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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这个中不中，日不日的怪名字，是怎么广泛流传起来的?他老人家从来都只是自称孙文啊!具体到国民党和其他组织，各自对孙先生的称呼，有什么历史沿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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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实，正式公文中，孙氏只自称“孙文”或“孙逸仙”，从不自称“孙中山”。
如同盟会盟书、临时大总统誓词、中华革命党誓约及遗嘱，均署名“孙文”。1907年之《委任宫崎寅藏在日本全权办理筹资购械事宜状》、1923年10月10日之《致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电》，则自称“孙文逸仙”、“孙逸仙”。家书中，孙氏多以家谱中之“德明”自称，亦从不自称“孙中山”。
2、“中山”之称，来自孙氏之化名“中山樵”。
据平山周回忆，“中山樵”乃是1897年孙氏赴日时为隐藏踪迹而临时使用的化名:
“从犬养的家中辞出之后，我们请孙文住在数寄屋桥胁的对鹤馆内，在这馆内姓名簿子上写名字的时候，他要把他的真姓名守秘密，来写一个假名字;于是我同曾根俊虎想了一会，才想到我们来的时候，路过有乐町中山侯爵家的前面，所以最好是将他改为中山名樵。我们决定之后，就在旅馆名簿上写了中山樵。”(平山周，《与孙文的往来》)
据此，“中山樵”系日文名，姓“中山”名“樵”。乃平山周等人替孙氏所拟。
在另一篇同样出自平山周的回忆文章《孙总理化名“中山樵”经过》中，该化名之由来略有不同:
“弟想到中山侯爵门标，乃执笔书(姓)中山，未书名;总理忽夺笔自署(名)樵。曰:“是中国山樵之意也。”总理号中山，盖原如此。”
据此，孙氏当日曾特意对平山周等人强调“中山樵”乃“中国山樵之意”，暗含否认该化名系日文名之意。
虽然两种说法均出自平山周--前文系马伯援(1884-1939)记录的平山周(1870-1940)谈话。后文系1930年平山周在“日本友人追怀孙中山先生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但考虑到孙氏在给日本友人的私人信函中，多自称“中山樵”、“中山”、“樵”，而从未自称“山樵”，平山周后文中的“中国山樵”之说，可信度并不高。当以前文为准。
3、“孙中山”三字并用，始于章士钊。
1903年，时任《苏报》主笔的章氏，据宫崎寅藏之《三十三年之梦》，节译成《孙逸仙》一书刊行。该书流传颇广，“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章氏日文水平有限，“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一呼百诺，习惯自然，孙中山孙中山云云，遂成先生之姓氏定型，终无与易”。了解内情的王侃叔曾批评章氏这一错译“姓氏重叠，冠履倒错，子何不通乃尔?”但流传已广，“亦无法变易。久而久之，从不见有人提出问题，先生似亦闻而默认。”(章士钊:《疏〈黄帝魂〉》)查《国父全集全文检索系统》，孙氏确实自1903年后，在与革命同志通信时，渐主动自称“弟中山”--如1903年之《复黄宗仰望在沪同志遥作扫除保皇党声援函》、《述平均地权与在檀苦战保皇党致国内同志函》、1905年之《致陈楚楠告准备早日发动函》、1910年之《复钟华雄告兄孙德彰已回内地有事可就近与商函》等--“中山”二字与“弟”连用，显然已非日本姓氏。
4、孙中山毕生，从未署名“孙中山”;1911年之后，连“弟中山”之类署名亦已不用。究其原因，或与国人姓名的使用传统有关--“孙中山”这个名字虽然流传极广，但终究非孙本人或其长辈所取，而是外人随意所拟。孙能接受外界如此称呼自己，但不愿以“孙中山”自称，是情理之中事。
5、“国民党和其他组织，各自对孙先生的称呼”，并没有明显的“历史沿革”。
孙在世之日及去世之后，国民党均多用“中山先生”为敬称。最典型的例子，即“中山陵”之命名。余如蒋介石发表文章《敌乎?友乎?》、宋美龄发表演说《人道的钥匙》，均称呼“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国父孙中山先生”。国民党之外，如何称呼孙氏，则多取决于对孙的观感和对孙之政治立场的认同度。如《大公报》1912年报道孙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多称其为“孙中山”“孙中山先生”;1921年批评孙“徒事破坏”时，则直呼其名“孙文”。不过，随着时间的变化，“孙中山”也渐渐变得不再比“孙文”更具敬意，甚至有地位颠倒的趋势。如1925年，戴季陶的著作命名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党内亦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毛泽东1964年12月20日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则称:“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没有民主，亦无知识。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等程度……”
1898年，孙中山与兴中会同仁及日本友人在日本合影，前排右三即平山周▼问题▼
编辑您好，中国不乏有智慧眼光敏锐者，结合孙氏之探索实践，不是知难行易，而是知易行难。孙文先生作为思想家堪称伟大，走在时代前列;但是作为革命家、政治家较为平庸，能力不足，实力不强，德行不彰，匹配不了其思想之高度，所以一败再败，致乱共和，误国民。倘以一思想家启迪时代，民国后功成身退，若王士珍辈，不搞破坏，多参与基层建设，或无可诟病者。另外，编辑回避了一个问题，既然孙胡主总统制，而内阁制不适合中国，还以内阁制相裹协，显得心胸狭隘，似有等尔失败，我东山再起之意。总统制完全为老袁量身定做，以便解决民国诸种乱象。而设立临时约法更是别有用心，还不能破除另立新法，否则即为假共和，兴兵讨伐。只有孙氏定义之共和才是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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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者不能认同您的“不是知难行易，而是知易行难”的说法。
近代中国该往何处去，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命题，梁启超、孙中山辈，乃是第一批尝试回答这一问题的人物。梁启超一生，之所以思想多变、主张多变，即是回答这一问题极不容易，梁不得不时时怀疑自己的所思所得并非真知灼见--如:戊戌年前后，梁认为救中国的办法是“兴民权”;至庚子后，转而认为惟有唤起国人的“民族主义”才能救国;辛亥后，又对“开明专制”情有独钟。再如，梁毕生推崇“民权”，但今日之学界亦多评价梁对“民权”的认知并不到位，如茅海建教授认为，“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湘报》等报刊大声宣传西学，富于激情地歌颂‘民政’、‘民权’，然在其思想深处，却始终不太知道什么是西学、什么是西方式的民主和议会。”(惟民间欲借梁浇现实块垒者，往往见不到梁的这种时代局限)梁启超尚且“知难”若此，余者可想而知。具体到孙中山，其“知难”之路，亦即“三民主义”的进化之路，在《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少一些莫名之鞭挞，多一点同情之理解》一文中，已有介绍，此不赘述。
略言之，孙倡导“知难行易”，乃以切身体会为依托，非是空言。更何况，“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一命题迄今尚无答案，今人又有何资格奢言“知易”呢?
2、孙中山是否“作为革命家、政治家较为平庸，能力不足，实力不强，德行不彰”，这是见仁见智的评价。
惟笔者认为，孙以匹夫之身，激愤于国势危亡，起而革命，矢志不渝数十年，至死之日，身无余财。此种坚持，非常人所能有。与孙同时代之革命者甚多，但思想能一再进化而始终处于时代前沿者，亦惟孙一人而已。孙毕生热爱读书，不断更新知识储备，实属革命党同仁中之异数(如1897年，清廷侦探曾报告孙“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1913-1916年间，日本便衣警探亦频繁报告孙“终日阅读书籍”)。不过孙性格不佳，不善处理人际关系，乃是实情;但性格与德行终究是两码事。就笔者所见材料，孙行事或有可议之处，但公德是无亏的。
3、笔者亦不认同孙须承担“乱共和，误国民”的罪名。
“二次革命”，据尚小明教授之最新研究，已可知其导火索宋教仁之死，与国民党人毫无关系，亦非袁世凯所指使。惟在当日，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之信任关系，本就极为脆弱(否则黄兴、宋教仁等人也不至于心心念念要借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宋案发生后，种种嫌疑多指向袁政府;且袁确曾主导了收抚共进会及解散“欢迎国会团”两事，并主使洪述祖以阴谋手段陷害“孙黄宋”(非“刺宋”，而是陷害“孙黄宋”，这是两码事);洪述祖擅自诱使应夔丞杀宋后，袁又故纵洪述祖至青岛德国租界藏匿，且极力阻止赵秉钧出庭自证清白，使赵成为替罪羊(袁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得其指示洪述祖谋划陷害“孙黄宋”的案情不会在法庭上被公开，袁个人的政治形象得到保全;坏处是进一步加深了革命党人对袁的不信任)……这些都使得南北两方脆弱的信任关系雪上加霜。今人站在上帝视角，固可轻易说出“二次革命大可不必”这样的话来，毕竟宋教仁之死并非袁世凯所指使;但革命党人没有上帝视角，其所闻所见，如袁世凯包庇洪述祖等事，均在摧毁其对袁的信任。理清了“二次革命”发生的上述真实逻辑，自不应再将“乱共和”的罪名扣在孙的头上。
4、内阁制与《临时约法》也好，都是为了解决南北双方缺乏信任这一现实真问题而采取的和平举措，不应斥之为“心胸狭隘”“别有用心”。
袁世凯与革命党，当日并无彼此信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无论是孙胡主张的总统制，还是宋黄主张的内阁制，俱是因对袁缺乏信任，而欲约束袁的大总统权力。只不过前者主张依靠各省力量制衡袁，后者主张依靠“政党内阁”力量制衡袁。最终宋黄的意见在革命党内部占了上风;孙也表示服从(孙公开讲话多次表示支持走“政党内阁”之路)。《临时约法》同样也是革命党人基于对袁的不信任，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南北双方的这种不信任，是当时极为棘手的一个真问题。真问题需要有办法解决，而不是高高挂起。解决信任问题的办法，亦惟有互相妥协。革命党让步接受袁，袁让步接受《临时约法》。若无后续种种变故，这场互相妥协本有望成为历史美谈，而非今人的各种胡乱“反思”。
试问:假如你我处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当日的位置之上，不得不将国家交到一股缺乏信任基础的势力手中，除了在制度上谋求约束之效，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宋教仁。宋遇刺与革命党无关，亦非袁世凯所指使。但事件摧毁了南北双方本就脆弱的政治信任▼问题▼
做事只讲目的不讲手段，非常手段用的多了，离最初的目的也远了，孙中山在每个阶段也有他的苦衷吧。不过请教谌编，孙中山将总统位子让给袁世凯后好像对其评价不错，然后孙去造铁路了，怎么不到一年，宋教仁遇刺之后又力主武力讨袁，这画风变化有点大，孙中山在讨袁有无夹杂自己私货(国民党由宋教仁改组，孙怕被边缘化)。请教一下，这一年孙中山做了什么，其在南方革命党中地位有无下降?宋被刺之后有无比武力讨袁更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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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谓的孙“画风变化有点大”，是一种误解。
无论是让位于袁之时，还是武力讨袁之日，孙对袁都缺乏信任。也正因缺乏信任，孙在1912年对袁有相当多的赞美。这些赞美用心良苦。一方面是为了增进彼此间的互信;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捧袁如何真心热爱“共和”，将其与“共和” 更牢固地捆绑在一起。
如1912年10月6日，孙北上与袁世凯会面归来，在上海公开演讲。孙一面指出尚有不少“南方人士”怀疑袁对“共和”没有真意，“疑袁总统有帝制自为之意”;一面不厌其烦地对众人拍胸脯保证袁“赞成共和”定是“出于真诚之意”，坚信袁“凡经宣布政见之后，即无反悔之余地”。这种“个人保证”，对袁而言，既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压力。孙在演讲中还说，“黄克强抵京后，主张政党内阁，调和各派意见，袁总统均甚赞成。……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袁总统既赞成吾党党纲及主义，则吾党愈当出全力赞助之也。”这也是一种“捧杀式”话术。“政党内阁”的本意，即是出于对袁的不信任，目的是约束袁之权力，袁当然不可能真心赞同“政党内阁”。孙如此高调夸赞袁对“政党内阁”的认同，也是为了将袁与“政党内阁”捆绑得更牢固一些。
2、所谓孙中山讨袁夹杂着类似“国民党由宋教仁改组，孙怕被边缘化”这种私货的说法，乃是诛心之论，不是写史、观史的正途。
没有材料能证明孙怀有这种心思。且孙当时也没有“被边缘化”。1912年4月孙解职临时大总统;8月国民党成立，孙被推举为理事长，旋即委托宋教仁代理此职;9月，孙北上与袁会见。受命筹划全国铁路建设。此后，孙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铁路事务上。孙在新成立的国民党中被推举为理事长，其地位可想而知。孙委托宋教仁代理职务，转而致力于铁路建设，亦有自重身份的考量在内--孙曾身为“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后又转而以国民党党魁的身份谋求“政党内阁”与袁争权，实在不妥。反不如退而不谈政治，专注于民生建设，既能增强个人声望，亦能以超然身份充当南北双方的润滑剂(如前所述，孙多次在对国民党人演讲时赞扬袁世凯)。
3、站在上帝视角，宋教仁被刺之后，最好的办法乃是以法律途径和平解决。惟孙中山当日不可能拥有上帝视角。宋教仁之死，使其对袁的信任降至谷底，终于还是选择了武力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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