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先回答一下什么是左倾、什么是右倾?

“左”倾:

而带引号的“左”倾，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左”倾思想表现为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左”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执行，便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叫“左”倾冒险主义。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

“右”倾:

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右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又叫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在革命斗争中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不敢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坐失有利时机，甚至悲观失望，退却逃跑。

                                                               《长征》

提起红军长征，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对“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概念是何时提出的，却鲜为人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指示和命令中，并没有把这次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突围”、“反攻”、“西进”等。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5月，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盛赞“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从而第一次提出“万里长征”的概念。随着中央红军长征里程的不断增加，“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而成)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当天，毛泽东即指出:红一方面军长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这就是目前找到的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最早文献记录。随着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广为流传，这一伟大壮举的影响不断扩大，“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就逐渐成为1934年至1936年间战略转移的专门用语。

今天就一下四方面内容和大家一起共同回顾一下那段时间的历史:一、长征的原因;二、长征的过程;三、长征胜利的意义;四、长征精神。

一、长征的原因:

一)、直接原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一)、反围剿的原因:

国共第一次合作:

合作的背景和原因:

1、国内形式:

在列强的操纵下，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样的革命形势和历史任务要求国共两党齐心掀起大革命。

2、两党的愿望

1)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我党从“二七”血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共产党认为在中国当时的政党中，还只有国民党算得上是真的民主派。

2)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当时人们的心中，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在多次革命后也认识到依靠军阀搞革命是不行的。所以国共合作也是两党共同的愿望。

3、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

合作的过程: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得到孙中山同意，在张太雷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停留了9天，与孙中山三次长谈，广泛接触中国国民党其他领导人。之后马林提议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中国国民党合作。1922年9月，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了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联俄容共方针。大会选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1/4。会后，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之中国共产党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国民党党员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中国国民党党部。中国国民党“一次全体会议”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军事部分在苏联援助下，1924年5月在广州黄埔建立黄埔军校。蒋中正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

 

合作破裂

第一次国共合作，加速了中国统一，也将大革命推向了高潮，但是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加剧，特别是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杀害、国民党右派组织西山会议派形成，国民党公开分裂。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浮出水面，加深了国民党的分裂。

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掌握军权，既想得到苏联的援助，又不愿看到共产党坐大，他为了排斥共产党人，夺取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权，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借此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之中共党人清除。对这次事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主张依靠工农群众，坚决进行反击，打击蒋介石的反动气焰。但是，由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退让政策，蒋介石夺取了第一军的军权，三名反对蒋介石的苏联顾问被解聘回国。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打击共产党、篡夺领导权的开始。同年5月，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内任职的比例。7月北伐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地位快速上升。

1926年10月，湖南、湖北爆发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六军(军长程潜)、第八军(军长唐生智)都是湘军，许多军官家属受到冲击，甚至镇压，因此反共情绪高涨。 

在1927年后，蒋介石加紧反革命扩张。先是反对迁都革命中心武汉，接着公开亮出反共反革命旗帜，在各地接连制造一系列反革命叛变事件。诸如上海四一二政变、广州四一五政变、北京四二八政变、湖北夏斗寅叛变、长沙马日事变，以及冯玉祥倒向反革命，等等，使国共合作处于危急关头。1927年5月，中共虽然召开五大，力图挽回局面，但未能真正解决任何实际问题。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分共”。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兵变，试图建立自己第一支武装力量。几天后败逃，随后数月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湖南、粤东及广州等地起事，均告失败。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暴动失败，率残部队进入江西及湖南交界之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当时国民革命军忙于北伐，随后在1929年爆发蒋桂之战及1930年爆发中原大战，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之发展。中国共产党得以喘息及扩张，1930年已在赣南，闽西及湘，鄂，豫，皖等边区建立苏维埃区，并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两党进入围剿与反围剿阶段。

 

(二)反围剿的经过:

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敌我力量对比图

 

	时间	国民党军队	中央红军	人数对比	领导人	结果
第一次	1930.10	10万	4万	2.5:1	毛泽东	胜利
第二次	1931	20万	3万	7:1	毛泽东	胜利
第三次	1931.7	30万	3万	10:1	毛泽东	胜利
第四次	1933	30万	7万	4:1	周恩来，朱德	胜利
第五次	1933.9	100万	8万	12:1	博古	失败

 

二)、根本原因:“左”倾错误的泛滥

 

(问题:为什么前三次反围剿领导人是毛泽东，第四次是周恩来、朱德，第五次是博古?

答:

前三次反围剿是在1931---1932年进行的，毛泽东是当时井冈山地区的总指挥，所以理所当然由他指挥。

1932年，上海的党中央犯了左倾错误，于是毛泽东被罢免了军权，井冈山军事指挥由周恩来、朱德负责，他们努力抵制左倾错误，所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上海的党中央迁到了井冈山，军事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一外国人)负责，结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1931年1月7日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被共产国际推举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王明之所以得到共产国际垂青关键是他听共产国际的话。王明上台之后，顽固地坚持共产国际所主张的城市中心论，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思想。如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主张关门主义，如他所说:“国民党军阀政客这一群狗窝里，绝对找不出一条‘少通人性’的好狗。”关于革命形势的判断上，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公开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他还把所有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甚至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他还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在危急形势下，王明提出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而周恩来则要到中央苏区，这样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任。  博古仍然听命于共产国际，继续推行“左”倾教条，如他自己后来回忆说:“其实我和一些同志当年都还只是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就回国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因此过去党的许多决议，不过是照抄照搬国际的指示而已，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这种完全没有结合中国实际的结果，就是经过一番折腾，1933年初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不得不转移到中央苏区，直接领导中央苏区工作，“左”倾教条的影响就更恶劣了。那些喝了一肚子俄国墨水的中央领导人，根本不把靠钻山沟、打游击的毛泽东放在眼里。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开始，一直到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毛泽东被排除在了中央苏区红军领导之外。(毛泽东:1931年11月在瑞金叶坪的赣南会议上，他遭到党内错误批判，被挤出苏区中央局;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再受排挤，连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也被罢免。)

 

二、长征的过程:

一)、数据: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历时368天)，打过大小战斗300多次，几乎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平均每天行军63里，纵横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总共爬过18座山脉(其中五座终年积雪，雪山行程共2700里)，走过入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草地行程共600里)，渡过24条河流，占领过大小62个城市，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的封锁包围，通过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红二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九省，行程一万六千里，进行大小战斗110次;红四方面军长征由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历时长达18个月，转战数省，行程八千余里，进行过大小战斗千百次。据统计，红军各个主力部队从由出发时的合计约30万人，锐减到了25000人，抵达终点者为出发人数1/12。

二)湘江战役--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的逃跑主义和"大搬家"的错误指导造成了血染湘江，这场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最为被动惨烈的一幕。(大搬家:转移队伍出发时除携带全部武器、弹药外，还有库存食盐3.4万斤，银元164万余元，药品714担;中央苏区的全部纸币、硬币制币机，X光机，发电机;后勤部门的修械、制弹、制手榴弹、制地雷的设备，被服厂的全部缝纫机;各机关的文书、档案资料;军委炮兵营的山炮。)

     1934年11月25日，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力图突破这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军先头部队第2、第4师各一部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地域。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及时赶到渡口。次日，敌“追剿”军第1路由全州向脚山铺地区的红2师发起进攻，桂军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击。接着，两路敌军在飞机支援下，向湘江两岸红军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红军广大指战员经浴血奋战，终于阻住优势之敌的进攻。至12月2日，红军一部分终于渡过湘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红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湘江一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三)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背景:生死存亡:外部:国民党 军队穷追不舍

                内部:“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

内容:批评了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错误                                                                                 

      肯定了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会后: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意义: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和红军，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四)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红一:瑞金--湘江--贵州--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夹金山--草地--吴起镇(1935.10陕甘根据地)---会宁

红二:湖南桑植--金沙江--甘孜--阿坝--腊子口--会宁

红四:川陕--懋功--甘孜--阿坝--腊子口--懋功--腊子口--会宁

红二十五:大别山--武山--瓦窑堡(1934年11月，奉命开始长征，经过湖北北部、河南西部，击破了国军的前堵后追，于12月到达陕西南部。1935年7月为配合红军主力北上，挺进甘肃;9月到达陕北苏区，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10月同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会合，11月3日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三、长征的意义

长征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本力量，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长征是宣言书”，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长征是宣传队”，它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政策;

“长征是播种机”，它到处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四、长征精神:

 

一说起长征，大多数人头脑里可能首先反映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是对于一种艰苦生活情境的回顾和再现。这种认识与我们长期以来传统教育强调外在物质对比，忽略精神追寻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当现实物质生活呈现出丰富、多样、充裕色彩的时候，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淡化甚至游离于长征和长征精神。其实，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长征实在是一座蕴涵着丰富精神食粮的宝库。

 

这种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对于当今青年人的启示:

首先，她能够给予我们的是信念的力量。在以往的长征资料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指挥员的思考和筹谋，而当我们有机会深入到每一个参与长征过程的个体心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那种精神、信念的力量，“想活”“过好日子”，虽然很简单，也没有什么豪言，但却足以支撑一个人克服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艰险，足以指引一个人走出“生”的活路。今天的青年不会再面临长征时物质生活的困苦，但却要每日每时面临社会环境带来的发展困惑、生存压力带来的心理困惑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困惑，精神的追求、价值的选择、信念的确立成了青年自身发展成长的核心问题。对任何时期的青年人来说，精神的满足永远是一个人的终极满足;信念的力量永远是一个人的根本力量。而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长征”二字所诠释出的恰恰是一种永恒的精神和价值。(当今出现了信仰缺失、不道德的行为，就是因为信念不够坚定)

 

第二，她给予我们的是团队的力量。团体，包括团体中个体之间的冲突，乃至斗争;磨合，乃至一致，从来都是成功及胜利的必备条件。在一定意义上，今天青年人在职场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和艰巨，与70多年前的红军战士相比，可以说是不分伯仲;青年现实生活中对团队精神的某些需要，甚至会超过前辈父兄。靠一个人的力量无法走出长征之路，靠个人力量也很难在今天的成功路上取得成果。无论哪一个时代，对青年人而言，团队精神都是成长的必需，也是个体社会性生存发展的必要品格。信念是团队的内在基础，规则是团队的无形骨架，正确认知自我是团队的必备条件，接纳和包容是团队内部联系的土壤，和谐的情感是团队的凝合剂。这一切都是今天的年轻人生存发展必须完成的任务。细读“长征”，我们将能够深切领悟到其中团队精神的力量。

 

第三，她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奋斗的力量。一个人要想做成一件事，没有一点精神是做不成的。长征完成的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最大程度上显示了精神的力量。今天的青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就社会责任，于国家民族，要在这一代人手中实现小康社会，建设政治、物质、精神文明;就个体发展，于自我生存，要安身立命，构建起自己的物质支撑、自我精神支撑和社会支撑。面临物质化、多元意识、巨大挑战、全方位压力，面对今天一些青年的“啃老”“闲散”“惰性”等生活状态，我们太需要一点精神了。长征所展示的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的创新精神等等，实在是当代青年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当然，长征所蕴涵的精神宝藏绝不仅仅是上述三个方面，青年人历史地承担着承上启下的责任，挖掘这一宝藏，我们任重道远。

 

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亦称“三二0事件”。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为了排斥共产党人，夺取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权，指使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海军的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第二天，中山舰开到黄埔。蒋介石却诬指中山舰擅自开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20日，蒋介石以此为借口，命令逮捕了李之龙。扣押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武装，拘留第一军第二师中的左派党代表和政工人员四十多人，宣布广州全市戒严，还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处。对这次事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主张依靠工农群众，坚决进行反击，打击蒋介石的反动气焰。但是，由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退让政策，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蒋介石夺取了第一军的军权，三名反对蒋介石的苏联顾问被解聘回国。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打击共产党、篡夺领导权的开始。

事件背景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成了国民党的领导人，继续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继续国共合作，准备北伐。1925年11月国民党右翼召开西山会议，反对容共。苏联顾问季山嘉和蒋关系不睦，竭力拉拢汪精卫反蒋。

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校长掌握军权，既想得到苏联的援助，又不愿看到共产党坐大，暂时表示支持汪精卫。

事件经过

1926年3月20日，开始执行反共政策的蒋介石，设计将中山舰调出广州，随后又以该舰未接命令擅自移动为名诬其阴谋暴动，随即下令逮捕该舰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并展开一系列的清共行动。史称此为“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可以说是中国最为出名的军舰之一，有“浓缩的中国现代史”之喻。它原名「永丰舰」，是清政府在1910年以68万银元向日本三菱造船厂订制的钢木结构炮舰。战舰于1913年建成，舰长65.837米，宽8.8米，型深4.5米，设主副炮8门，最快航速每小时25公里。 武备平常的中山舰却与诸多历史事件有关联。

1922年，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击总统府，图谋加害「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中山在深夜突围后即登上「永丰舰」指挥平叛，历时55天，使此舰成了他的流动总部。1924年11月，孙中山最后一次搭乘「永丰舰」，转赴北京共商国事，次年3月在京病逝。孙中山逝世后，3月30日广州国民政府将「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并于4月13日举行更名仪式。一年后，中山舰又因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而再度闻名天下。

1926年3月18日晚，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指使亲信，以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到中山舰舰长(代理海军局局长)李之龙家中传达命令，声称奉校长命令，要海军局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其实，这是蒋介石精心设计的第一步，即制造假命令将把中山舰调出广州，以便为其罗织罪名埋下伏线。

李之龙接令后，随即通知中山、宝璧两舰于3月19日晨开往黄埔，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请示任务。邓却回答:不知道有什么任务(邓反对蒋介石独裁，是国民党中比较坚定的左派。李之龙接到的命令是以邓的「电话」为名为转达的，此实为蒋等人玩的一箭双雕之计)。因此，中山舰等当天下午返回广州。

这时，蒋介石和属于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开始放出谣言，称“共产党要暴动”、“李之龙要造反”和“共产派谋倒蒋、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等。同时，蒋介石开始大举逮捕共产党人。3月19日深夜， 蒋秘令逮捕李之龙、解除中山舰武装，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以及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住宅以及全市共产党机关，还扣押了军内国民党左派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40多人，严密监视邓演达。当广州市内一切布置妥当后，蒋介石电令驻扎潮汕的第一军，将全军党代表撤销并驱逐，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 蒋介石等人制造「中山舰事件」，目的是夺取在粤海军实力(蒋介石完全清除了国民党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完全掌握了第一军的军权，使其成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清除军队中的共产党力量。此举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右派势力分裂国共合作、企图夺权的信号。

历经磨难的中山舰则在抗日战争中的1938年，于长江武汉附近江面被日军击沉。59年后即1997年，这艘名舰被打捞出水。

2008年5月15日，一代名舰中山舰在武昌下水，计划5月底回归其殉难地湖北武汉金口，落户武汉市为其量身打造的中山舰博物馆。修复后的中山舰不能自航，但已恢复自浮能力，舰体在水上基本能保持平衡，将借助大型漂浮设备“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