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本书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2008年武汉出版社出版)为底本，精选张之洞所撰《輶轩语》、《书目问答》、《劝学篇》等论著和反映其思想主张的奏疏、咨札、电牍、书信计66篇，大体上反映了张之洞的重要思想及其变化轨迹，如采汉宋、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直言急谏的清流派思想，最具时代影响力的中体西用思想，新旧兼学，育才强国的教育思想等。此外，他在外交、军事、司法、理财、实业、币制、铁路诸方面的思想主张，本书也都有所体现。

张之洞(1837-1909)，早年由科举入仕，居京官几二十年。1882年后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湖广总督。晚年以体仁阁大学士入值军机处。他任湖广总督长达18年，因其创办近代企业和新式学堂以及编练新军而影响当时，享誉后世。此外，他还是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当时主持规划和兴建铁路最多的人;他主持制订的“癸卯学制”开始了传统教育的近代化;主稿的“江楚变法三折”成为清末新政改革的蓝图。他在《輶轩语》、《书目问答》中为士子指明向学的门径，在《劝学篇》中，则首次对时人认知和融通中西文化的“中体西用”理念作出完整系统的理论概括。

编者简介
吴剑杰，湖北汉阳人。1930年生。1965年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回母校武汉大学任教，1989年晋升教授。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编著有《中国近代八十年史》(合著)、《中国近代思想史及其演变》、《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在湖北》、《孙中山及其思想》、《新编纲鉴》(主编)及《张之洞的升迁之路》、《张之洞年谱长编》、《张之洞全集》(副主编)等十余种图书，并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导言
张之洞，字孝达、香涛，号壸公、抱冰。直隶(今河北)南皮人。1837年9月(清道光十七年八月)生。 14岁入学，16岁中举。 1863年(清同治二年)27岁时，以进士第三名(探花)入翰林院，授编修。居京二十年，其间曾按试浙江，典学湖北、四川，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1882年初(清光绪七年底)补授山西巡抚。 1884-1889年(清光绪十年至十五年)任两广总督。 1889年底至1907年9月(光绪十五年十一月至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任湖广总督，其间于1894-1896年和1903年两次短期署理两江总督。 1907年9月离鄂进京，以体仁阁大学士入值军机处。 1909年9月(宣统元年八月)病殁，终年73岁，谥号文襄。
一
张之洞出身于普通仕宦家庭。曾祖和祖父都做过知县一类的地方官。其父锳早年中举，后以大挑试令贵州，由知县、知州升兴义府知府。 1837年，张之洞便出生于兴义府官舍，是张锳的第四个儿子。张锳对孩子教育非常重视，花巨资从外省购回经、史、子、集等多类书籍数十橱，供诸子浏览学习。张之洞幼年禀赋聪慧。5岁入家塾，13岁以前，已学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兼习史学、小学(文字学)、文学及经济之学，又自学了《孙子兵法》、《六韬》等多篇兵学名著，打下日后从政和治学的初步基础，并在12岁那年刊刻了名为《天香阁十二龄草》的诗文集。少年张之洞有夜读静思的习惯，“尝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必得其解乃已”。他回忆说:“后服官治文书往往达旦，乃幼时好夜坐读书故。”这种夜间工作的习惯，曾被人指为“兴居无节”，影响了会见僚属。
1850年，不满14岁的张之洞回原籍南皮应县试，得中第一名秀才，进入县学。两年后，又以顺天府乡试第一名中举，取得参加会试得中进士的资格。以当时张之洞的学养实力，他应当能够一气呵成，早日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但他直到27岁那年才得中进士。这十一年中，他前几年的时间耗在帮父亲办理军务，应付贵州苗民起义，以及结婚生子，为父亲治丧守制，自然无暇无心于应试。到23岁那年将应会试，因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回避。第二年应恩科会试，因为同样的原因，又没有考成。 1863年，他如愿以偿，得中第三名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被授予七品衔编修，正式步入仕途，成为官僚阶层中的一员。
但张之洞的仕途并不平坦，而是布满坎坷。从1863年进入翰林院直到1882年初出任山西巡抚的将近二十年里，他的职衔由编修擢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始终只是一名并无实权的闲散京官，但却是他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头几年，他利用翰林院宽松的环境和优越的条件，查阅了库藏的大量历朝文牍案卷，借以熟悉有清一代的史实典故，也熟练地掌握了各类文书的写作技巧和程式，偶尔还代人草拟奏疏，练就从政言事的文字功夫。他的奏章主题鲜明，构思奇特，行文起伏跌宕，用词华美瑰丽，极具说服力和欣赏性，往往为士人传诵。1867年5月，张之洞得到按试浙江，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机会。他选才的标准是专看学问根柢和性情才识，不太拘于文字格式。这一年乡试，浙江共录取正副榜共62名举人，其中50余人成为日后学术、政坛的著名人物，如袁昶、许景澄、陶模、孙诒让、谭廷献、沈登善、钱雨奎、王棻等。人才之盛，为前后各科所不及。同年冬月，张之洞被朝廷简放为湖北学政，任期三年。三年中，除了两次按临各府生童岁试和主持1869年的全省乡试，还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了某些改革。如新科生员复试，例考经文一篇，有固定的格式限制，历来从五经中摘取一句或一段话，限考生用经书中的语言作答。张之洞认为通经在于致用，这种经文考试为格式所拘，未能朴实说理，束缚了考生思想，便将经文改作经解，允许考生用自己的语言诠释解读自己熟悉的经典，阐发大意，于是人才蔚起。又创办经心书院，弱化八股制艺等应试科目的学习，强化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的教育，着重培养人才的学术素质。三年期满，使他赢得了宏奖士类、惜才重教的好名声，被曾国藩誉为自道咸以来“颇惬众望”的好学政。
1870年11月，声名渐起的张之洞任满交卸回京，又过起清秘无事的悠闲生活，直至三年后再次出任四川学政。这期间，他广交京中名流显宦如李鸿藻、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澄、陈宝琛、李慈铭、王闿运等。他们过从甚密，或相约登高野炊，探幽觅古，访贤问佛;或泛舟赏荷花，憩饮渔家园;或雅集赋诗，唱和联句;或品茗对弈，或相与考识金石文字。正当盛年的张之洞意气风发，往往成为上述活动的主角，并留下大量的诗词歌赋和学术文字。这时他更像一位诗人和学者，较少表现出对时政的关心。
1873年11月，张之洞再次出京，就任四川学政。四川偏处西隅，人文未盛，读书人平日所学不外帖括章句之类，以应试为鹄的，孜孜以求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仕途，学术空疏。他于省城成都倡设尊经书院，选拔杨锐等高才百余人肆业其中，聘名儒王闿运等分科讲授经史等古学，又捐廉购置经、史、子、集数千卷，建尊经阁庋藏，供学子阅览研习。公务之余，还亲临书院为诸生讲经论史。为使青年学子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不致迷惘眩惑，畏难思遁，又亲撰《车酋轩语》和《书目答问》两篇，为士子指示治学门经。张之洞认为，学问的门类很多，任何人都不可能无所不通。应各就自己情之所近，志之所存，有选择地研习一二门。治经学则贵通大义，治史学则须读正史、通考和表志，引为鉴戒，不要妄议古人贤否与古事得失，治诸子学则须知体要。又主张博读以广基础，专攻以得要领。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理，由明理归于致用;认为治学忌分立门派，相互丑诋攻讦，主张调和汉宋之学，兼取所长。
四川幅员广大，辖十五府和十五直隶厅(州)，多为山区，少数偏远府州为崇山急流所隔，历任学政鲜有亲历。张之洞不畏险阻，走遍三十个府、厅(州)，巡视按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描述路途的艰险说:所经之地，大率荒山绝壁，盘路一线，险不可言。加之高原气候严寒，往往大雪迷路，不敢投足。水路则处处皆滩，惊心动魄，没有一段路程可以让人从容怡旷。他对四川科场积弊之甚于他省早有耳闻，经过遍历各府、厅(州)的实地考察，更具体掌握了科场作弊的种种伎俩内幕。他认为考风直接影响到士风。士为四民之首。士风不正，居乡则为害乡里，为官则鱼肉百姓，必然导致民风浮嚣，引起社会动荡。因此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引导士人入前途正道，必须从整治科场积弊下手。 1876年4月，张之洞奏报朝廷整饬川省科场积弊的八条措施，即惩鬻贩、禁讹诈、禁拉搕、拿包揽、责廪保、禁滋事、杜规避、防乡试顶替，请求朝廷允许将以上八条著为定章，永远遵行。经过张之洞这番整顿，昔日“弊窦日巧，盘结日深”的四川科场积弊，得以“渐觉廓清”，“士风始为一变”。
张之洞三度出任考官学官的特殊经历，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制度的利病有了较他人更为全面、深切的了解，为其日后推行相关制度的改革多了一层思考。
二
1877年3月，张之洞任满回京，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官阶六品。虽然继续做一名无实权实责的闲散京官，却因更多地介入朝政而引起最高当局的注目。
原来从同治初年起，清朝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倡导以自强求富为标榜的洋务运动，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主张学习和引进某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创办近代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采用先进的武器装备，改造旧式军队，以维护和增强国力。在对外方面，主张“曲全邻好”，严格遵守已经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求保持相对稳定的中外和好局面。洋务派使早年林则徐等人提出的“师夷之长技”即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变为现实，这是历史的进步，并且势必对传统思想和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但他们抛弃了师夷长技的目的在于“制夷”的重要思想，实行为保和局而对外一味妥协退让的政策，自然备受责难。在不满和非议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人们中，有一部分人被称为清流派。他们大都有声望地位而无实权实责，自恃清高博雅，廉介耿直，以指弹时政为己任，思想上倾向于传统、保守，尤其忧虑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视洋务派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对洋务派的对外妥协退让更是抨击不遗余力，形成一股颇能影响朝局的舆论力量。当时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既要借重洋务派搞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又担心洋务派权势过重，尾大不掉，便利用清流派来牵制炙手可热的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以求得政治上的平衡。而此时的张之洞，因其敢言直谏，渐成清流派中的要角，越来越受到太后的青睐。
张之洞的敢言直谏，有三件事值得一书。一是平反四川东乡冤案。咸同以来，四川农民负担往往高于法定负担的五六倍甚至上十倍，而东乡县(今宣汉县)知县孙定扬又追加五百文，借以肥己。 1875年，东乡百姓相约进城闹粮，要求知县减征税负。孙定扬诬称百姓聚众谋反，报请总督文格派提督李有恒率兵镇压，半年之内，屠戮四百余人。百姓不服，于次年推举代表袁廷蛟进京控告，反被刑部押解回籍，后被处斩，铸成冤案。此案发生时，张之洞正值四川学政任内，有所见闻，回京后不忍坐视，遂为民请命昭雪。 1879年5月，他连上三疏，请求朝廷以“诬民为叛”罪，将贪官孙定扬治以死罪，平反冤抑，否则，无以慰东乡千百之冤魂，无以对四川全省之士民。太后见三疏言之凿凿，情切意笃，立即谕令刑部重新审理。刑部改定原判，承认东乡百姓进城“闹粮”并非叛逆，孙定扬、李有恒诬民妄杀，判处死刑，包括前四川总督文格在内与此案相关的文武官员数十人分别给以革职议处等重惩。沉冤四年之久的东乡一案被张之洞翻过来，声动朝野。二是裁抑阉宦。 1880年中秋节前夕，年幼的光绪帝派太监李三顺送八盒点心给自己的生母(太后的胞妹)。行至宫门，被门卫军士玉林、祥福盘诘。李三顺自恃小皇上差使，强行出宫门，双方发生争执，推搡中碰翻食盒。太后闻之盛怒，着刑部严讯，将两名军士革去旗籍，发往黑龙江充苦役，护军首领也严加议处。廷臣闻之，怒不敢言。独张之洞仗义执言，犯颜急谏，奏陈阉宦宜加裁抑，说阉宦恣横，为祸最烈，并列举成例，说明太监未必皆诚实可信，设太监动托上命，私自出入，妄作威福，宫门护军又不能盘诘，“充其流弊所至，岂不可为寒心”，建议完善内监出入宫门的勘验制度，以便门卫有所遵循。奏折就严门禁立论，不明言门卫军士和太监孰是孰非，但太后心知肚明，立即下令将李三顺杖三十，同时轻减对两名军士的处罚。张之洞此奏让金口玉言的慈禧太后多少改变自己的决定，意义非同一般，被同僚誉为“诤言回天”，而与太后有隙的恭亲王奕则逢人便称赞张之洞此奏为“真奏疏”。最能感动太后的是第三件事，即参劾崇厚，修改伊犁条约。 1871年，新疆发生动乱，沙俄乘势出兵，侵占我国伊犁地区。左宗棠率兵平定动乱后，朝廷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收回伊犁地区。 1879年，崇厚在沙俄的胁迫下，擅自与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仅收回伊犁一座孤城，却又割让伊犁以西大片领土，俄国还取得中国赔款、陆路通商和免税等利权。消息传出，朝野哗然。主持清朝外交的李鸿章却出来为崇厚辩护，说他既奉有便宜行事的全权，不能说他无权定约，如果事后反悔，其曲在我，后患更大。清流党人一向反对李鸿章的妥协外交，此事岂能放过。张之洞率先发难，首呈《熟权俄约利害折》，缕析条约中丧权辱国之害，陈述“十不可许”的理由，认为“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即使冒战争的危险也在所不惜，要求将崇厚治罪，以显示朝廷废约的决心。此折上呈，太后肃然动容，决定单独召见张之洞，面询对策，又特许其随时可到总理衙门献议，以备咨询，并将崇厚交刑部议处，判处斩监候，另派曾纪泽赴俄重议条约。 1880年3月，中俄签署《中俄改定条约》，争回原约中被割让的部分领土，挽回某些利权。在一年多的中俄伊犁交涉期间，张之洞先后上疏二十余次，指陈利害得失，权衡轻重缓急，建言献策，虽不免有书生之见，但他坚持认为在强邻虎视的危急情势下，中国必须急修武备，以备为战，以备为讲，“我多一分兵威，则敌人少一分要挟”。其忧时爱国之情，耿耿可鉴，并且贯穿其一生。
张之洞居京最后四年的清流生涯，收获颇丰。他的直言急谏博得朝野的广泛赞誉。他对国家和朝廷的忠诚受到太后的赏拔，由六品教习庶吉士很快擢升至二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跻身官僚集团的高层。四年中，他还结识了一批声气相投的朋僚，也熟悉了官僚高层的内幕和官场游戏规则。当然，作为清流健将、被时人称为“青牛(清流)角”的张之洞也抵伤了某些人。他那锋芒毕露“遇事敢为大言”的性情，也曾被人讥为“空谈高论”而不着实际的书生意气，以至二十年后李鸿章还揶揄他此习一点未改。
1882年初(光绪七年底)，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从此结束近二十年的京官生涯，开始长达二十余年的封疆大吏生涯。事实表明，他不光会说，也会做，是晚清屈指可数的实干政治家。
三
张之洞到任以前，山西曾连续两年遭遇大旱，赤地千里，民生凋敝，元气大伤，“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有如鬼国”。加上吏治浑浊，民习颓惰，士气衰微，完全是一个烂摊子。面对此情此景，他没有沮丧退缩，反而激发起激浊扬清、革弊兴利的决心，表示只要朝廷信任，求无不允，晋事大有可为。虽不能使晋省变为强省，但可使之成为治省，断不至如从前颓墙倒壁，乌烟瘴气。他认为民之元气在官，只要各级官吏奉公守法，自然民气振作昂扬，百姓安居乐业。故治晋之道，首在整肃吏治，正官风以培民气。上任不久，便参革了九名贪纵扰民、昏惰无能的州县官和违例经商、欺行霸市的绿营游击，引起官场震动。他从前任巡抚卫荣光那里了解到，山西吏治败坏，积重难返，全由布政使葆亨、道员王定安等坏法乱纪而起。此两人曾代理巡抚和布政使，在晋为官最久，权势大，而且朝中有人，晋省地方官大都趋附其门，因缘为奸，盘根错节。张之洞敢于碰硬，据实以玩视民瘼、虚糜库款、贻累属吏及公款私存以谋利等项罪名，奏准朝廷将两人革职拿办，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此举影响所及，使全省官风士气为之一变。
在整肃官风吏治的同时，张之洞着手复苏山西经济，务本养民。一是奖励垦荒。山西经连年大旱，人口逃亡，土地大量抛荒。前任巡抚曾明令各地招人垦荒，但急于升科开征，应者寥寥，成效甚微。张之洞奏准朝廷，今后无论有主无主荒地，自认垦之日起三年内概不征粮派差，对无力开垦者，官府酌发牛具种子。政策的优惠，带来了“闻风争夺，惟恐不及”的认垦潮，农业生产得以恢复。二是裁减差徭。张之洞了解到，山西各属虐民之政，不仅在赋敛，尤在差徭。晋省差徭并非无偿役使民力，而是摊派差钱，官吏朋分。又于交通要口设置车柜、骡柜，稽查收费，对过往客户动索数百数千，商旅脚户视为畏途。他饬令各州县必大力裁减差摊，撤除车柜骡柜，不准强索民间一钱，不准骚扰过客一车。经过整治，很快出现众情欢欣，四乡车骡联镳接轸，南北商旅渐有坦途之乐的繁荣局面。三是禁种罂粟。山西全省几乎所有州县都种植罂粟，熬制鸦片，旷地伤农，危及民食。全省官吏士民、兵弁胥役乃至妇人女子，类皆沾染吸食鸦片的恶习。官不修其职，民不勤其业，遗害无穷。张之洞决心力除此弊，严厉禁种禁食鸦片。他认为以往禁而不止，一是官方态度不坚决，朝令夕改;二是地方官视为利源，奉行不力。他奏陈鸦片不可不禁的四大理由，表示严禁的决心，同时告诫各级官员:本官“惟以能禁与否定地方官之功过，禁绝者优奖，不禁者严参”。在禁烟措施上，先禁膏腴肥沃之地和腹心之地，渐及贫瘠硗薄之地和边厅之地，将禁烟责任落实到基层的乡保社首，不假手胥吏，要求禁之于罂粟播种之前，毋毁之于罂粟扬花之后，免生阻力，激成事端，并要求地方官密访亲巡，竭诚劝导，将查勘情形随时禀报。他相信，如此循序渐进，数年后虽难言务绝根株，但少一畦罂粟，即多一口余粮。对染有嗜好的官弁士子，则多方劝诫，并设戒烟局延医送药，促其戒断，否则宦弁撤差严惩，士子不准赴试。如此恩威并用，雷厉风行，禁烟第一年，全省大部分地区已少种植，过去种植最盛的代州和交城，甚至“一律禁绝”。吸食者也纷纷赴省城戒烟局就医领药，络绎不绝。禁烟取得初步成效，使他深信山西“三年以后，可期此毒永除”。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禁烟的成功是一个奇迹，没有先例。既然烟毒之害甲于各省的山西能够做到，其他省份更应该能够做到。但事实并非如此。问题的关键诚如张之洞所说:“所以向来不办者，不过大吏畏难，有司好利。天下兴利除弊为难之通患，大率类此。”
抚晋三年，张之洞还在包头、碛口两地建仓积谷，以备灾赈;疏浚文峪河、瓷窑河以兴水利，筑汾河长堤以御水患，培修四天门、韩侯岭等山路车道以便商旅，创办令德堂，维修孔庙、贡院以倡文教，设桑棉局为晋民开生财之源，以及设教案局以调处民教纠纷，筹饷练兵以备边患，严行保甲以靖社会等。以上诸多兴利除弊举措，正如张之洞所言，皆是“儒术经常之规”，即传统的治国安民之道，但并不是每一个封疆大吏都能使之见之于实行。他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有定识，有魄力，不畏难，认真、执着地去实践这些传统的儒术经常之规，并取得显著成效，使昔日积贫积弱的山西省开始出现“民有余粮，官有余力”的新景象。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曾经以不谈洋务为高而被称为清流健将的张之洞，在实地治理山西的过程中，面对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国内现实，其思想理念也随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方今万国盟聘，中外通商往来，事变日多，交涉日繁，“洋务最为当务之急”。为了改变山西省“风气未开，洋务罕习”的闭锁状况，他在省城太原设立洋务局，向省内外延访礼聘通晓天文、算学、水法、地学、格致、制器、公法、条约、外国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器等各类西学人才，并广购西学书籍，供其研求试办，“如有试造新式各器，不得吝惜工本”。同时组织讲演会，邀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讲授西方各国历史、天文地理及科技知识，令官绅士人前往听讲，藉以开阔其眼界。他还计划引进新式机器开发煤、铁矿藏，购买外洋枪炮装备山西练军。虽然以上诸多举措成效尚未大著，或者未及付诸施行，但毕竟给闭塞的山西省带来了某种新的气息。
四
张之洞抚晋期间，中法关系因越南问题而日趋紧张。当时，法国已侵占越南南部，开始向北部扩张，企图打开通往中国的陆路通道，而朝廷在是否应当援越抗法以保卫领土主权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李鸿章认为中国兵力太弱，未可与欧洲列强轻言战争，主张妥协退让，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以换取中越边境的暂时安定。张之洞虽然忙于治理山西，但他心系南国，极为关注中法间事态的发展变化。 1882年5月，他两次上奏朝廷，指出法国图越窥滇，蓄谋已久，中国断无坐视之理，应当积极备战。 1883年，法军向应邀驻越的刘永福黑旗军发起进攻，形势更趋严峻。张之洞在11月30日这一天连上三折，指出法国贪悖不道，其野心决不止于尽占越南，必将举兵侵华，并预言“来春二月，必有举动”，请求朝廷奋武筹边，厉兵决战。他提出对法战守的十七条具体建议，即决战计、固根本、策敌情、择战地、用刘团、用越民、务持久、散外援、防津沽、防烟台、防粤、防江南闽浙、筹饷需、备军火、速文报、备重臣。张之洞的主战言论得到朝野上下的热烈响应。清流党人邓承修等二十余名京官联名上奏，指责李鸿章“视弃地如弁髦”，请求朝廷统筹战守，争取主动。47名御史联衔奏劾李鸿章一味退让求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湘系元老左宗棠和驻英公使曾纪泽等也交章主战。强大的主战舆论，加以妥协退让并不能阻止法军步步紧逼的现实，促使朝廷转向备战，而主张最力又勇于任事的山西巡抚张之洞，被朝廷补授两广总督，筹划战守事宜。 1884年7月初，他到达广州，接篆视事。
张之洞虽然早年熟读兵书，但毕竟不是独当一面、久习阵战的军事指挥家，更无对外作战的经验。他面临着入仕从政以来最严竣的考验。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到广之日，即逢海警，内防外援，应接不暇，兵食兼筹，无一不难。”但他有知难而进的自信。他首先视察和强化广东沿海各口防务，大力倡导民间团练，调和湘、淮、粤系驻军，使各营皆有奋扬之气，小民咸怀敌忾之心，建立起军民联防的防御体系，使游弋于珠江口外的法国舰队无以思逞，转而北上攻打福建。 8月，法舰炮轰福建省的台湾基隆港和福州马尾港，把战火由越南烧到了中国。清政府被迫宣战，处在战争第一线的张之洞肩负着筹饷济械和调度指挥的实际责任。
法国海军攻毁马尾后，继而攻占台湾基隆，封锁台中、台南各海口。张之洞从战略全局考虑，认为法军围台并不足虑，因为台湾民气坚劲，军民并力固守，法军断不能深入全台，却可以牵制法军军力，缓解闽浙沿海的压力。鉴于优势法军已取得台海制海权，他决定避其锋芒，把战略重心转向陆路战场。据此，他提出“争越南以振全局”的战略构想，选择在陆路东线桂越边境一线与法军决战，迫使法军回救越南，台围自解，得到朝廷的同意，朱批:“振全局在争越南，争越南在此数月等语，甚合机宜，即着电咨云、桂疆臣共知此意。”1885年3月，被张之洞奏准重新起用的老将冯子材统率各军，与入侵之敌血战两天两夜，取得镇南关大捷，继而挥师出关，乘胜追击，攻克越境谅山，向河内推进。与此同时，西线滇军也配合东线作战，取得临洮大捷，使陆路战局发生了有利于中国方面的战略性转变。但正当张之洞急电冯子材“兵机正利，不可迟缓”，继续扩大战果时，却接到朝廷乘胜即收、停战撤兵的谕令。他先是电请朝廷万万不可停战，继而电奏“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撤至边界尤不可。我撤敌进，徒中狡谋，悔不可追”，均被朝廷拒绝，“严旨不准”。他致电李鸿章，说前奉电传谕饬决战，如有以和进者定即军法从事，此次进和议者为谁?这是明知故问，借以发泄内心的愤懑。这年6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并允许法国势力进入滇、桂地区，享有通商、减税及修建铁路的优先权，从而使法国在战败的情况下实现了它挑起这场战争的主要目的。而对中国而言，则是不败而败。这样的结局，张之洞自感“人微言轻，无术挽救”，但他的战略思想和对战争的贡献仍受到人们的肯定，云贵总督岑毓英来电:“越事仰赖明公主谋，助兵助饷，始克有济”，表示要署张之洞前衔奏报朝廷。这不是恭维，是事实。
中法战争结束，张之洞除参与主持桂越划界，坚持寸土必争外，重点转向对广东的治理，如整饬吏治、肃清匪患、兴修农田水利和省河堤岸、创设广雅书院和广雅书局，以及创铸银元、整理财政税收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海南岛的治理与初步开发。海南岛为广东省属琼州府，岛上居民主要为黎族和汉族。黎族为土著，居住在以五指山为中心的中南部山地。汉族为客民，历代由广东沿海地区陆续迁入，主要居住在北部丘陵平原地区。土著与客民积怨为仇，冲突和骚乱历代不绝。光绪初年以后，更发生客黎纠合，共为倡乱的新情况，“所到村庄，恣意焚杀，勒索资财，民间积聚一空”，琼岛遂无宁日。张之洞认为，海南岛与法占越南仅一水之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了“备海防、御外侮”，必须使海南岛成为一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国防前哨。 1886年8月，他奏准朝廷，派冯子材率部开赴海南，指示“但须剿逆抚顺，不准妄杀，以招徕归化、开通道路为主”。至次年初，全岛局势渐趋平稳，他立即把重点转向治理与开发，主要措施是:一、设抚黎局，消解民族矛盾和社会冲突。以此，终清一代，黎民安定。二、开道路，设官市，兴商便民。全岛拟伐木开山，修筑12条大道，共长3 600余里，其中7条大道从不同方向通达五指山、黎母岭等黎族聚居区。又修32条小道与大道相连，形成十字交叉，政府于此创设官市，提供交易场所，减免税厘，任黎汉人民趋赴贸易，不准官府与民争利。三、移民垦荒，招商伐木、开矿。道路修通后，人迹可到可耕之地数十万亩，准民人自愿入山垦殖，自择地段，认垦报官，给以凭照，并酌发牛具种子，三年之内不起征，三年以后从轻征赋。招商伐木，量材纳税，黎人私山则令公平价买采伐。又鼓励民间集资开矿，或官商合作开采。四、设义学，促汉化。黎民伏居深山，结茅为屋，处在落后状态，也是海南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张之洞首先饬令一律薙发，并发给汉人衣装。同时广设义学，令其粗通华语，略识汉文，使知礼仪法度。为了鼓励黎族子弟读书成才，还奏准为琼州增加乡试中试名额。经过二三年的治理开发，成效已有可观。1889年9月张之洞奏陈朝廷:各峒黎歧驯服，绝无纠众出扰之事;新开各路畅通无阻，墟市商贩渐集，黎汉食货交易日多;各墟所设义学，黎人子弟多来附学;至伐木、垦田、开矿三项，现在陵水、万州、崖州一带木料已畅出十万余株，商人集资前往认办者络绎不绝。昌化等地开垦成田者数万亩至二三千亩者不等;昌化大艳山铜矿招商正在得手，琼山、会同、乐会交界之铅矿已招商试办，等等。这是自秦汉以来第一次有计划的、系统的行政作为，由此开启海南由蛮荒向文明的转变，张之洞功不可没。
张之洞是一位忠于职守、办事极为认真的疆臣大吏。几年下来，由于军事倥偬，政务繁剧，举措艰难，弄得他心力交瘁，疾患缠身，须发皆白，曾三次奏请朝廷允其开缺回籍，得以喘息。第一次是在中法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即1886年初，说自己“心血过伤，脾肝俱病，精力日减，言语稍多即觉舌根枯强謇涩，唯有静养调理”。第二次是在1887年7月，有“所患肝郁气痛、怔忡眩晕等症有增无减，精神萎顿不支。特念病日增困，久妨贤路，心思既竭，无补时艰，自憾早衰，徒滋负疚”等语。但朝廷觉得他能够办事，只给假，不允开缺。张之洞屡请开缺，身体有病，精力不支固然是实，心情不佳也是重要原因，这缘于他反对“乘胜即收”屡遭朝旨严斥而萌生退意。他曾致电冯子材倾吐心曲:“事权不一，洞能请之;需饷需械，洞能筹之;班师迫促，尽弃前功，已得越疆仍还法虏，事机可惜。洞屡次电奏，力争不得。既念中国为狡虏所愚，又愧无以对此吞敌之将士，助顺之越民。肝逆头眩，心血已枯，事定后亦将乞罢矣。”作为疆臣，对朝廷的不满情绪只能私下向友人倾诉，不能公开表露，内心的郁闷久久难以平复，自在情理之中。
1888年11月，主管洋务的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在李鸿章的推动下奏修天津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的铁路，理由是“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而专在利于用兵”。但遭到朝内外百余名官员的反对，理由是“资敌” (尽撤藩蓠，门户洞开)、“扰民”(铲墓拆庐，民何以堪)和“失业”(铁路一通，百姓失业，非饥即贫)，还有一条是火车驰行噪声太大，浓烟蔽天，搅得先皇陵寝不得安宁。尽管李鸿章复奏洋洋万言，将反对的理由驳得体无完肤，朝廷仍然犹豫不决。于是令各省将军督抚各抒己见，结果赞同者仅台湾巡抚刘铭传一人，余者均表示反对或不置可否，也有提议先修德(州)济(南)路以济漕运的。1889年4月，张之洞复奏请缓修津通、改建腹省干路即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奏上，两宫极称其详尽，而清廷筑路之议遂定，朝臣翕然无异议。”至此，由津通铁路引发的近半年的争议，因张之洞此奏而一槌定音，览奏五天后，朝廷便毅然决定修筑卢汉铁路。
张之洞此奏所以得到朝廷的认可和采纳，在于他机智地避开津通之议中的是是非非，另辟蹊径，别开生面，表达了自己对铁路建设的新认识、新理念。他认为，中国修建铁路不应仅限于“利于用兵”的军事目的，而应当主要着眼于物产的开发利用，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杠杆，“是铁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见，而国之利随之”。基于此，他进而提出了关于中国铁路建设的宏伟设想，并将铁路分为干路和支路。干路犹如树干的主干，支路犹如树木的枝叶，应当先修干路，因为只有干壮，树木才能枝繁叶茂。干路不只一条，当务之急是修筑贯通内陆腹心之地的卢汉铁路。他列举八条理由，说明此路是中国“铁路之枢纽，干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萃”。他巧妙地回答了那些对铁路持反对意见的人，说此路处中原腹地，不近海口，故无资敌之虞。此路所经为原野广漠，编户散处，一屋一坟，易于勘避，故无扰民之忧。此路绵长二千余里，厂盛站多，生计甚宽，民人舍旧谋新，决无失业之虑。这三条让顽固的人们没有反对的理由。又说此路修成，设京畿有警，电檄一传，三楚旧部，两淮雄兵，可旦夕云集赴援。设因海战而漕运受阻，则东南漕米百万吨可轮运至汉口，车运至京师，足备河道之虞。这两条既考虑到铁路的军运功能，又考虑到漕运的安全，使主张先修津通以利用兵和先修德济以备漕运的人们没有反对的理由。故此，朝廷谓其“其论甚壮，其志甚远”，奕譞谓其“别开生面”，时人则赞其“独摅卓论，扫荡群盲，耳目为之一新”。 1889年8月，由于奕譞的荐议，朝廷决定调张之洞为湖广总督，以便就近主持此项“造端宏远，实为自强之途”的卢汉铁路工程。张之洞原本以为筹议铁路不过是例行的奉旨行事，未曾料想竟然一矢中的，拔了头筹，被委以重任。这固然表现了朝廷对自己仍然信任有加，又何尝不是展示自身才能的新机遇。想到这些，张之洞似乎又淡忘了病痛和郁闷，从此不再提乞罢开缺的事。
五
1889年12月(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张之洞由香港乘海轮赴上海，然后换乘招商局“江宽”轮溯江西行。沿途只在镇江作短暂停留，游金山寺、焦山寺，吟诗题词，兴味盎然，于17日抵达湖北省城武昌，接任湖广总督，此时起直至1907年9月卸任入枢，长达十八年。这十八年，是张之洞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
履任之初，张之洞首先考虑的自然是铁路。他深知，要在无铁、无煤、无技术、无专业人员的条件下创造一个铁路的奇迹，何等不易。但他的性格是迎难而进。在总的方针上，他提出“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在具体步骤上，提出“宜以积款、采铁、炼铁、教工四事为先”。计划以十年为期，前六七年主要做好采矿炼铁制轨、派学生出国学习铁路技艺、勘测路线等准备工作，后三四年开工修路，南北两端并举，一气呵成。至于修路经费，主张由户部每年提存二三百万两作为铁路经费，反对借洋款，买洋铁，“致坐受盘剥，息外有息，耗外有耗”。张之洞对中国官款官修卢汉干路充满信心，说中国“度支虽绌，断无合天下之力不能岁筹二百余万之理。中国铁虽不精，断无各省之铁无一处可炼之理”。这些设想都得到朝廷的认同，并决定从1890年起，每年由户部划拔二百万两专项经费。主管此事的醇亲王奕譞还勉励说:“此举为强弱转机，旁观疑信由他，当局经营在我。”但事情很快又有变化。 1890年3月，朝廷朝令夕改，决定先修关外营口至珲春的关东铁路，缓修卢汉铁路，原因是强邻俄国拟修西伯利亚大铁路，日本也加紧了对朝鲜的渗透，关外形势紧急。既然移缓就急，朝廷自然也不再给他拨款。张之洞只能顾全大局，表示“谨当遵办”，先用已拨的二百万两白银，专意筹办煤铁，并承诺两年内制造出合格的钢轨，供东工之用。由此，开启了他以钢铁为中心的兴办近代企业的一系列活动。因为炼钢铁的需要，他创办了大冶铁矿、阳新银铅矿、大冶王三石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及焦炭厂。因为有了钢铁，他就近办起了枪炮厂以及枪炮所需的无烟火药厂、罐子钢(转炉炼钢)厂、皮革厂、毡呢厂。因为要开辟财源以便在资金上支持铁厂，又开办了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及造纸、铸币等厂，还创办了砖瓦、水泥、制钉等建材工厂。在晚清时代，在湖北一地，并且主要集中于武汉一隅，数年之间创办门类和数量如此多的近代工业企业，唯有张之洞一人。其中汉阳铁厂的创建，实现了中国钢铁工业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转变，张之洞也因此获得“中国钢铁之父”的赞誉。
除了创办近代工业企业，练兵和兴学也是张之洞在湖北的主要政绩。他是仿效西方编练新式陆军的开创者之一，训练的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齐名，成为南方各省学习的榜样。他率先对传统书院进行改造(开设西学课程)，大力倡导和创设各类各级新式学堂，学堂之盛冠于各省;又积极推动阻碍学堂发展的科举制度的废除，主持全国学堂制度的制订，以此被誉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他还是倡导向国外(主要是日本)派遣留学生和派出留学生最多的人。
张之洞湖广任内，曾两次兼署两江总督，其中第一次在甲午战争期间，时间长达一年零三个月(1894年11月至1896年2月)。战争爆发前，他便断言“日本与中国将失和”，反对李鸿章一味避战求和的方针，主张应当做好战争的准备，以备战求避战。战争爆发后，两江总督刘坤一率部北上，朝廷以张之洞“向来办事实心，近览迭次电奏，于料敌筹备事宜多有可采”，将其调署两江。战争期间，他为前线增调兵员，筹饷济械，又一次弄得心力交瘁。他向朝廷报告说:署两江以来，“需饷、需械、需轮，无一不难，尤苦无饷，事繁款急。兼须料理(湖北)铁厂、枪炮厂诸务。自九月初患疮，不能少坐，日夜作字、饮食，皆须站立。近日疮稍愈而湿气下注，右足筋痛楚，不能行立。力疾赶办，僚属共见”。 1895年2月，旅顺、威海相继陷落，北洋海军覆没。 4月，《马关条约》签订，中国割地、赔款。张之洞痛心疾首，断言中国将面临被列强“瓜分”的“眉睫之患”，忧虑“中华何以自立?”7月，他奏陈修备储才折，建议朝廷立行亟练新式陆军、重建海军、亟修铁路、广开新式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亟派游学等九件实事，或可起衰振弱。他率先践行，于南京创练自强新军;创办陆师学堂、铁路学堂、储才学堂，拟选派40人往美、法、德留学;并鼓励和支持绅民集资兴办铁路、内河轮船公司和纺沙、缫丝等厂，旨在“能争回一分(利权)，为亿万小民多留一分生计”。虽然以上诸多举措大都成于即回两江总督本任的刘坤一之手，但张之洞草创之功不可没。
甲午战后，以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为标志，变法图存的维新思想渐趋高涨，张之洞一度引为同调，向维新派靠拢。 1895年9月，维新派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刊行《万国公报》，借以“广联人才，创通风气”，他捐助5 000两白银，以示支持。 11月，康有为在南京留住督署二十余日，两人“隔日一谈，每至深夜”，应当有一定的共识。康有为请主持设立上海强学会，张之洞“颇以自任”，又捐助1 500两。上海强学会创刊《时务报》，已回任湖广的张之洞认为该报“宗旨正大，议论切要，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决定用官款订购该报分发湖北各衙门、书院、学堂、局厂，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以此，他受到维新派的追捧。梁启超致函说:“当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知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谭嗣同则云:“今之能通达权变，讲求实济者，要唯张香帅一人。”但张之洞并不同意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理论基石的“孔子托古改制”一说，对于维新派假托孔子倡言伸民权、设议院等言论，更是不能容忍。于是作《劝学篇》，以明心迹，开始疏离维新派。 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他依违于帝、后之间，于变法谕旨并不实力奉行，静观朝局变化。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张之洞不但没有因为曾经亲近维新派而被追究，反而得到太后“甚顾大局”的表扬，继续恩宠有加。
1900年春夏，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蔓延至京津地区。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被后党官僚和王公视作“义民”，使其围攻教堂使馆。张之洞认定义和团“实系会匪，断非良民”，并说从来“乱民不能保国，邪术不能御侮”，奏请剿除。太后不听。 6月，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为名，攻占大沽，拟进军北京，太后决定“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向各国宣战，并指示各省“招集义民、成团御侮”，力保疆土。张之洞一面派兵入卫，一面奏称沿江各省并无所谓拳会义民可招，并说“北方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遂倡议发起“东南互保”，使东南半壁得以避免联军战火涂炭。 8月，联军攻占北京，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张之洞一面奉旨遥参议和事宜，一面力促朝廷顺应潮流，实行变革，认为今日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若顽固如故，虚骄如故，中国断不能支。1901年1月，朝廷决定实行变法新政，令中外臣工“各抒所见”。7月，张之洞主稿并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会奏朝廷，提出育才兴学及整顿中法、采用西法等二十多条建议，得到朝廷的重视，谕令:所奏“各条事多可行，即按照所陈随时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由此开启清朝统治最后十年由朝廷主导的新政局面。至于张之洞本人，不仅是这些新政的设计师，而且是新政的力行者。
张之洞在湖广任内的最后几年中，除了继续推行湖北新政，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实际主持中外修约谈判，一是主持收回粤汉铁路修筑主权。《辛丑条约》第十一款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地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据此，从1902年至1906年，中国先后与英、美、日等国分别就双边商约修改问题进谈判。张之洞曾被任命为督办商务大臣，实际主导和主持着修约谈判。修约谈判的核心内容是“裁厘加税”(亦作“厘税并征”)，即中国裁撤厘金局卡和免征厘金，各国增加进出口中国货物关税税率。在谈判中，张之洞提出和始终坚持“免厘不可碍我商民生计，不可侵我财政之权”和“加税之数必足与免厘相抵”的原则，并且在新修商约中得到体现。粤汉铁路原由美国合兴公司集股筹款修筑，后因合兴公司违约将大部分股权让与比利时万国东方公司，激起湘、鄂、粤三省绅民的强烈反对。张之洞顺应民意，几经周折，于1905年将粤汉路权赎回。此举鼓舞和推动了当时正在各省兴起的收回路权、矿权的斗争，并取得一定的成功。 1907年9月，张之洞离鄂进京，入值军机处，仍兼充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他认为此路“舍借款无速能兴修之方”，奏准向英法德等国谈判借款合同。他的想法是:“外国公司借款只能认官，决不能认绅商。现在一切由官主持，官借官还，仍准商民随时附股，官、民股本各半”，“永远官商合办”，使商民同享铁路利益。 1909年9月，张之洞病逝。两年以后，朝廷宣布实行“铁路国有”，强收民股，激起群众性的保路运动，最后导致清王朝在辛亥革命浪朝中灭亡。
六
张之洞生于鸦片战争的前三年，殁于清王朝灭亡的前三年，一生历经道、咸、同、光、宣五朝，几乎与晚清时代相始终。他少年时期接受严格的儒学传统教育，继而沿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轨道，登科入仕，由词臣而疆臣，晚年入枢拜相，位极人臣。他一生亲历晚清除鸦片战争以外的历次重大事变，如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战争和清末新政等，参与和主持了诸多重大事变的建言和地方实务的处理，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人的行为总是受到思想的支配。透过这些文字资料，便可以窥见他的思想变化轨迹和思想主张。
张之洞入仕之初，以翰林两任试差，两任学差。他认为:“天下人才出于学，学不得不先求诸经”，以经学提倡士林，希望读书人不要“尽作书蠹”，而应成为明理达用的经世之才，进而为良相，退而为良师。他的《车酋轩语》和《书目答问》更为读书人指明向学的路径，被当时的读书人“奉为指南”。以此，他被誉为儒林宗师，“主盟坛占四十年”。可见这一时期的张之洞所关心的只是儒家文化的前途和命运，缺少对时政的关注。1876年卸任四川学政回京后，张之洞迈入清流行列，开始更多地关心时政。作为清流健将，他直言急谏，指斥时弊。他反对洋务派在处理中外交涉事务中的错失，但并不反对洋务派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引进，甚至表现出某种理解与赞赏，如谓“李鸿章新购舰船，颇称便利，惜为数不多，似宜向欧洲续购造数十艘”，甚至对英人赫德“觅西士助我教练海防”的提议也表示赞同，但强调“权操自我”。1882年起，历任封疆长达二十余年，直接面对的是一个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所导致的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缓慢转型的复杂局面。作为疆臣，他逐渐意识到，传统的“儒术经常之规”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于是追逐时代潮流，认为“洋务最为当务之急”，开始倾向于仿效西法，以图富强，保中国，并在中法战争后完成向洋务派的转变，遂有湖广任内超迈前人的洋务实绩。但作为士林儒宗，他又不能舍弃对儒家文化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忧虑西方物质文化的冲击终将导致中华文物制度的解构。如何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即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长期困扰着国人。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此做出了当时最系统最合理的回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取西学之长以补中学之短。这是张之洞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主张，“举国以为至言”。
所谓“中学”(或旧学)，张之洞主要是指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纲常名教为核心价值取向的一整套社会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他说:“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圣教”;“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又说:“孔子集千圣、筹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博大精深。中国读书人如果不先通儒学，就像脱缰的马，无舵的船，完全迷失正确的人生目标，这种人懂得西学越多，就越疾视中国，数典忘祖，于国何用。他主张“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所谓“西学”(或新学)，主要是指已经介入中国传统社会的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张之洞首次将其概括为西政、西艺和西史。他承认西方文明有其先进性，但这并不是因为西人智而华人愚，而是不同的国际环境造成的。他说:欧洲小国林立，如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均势于敌，不能自存，故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境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而中国以大国独处东方，邻国皆蛮荒落后，没有竞争者，故中国只需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国安邦而无患，以至“虽被巨创，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而今国际环境大变，面对着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他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在以中学固其根柢，明确中国先师立教之旨的前提下，“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主张有选择有重点地学习“西艺”如声、光、电、化、算、绘、矿、医等科技文明，以及“西政”如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制度文明，甚至对西方的议会制度也并不绝对地反对，只说“此举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但他明确反对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西方的核心价值观，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可见，“中体西用”的实质是用西学来维护中体。诚如辜鸿铭所云:“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
“中体西用”的理念并非始自张之洞。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就初步萌发了用西学来补中学不足的念头，主张“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后来，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郑观应更明确表述为“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张之洞只是这一理念的集大成者。经过他在《劝学篇》中的系统、详尽的阐释和发挥，“中体西用”才真正成为举国皆知、人人皆言的价值体系，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们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所能做出的最合理的选择，也确曾起到“会通中西、权衡新旧”的历史作用，从而奠定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张之洞入仕之初历任考官、学官，继而久任封疆，热心设书院、兴学堂，晚年以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一生与人才培养结下不解之缘。因此，教育思想是他的思想的又一个亮点。他反复强调教育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如“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才之成出于学”;“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等等，将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升到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在教育宗旨上，他借鉴日本的经验，主张使受教育者德、智、体全面发展:“教体育，第一桩，卫生先使民强壮。教德育，先蒙养，人人爱国民善良。教智育，开愚盲，普通知识破天荒”。在教学内容上，他主张“新旧兼学”、“政艺兼学”，尤其强调仿效西方广开“专门之学”，如交涉、农政、工艺、商务等类。在教学方法上，认为“学以躬行实践为主”，主张“讲习与历练兼之”。他还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甚重”，“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资。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又极力倡导留学生教育，认为“今日育才强国之道，自以多派士人出洋游学为第一义”，“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如此等等。
除了以上扼要介绍的两种主要思想外，张之洞在外交、实业、理财、币制、练兵、狱政、铁路等方面，也有自己明确的思想主张。
七
张之洞少负才名，后以“儒臣”名于世，毕生亲治文书，勤于笔耕，长于古文及诗词歌赋，于经学与金石铭文亦有所研究。在他生前，即有《车酋轩语》、《书目答问》、《劝学篇》及《广雅堂诗集》、《广雅碎金》等著述刊行流布。在他故后，他的亲属和故旧旁搜博采他的文字著述，十年后便有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书》和王树枬编《张文襄公全集》相继出版，约三百余万字。 1998年，苑书义等主编的《张之洞全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搜罗宏富，达八百万字。 2008年，赵德馨主编的《张之洞全集》作为国家清史工程的文献丛刊之一，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该全集以王树枬《张文襄公全集》为底本，内容包括奏议、电奏、公牍(含咨札、批牍、谕示)、电牍、书札、家书及读经札记、论金石札、古文、骈体文、诗集、弟子记等。全书用繁体汉字直排，共十二册，约千万字，大体囊括目前能够见到和得到的集主存世的文字，且点校精审。有鉴于此，本卷以汉版《张之洞全集》为底本，据以选编。
收入本卷中的各件，依其撰写时间为序，以论著和奏议、电奏、咨札为主，兼及电牍、书札，均保持其在底本即汉版《张之洞全集》中的文字和校注原貌，并在页下或文末注明其在底本中的册次和页码;底本中个别标题不甚明确的，编选者稍有改动，如《整顿试场积弊折》改为《整顿川省试场积弊折》，《札各属禁种罂粟》改为《札山西各属禁种罂粟》，《致军机处、厘定官制大臣》改为《就改定地方官制电复军机处等》，《致李少荃中堂》改为《就北洋铁路经费可否预支轨价事函商李鸿章》，等等，并在该件文末注明底本中的原标题，以便读者。有的奏折底本中附有谕旨或朱批，限于体例，本卷中予以省略。另，底本为繁体字直排，本卷改为简体字横排。

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革命家。
--孙中山

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
--毛泽东

公忠如香帅，并世能有几人。
--刘坤一

张文襄，儒臣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文襄之图高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
--辜鸿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