将1947之前印度版图人口相加，即将现在印度的10.5亿、巴基斯坦的1.5亿和孟加拉国的1.5亿相加，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总人口。」第三，中国15~64岁之间劳动力人口的供给将不会像原来那样是"无限"的，大约在2015年左右开始负增长。第四，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所导致的婚龄年龄段女性的短缺状况将逐渐明显。第五，由高等教育扩张所带来的大学生的失业问题，将日益严重。第六，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将给民族聚居区域的环境资源造成越来越重的压力。第七，由贫富分化所造成的各阶级阶层人口的裂隙将逐渐凸现
。
鉴于人口总量的压力正在消解，也鉴于那种"一个国家、多种制度"的人口政策已经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窃以为人口战略调整的方向应该是:统一人口政策，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缓解老化速度，提高人口素质，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实行不超过二孩的间隔生育政策，充分发挥"晚、稀、少"的调控作用;协调各人口阶层之间的关系，构建为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所需要的、能够长期促进中国全面而又持续发展的人口结构。
为稳健地改革人口制度，促使人口和谐发展，近期(今后5年内)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统一人口生育政策，着力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采取先试验再全面落实的办法，实行不超过二孩的间隔生育政策。中期(2010~2020年)致力于逐步提高人口素质，将现在实行的9年义务制教育延长为包括了高中阶段的12年义务教育。远期(小康社会实现以后)目标放在构建"能够促使中国全面而又持续发展的人口结构"上。
因此，在人口政策问题上，要防止两种不正确倾向:一是主张继续大幅降低生育率的极端冒险主义;二是政策调整中的自由盲动主义。各种资源提供给我们的选择余地其实很有限，但现行政策却不得不调整，只是在今后的几年内，选择哪一年切入罢了。
结论与中国的经验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出现过多次波动。中国历届政府都在实践中努力寻找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途径。所以，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人口压力，中国实施的人口政策有所差异。这里的结论是:
第一，1949~1953年是限制避孕时期。
第二，1954~1957年的宣传节育活动，采取了先城市再工矿区，最后是人口密集农村的步骤，这极其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面对城市人口出生率高于农村的现实，面对城市育龄妇女的节育积极性和城市人口文化程度高于农村人口的现实，这种活动普及了节育知识，为后来的各种节育活动和计划生育活动奠定了舆论基础。
第三，1958~1965年的情况比较复杂。那种"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错批马寅初更多地表现为"反右"扩大化，对国家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少。"大跃进"中的人口损失和"大跃进"之后的补偿性生育直接刺激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婴儿爆炸".
第四，1966~1976年人口出生率稳定下降。"文革"初期的混乱，在短期内影响了计划生育领导组织。但一旦政治环境得以稳定，"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就开始全力实施。而且在这一时期，计划生育制度得以建立，避孕药具开始了免费供应并"送货上门".但那种在计划生育工作领域大讲"阶级斗争"的无限上纲的做法，却违背了"群众自愿"的原则。
第五，1977~1988年，人口控制政策的波动，主要导源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紧缩和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急躁。激进的计划指标--那种力图在 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的主张，那种在农村严格实施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并强迫命令的做法，势必会遭受到民间的"不合作"，所以1984之后对政策的适当调整是极其正确的。
第六，1989年之后生育率的稳定下降，是国家计生委准确理解和贯彻国家人口控制政策的结果。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一对夫妇一个孩"，而应被全面地理解为多元化的"晚、稀、少".事实上，在拥有绝对多数人口的农村，中国政府长期的政策措施，是鼓励生一个孩子基础上的"晚、稀、少".在1980年修改了原《婚姻法》之后，甚于"晚"也变得松动了许多。但在21世纪之后，中央政府强调的"稳定低生育水平"，却被实际执行为"继续降低生育率"，这是应该迫切注意的问题。
现在，我们必须在人口转变的某一具体时点，改革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重构为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人口政策，切不可因循守旧。如果说20世纪中国人口政策的重点是总量控制的话，那么，在21世纪初期，则要将战略重点转移到结构调整上来。而当务之急，则应是探索人口政策转变的时点。要吸取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儒家文化圈已经出现的生育刺激不力的教训。我们要明白:在控制人口增长的时候，国家之手是有力的;但在社会转型完成之后，在刺激生育方面，国家之手可能失灵。
中国人口控制政策50多年来的经验是:
第一，"晚、稀、少"①「有人认为应该在"晚、稀、少"的基础上加一个"优"字和一个"扶"字(优:优生优育;扶:扶持执行"晚、稀、少"政策者)，这是极有见地的主张。」比"一对夫妇一个孩"更具有现实与历史意义。
第二，人口控制目标需与人民的接受心理相协调。每逢国家采取稳健的人口控制政策时，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力度就比较大;而每逢指标过激、急躁冒进时，干部就不好做工作，百姓就产生抵触情绪。实践证明，任何强制手段，都不会达到政策设计者的目的，而且还会影响社会之安定。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服务为主(免费避孕药具供应，并且送货上门)、宣传为主而不是强制为主等，是计划生育成功的关键。第三，国家的人口控制政策，只有与其他刺激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政策相配套，才能取得更好的结果。第四，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尤其是女性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极其有利于晚婚晚育。第五，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与人口控制政策一起，促使了中国低生育水平的到来。
第六，即使在深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地区，社会转型一旦完成，人们的生育观念就会转变。上海市和北京市户籍人口实际生育率多年来低于政策生育率的现实说明②，「北京市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是1.26，2000年是0.68.」这种转变具有某种不可逆转的特征。这就是说，只要城市化和非农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可以减轻那种对"计划生育政策一旦放松，人口出生率就会立即大幅反弹"的担心。
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政策
人口的快速增长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20世纪末，地球总人口已超过60亿，其中一半以上都集中在亚洲。
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生育政策，它是各国按照自己国家的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等国情决定的，生育政策是一个国家的内政，但是生育政策也受到世界人口发展的影响翻过来又影响着世界的人口。人口政策受制于人口战略，而一个国家的人口战略服从于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
国际社会在对待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之前，发达国家认为人口问题主要是增长缓慢，因此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居高不下，而死亡率下降很快，人口在加速增长，世界至此才开始关注人口增长问题。至70年代，“人口问题是发展的中心问题”已成为世界的共识。但在人口政策上仍然存在争论，不过主张降低生育率和减缓人口增长的意见已成为主流。至80年代，各国普遍认识到人口快速增长是发展的障碍，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也都采取了控制人口增长的人口政策。
当今，世界各国对本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实行鼓励生育人口的国家，第二类是计划生育人口的国家，第三类是既不鼓励也不限制、随其自然生育的国家。鼓励生育的第一类国家有***、俄罗斯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大都比较发达。计划生育的第二类国家有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等。随其自然生育的第三类国家有美国以及多数发展中国家。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世界各国的人口状况和生育政策。
美国:
近年来，美国人口增速加快，人口将突破三亿，主要原因是移民增加以及移民生育子女的增加。美国人口数量目前仅次于中国与印度，在发达国家中排第一，同时在工业化国家中人口增长最快，每年增加约280万人，但美国平均每平方公里仅33人，与欧盟国家的120人和***的360人相比，仍显得十分空旷。近年来，推行“人才进口”政策，以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条件，吸引世界各地有名望、有成就的科学技术专家移居美国。这就等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费时费力费钱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美国没花成本培养就大量变成美国的优质人才，从而提升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美国没有直接干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的全国性人口政策，各州有自己的政策。虽然美国对生育实行不干预政策，但现行的一些人口措施，实际上旨在使人口增长受到一定控制，最终使美国人口达到静止目标。“静止人口”已成了美国政府人口发展政策的目标。移民政策是美国人口政策的重要部分。
德国:
随着近年来新生婴儿的减少，提高生育率已成为德国一项重要国策。为了让年轻人多生孩子，德国政府可谓“绞尽脑汁”。政府首先推出奖励政策，妇女每生育一个孩子，每月都可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补贴。政府还提出要在2010年前建立23万个托儿所，并将延长学校的授课时数，以帮助有工作的母亲。
俄罗斯:
俄罗斯居民的总数在以每年七十万的数量递减，俄罗斯人口最近10年减少了1000万，提高人口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和实施良好的移民政策被认为是解决人口危机的关键。俄罗斯计划赦免来自独联体的100万非法移民，希望可以改变目前的人口形势。同时，俄政府还决定将妇女每生育1个婴儿得到的补贴提高到1万卢布，对18个月以下的婴儿每月的补贴也由500卢布增加到800-1000卢布。日前，俄罗斯甚至有人提出，育龄夫妇如果故意不生育子女，将要被罚以交纳税金。
西班牙是西欧一些国家中鼓励生育子女的典型案例之一。西班牙目前全国人口为4，400万。由于历史、经济和观念等原因，西班牙妇女不愿意生孩子和多生孩子。生育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并已经出现社会老龄化问题。西班牙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4%。近年来，西班牙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一对已婚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府每月给予三百欧元(大约合三千元人民币)补贴。生育的子女越多，补贴的数额越大。但是，尽管如此，西班牙人还是不愿意多生孩子。他们宁肯花钱抱养包括中国小孩在内的外国小孩，也不愿意自己生孩子。究其原因，主要是西班牙人生育观念与中国人不同。不少西班牙人认为，生育子女只是社会责任，但在经济上是划不来的。一个孩子从出生到长大成人，父母要做出巨大付出，尤其是经济支出。许多西班牙人的人生观念是活着只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更不是为子女。
韩印日三国的人口政策
朝鲜战争以后，韩国出现了人口高峰期，至1960年，人口平均年增长率达29‰，为此，韩国政府于1962年制定了家庭生育计划方案，目标是到1970年，人口增长率下降到20‰。尽管这一方案促使韩国妇女生育率大幅度下降，至1980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已达到生育年龄，政府进一步加强人口政策，对独生子女夫妇实行奖励，将流产和绝育合法化。然而自1990年代开始，人口生育率偏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
的问题迫使韩国政府又一次调整人口政策，鼓励生育，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
印度是第一个将人口控制作为国家计划主要内容的发展中国家。早在1951-1956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印度政府就已提出了“节制生育”的理念。到了上世纪6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已开始由城市扩展到农村。到上世纪70年代，由中央统一严密管理计划生育工作，这种没有缓冲带的高压政策不仅与文化、习俗、宗教等碰撞，而且引起了政治骚乱，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甚微且被迫中断。上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重新推行其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没有女性保障、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等配套政策，该项人口政策并不成功。2000年印度政府颁布了《国家人口政策2000》，政策重点是转变生育观、完善各项配套政策。对于那些推迟两年生育第一胎的夫妇当局将给予一定的奖励，当局想以此来控制印度不断增长的人口出生率。印度现有人口11亿，是世界第二大人口国，但是随着该国人口每年以1.7的速度增长，印度有望在2025年超过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规定”。按照此规定，我国在“提倡”生育一个子女的同时，各省对二胎生育也做了明确的规定，以陕西为例，就有以下几条:“第一个子女为病残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婚后不育，按照有关规定收养一个子女后病愈怀孕的;再婚夫妇一方已有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双方均为归国华侨的;夫妻双方均为在全国一千万人口以下的少数民族的”;对夫妻双方是农民的又增加几条:“男到女家结婚落户的;夫妻一方属非遗传性残疾失去劳动能力的;居住在人口稀少高寒山区的”;陕西的规定基本上代表了我们中西部大多数省份，其他各省根据本省人口实际规定宽严各有不同，例如上海是人口自增率最低的，在政策上更宽松一些，对再婚夫妻甚至允许生育三胎，增加的规定有:“一方经有关部门鉴定为非遗传性残疾，影响劳动，生活不能自理的;一方符合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条件的;一方为从事出海捕捞连续五年以上的渔民，现仍从事出海捕捞的;一方为本市农业户口且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女方为本市农业户口，无兄弟，其姐妹均只生育一个子女，男方到女方家庭落户赡养老人的。再婚夫妻申请生育二孩条件:一方婚前未生育过子女，另一方婚前生育过一个或者两个子女的;双方婚前各生育过一个子女，且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双方婚前各生育过一个子女，一方为本市农业户口且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
从以上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一胎是“提倡”，实际上对二胎生育都有规定，放开其他各条不说，单就两项来看，在广大农村，生育一个女孩，也就是常说的“独女户”，允许生育二胎。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3%的总人口、59%的育龄妇女人口在农村，每年有多少人可以生育二胎?在城市和农村，双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目前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生的子女已进入婚育期，形成人口出生的小高峰，享受“双独”和部分“单独”政策的第一代近一亿独生子女已进入婚育期，这种“双峰叠加”的局面将持续十几年。如果再加上其他符合政策的二胎生育，我们每年可以允许生育的二胎人数将占有相当大的数量。
拉丁美洲
各国在推行人口政策方面进展较迟缓。这些国家的传统一向反对控制生育，70年代中期以前，仅有民间的家庭生育计划活动。7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会议(见国际人口会议)以后，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人口政策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政府转而公开支持家庭生育计划活动。从1978年开始，巴巴多斯、哥伦比亚、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正式采取降低生育率的政策，目的在于促使人口的增长与开发资源的可能性相适应。其他拉美国家也相继推行程度不等的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拉丁美洲各国在人口分布方面的政策是限制过快的人口城市化，发展地区经济;在国际迁移方面则希望引进专业技术及行政管理人才。
非洲
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人口增长迅速，只有很少几个国家，如肯尼亚、加纳、毛里求斯等国制订了明确的降低人口增长率的政策;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提供家庭生育计划服务，但没有明确的人口目的;有12个国家则没有人口政策，也不支持家庭生育计划。
中东和北非的一些国家仍然实行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在人口迁移方面，这些国家迁入大量外籍工人和专业人才，以满足对劳动力的需要。
研究人口史的意义
以上对于中国历史人口发展问题的研究，不仅只是历史学的意义。如果本文的讨论无大误的话，那么可以预测:假定未来40~50年内的世界局势，将继续像过去的50年间那样，在无世界性战争的相对稳定状态中发展，则到新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人口规模将倍增到25亿左右。而世界人口规模则将倍增到110~120亿。这种人口规模将对全球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带来难以设想的问题和压力。这将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中从未遭遇过的殊为难以想象的情况!
我们在以上的研究中已经指出，一个社会体制对人口增长的容纳力是有限度的。同样，地球社会对人口增长的承受能力也不是无限的。如果本文对以往中国历史中人口增长与社会治乱关系的研究无误的话，那么历史启示我们，并且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到达了人口过度增长的红灯区，未来对于人类将是非常危险的!而就我国来说，我个人认为:
1.我国人口目前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从历史经验看，这也意味着社会形势进入了高风险时期。实际上，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
2.在规划和预测未来30~50年的社会发展远景时，有必要把上述关于人口隔代倍增的规律、人口系数与社会安全系数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的规律考虑进去。
3.从宏观政策的角度，国家有必要更加强化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力度，以抑制人口隔代倍增这一自然增长规律的作用。
4.考虑到人口规模与社会安全的关系，在设计国家未来发展时，必须考虑社会重要资源分配的公正性。
5.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中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发展出路在于，必须成为开拓的、外向型的即能够生成日益增强的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经济系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国家才能真正走上繁荣昌盛、长治久安的道路。
相关参考书目
葛剑雄 《中国人口史》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 「参考文献」
[1]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M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
[2]邬沧萍，王琳，苗瑞凤。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前景和对策[J ].人口研究，2004
(编辑: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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