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蔡文浩牧师逝世20周年，撰文缅怀这位基督的忠心仆人，旨在激励今天的我，以蔡文浩牧师为榜样，全心奉献、忠心侍奉、谦卑待人。

蔡文浩(1913—1993)，江苏省江阴县人。1940年就读于上海浸礼会沪江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宗教学院，1945年毕业于金陵神学院。1946年赴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获神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后补)学位。1948年回国，任中华基督教会浙江大会人才训练院干事。

新中国成立后，蔡文浩牧师先后任苏州江浙教会圣经学院代理院长、中华基督教会浙江大会执行干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副执行干事。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基督，忠于基督在中国的事工。自1958年起，蔡文浩牧师担任浙江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1980年8月，兼任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自1984年创建浙江神学院后，任董事会董事长及神学院第二任院长;杭州市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长，中国爱德基金会董事，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副执行干事;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浙江省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1993年11月24日，蔡文浩牧师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他的一生是全心奉献、忠心侍奉、谦卑待人的一生，为杭州、浙江乃至全国教会留下了佳美的脚踪和榜样。

一、重建教会，兴办神学院

“文革”期间，蔡文浩受到了迫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为他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他重新回到教会，重整旗鼓。“文革”之后如何重整教会和重建教堂?这是当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当时很多教牧人员仍然心有余悸，不敢轻举妄动。蔡牧师虽曾受到冲击，但涉及到教会事工的恢复，却仍然是满腔热情，积极工作。

1981年4月，蔡牧师随丁光训主教率领的中国基督教代表团首次访问香港，并作了《中国基督教——昨日、今日、明日》的演讲，特别指出“重建教会的能量就蕴藏在教牧信徒对教会的爱心之中”。

他作为杭州教会领袖，为鼓楼堂和思澄堂的复堂奔走，竭尽全力，呕心沥血。终于，通过他的不懈努力，杭州的鼓楼堂于1979年9月23日重新开放，它是“文革”后杭州第一所开放的教堂。1981年思澄堂也重新开放了。从这以后杭州其他教堂也陆续开放。

教会重建初期，政策落实尚未到位，蔡牧师连办公室也没有，只能在收回部分的思澄堂二楼讲台西面，狭小的配电间西窗下，放上一张写字台，开始办公。夏令时节，既无空调，又无电扇，炎热蒸人，简直无法久留。复苏之初的教会，群羊无牧，嗷嗷待哺;异端邪说，乘虚而入，抢占阵地，教会面临混乱无序的局面。教会当务之急，乃在培养传道人员，才能使教会生活回到正常轨道。蔡文浩牧师决定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举办义工培训班，以救近火;二是开办本省自己的神学院，以培养新一代教牧人员。他立志:“不办好神学院，我不去见神。”

1982年春起，浙江省连续举办了四至五期全省性的义工培训班，由宁波范爱侍牧师负责教务。培训班收效良好。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秋，创办了浙江神学院，由宁波市基督教协会会长范爱侍牧师出任院长，蔡文浩牧师任董事长。同时，蔡文浩与范爱侍又分别是浙江省基督教协会的正、副会长，两人默契合作。有同工常喜言:“你们浙江教会，有菜(蔡)又有饭(范)，不错嘛!”

浙江神学院创办之初没有校舍，就借用杭州思澄堂底层两翼及其后面的旧牧宅，充当教室及宿舍，因陋就简，限时上马;没有教师，就请杭州教牧人员等兼课:没有经费，就由省基督教两会出面发函给全省各地刚恢复礼拜的堂点，要求举行神学主日奉献。内定目标为2万元，充一年经费。目标定得如此之低实因考虑到各地教会刚刚恢复，经济底子薄弱之故。但实际收到金额竟达6万元之多，大大超过了所求所想。这说明举办神学院，实是众望所归，从而增强了同工们办学的信心和责任感。

开学伊始，学生们自己动手用板车拉煤、运米、买菜、打扫厕所。全校仅有两个半专职人员，教师多属兼课。就这样上下一心，勤俭办学，度过了初创阶段。

浙江神学院走艰苦办学道路，又勤抓纪律，故校风良好，深得杭州信徒的好评，纷纷将粮票、油票、副食品票等送给神学院。国内外来访的教会人士也莫不赞赏有加。

省基督教两会办公室同设在思澄堂内，当时蔡文浩牧师已年逾古稀，仍每天骑小轮径单车上班，风雨无阻。他一度在神学院教《教会学》，经常劝勉传道人:“必须心中有羊。”

浙江神学院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现已成为一所“基督教高等院校”。凡此，饮水思源，不能忘记蔡文浩牧师及老一辈牧长们的辛劳。

二、谦卑服侍，平易近人

蔡文浩牧师有一句名言:“心中有主，心中有羊。”他这样说也这样做。

据杨旅复老师(蔡师母)回忆:“每星期天礼拜后总有许多农村来的信徒到我家来找蔡牧师谈话或要求解决困难，只要健康许可，他总是乐意走访县城以及农村教会。由于这样经常性的探访，以及见到各地教会牧长和信徒时，总要问他们的生活及教会的情况，所以他对下面的教会很了解，也知道他们的难处，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认真接待帮助办理，即使在吃饭时也会放下饭碗来接待他们。教会内有两辆公车，平时上下班送同工的，星期天做礼拜也有车接送，他总是觉得信徒步行或挤公共汽车来堂礼拜，而牧师却坐公车，有高高在上之嫌，同时司机也该有休息的日子。因此在他倡导之下，星期天的接送车就取消了。”

“文革”后信徒与教会不断增长，教会起了变化，信徒也有各种不同的要求，教堂内和教堂外的信徒都要牧养，他心中的羊越来越多，也懂得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需要。任何时候遇到任何人，他总是有话可说，凡能助上一臂之力的他总不推辞，所以人们喜欢找他谈话。他的心中确实存着无数的羊，他的记性好，能叫出很多人的名字，并且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病重期间，他还每天念叨“明天我要去工作了，我要到办公室去了，有许多事要做，有许多信要回复”等。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工作，想着他的羊。因此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了“心中有羊”四个字。

三、夫唱妇随彼此相顾

蔡文浩夫妇这对伉俪(kangli)，是杭州教会乃至浙江教会的一段佳话，他们彼此服侍，彼此相顾，相濡以沫(濡:沾湿;沫:唾沫。水干了;鱼互相以吐沫沾湿;以维持生命。现比喻在困境中以微薄的力量相互救助。)，服侍教会。

1948年，蔡文浩夫妇回国重返苏州不久，因蔡牧师担任原中华基督教会浙江大会执行干事而迁入杭州。1956年从杭州迁入上海，蔡牧师和杨老师即在上海基督教协进会投入工作。当时，杨老师在上海国际礼拜堂唱诗班担任指挥。

教会重新开放后，杨老师随蔡牧师一同投入教会的重建工作。1980年中国基督教协会恢复工作后，赞美诗须重新编辑，《赞美诗(新编)》的编辑承载着全国信徒的重托。蔡牧师与杨老师都是圣诗委员会委员，他们一起创作新诗，一起编辑，密切合作。编辑完后，当时上海印刷厂任务紧张，难以承印。蔡牧师和杨老师及浙江基督教两会同工又挑起了联系印刷厂并负责出版发行等任务。经过了一番周折，《赞美诗(新编)》终于在1983年问世，及时供应了全国各地教会的需要。

在蔡牧师和杨老师合作创作的圣诗中，《学做好牧人》是流传最广的一首，在按立牧师的典礼上经常被唱诵，这首诗歌由蔡牧师作词，杨老师作曲，那朴实意深的诗词，优美激昂的旋律，曾激励无数教牧人员在侍奉主的道路上忠诚喂羊群，谦卑学做好牧人，更震撼、感动过无数弟兄姊妹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