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冲突与矛盾 英国学者眼中的鸦片战争

书名:鸦片战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英】蓝诗玲

译者:刘悦斌

内容简介:

鸦片战争是中英两国所该共同面对的话题，而英国新锐汉学家蓝诗玲女士的这本新著正是站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视域来对此加以考察，旨在让我们跨出地域的限制，认真反思这场世界冲突的种种罪恶和矛盾。蓝诗玲充分吸收了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比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又能在中英文原始史料中找寻更多动人的历史细节。得力于她深厚的文学造诣，像林则徐、琦善、义律这样的历史人物经她描写，仿佛便可浮现于眼前。除了战争过程中的细节叙述之外，蓝诗玲还往后记述了中英两国人民对此战争的复杂的历史记忆，尤其在中国近代国族构建中扮演的角色。

作者介绍:

蓝诗玲(Julia Lovell)，现为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教授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学;已出版数种与中国近代历史相关的著作，且以英文翻译了鲁迅、张爱玲、朱文、韩少功、阎连科等中国作家的部分作品;现在正致力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全球史，并重译《西游记》(节译本)。

刘悦斌(译者)，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教授;在各类专业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数种，并翻译出版《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合译)、《寻求中国民主》(合译)等著作。

书摘正文:

序

中国读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一个英国作者写了一本关于鸦片战争的新书，因为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已经就这一悲剧性事件撰写了很多优秀、详尽的著作。我在撰写本书时，的确受到了这些学者们非常大的帮助和启发，特别是茅海建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该书广泛利用了中、英文档案资料。英文学术著作方面，我极大地受益于波拉切克的《鸦片战争与清廷之内部斗争》和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但是，我之所以决定写这本书，是基于中国普通民众和英国普通民众之间对这场战争理解上的巨大分歧，我想要提醒健忘的英国读者，我们国家过去曾经从事过鸦片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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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多数英国人对自己国家过去的殖民行径感到非常尴尬，有太多令人震惊的帝国扩张活动令我们感到羞耻:奴隶贸易;用马克沁机枪对手无寸铁的土著居民进行的无数次大屠杀;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但是，与其他那些殖民罪行相比，英国帝国主义有一件不可告人的丑事易于被视而不见，这就是鸦片--一种令人十分容易上瘾的毒品，它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给英帝国提供了滚滚财源。

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扩张得如此之大，形成了一个大帝国，这使得它很是自豪，认为基督教世界比被其征服的民族具有优越性。不过，这个帝国，这个使英国成为富庶的世界强国的帝国，它的一大半建立在从毒品赚取的金钱上，即英国从在印度的鸦片专卖中赚取的利润。18世纪后期英国得到孟加拉后，迅速在那里建立起鸦片制造垄断制度，强迫当地印度农民签订种植罂粟的合同。到收获季节，鸦片汁原液在英国开办的工厂里加工成产品，装进芒果木箱子，然后以极高的利润卖给中国。

英国不光是从事鸦片贸易赚取利润，还为鸦片发动战争。由于中国政府拒绝使鸦片走私贸易合法化，英国于1839-1842年间和1856-1860年间发动了针对中国政府的军事远征(在此过程中，英国攫取了现今香港版图的大部分)，却声称它的主要目的是打开中国自由贸易的大门。英国在亚洲从事鸦片贸易及为之发动战争的历史，是明显的机会主义和伪善行为，因为它的政客、商人和军人都隐瞒了他们是在文明和进步的幌子下为保护非法的毒品贸易而战的事实。

从很多方面来说，鸦片对英帝国都很重要。在华南，鸦片换成白银，白银为英国公众购回茶叶，因而，鸦片扭转了英国在亚洲的贸易逆差，为英国人的茶叶嗜好提供了资金;相应地，茶叶交易的税收，又为皇家海军提供了很多费用。1850年代以后，向中国出售鸦片的收入，实际上负担了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的大部分费用，并为英国在印度洋沿岸的贸易提供了白银。19世纪，严格管理的鸦片生产还为新加坡提供了大部分的政府财政收入。

不过，在我看来，英国一直竭尽全力忘记它与中国打了两次鸦片战争的事实，在英国中学和大学的历史课上看不到鸦片战争的内容是十分可能的。英国对于这两次战争的健忘症早就开始了。还在1900年前后，一些英国历史教科书在谈到香港和英帝国在东方的管辖范围时，就不再提第一次鸦片战争，而是委婉地写道，他们在1842年“得到了”那个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香港成为自由的全球金融中心，它的殖民地的历史逐渐被抹去了。1841年英国靠炮舰建立香港的历史，在1991年150周年时悄无声息地就过去了。1997年香港移交时英国高官的告别演说，也对鸦片和为鸦片打的那两场战争只字不提。

英国从事毒品贸易的那些历史痕迹在伦敦也被有意忽视了。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伦敦东部那些巨大的码头上卸载了从英帝国各地运来的奇珍异宝:香料、靛蓝、丝、波斯地毯、烟草、咖啡。东印度公司码头(The East India Docks)--伦敦卸载中国茶叶的码头--是印度、中国和大不列颠最为重要的牟利贸易三角(由茶、鸦片、丝构成)汇聚点之一。原东印度公司码头在其19世纪如日中天的时候，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有上百艘商船汇集在这些码头，很多船上装满用印度鸦片换来的中国茶叶，然而，这个地方如今已经荒废破败，静静地横卧在那里，或被成群的野鸟占领，或被重新改造为漂亮的玻璃和钢铁建筑的公寓式街区。

但是，这是一段对全球政治依然能产生强烈共鸣的历史。如果英国--不论是故意地还是只因为太懒--已经忘记其鸦片贸易的历史，那么，在大陆中国，对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记忆却大不相同。在中国，小学生可以从课本、博物馆、纪念仪式和电影中了解到，鸦片战争标志着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开端，它被看作是西方用毒品和武力毁灭中国的开始，开启了恃强凌弱的西方凌辱中国的灾难世纪，也开启了中国为成为现代强国而奋斗的世纪。要理解今天中国与西方麻烦不断的关系--这是当今地缘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西方读者就必须要明白中国是怎样记忆鸦片战争的，以及英国在双方冲突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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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利用中、英文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研究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我也发现这段历史中有让我吃惊的细节，这些细节与我所熟悉的历史大不相同。撰写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著作，几乎改变了我对于中国的每一个偏见。很久以来，鸦片战争被明确看作是一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即扩张主义、自由贸易的英国与顽固排外、闭关锁国的中国之间的冲突。很多西方人依然认为，自远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地方，其人民一直认同于一套单一的、核心的政治和文化理念。但是，在1839年中国与英国开始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情形却并非如此。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躁动不安的衰败中的帝国，到处是对帝国中央政府没有忠诚感的心怀不满的人。很自然，如果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家庭或财产受到威胁，他们就会与英国人作战。但是，也有很多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从英国人那里挣钱的机会，他们向英国人出售补给品，为英国人导航领路，甚至为英国人提供情报。所以，中国在据称与英国作战的同时，也在与自己作战。在广州被围困期间，城里的中国军队却在忙于抢劫、杀人乃至(在极端情况下)互相猎食，以至于不能同仇敌忾。

我们一般认为战争会带来一些异于寻常的结果，如惨无人道的杀戮、勇敢顽强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情怀。不过人们在单调乏味的和平时期常犯的错误在战争中也普遍存在。鸦片战争期间，迫在眉睫的人员伤亡和物资耗费并没能阻止悲剧性的粗心大意的官僚行为发生。在人民被杀戮、城镇被攻陷的时候，中国负责指挥这场战争的有关官员却藏匿或丢失了英国关于战争要求的文件副本;他们厚颜无耻地向皇帝撒谎，把事实上的一败涂地说成是大获全胜;一个将领在本该指挥一场战斗的时候却因鸦片烟瘾发作而头昏脑涨以致不能指挥作战。这场战争打了两年半时间，花费了数千万两银子，牺牲了几千人的生命，皇帝却在给他一个前线大臣的华丽丽的谕旨中询问，他想知道，英国到底在什么地方。

因而，我写这本书有两个目的。其一，我希望将英国读者从他们对我国曾充满鸦片的历史的健忘症中唤醒。其二，我还想描述这场战争纷繁复杂的某些方面。我使用的很多英文原始资料是由维多利亚时代参与这场战争的英国军人撰写的，他们是把它纯粹当成一场军事行动来记述的。但是战争从来不是这么简单的:战争充满了伤害、机会主义、错误、谎言和喧嚣。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会给我们多方面的启迪:关于中国和英国的历史，关于个人的痛苦经历和文化冲突，关于政府和社会的功能或机能失调，关于人们在绝望状态下产生的折中妥协、措置失宜、欺瞒哄骗及悲剧结局。

蓝诗玲

绪论

1832年，英国国王一个名叫律劳卑(William Napier)的勋爵丢掉了他的苏格兰侍寝官职位，开始重新寻找一个谋生的行当。一年之内就来了一个机会: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这是政府新增加的一个职位(是个吸引人的、大使级别的职位，年薪有6000镑)，以代替旧有的东印度公司的货头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有的译为“专责委员会”、“特别委员会”。--译者)，这个委员会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就此结束。尽管律劳卑立即就想方设法要得到这个职位，首相葛雷勋爵(Lord Grey)还是拖了他一段时间，理由是还须得到内阁的同意。理论上看，律劳卑不是申请这个职位的人中最突出的。诚然，他有多方面的才能:航海、办养羊场(在这方面，他是发表过论著的权威)、修理风笛、吹奏长笛。然而，拆解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文化最难理解的帝国之间的微妙的外交纠纷，却不是他的强项。

不过，葛雷没有被其他更适合这个职位的求职者弄得不知所措。奥克兰勋爵(Lord Auckland)拒绝了这个职位，他是殖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是未来的印度总督，也是他命名了Canton(广州)这个城市的名字。这是广东省南部城市，1760年后欧洲商人被限制在这个地方。“这可能是这个地球上欧洲人最不惬意的居住地。”英国和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满清王朝的关系应该是坦诚率直的，英国需要茶以及其他诸如生丝、瓷器等想要的东西，而中国愿意出售。双方的贸易有一套规矩。1760年，清王朝的第四位皇帝乾隆把对外贸易交由广州的行商--就是欧洲人所熟悉的Hong--垄断，包括商品的采买和售卖、征缴通行税、遇到不公待遇时的告状申诉、征缴海关税--所有事项都要首先通过行商，行商会把其认为重要的问题转呈给负责贸易的广州地方官员，该官员再把有关事项转呈给省里的督抚，最后，督抚可能会上奏给北京的皇帝。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欧洲商人们不用在广州劳心费力地自己去找住处和存放货物的仓库，在贸易季节(大概从9月到翌年1月)，他们只需待在由行商租给他们的一排“商馆”里就行。商馆被安排建在30英尺高的广州城墙外边，给欧洲商人们提供了大约15英亩大的地方，有住房，有仓库，俯瞰由外海通向省城的珠江。这几个月份之外，外国人需要撤到大约70英里之外葡萄牙人租借的澳门，或者回国。总之，在任何时候，欧洲人都要与中国官方和民众保持一段谨慎的官僚主义的距离。

但是，如果说中国政府和外国商人之间的关系是小心谨慎的，那么，双方之间关系不好的真正根源可不是官僚主义，而是国家的经济状况。到1780年代，英国正在积欠严重的贸易逆差，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则很乐意满足英国日益增长的茶叶需求，除了银子外，它对英国没有什么需求。由于东印度公司的盈利不能抵消英国统治印度需要付出的成本，英国的茶叶消费者就进一步加剧了英国对亚洲贸易的逆差。从1780年到1790年，英国对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利润共200万英镑，在为了征服印度而留下的2800万英镑的债务中，这只是个小零头。

到1820年代，英国人认为他们发现了一个解决他们的困难的完美办法，这就是印度的鸦片，在此前的几十年间，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已经越来越喜好上了这一口。1752年到1800年之间，有1.05亿万银元(大约合2625万英镑)流入中国，而1808年到1856年之间，则有3.84亿银元反向流动，贸易的天平显然由于繁荣的鸦片输入而倾斜了。从1800年到1818年，鸦片每年平均输入量稳定在大约4000箱(每箱约140磅)，到1831年达到将近2万箱。1833年后，自由贸易院外游说团终止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垄断权，渴望茶叶和利润的私商大量涌入市场，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激增的鸦片成为最重要的交易品。到1830年代末，鸦片销售再次翻了一番多。

鸦片贸易的利润绝大部分落入了英国政府的口袋，它在亚洲的代理人控制着孟加拉的鸦片制造。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公开弄脏自己的手，去把毒品运往中国，它只是委托、安排印度数以千万英亩的罂粟种植，监管鸦片的制造过程(不辞辛苦地割破每一个罂粟果实的壳以获取鸦片生膏，把生膏装盘晒干，压成饼，再把这些饼用晒干了的碎罂粟秸秆和罂粟叶子包装起来)，最后，监督着把鸦片打包装进芒果木制成的箱子，运往加尔各答拍卖。从这一刻起，东印度公司就洗手了，剩下的事是任由鸦片走私贩子把鸦片运到中国海岸，停泊在珠江口的伶仃岛，在那里等待的中国批发商会先用银子从广州的鸦片商那里购买许可证，再到这里换成鸦片，而这些银子则会用来购买英国市场需要的茶叶和生丝。

表面上看，这种安排与原先的银茶贸易一样干净:一方有东西要买，另一方则有想要的东西来交换。但是，清政府内忧心忡忡的人士对白银的流失感到忧虑，这与几十年前英国人对白银流失的感觉一样，对快速发展的吸食鸦片风气带来的腐化堕落感到焦急。18世纪，清政府曾经做了一些禁烟的努力，到1830年代，开始严肃认真地对鸦片开战，并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间继续禁烟--或是间歇地进行，或是持续地进行。英国的鸦片贩子也不满意，因为不论中国需要多少鸦片，印度都能供给，他们感到愤怒的是，清政府的贸易控制政策促使他们走上了非法经营之路。他们渴望有令人尊敬的形象，渴望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商业往来，需要有合法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不论是通过鸦片贸易的合法化，还是向英国货物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当然最好是二者都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整个1830年代，他们开始强行沿海岸向北推进贸易。

这些商人主要是一帮海盗式的逐利者，由于被关在这个帝国的门外(不论怎么说，他们只是在广州窥见了这个帝国并不具有代表性的南方的一小片地方)，他们对这个帝国充满了嘲讽。他们反感这个帝国的很多东西:在他们看来是高傲自大而且常常是贪腐的官僚体制，把他们及其贸易活动限制在一个谨慎的距离的决心，它的守旧，它的气味，它没有基督教，没有抽水马桶，中国人喜欢盯着外国人看的不礼貌习惯，盯着外国人看的傲气又往往败下阵来，如此等等。中国人，正像马地臣(James Matheson，又译“央孖地臣”、“马德生”。--译者)--苏格兰人，大鸦片走私贩子，与渣颠(William Jardine，又译“查顿”、“渣顿”、“渣甸”、“渣典”)合伙开设了最大的鸦片公司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又译“渣甸洋行”。--译者)--总结的那样，是“一个弱智、贪婪、自负和顽固等特点达到奇妙程度的民族。……这个奇特的民族一直奉行的政策，是把他们自己和属于他们的一切都神秘地不可思议地封闭起来……表现出全面的排外精神”。

在对中国人的不耐烦方面，新教(the Protestant)传教士们也加入了马地臣一伙。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807年派了他们的第一个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华南，他到达中国不久，伦敦会就问他，他是否希望对这个国家产生精神上的影响，他的回答是:“我不，但我希望上帝是。” 30年后，他和他的同伙发现，他们既叫不出几个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的名字，也数不出有几个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他们面对的处境是:疾病，沮丧，被限制在这个大陆的边缘地区。1830年代，灰心丧气的传教士用纯粹的帝国主义家长式用语评论道:“中国依然表现得傲慢自大，高不可攀，拒绝任何国家提出的平等相待的任何要求。对这种卑劣的自负感，基督教自己就可以将其有效地摧毁。其他招数不灵的地方，福音会取得胜利，它会使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如兄弟般亲密往来……增加它已经取得的成就。”传教士成为鸦片贩子的天然盟友:他们初到中国沿海的时候，与伶仃岛的鸦片贩子们住在一起;鸦片贩子沿海出售鸦片时，他们为之充当翻译，鸦片运上岸的时候，他们布道的小册子也随之散发;在广州出版的主要英文出版物《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又译《澳门月报》、《中国文库》，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32年创办的一份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英文月刊，1851年12月停办，共出版20卷232期，本书中统一译为《中国丛报》。--译者)上，他们开辟有一个论坛宣传他们的主张，认为亟须打开中国的门户，不论用什么手段。到1830年代，鸦片商人和传教士都倾向于使用武力。郭士立(karl Gützlaff，又译“郭实腊”、“郭施拉”。--译者)注意到:“当对手要用武力支持自己的主张时，(中国人)就会变得顺从、温合甚至友善。”只需要一丁点儿挑衅就可以。这里顺便说一下，郭士立是个坚定勇敢的波美拉尼亚(波罗的海南岸的一个区域，位于波兰北部和德国东北部，郭士立是德国人。--译者)传教士，鸦片战争期间，他招募了很多中国间谍和汉奸，带领英国军队攻占了中国东部的部分地方。

1831年，鸦片贩子们写信给英印政府，要求派遣舰队来中国，对中国当局进行报复，因为中国当局拆毁了英国人非法征用的一个房前花园的一部分。

律劳卑谋求的职位，就是监督这一尽管利润丰厚但是不正当的买卖。他的使命就是用非法的鸦片贸易的收入来维持合法的茶叶贸易。在请求国王为他说项之后，他最终得到了英国派驻中国的这第一个官方职位。这位新任商务监督对面临的困难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给这个国家重重的一击使她屈服。“中华帝国是我的了，”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坦白道，“用一支军队封锁住天朝(the Celestial Empire)的海岸，那将会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一只炮艇就会轻而易举地在中国掀起一场革命，就会使他们对外国贸易开放口岸。我很愿意充当这场变化的介质。”

为使他正确行事，葛雷在给他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对他做了指示:“不许做任何打击中国人的偏见和让他们感到害怕的事情……你采用的方法应该是说服和合作，这比使用有敌意的、威胁性的语言更为可取。”但葛雷的警告犹如东风过马耳。律劳卑在赴任的6个月航海过程中，得出了下面的结论:第一，英国在中国的核心利益是茶叶;第二，“我们英国的每一个武力行动都是富有成效的，或得到了补偿，或有其他好处”。因此，英国对中国“必须使用武力，而不只是恐吓它”。船过了马德拉岛(Madeira，大西洋岛名。--译者)后他提醒自己。船过了赤道海面后，律劳卑下定决心:总会有一天，中国人的愚蠢行为会“使他们受到大不列颠的惩罚，英国人将会轻而易举地满足自己的任何要求，并将永远保住它们”。

顶着华南骄阳的炙烤，律劳卑于1834年7月25日下午2时抵达广州。黎明时分，联合王国的国旗高高飘扬在旧日东印度公司的商馆上空。两天之内，律劳卑成功地打破了英中贸易中6项实行已久的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有:他在没有得到通行证的情况下已经驶入了广州，没有得到许可就住在那里，还有他试图直接与中国地方官进行书面联系--想以此表明他在外交上的平等地位，而不是通过专门委任的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行商。

律劳卑对规章的无视，令管辖广州的总督卢坤很不高兴，卢坤试图使他遵守规矩，下令他退到澳门，未经许可不得回到广州。中国官方被这一外交扰攘(即律劳卑决心直接向总督递交自我介绍的信件，使得中英双方的下属们顶着中午的烈日在城门僵持了3个小时)所激怒，于是在文字上搞了点儿恶作剧。在中国发布的告示中，律劳卑的名字被写成中国字，英国翻译尴尬地解释说，意思好像是“辛劳的，卑微的”。作为报复和抗议，律劳卑则称总督是“自以为是的野蛮人”，他散发中文传单，数说当地政府的罪行，发誓要对其侮辱英王国的行为予以惩罚。他很快就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又译“帕默斯顿”、“巴麦尊”。--译者)说:“三四搜护卫舰和双桅船加一支沉着坚定的英国军队……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样一种行动与英国的伟大和力量是相称的……这件事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即使占领一个微不足道的西印度岛(West India Island)也没听说过会有这么容易。”

尽管律劳卑对中国当局很气愤，但是他对中国人民的看法却是令人惊奇的温和。他到达中国大约三个星期后说:“在这些勤劳的人民中，我常常看到的是他们彬彬有礼，或者说他们对受到的侮辱和粗鲁无礼的对待很少有情绪化的反应，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比他们更斯文和温和的人民。”他相信，他们盼望他来把他们从中国当局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告诉皇帝--接受这一点，要不就忍受它的不良后果--事情就这么容易……我预料不会牺牲一个人，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中国人十分想和我们做生意。”他推论道，假如充分了解英国商人在中国受到的冤屈，中国的民众“没准会盼望这样一支军队的到来，来把他们从最专制的压迫制度下解放出来……可以肯定，把他们抓在我们的手里，是一个仁慈的行动，而且不是什么难事”。

到1834年9月2日，律劳卑对中国政府规章的挑战促使卢坤停止了贸易，并封锁了英国商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律劳卑发快信给葛雷勋爵请求派一支驻在印度的英国军队来华，接着把他指挥下的两艘护卫舰(停驻在中国海岸)沿江开向广州，指望吓住他的对手，向他屈服。然而，中国人不是那么容易被吓住的，珠江口的炮台与英国护卫舰交了火，打死了至少两名英国水兵，还打伤了一些。此外，卢坤下令在英国护卫舰后面凿沉了一些船，英国护卫舰太大，不能再向前行，退路又被堵住，陷入了困境。这时律劳卑得了严重的疟疾，被迫离开英国商馆和广州，在他返回澳门的途中，被存心报复他的广州地方官留在珠江里漂了一个星期，直到他们确认英国护卫舰回到了大海中才放他走。在船上的滞留加剧了他的病情，两星期后，他在澳门去世。

不用说，一大群英国的旁观者认为律劳卑偏激、轻率，是很愚蠢的，他们认为赢得贸易应该用和平手段，而不是战争手段。[会讲中国话的汉普郡国会议员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坚定地认为:“从国家的角度看，”英国人“完全错了”。]也不用说，律劳卑打破了中国的一个又一个规定，对本国政府的训令也大多置若罔闻。还有，由于他散播反对清政府的煽动性传单，卢坤吓唬他说要砍他的头，在此之前，广州当局一直是在用和平的方式抵制他。[律劳卑自己就他由于没有通行证而与中国官员的辩论一事给帕麦斯顿写信说:“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中国人在类似的情况下到白厅(White Hall，英国伦敦的一条街，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许多政府机关如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设在这里，一般被作为英国政府的代称。--译者)，阁下不会像他们允许我‘闲逛’一样地允许他‘闲逛’。”]现在，如果英国要决意利用的话，它与中国开战有了一个体面的借口，即中国皇帝在广州的官员威胁了英国国王在广州的臣民的生命，英国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受到了凌辱和损害--现在，英国主战派认为，只有用战争手段来回应，才能洗雪这一耻辱。

这样，尽管律劳卑在外交上屡次失败(并去世)，但他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第一，由于相对和平的实用主义被经济利己主义和高傲自大的民族原则所取代，他把英中之间的关系推进到了武装冲突的边缘;第二，他把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冲动变成了一种道德义务，是对中国人的“仁慈之举”，英国炮舰播种的只会是友谊。尽管在1839年之前，战争的鼓吹者们并没有说服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但是他们对中国人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自大的谴责，在这期间却对英国的公共舆论产生了影响。从19世纪到20世纪，鸦片战争及其前后建构起来的这种的武力对抗中国的正当性(这种意见认为，是对我们怀有敌意的中国人迫使我们自卫)，以及中国人是愚钝的排外的这一刻板印象，一直严重影响着西方的对华态度。《中国丛报》在1836年底宣称，中国是“一个独立成长起来的、不大理会其他国家的自命不凡的国家，她视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如她，她在文明、资源、勇气、艺术和军事上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中华帝国的整个社会基本结构自身没有破碎分裂，这似乎的确很奇怪”。一记“来自外国强国的有力、准确的一击”，“就会动摇她的基础”。

1839年，清政府拒绝在英国鸦片贩子做出停止把他们一船一船的鸦片运送到中国的承诺之前，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淡水并恢复贸易，广州英国商人的院外游说团向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施加压力，要求他予以干涉，这时，英国政府决定给予中国这一击。10月18日，帕麦斯顿通知他在中国的代表查理·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翌年将会有一支舰队到达中国向清政府开战。看到英国远征军舰队于1840年6月底到达中国，发动第一次对华战争，在中国南部的《中国丛报》欢呼道:“有这么一支军队在这里，全世界一定会感到高兴。”

然而，在鸦片战争时，中华帝国的大多数人--包括一些指挥战争的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正在与英国进行一场鸦片战争。直到1840年7月底，亦即英国认为武装对抗已经开始一年以后，道光皇帝还没有意识到他要打一场仗了。直到那一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英国的军舰开到了离北京最近的港口天津，致送了一封英国外交大臣给“中国皇帝的大臣”的信件的时候，他对英国的枪炮为什么连续轰击他的帝国东部沿海地区还一头雾水。在终于正式确认中英之间发生了冲突后，道光帝和他的大臣还是不承认这是一场“战争”，他们更倾向于把它称之为是一场“边衅”，是中国海防线上一系列单个的地方性冲突。即使是在英国人用当时最新的军事技术打败缺乏训练、指挥混乱的中国军队时，英国人在中国朝廷的文件中仍然被看作是“丑类”、“匪类”、“强盗”、“贼寇”、“叛贼”(偶尔也被称作“横逆”)--这些都是用来指反抗清政府仍在坚定地作为其核心观念的世界秩序的犯上作乱者，而这些犯上作乱者都是不能长久的。在中国统治者眼里，英国的犯上作乱不过是又给他们多添了个麻烦，与中国政府那时正在镇压的其他内乱和边患相比，不值得大惊小怪。

然而，不论怎么说，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鸦片战争已经从一次不起眼的“边衅”转变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悲惨开端。这场冲突的当代重塑是要让中国人民记住，他们的国家曾经遭受西方的欺凌，“旧社会”的所有问题在后来都已经得到解决。

然而，如果越过当今中国正统的历史观点再看远些，我们会看到中国及其与一个西方强国第一次公开冲突的完全不同的画面开始浮现出来。19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个天生就排斥外来事物的国度，而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与其他大多数社会一样)能对外部世界作出多种反应--半信半疑，疑心重重，盛气凌人，充满好奇。20世纪的中国赋予鸦片战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一事实，是中国对西方开放程度、而非敌对程度的试金石。鸦片战争还在打着的时候，在西方观察者看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对众多中国观察者来说，它看起来不过是这个帝国其他边疆地区的地方性骚乱这一宏大叙事中的边角料而已。不过，从1920年代起，通过重塑，鸦片战争成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中国当政者已经认可彻头彻尾的西方中心主义对其过去历史的看法，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个“沉睡中的国家”，在等待西方把它唤醒。读读19世纪中叶英文著作对中国和那场战争的叙述，你就会自然地认为，在遇到英国的炮舰之前，中国没有历史。扫一眼比较详细的近代中国历史编年，就会明显发现，中国动乱发生的内因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外因:19世纪造成百万人死亡或流离失所的多次农民起义，20世纪的多次内战。

官方媒体努力使读者和观众相信，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历史。(事实上，近代中国的历史如果被描述为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相勾结的历史，也一样会让人相信。与任何一个经常遭受外来侵略和占领的国家一样，中国也有与外国人合作的丰厚传统。)但是，自怨自省而不是找外国替罪羊，已经主导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努力。看一看中国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叙述，就会发现，他们不是把中华帝国的失败归咎于外来侵略，而是归咎于中国自己的官员和军队缺乏组织和懦弱胆怯。

中国人对鸦片战争以及一般地对帝国主义的反应，有个复杂的历史变化，这并不能丝毫削弱19、20世纪许多西方人对中国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种族主义态度，这种种族主义态度表现在西方政治家、军人和普通评论者的著述和行为中。即便柯文(Paul Cohen)在其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坚持认为，历史学家对帝国主义加之于中国的影响作了简单化的诠释，他还是写道:“有一点不用怀疑，即:在今天，每个人--或不论在什么程度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帝国主义看成是坏的。”正如许多人已经论述过的那样，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对抗经常是扭曲的、泯灭人性的。但是，鸦片战争及其后果的确暴露出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个地方是怎样的碎片化:即使是一场看起来明白无误的外来侵略，却怎样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愤慨、艳羡、自怨)，出现了不同的效忠对象。

本书将从这场战争的一些戏剧性事件开始--清代中国在边疆地区与世界的广泛接触;清政府内主张禁烟者们的错误估计;两国相互间的不理解推动着双方走向战争;英国投机取巧的伪善;英国占压倒地位的优势和中国对军事现实缺乏认识导致的可怕流血冲突。然后跳过鸦片战争之后的170年时间，厘清中西双方对鸦片战争神话的构建，再叙述中国强化了的帝国主义造成的“国耻”--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义和团起义及随后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30年代的日本入侵……通过这一宏观叙述，将把禁烟者们奇怪的、矛盾的故事编织在一起，其中有西方传教士禁烟者的歇斯底里，试图用砒霜、海洛因和可卡因戒除吸毒者毒瘾的医生，20世纪中国两个最大的领导者蒋介石、毛泽东的毒品清教主义--众所周知他们二人都是鸦片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在这里，我想就本书的范围做个简单说明。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倾向于把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合在一起，把它们看作是西方侵略中一个连续进行的单元。毫无疑问，第二次鸦片战争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是一次令人感兴趣的冲突:它的政治象征意义，它的历史讽刺意味，以及内乱外患交织在一起。但是，由于两个原因，本书主要集中论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历史细节。一个原因是知识上的，因为它在中国历史编纂中的重要地位--“百年国耻”的开端--我特别想探索它的真相，以及这场战争是怎样被做了歪曲的理解，从而构建了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的。在这里，我把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作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一部分，以说明中英之间早期冲突造成的对中国的谬见是怎样迅速生长为暴力、偏见和罪恶的。第二个原因是实际的考虑。在我写作本书时，(就我所知)还没有一本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文著作，既利用了英文资料，也利用了1990年代编辑出版的大量中文资料。开始写作时，我意识到，相关资料的丰富及其所蕴含的历史问题(涉及中西之间的关系、汉满之间的紧张、清帝国的运转失灵)不是一本书所能涵盖得了的。尽管有些历史学家如黄宇和(John Wong)和何伟亚已经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些关键方面(它的合法性，它的象征意义，它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作了出色的论述，英文读者还是缺乏一本完全把西方资料和中国资料结合起来并进行比较的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普通历史读本。很遗憾，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把这一研究包含进目前这本书中，但我非常希望1856-186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一天会得到明确的、利用双方资料的研究--它们值得进行这样的研究。

第一章 鸦片和中国

让我们看一幅中华帝国晚期鸦片吸食者的照片。在这张有代表性的照片中，两个男子斜靠在一张长榻上，身上裹着有衬里的提花丝织长袍。其中一个男子把手臂搭在一个年轻女子的肩上，这个年轻女子斜靠在他的上半身(看起来有点儿不自然--或许是有吸食者在盯着她看，或许是因为正在照相的缘故)。两个男子头靠着床头板，眼神向下越过长榻盯着照相机，眼睛半眯着，面无表情。(还碰巧其中一个吸食者手中令人费解地抓着一只玩具狗。)即使在今天，合成鸦片制剂使得鸦片看起来毒性不那么大了，在布拉塞(George Brassa，本名Gyula Halász，在巴黎成名的匈牙利摄影大师。--译者)拍摄巴黎先锋派把鸦片重新包装为放荡不羁的高雅之物几十年之后，这一景象依然让人感到有些不适，比一对高加索醉鬼的照片更让人感到不舒服，尽管这两个吸食鸦片的人显然生活优裕，看起来也不是有太大的鸦片烟瘾。也许，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躺着吸食毒品显得非常颓废堕落，仰卧的姿势十分猥琐龌龊。吸食者用吸了毒的阴沉眼神(我们这样想象)平视着我们，好像在向我们示威:“我们是故意而且高兴地吸食鸦片来毁灭自己，你们想怎么样?”

不管我们的政治多么自由，我们仍然会对鸦片抱持成见，这种成见中既有道德的因素，也有科学的因素，它是从一百年前就在西方(也包括中国)开始形成的，这种成见把吸食鸦片看作是社会渣滓或专干坏事的人所乐意干的恶行。不过，除了对于吸食鸦片进行谴责外，还要看到，吸食鸦片是个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这就是19世纪的广泛争论，先是西方传教士和医学界的观点，然后是中国政府决定谴责中国存在的吸食鸦片的风习，把它看作是病态的、不正常的--是中国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人们思想意志上的民族病。

19世纪40年代初，中英两个国家进行了一场以鸦片为名的战争，鸦片扮演了改变两个国家形象的非凡角色。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中国，鸦片一开始都只是一种外来的药品(在英国是土耳其药品，在中国是印度药品)，先是在19世纪引种，然后在该世纪末又作为外来毒品被坚决拒之门外。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不论是在一般大众眼里，还是在医药专家眼里，鸦片除了能缓解疼痛之外，大家对它并没有其他共同的看法。它比酒精的害处是大还是小?它会使使用者变得粗野没人性吗?它会使人的肺变黑、会像吃了鸦片的蛆虫那样爬吗?没有人能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随着烟毒流入内地，烟祸遍及各地……沉湎于鸦片者是在浪掷生命”，清末一个名叫张昌甲的鸦片吸食者在用若干页篇幅对吸食鸦片进行评论前悲叹道:“鸦片实为世间不可少之物。”鸦片吸食者给人的形象通常是萎靡不振，整日昏昏欲睡。对许多人[包括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他在鸦片酊的支撑下，夜里在伦敦的街头游走。]来说，鸦片是兴奋剂。中国的劳苦大众靠着在中午休息时抽几口鸦片，来恢复体力和精力去从事繁重的劳动。19世纪末，一个牧师注意到，这些人“简直就是靠鸦片活着，鸦片就是他们的酒肉。”维多利亚沼泽(Victorian Fens)中的情形与此没有什么不同:“一个要做苦工的男人开始工作前先服用(鸦片)丸子。”19世纪中叶的一个观察者写道:“很多人都往啤酒里放点儿鸦片，要不他们决不喝啤酒。”关于鸦片的作用更令人困惑的是，1840-1842年间在中国的英国军队指挥官注意到，清军士兵经常在准备作战时先要饱吸一通鸦片，结果，鸦片使一些士兵镇静下来，使一些士兵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兴奋起来，还使另外一些士兵昏昏睡去。

即使到今天，在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医学发展之后，鸦片对人类体质的影响还有许多未知之处。不论是采用吃的方式、饮的方式还是吸的方式，鸦片的基本作用都是一样的:它令人产生幻觉的成分是吗啡，这是一种脂溶性生物碱，它被血液吸收，(根据准备的力度、服用的途径和个人的感受性不同，在几秒钟或几分钟内)揿动细胞中的开关--类鸦片活性肽受体。一旦揿动，其中的一个开关--μ受体--就会减缓掌管疼痛感的神经末梢的化学传感器的释放。吗啡产生的痛感缺失以及其他的许多相似物，例如海洛因，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能在几分钟内解除巨大的痛苦。鸦片远远不是仅能够使痛感消失，因为它进入血液，到达肠道，减慢肠道的蠕动，止住腹泻和痢疾。它通过抑制咳嗽中枢，产生镇咳作用。或许最为大家熟知的，是它能促进多巴胺的释放，多巴胺是使大脑产生愉悦情绪的荷尔蒙。简而言之，鸦片能使我们精神愉快。

和所有毒品一样，鸦片也有其不受欢迎的消极作用。它的一个缺点是它会引起反胃恶心(这是在40%服用吗啡的病人中引起的反应)。如果服用它是为了缓解痛苦而不是治疗腹泻，它会导致便秘。它最大的直接的缺点，是它会减慢甚至是停止大脑中控制呼吸的中枢，因此，使用过量的话，它会令人窒息而死。由于过量服用鸦片的人一般都死得很安静，很久以来，鸦片是缺乏勇气的人自杀时所依靠的良友，是暗杀者的好助手。此外，多巴胺能使人增强满足感，也能增强其他的、不那么令人愉悦的感觉。它能加强、放大对恐惧和危险的感知，因而也是导致妄想狂、猜疑症和精神分裂症的药剂--德·昆西的幻觉症就是这样产生的。(德·昆西常年吸食鸦片，出版有《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书中描述的东方景象就是他的幻觉。--译者)

鸦片的最后一个缺点(像许多由多巴胺产生的反应，即被由它产生的愉悦感所控制一样)，是它诱使人渴望从头开始重新体验整个过程。如果没有外界物质如鸦片的刺激，类鸦片活性肽和多巴胺受体就会以毫不被注意的平衡状态安静地存在于我们的体内。然而，一旦一个受体受到刺激，这个受体就会变得不再敏感，就会失去平衡，就会要求经常性的、或许还是持续增加的那个刺激物的供应。如果体内的神经系统平衡和化学平衡要依靠体外的药物来维持，供应的突然中断将会带来不良反应症状--发抖、疲惫、发热、起鸡皮疙瘩[goose-pimples，这是“cold turky”(突然戒毒法)这个说法的来源]、恶心、腹泻、失眠--这些症状只有靠醒酒液才能缓解。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中，鸦片的历史形象几乎与它的化学作用一样多姿多样。对欧洲人来说(他们从17世纪初开始买卖鸦片)，它首先是提供了一条通往中国市场的道路(“鸦片交易看起来有鸦片的特性，”一个金盆洗手的鸦片贩子回忆说，“它们传达了一种平和的心境，出售鸦片时付百分之三的佣金，得到百分之一的利润，没有坏账!”);其次，它又赋予了把中国从吸食鸦片的不良嗜好中解救出来的道德正当性(“所有的中国人都多多少少道德感不强，”1842年后一个英国传教士解释说，“这正像你在任何一个不信上帝的国家中期望发现的情形一样。不过，对于吸食鸦片的人，情况就更糟。”)。大概在1870年前后，西方反对中国吸食鸦片的风习的因素中，又加入了其他的旧偏见，形成了“黄祸”论(Yellow Peril)。按照“黄祸”论的逻辑，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喜欢鸦片，摧毁了他们身上正常的人体反应的任何可能:这是“一种癖好”，一个“潜在的巫师”，使他们成为高深莫测的没有道德感的、愚昧仇外的吸毒大军，用来对西方进行报复。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鸦片带给了他们吸食上瘾的危险，但也带给了他们很多好处:包括利润，解除了不太重的或慢性的病痛，获得了毒品造成的幻觉、甚至是美感的享受。因而，到19世纪末，即使是鸦片的形象已经彻底变成为只是被诡计多端的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中国的外来毒品之后，对鸦片的这种看法也并没有维持多久。对西方的愤恨很容易就退而变成对自己的厌恶:民族主义道德恐慌的潜台词是，英国人是给我们带来了鸦片，但这是我们自己吸食上瘾的。1839年，在导致了与英国的战争的禁烟运动前夕，中国主张严禁鸦片的人--包括态度坚决的林则徐--以肯定的语气谴责烟毒，说“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鸦片戕害生命，将使我中华之人尽沦为虫豸犬豕”。但愿事情是如此简单。

鸦片最初是从边界含混的“西域”(包括古希腊、古罗马、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引进中华帝国的舶来品，中国文献(一本医学手册)对鸦片的最早记载在8世纪上半叶。它可吃可饮，有多种不同的服用方法(磨碎，煮熟，加蜂蜜，泡茶，与生姜、人参、甘草、醋、乌梅、米粉、冬虫夏草混合使用)，可用来缓解各种病痛(腹泻和痢疾、关节炎、糖尿病、疟疾、慢性咳嗽、体质虚弱)。到11世纪，人们认识到它不仅能治病，还能给人带来愉悦。“便口利喉，调肺养胃。”一个心满意足的鸦片吸食者注意到鸦片的作用，“饮之一杯，失笑欣然。”大约四百年后的一本宫廷编年史著作中详细说明道:“鸦片状若没药(又名“末药”，是橄榄科植物地丁树或哈地丁树的干燥树脂，可作药用。--译者)而深黄，柔韧若牛胶焉，味辛，大热，有毒……方士、房中、御女之术多用之……其价与黄金等。”鸦片被认为能控制射精，据性学理论说，控制射精能使男子回精补脑。在中国明代(1368-1644)，添加了鸦片的壮阳药风行一时--这可能是明代皇帝死亡率高(明代总共十六个皇帝中，十一个皇帝没有活过他们的四十岁生日)的原因。1958年，作为彻底根除中国毒品最后冲刺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建政不久的共产党政府发掘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患忧郁症的万历皇帝(尽管他活得很长)的陵墓，发现他的骨殖中含有吗啡。大胆的明宫厨子甚至尝试着用旺火炒吗啡，把罂粟籽精加工成凝乳，用它来代替豆腐。鸦片是明朝灵丹妙药“大金丹”(用于治疗牙痛、跌打损伤和房事不举)的主要成分之一，在这味药中，鸦片与牛黄、珍珠、冰片、麝香、犀牛角、羚羊角、儿茶、朱砂、琥珀、沉香、木香、白檀以及其他药材合在一起用，这些药材要先用金箔包上，然后碾碎，和上人乳捏成丸，最后用梨汁送服。(据药学手册，一次服用一丸。)

还有另外一种舶来品--从新大陆引进的烟草--也导致了吸食鸦片。烟草是在1573-1627年间的某一时间点上引进中国的(与花生、甘薯和玉米差不多同时)，到17世纪中叶，吸烟之风已经蔓延到全帝国。1644年清朝建立后，把吸烟作为“其罪甚于箭术之荒疏”而予以严禁:吸烟者和卖烟者会被罚款、鞭笞以至砍头。但是到了1726年左右，清政府不再把吸烟当做是坏事，因为京城外已经遍植烟草了。18世纪早期，一个新奇的发现通过来往于中国和爪哇的商船从爪哇传到中国，这就是:如果先把烟草在鸦片的浆汁(主要是葡萄牙货)中浸泡过，吸起来感觉会更好。这个新发现的第一站是清政府新征服的台湾，然后从台湾传到大陆沿海，再传到内地。

正是吸烟的方法教会中国消费者吸食鸦片的方法。吸烟是社交性的，讲究技术，有很高的鉴赏性(要用玉、象牙和龟壳为材料并饰以雕刻、镶嵌以珠宝的烟具，用银制灯具加热调制鸦片，吸食者要躺靠在漂亮的红檀木长榻上)。比起吃鸦片和喝鸦片来，吸鸦片对人的生命威胁也小:大约80%-90%的吗啡通过烟具冒出的或人呼出的烟散发掉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形成了自己的鸦片文化:它成了饭后的时髦享受，(妓女)卖唱生意场上的主要润滑剂，所有有脸面的人待客时的必备之物，皇帝及其家人在皇室生活中减轻压力时最喜欢用的东西。鸦片烟馆可能会是有益健康的地方，甚至是豪华奢侈的地方，远不是狄更斯笔下那种老套的“罪恶之窝”(den-of-vice，指妓院)(像惊诧不已的毛姆在1922年--中国鸦片毒患最严重的时候--说的那样，鸦片烟馆像是个“温馨的啤酒馆”)，在这里，一帮臭味相投的朋友可以喝着茶、吃着中式小点心，享受一两锅文明烟。

19世纪初的某个时候，吸鸦片的人开始不再吸在鸦片浆汁中泡过的烟--或许是因为纯鸦片价钱更贵，因而表示更有社会地位。大约在这个时候，拜英印(它在1793年建立了鸦片制造垄断制度)勤勉的统治者实施的质量控制之赐，鸦片的供应也变得更为可靠，鸦片里也不再常常被掺杂进诸如马粪、沙子等类的脏东西。吸食鸦片堪称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完美的烧钱方式，它的每一个步骤都要花费不少时间，要精心操作，花钱很多:要购置精致的烟具，要学习复杂的熬制和吸食方法(把黑色的鸦片丸烤软成胶状，塞进烟枪顶部的烟锅里，然后慢慢地、稳稳地吸，把气态的吗啡从鸦片里吸出来吸进肚子里)，然后享受麻醉带来的飘飘欲仙的瞌睡。最好的家庭会更进一步，会雇佣一个鸦片师傅为他们准备好，以炫耀他们的富裕。这个帝国对鸦片的迷恋，可以从其为吸食鸦片制造的精美的器具中，从酷爱鸦片的人为他们所追求的这个甜蜜蜜的东西谱写的歌词中，或从赤裸裸的统计数据中看出来。1780年，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轮船只靠运一船鸦片到广州还做不到既不赚也不赔。到1839年，鸦片的年进口量已经达到4万箱。关于鸦片在18、19世纪的中国站稳了脚跟这一事实，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从1729年以来，它一直是非法的。不过，在接下来的世纪里，它成为有声望的走私货，被这个帝国中最好的(也有一些是最坏的)人买卖和珍视。当代中国对鸦片的立场，则把它看成是邪恶的外国人强加给中国无助无辜者的道德毒品。事实的真相是，它是双方费心劳神、互相勾结的产物。

18世纪末英国人进入这个行当时，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只是在提供一种服务，是在满足一种需求，而不是在创造一种需求。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人，尽力将其作为东方最为高尚体面的行当来呈现给国内的民众。渣颠热情地向埃塞克斯郡(Essex)的一个朋友建议说，投资鸦片贸易，是“我所知道的最安全、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英国地区名。--译者)应该也是这样看的。对于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职员来说，鸦片贸易是不用他们插手又能获得稳定收入的生意，他们仅仅是作为在加尔各答的政府机构(Government House in Calcutta)，只需要负责监管鸦片的贸易，让英国和印度的私商把鸦片出售给中国的鸦片销售商，再由中国的销售商运到中国的沿海和内地去销售，完成这个肮脏的生意。1839年的一段文字就此总结道:

从鸦片贸易上，多年来东印度公司获得巨额收入，英国政府和英国国家也在政治上和财政上获得无法计数的好处。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差额有利于英国，这……直接支撑了英国在东方广大地区的统治机构……而且不用使印度变得贫困，就给英国带来每年六百万英镑的好处。

然而，近距离地看，鸦片贸易比英国那些主要的鸦片贸易支持者所说的看起来要更为声名狼藉。渣颠和马地臣这两个在广州从事鸦片贸易的元老(也是19世纪30年代主要的主张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贩子)，原本就不是绅士，不管他们是如何地努力要把他们赚的钱漂白。渣颠1784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农场，9岁时失去父亲，十几岁时，他在哥哥的帮助下，才勉强通过了爱丁堡医科学校的考试。他是在商船上当医生住舱底、疗创伤的过程中了解到东印度贸易的，虽然他得到的报酬不多(每月10英镑)，但是这份工作的一个额外好处是有兼职做买卖的机会--船上的高级职员被允许买卖两吨他们自己的货物。渣颠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机会。在第二次随船出航时，他失去了40英镑薪金，因为那艘船先是在广州遇到一场台风受到损坏，然后又受到一艘法国军舰的袭击，之后他成了战俘，那艘船及船上的官货全丢了。然而，他还是靠卖掉他自己的货物赚了大约175英镑，他的这批货物是他很聪明地通过另一艘商船从孟买运回英国的。到1818年，他已经跃升到管理层，被提名为印度一家私人贸易公司的代理人，翌年，他移居到广州从事鸦片贸易。

马地臣成为私营商人的路程要顺利得多:他的家庭的商业影响使得他在十九岁从爱丁堡大学刚一毕业就成了东印度公司的签约学徒，他刚到亚洲时，似乎还没有认真考虑从事鸦片贸易的决定。1800-1820年二十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翻了一番。尽管从事鸦片贸易绝不是一种纯粹的伦理选择，但英国商人进入鸦片贸易，也不是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是把中华帝国变成毒品奴隶的精心设计的阴谋，而是对其他英国输华商品(钟、表、皮货)销售衰退的一种贪婪的、务实的反应。“鸦片就像黄金一样，”马地臣的第一个商业伙伴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在1818年写道，“我可随时卖出。”即使下面的说法也不是真实的:19世纪开头几十年间清政府飘忽不定，又不间断地进行的禁烟运动，加上印度鸦片投机取巧过量生产，鸦片贸易的利润忽高忽低，变化不定。1825年与渣颠成功合伙之前，由于过度扩张，马地臣在广州曾经两次面临破产，只有另外一次，鸦片价格毫无征兆地大幅度下降，他大胆地把鸦片贸易推进到东部沿海地区，这才得救。

另外，从事鸦片贸易还面临着身体受伤的风险:一次，渣颠在广州城门口呈递禀帖(所有在广州外国人的正式书信都要经由城门呈递)时，可能由于不小心，头被重重地撞了一下，为他赢得了“铁头老鼠”的中国绰号。不论是渣颠还是马地臣，都太急于赚钱了，他们根本没空装模作样像个彬彬君子那样去做投机生意:渣颠在他的办公室里只放了一把椅子--这把椅子是他自己坐的--以防访客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浪费他的时间。但是一等他发了财，他似乎就忘记了这一切，摇身一变成了维护鸦片贸易稳定安全的热心宣传家，称鸦片贸易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最安全的生意”。(渣颠说这话是在1840年，在此前的两年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公开在外国商馆前处死走私鸦片的中国人，监禁英国在广州的鸦片商人，捣毁他们的库存鸦片，把他们从大陆驱逐到荒凉的香港岛上。)

尽管如此，贩卖鸦片赚的钱最后的确把他们变成了绅士:第一个是渣颠，他1839年回到伦敦，为议会充当发动侵华战争的军事顾问，之后于1841年毫无争议地成了下议院议员。[事实上，他并没有成功地平息所有对他过去历史的质疑。“噢，那是个可怕的人!”英国首相迪斯累利(Disraeli)1845年有点儿戏剧化地描述他说，“一个苏格兰人，比克罗萨斯王(Croesus)还富有，是个吸毒先生，刚从广州回来，每个口袋里都装了贩卖鸦片赚的100万英镑，他谴责腐败，咆哮着要求自由贸易。”]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签订一年后，渣颠死于肺水肿，他死时把他的议员席位和公司的董事职位一并留给了马地臣，马地臣立即从鸦片贸易中金盆洗手，花了50万英镑购买了路易斯的赫波利蒂安岛(the Hebridean island of Lewis)，把自己重新塑造为一个从事正当工作的苏格兰地主。这个大人物的雪白半身雕像从路易斯的斯托诺韦城堡(Stornoway Castle)的草地上傲慢地眺望着大西洋，雕像下面的铭文(他的妻子所作)真实地讲述了他的故事:

他是上帝之子，毫无疑问生活在圣灵的影响之下:“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马太福音，25:21)……(他)长期住在广州和澳门，是著名的怡和洋行(House of Jardine, Marheson & Co.)创建者之一。在他与马地臣先生合作时期，怡和洋行因其讲道义、正直诚实和允许所有人在东亚地区自由使用它的名义这一慷慨义举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鸦片贸易还努力从其与传教士传教活动的合作中给自己脸上贴金，鸦片贸易和传教活动互相依赖--鸦片商人依赖上帝的人的语言技能，后者则依赖前者提供的沿海北上的航道。(当然，1842年后，传教士们可以利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的侵略权益了。)在某些最为成功的鸦片贩子心中，在毒品和信仰之间看起来几乎没有矛盾之感，一个虔诚信教的毒品贩子因义士(James Innes)在冒着危险沿海岸北上贩毒途中的1832年12月2日日记中写道:“正忙着销售，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哪一个人比郭士立能更好地体现出这种结合。郭士立是波美拉尼亚传教士，后来成为英国占领中国的间谍(他的一个姻表亲描述他的形象是“五短身材……眼露凶光”)，他喜欢把为鸦片利益而奔忙作为自己的职业，这一职业使他的生活多姿多彩，有利可图(只是时间不太长:在发现被教民大规模诈骗后，他因失望而于1851年去世，这时《南京条约》签订刚过9年)。 1832年，渣颠在第一封请他入伙的信中写道:

尽管我们真诚地希望，你无论如何都不要因为显得对被很多人看作不道德的鸦片贸易感兴趣而损害你计划中的宏伟目标，但是这种贸易绝对有必要给予任何船只公道的机会……鸦片贸易之旅赚的钱越多，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给你一笔钱用于你进一步推进计划中的宏伟目标，对于你的成功我们也深感兴趣。

他们的分歧圆满解决，因为在郭士立自己的心中，事情真的十分简单--经商(不管用什么手段)和传教密切相伴。“我们的商业关系，”他在1832年一篇有影响的关于中国的报道中欺骗英国读者说，“目前建立在保证沿海贸易持续进行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这最终会带来福音的传播，对此，很多扇门已经打开了。”郭士立善于自欺，精通中国东南地区的方言(在这点上，当地人误把他当作是土生土长的“汉人之子”)，他有太多的翻译工作要做，以至于他都忙不过来。“郭士立为我当三天翻译，我会给他1000块钱。”因义士在他的福建之行时感叹道。郭士立的沿海之旅，给了他一个接触到潜在的信教者的机会，他对他们发表讲演--他当时的心情驱使他这样做--讲他们可怕的赌博、偶像崇拜、自高自大、吸食鸦片等等。据郭士立说，他的《圣经》小册子随着鸦片箱上了岸，找到了许多“热切的、感恩的读者”(尽管这些珍贵的纸张实际上干什么用了--或许是糊墙上的洞了，或许是干别的什么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再者，他更擅长做翻译和传教以外的工作:当6艘中国官船试图阻止中国鸦片贩子的小船靠近怡和洋行的趸船时，“郭士立博士穿上他最好的衣服……拜访了他们……他要求他们立刻离开，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再在我们附近停泊，我们会灭掉他们。他们立刻就走了，说他们是由于天黑看不清，误停泊在了那儿，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对于那些处于鸦片贸易第一线的人--欧洲鸦片趸船的船长和中国的批发商--来说，这个行当交织着魅力、利益和冒险。到19世纪20年代，对鸦片贸易的严厉海禁措施催生了灵巧敏捷的鸦片飞剪船，它有能力抗击印度洋的季风，航速快得多，因而淘汰了印度大商船(Indiaman，为与印度及东印度群岛进行贸易而设计制造的一种大商船。--译者):“这种飞剪船就像刀子一样切开船头的海水，有……耙子似的桅杆和尖尖的船头，行驶起来就像飞奔中的灰狗的头。”鸦片船的船长薪酬很高，因为他们在航行中要负责记数已用的时间，要监视那些有可能哗变的船员，要和海盗作战。暴力冲突在所难免:有来自于清政府兵船的，有来自于海匪的，有来自于自己的船员的。当地的海盗(中国人称之为“海贼”)是最大的威胁--从一旦有机会就捎带着干些小打小闹抢劫勾当的小渔船，到由多艘船组成的专业海盗队伍。1804年，葡萄牙控制的澳门差点儿被由70艘船组成的强大海盗船队攻占。在他们手中，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作武器:首先当然是传统的火器，另外还有恶臭弹(内装火药和白酒的瓦罐)，点着后扔向商船，用它产生的烟弄瞎商船上人的眼睛。海盗们的生存状况极其恶劣(船上老鼠成群，是“他们有意养来……作美味来吃的”，一个犯人回忆说)和一旦被捕必死无疑的结果，使得他们对俘虏凶狠残暴:死于1795年的一个船长曾被裸体捆绑在甲板上好几天，只偶尔给他一点儿水和米饭。但这并不是针对异族施加的暴行，对沿海地区当地人的处置更为暴虐。一个中国兵船的船长被抓后，还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肠子就被切开，心被掏出来，然后被泡在酒里吃掉了”。

但是，19世纪早期的外国商人在鸦片贸易过程中只起部分作用，把鸦片分送到大陆内地的工作由中国本国的--汉人、满人、穆斯林--走私贩子来做。飞剪船只需驶到从香港到广州三分之一路程的伶仃洋，这是个没有什么明显特征的小岛，在那里，他们把货物卸到已经因过时而被淘汰了的大船上，这些大船权且当作浮动的仓库，然后，又细又长的中国走私船--以“蜈蚣”、“快蟹”或“扒龙”之名而在鸦片贸易圈内闻名，每艘船由20到70名全副武装的人操纵--驶到大船旁边，装上鸦片，完成在广州商馆购买的订单。从这里，鸦片进入输往全帝国的流通系统:或夹在不违法货物的发货单里，或用布匹遮盖住，或藏匿在棺材里，沿着南部沿海细窄的水道运进广州城。在每一个环节，都得买通当地的有关人员:有经纪人、信使和到欧洲商船上(鉴定银币真假)并由欧洲人付费的“货币鉴定人”，有制造扒龙船的态度粗暴的蛋民，有把鸦片运上岸的走私分子，有广州的掮客，有鸦片烟馆、饭馆、茶馆和妓院的老板们。

鸦片贸易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很乐意这样做，即使他们周围到处是鸦片走私活动，他们也佯装看不见。马地臣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合作伙伴说得好，他不无挖苦地质疑代理商的鸦片飞剪船“是否有过做这种买卖的经历。欧洲人操纵的商船一出现就自己发出警报，告诉每一个人他们的到来……只要设想一下中国人用中国式平底帆船在英国沿海进行茶叶走私活动就可以了”。通常，所有需要卸下鸦片的交易都要花点现钱，有时还会有一点故弄玄虚的蒙骗。如果鸦片代销商运气好的话，相关官员只对每箱鸦片收取规定数额的贿赂，不会额外索贿--就像是应该征税的商品，好像鸦片不过是跟棉花、糖浆一样的正常货物。如果他运气不够好，他就会受到一通训话，先讲鸦片走私的祸害，或者宣读皇帝最近关于鸦片走私的谕旨，然后才允许他交上贿赂。但是默许--因为利益由此而来--似乎是基本的规则:1832年，东印度公司进行了一次探索性的沿中国海岸北上贸易之旅，一路上受到刁难，就是因为这艘船“阿美士德勋爵号”忘记了携带鸦片。

当从飞剪船上安全地卸下货物，准备返回印度的时候--也只有当这种时候--1830年代中期一个冷嘲热讽的观察者注意到，清政府的船只最后会上演一场虚张声势的追击:“会看到二三十艘中国兵船慢慢地划……向他们……决不会近到炮弹的射程之内，有时为了开玩笑，如果一只飞剪船为了让他们追上而停止航行，他们决不会接受这种邀请，而是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然后会向全国发布一个声明，声称‘我天朝兵船拼力死战，番鬼逃遁，其受创甚重，谅其不敢再来我海岸。’”因此，19世纪30年代一个美国商人总结说:“我们用极为冷酷的态度追求邪恶的目标，照料我们的生意，拖拉我们的船只，散步，享受美食，所以，那些年日子过得要多愉快就有多愉快。”

从它的南边入口，广州的鸦片一路杀到帝国的最北边:通过小毒贩的货担和家养骆驼的背，通过山西和陕西商人的商队转运到新疆，通过赴京参加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的考生行李带入北京。几乎在皇帝的臣民所到之处，只要能省出点钱，他们就随身携带鸦片。1793年，约翰·巴罗(John Barrow，又译“吧龙”。--译者)--第一个英国赴华使团的贡物总管--注意到，鸦片的价格使得它的吸食者只限于“有钱人”。到1820年代，瘾君子已经渗透到全社会。“富民开始矣，”东南地区的一个读书人回忆那个年代说，“而贫民效尤矣。” 19世纪中国鸦片市场的规模和多样性可以通过对这种毒品称呼的多样化体现出来:“鸦片”(至少早在明代就创造出来的外来词)是目前使用的名字，直译成英文是“乌鸦切片儿”(“crow slices”)--大概指成品鸦片是黑色的。不过，在译为“鸦片”之前，已经使用过的称呼先后有“底也伽”(大概是对希腊蜜一样甜的opiate的简单翻译)、“罂粟”(因为罂粟的籽像米粒)、“米囊”和“乌香”。在整个19世纪，“鸦片”和许多其他的称呼并存:阿芙蓉、大土或小土、洋土、洋烟、洋药。顺便说一下，“洋”这个称谓并不意味着害怕或不信任外来的东西，而是表示对昂贵的不易得到的外来事物的彻头彻尾的狂热喜欢。“今……以外洋之物是尚，”19世纪中叶的一个文人写道，“曰洋铜，曰洋瓷，曰洋漆，曰洋锦，曰洋布……遽数之不能终其物。”

到鸦片战争时，中华帝国不只是进口和普及这种值钱的外国货，它还大量生产。(然而，尽管土产鸦片由于价格便宜而受欢迎，但由于外国鸦片的巨大影响力，土产鸦片一直是外国鸦片的可怜的伴生品。)在易于种植的地方(特别是中国西南部地区，但也包括东部沿海地区，以及西北的陕西、甘肃和新疆)，它是一种神奇的农作物:销路很好，年复一年地与棉花、豆类、玉米和水稻一起种植在同一片土地上。这种植物的几乎每一部分都有用场:汁液用来制造生鸦片，叶子用作蔬菜，茎用作燃料，籽用来榨油。对于1830年代的南方农民来说，种植鸦片的收入是种植水稻的十倍。到鸦片战争时，鸦片贸易已经遍及全国:吸食(在繁华的东南部地区城市里吸食鸦片成风)、运输、种植(从南方云南的荒僻山区到北方的新疆，遍及西部边疆地区)。

鸦片顽固地拒绝消失:当政府采取措施严禁鸦片，把南部、东部沿海地区的鸦片吸食者和鸦片贩子流放到新疆边疆地区时，这些人就把这一恶习带到了西北。如果西南省份例如云南的本土鸦片种植减少了，中国官员预料沿海地区的进口量就会增加，以填补空出来的市场空间。1835年，官员们乐观地宣称罂粟在中国东部的浙江省已经被铲除;5年后，进一步的调查显示，政府的经办人员只是砍掉了罂粟的上半截，而粗心大意地没有连根拔掉。就在同一年，有34个农民武力反抗派去铲除他们种植的罂粟的官员。

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某个干冷、明媚的春日，一个皇子正坐在书房里研读历史著作。他又烦又倦，便唤他的仆从给他敬烟。“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他感叹道，“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曰‘如意’，嘻!乐则乐矣。”很快他就有了诗思:“目端萦竹雾，鼻观度兰芬。吐纳香偏馥，升沉意颇殷。凝时疑海澨，霭处出山云。”

1820年，这个皇子自己成了中国的皇帝，这就是道光皇帝(1782-1850年)。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主持了禁烟运动，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事与愿违的鸦片战争。在战争的前几年间，道光帝--据一则谣言说--甚至处死了他自己一个戒不了烟癖的儿子。在那40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吸食鸦片从一个懒散的皇太子可以接受的减压活动变成了危险的灾祸?

毫无疑问，在1830年代末禁烟之前的100多年里，朝廷就一直为鸦片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从1729年颁布第一个禁令就开始了，当时，雍正皇帝(1678-1735年)震惊地发现“无赖棍徒勾引良家子弟以此(吸食鸦片)射利……少年子弟堕其术中，或服吸日久而轻生，或家业消尽而为盗，各种贻害，实非浅鲜”。

雍正帝的用词很是有力--但是此后的60年里，却似乎并没有做什么，吸者照吸，卖者照卖:任何一个头上长着脑袋的人都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他吸的、卖的鸦片是合法的药品，不是非法的消遣品;或者仅贿赂一下有关方面即可。从1773年到18世纪结束，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增长了4倍多。 1796年重申了1729年的禁令，同样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只是使得鸦片贩子们把买卖沿着海岸伸展得范围更大，不再仅仅是在广州公然买卖。鸦片是个生意兴隆的行业:19世纪初期，鸦片的需求量和供量应都增加了，价格也提高了--这是对地方官员谋取私利的公开引诱。1799年，已经被重申过的禁令再一次被重申，提醒公众鸦片“性最酷烈，气味恶臭可厌”。1811-1813年间，朝廷继续采取了一些惩罚措施:颁布了一道新的禁令，规定犯禁者杖一百，枷号一个月--这是对太监和仆役的特殊刑罚--发配到极寒的东北终身为奴。到1839年，鸦片进口较之19世纪初可能已经增加了10倍。

清政府在对吸食鸦片推行强硬路线上困难重重，这很容易理解:看起来没有人会同意吸食鸦片是个严重的问题，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个问题。尽管从1830年代以降，呼吁朝廷禁烟的声音不断高涨，但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不论是在中国方面还是在西方方面，关于鸦片的恶果，不论是它对人们身体的影响，在中国使用的程度，还是它的大量使用抑或是嗜食，达成的共识并不多。不过，对鸦片贸易的谴责在中西双方都是一浪高过一浪。1836年，广州地方政府发布的一份告示中写道:“鸦片烟有如鸩毒。”美国人办的《中国丛报》与此意见相同，说吸食鸦片“结果只有死路一条”，“这种恶习如果……继续下去……与鸦片对瘾君子的奴役相比，世界上其他的奴役就算不上是奴役了”。同样地，中西双方也都有为鸦片进行辩护的人:“如果一直十分节制地吸食鸦片，”鸦片战争期间，一个英国人观察到，“它绝不会对人的身体有害，而是恰恰相反，会引起兴奋感和舒适感，简单说，它对吸食者的害处，不比喝一点儿红酒对我们的害处更大。” 18世纪末的一个中国绅士建议说，在阴郁难受的阴雨天吸食鸦片，会“精神焕发，头目清利……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

19世纪后来的外国观察者则宣传鸦片对吸食者身体的伤害:他们会有“红肿的眼睛，憔悴的面容”，皮肤呈现出“玻璃一样奇怪的光亮，一看就知道是吸食鸦片的人”。 1839年，一个满洲皇室亲王回应道:“受其害者，类皆沉溺不返，几同毒药害人，迨至骨立形销，等于残废。”但是另外一些人则强烈反对鸦片对民众普遍有负面作用的说法。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商人亨特[William Hunter，1837-1842年为美商旗昌洋行的合伙人，汉学家，号称中国通，著有《广州番鬼录》(The “Fan Kwae” at Canton)。--译者]说:“鸦片即使有负面的作用，也极少看到有哪一个人因为吸食鸦片而受到身体上或精神上的伤害。没有证据表明鸦片的滥用……这是显然的……吸食鸦片是个习惯，就像我们饮葡萄酒一样，只要适量，就没问题。”

这种对鸦片是否有危害性的模糊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医学不发达的反映:鸦片“颗粒直接地、局部地影响于肺神经”。一个名叫当肯·麦克佛森(Duncan McPherson)的英国军医--他曾经历了与中国的战争--满怀信心地推测说:“会保卫肺神经系统抵抗疾病”。但是，19世纪中国对鸦片采取强硬路线根本上是困难的，因为鸦片的应用无处不在:是止痉挛的药、镇痛剂、止咳药、退烧药和食欲抑制药。几百年来，鸦片都一直是折磨中华帝国民众的很多常见疾病的缓解剂:腹泻、发烧、疼痛、饥饿、疲劳。既然中国不产阿司匹林(这种情形至少一直持续到1934年，尽管早在1890年代它就已经进行商业生产了)，“鸦片就是我们的药，我们只有这种药”。一个在国民政府(1928-1949)军队当过兵的人解释说。“没有哪种病是不用鸦片治的，”麦克佛森以其亲身经历报道说，“我们也不知道有哪种东西可以代替它。”

对中国鸦片问题的性质或使用程度也没有一致的看法。自从鸦片被政府宣布为非法，对吸食鸦片人数的可靠估计就不大可能了。在整个19世纪，对吸食鸦片人数的估计从占总人口的0.35%到5%再到60%。在这些模糊不清的数据后面隐藏着其他的问题:所有这些吸食者一共消费了多少鸦片?吸食多少可被看作是偶然吸食、适量吸食、习惯吸食、危险吸食?吸食者是不是不断地增加每次的吸食量?反对鸦片的人士--包括中国的和西方的--把鸦片描绘成它一定会使吸食者成为它的奴隶，迫使他们天天去找更多的钱来支付这个毁人身家的嗜好。1837年《中国丛报》上登载的一组影响巨大的图画描绘了一个鸦片吸食者的生活周期:从享有超级特权的年轻富贵公子沦为憔悴不堪的瘾君子，老婆孩子陷入恶劣艰辛的生活之中，去挣钱买他须臾不能离的毒品。但是也有与这种毁灭性的景象相反的例子:有传闻说一个完全可信赖的经纪人超量吸食鸦片，一个积极倡导改革的官员碰巧也是个瘾君子和妓院的常客。与酗酒的“邪恶后果”相比较，有些人发现鸦片的危害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吸食鸦片“基本上是很节制的”。没有人能确定一次吸食多少量是标准的:19世纪中期一次吸食的量从4克到25克甚至更多。清帝国的臣民有和欧洲人喝酒、吸烟一样多的理由吸食鸦片:为了炫耀，为了社交，为了缓解烦躁和痛苦。有的人吸丢了性命，吸光了财产;有的人一次都没吸完就呛回去再也不吸了;还有的人只是每日餐后才吸一吸。

有清一代一直试图对鸦片有所作为，其唯一担忧的是社会控制问题。所有毒品都有使政府当局焦头烂额的共同特性:它不仅会极大地占用生产资金和生产时间，更要命的是，它会使人们内心的自律松懈，会消解维持人们行为规范的约束感。政府当局对享乐主义的鸦片文化引发的社会稳定的威胁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体现在鸦片战争前一个世纪里关于鸦片问题的每一个官方声明中。1729年颁布的第一个惩罚贩卖鸦片的法令，是“照邪教惑众律”治罪的。因此，鸦片的危害不是被认定为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即担心社会秩序可能会出问题。1799年一道谕旨悲叹道:“从前市井无赖之徒，私藏服食，乃近日侍卫官员等颇有食之者，甚属可恶，沉湎荒淫，自趋死路。”

11年后，当在紫禁城内发现了6盒鸦片时，皇帝勃然大怒。他严厉批评说，鸦片使吸食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他像是想起了它的危害，又补充说，“久之遂致戕贼躯命”，然后回到他的主题，“大为风俗人心之害”。大约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开始用理性的医学上的理由谴责鸦片，但依然是先表示鸦片对社会风尚的影响的担忧，然后才对鸦片摧残人的身体表示关心。一个医生谴责吸食鸦片是“今世之丧家败德者”喜爱的“恶嗜”，开始搜集戒烟药方。

鸦片泛滥对政治稳定的威胁，由于政府的财政困扰而进一步加剧。到19世纪的前几十年间--这也是鸦片消费增长的几十年--中华帝国看起来出现了严重的银荒，这对经济的顺利发展至关重要，因为税收和军饷用的都是银子。如果银子少了，相对于小额的日常交易使用的铜钱，银子就会变贵，纳税的民众就会受到榨取，他们就会愤怒，于是就导致了流民、暴动和骚乱:1842-1849年间发生了110起群体性抗议事件，完全是由于银价的上涨导致的。与此同时，政府发现它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军队和公共工程，而军队和公共工程是用来控制普遍的不满情绪的，结果便是风起云涌的社会反抗活动。“开辟以来，”1840年一个官员抱怨说，“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当代的观察和间接证据将其归咎于鸦片。在1805-1839年间，鸦片的进口激增了10倍，从每年3159箱增加到每年40200箱。同时，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则一反往常，进入赤字时代:1800-1810年间，约有2600万美元流入中国;而1828-1836年间，则约有3800万美元流出中国。观察者大受震动，他们猜测中国的财富缩水一半--实际上，大概缩水19%。到19世纪的第三和第四个十年，鸦片似乎突然到处都是了--遍布中国的东西南北和中部地区，广东(鸦片主要是从这个省进入中国的，位于中国最南部)是中国白银外流的最大出口。鸦片的消费，使得经济发展停滞，环境资源枯竭，人口过剩，军队战斗力下降，社会秩序出现动荡恰恰是在晚清林林总总的弊病的原因被触摸到的时候增加了。

尽管如此，也很难说鸦片应对银荒负完全责任。直到1852年之前，中国每年进口鸦片的总值也从未超过800万英镑。而之后的40年中，除了4年外，鸦片进口总值每年都超过了这一数额，有时接近1060万英镑。而且，到1855年左右，白银岁入经历了一个减少阶段--这是与清政府执政效率降低相伴的--之后，本世纪的后半叶，金银供应又逐渐增加(尽管有鸦片消费的增长)，使得清王朝得以捱过太平天国起义这次大规模的国内危机。从1856年到1886年，中国经济回暖，有大约69100美元流回到中国。如果鸦片真的是19世纪上半叶出现银荒的元凶，那么，1842年后鸦片进口飙升之后，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继续出现赤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超越英-印-中这个贸易三角，看一看南美独立运动对全球白银供应的影响。

很奇怪--因为清朝当时正忙于维护自己的安全和主权--清朝长期以来允许自己依赖外国的白银供应:通过中国在菲律宾的贸易，或通过对欧洲的出口贸易，来从南美洲进口白银。在1829年之前的40年中，墨西哥生产了全世界大约80%的白银和黄金。但是，与1790年代相比，据估计，1810年代和1820年代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导致全世界白银产量减少了56.6%。考虑到中国由于对外来白银的需求而卷入到了全球经济之中，拉丁美洲白银供应量的锐减势必会对它产生显著的影响。首先，它使得英国用于购买中国茶叶和生丝的白银量减少，相应地，中国茶、丝的出口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只能是缓慢增长。其次，英国商人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求助于鸦片，而不是供不应求的白银，以换取他们要购买的茶叶和生丝。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固然鸦片进口肯定对中国的白银储备有影响，但是，如果鸦片进口的这第一个繁荣期不是碰巧与世界白银供应的严重萎缩撞到了一起，鸦片进口对银荒的影响就不会如是之严重。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就很可能继续按照惯常的方式为其鸦片的风行埋单，即用茶叶和生丝。换句话说，并不仅仅是鸦片贸易导致了清朝中国的财政不稳，还因为全球性的白银生产和流通问题。

不过，不管是对还是错，到1830年代末，鸦片开始被看作这个帝国所有麻烦问题的替罪羊。朝廷里两派势力--一派是忧心忡忡、焦躁不安的皇帝，一派是有抱负的道德说教者小集团--进一步不幸的冲突，导致了1839年与英国的对抗。

第二章 道光皇帝的决定

对于不刻意进行观察的旁观者来说，中国的皇帝--整天被宫殿、后妃、仆役和叩头包围着--看起来是十分舒适惬意，但事实上却不是那么回事。这倒不仅仅是由于他有治国理政的工作负担，尽管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一个清朝皇帝在宫中一天的活动，一般是上朝听政和批阅奏章，接着是听更多的政，批阅更多的奏章，有时还会召见有关官员，或者审核死刑判决。皇帝还承受着面对公共责任所带来的压迫感。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中国治国理政方法形成的那些世纪)，当时统治中国的周朝确立了皇帝受命于神秘的“天命”的观念。如果一个王朝统治的正当性急剧下降，“上天”就会收回其“授命”--通过诸如老百姓造反、内战和彗星出现等突然降临的大灾难来宣示它的决定，把它交给另外一个人。

与中国前代的大多数统治者一样，清朝统治者也是通过武力手段而不是靠道德优势赢得这个国家的。1644年，一群群满洲骑兵(编练为八旗--这是军事单位，总人数在30万人到50万人之间)，通过中国巨大边墙的一个关口，从东北涌入关内，击败了与之争夺天下的一支庞大的汉族叛军，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清朝鼎盛时期的三位伟大的皇帝，康熙(1654-1722)、雍正(1678-1735)和乾隆(1711-1799)，用强力将他们从明朝继承下来的中华帝国的领土面积翻了一倍，满洲骑兵把边疆又推回到过去的缅甸、老挝、越南、台湾、西北戈壁、外蒙古，推回到大漠和大草原地带的准噶尔、塔里木盆地和西藏。但是，与中国前代的大多数统治者一样，清朝征服者迅速表现出他们是圣贤，以证明其攘夺天命的合法性。因此，清政府使用的语言充满了家长式的自我辩白:喋喋不休地述说皇帝“抚育”和“体恤”万邦，不论远近，一视同仁。

英国的商人和外交官读到清政府由中国讲究文辞的相关人员堆砌词藻、用词夸张的公文的译文时，嘲笑清帝国使用的傲慢自大的口气(“天朝……怀柔远人，一视同仁，无不曲加体恤”)。但是，这种浮夸之词并不仅仅是自负、自恋(尽管其中也有很多自负、自恋的成分)的反映。占住道德制高点是做皇帝的题中应有之义:通过每一个公开的行动和决定，使他对帝国的至高无上地位、对“远人”的慈爱和尊重的所有宣示得到认可。紫禁城里无论是朝堂还是后宫都悬挂着道德训诫的条幅，以防皇帝及其臣工忘记他们的本分职责:大臣们觐见君主后退朝时须走昭德门和贞度门，而司法判决则在勤政殿、乾清宫、养心殿发布和裁定。

在如此沉重的责任之下，清代的皇帝需要绷紧了神经，17、18世纪每一个全权在握的君主--在他们的治理下，中国版图大面积增加，人口大量增长--都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解决了他们面对的任务。康熙皇帝集战士、学者、政治家和外交家于一身，满怀信心地应对处理了多项工作。乾隆皇帝--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中那位被钟爱的皇帝哲学家--把他的忧虑(对1760年代妖术的恐慌，对满洲尚武精神消退的日益恐惧，对英国野心的不安)深深埋藏在光彩夺目的仪式和炫耀中。他的儿子嘉庆皇帝(1760-1820)当政时似乎无忧无虑:尽管传言他是死于雷电，但他更可能是由于肥胖症外加中暑而死亡。

不幸的是，决定与英国进行鸦片战争的道光皇帝不具备多少打这场战争所需要的天赋。他当皇帝的开局很不错。1791年他9岁时参加皇家狩猎活动，在他的祖父乾隆大帝面前，第一次用弓箭射杀了一头鹿，获得了乾隆皇帝的喜爱。乾隆对他这个早熟的孙子欢喜异常(在比他还小的年龄就成功地射杀了一头动物)，立刻就赏赐给他黄马褂和花翎。22年后，这位未来的君主也让他的父亲--喜欢享受的嘉庆皇帝--很高兴。当时，天理教叛匪与宫内的太监里应外合，在一个静谧的午餐时间猛攻宫门，阴谋刺杀皇帝。他奋起抵抗叛匪，保卫紫禁城。当时他正在去向一位母后问安的路上，发现叛匪正爬过紫禁城的高墙。他立刻做出决定，不顾皇宫内禁止使用火器的规定，派人取来战刀、火铳和火药，击毙了两个叛匪。

可是，到1820年继承皇位后，他似乎勇武尽失。仔细看一看他的朝服像--穿戴着清代皇帝标准的红色大皇冠、黄色锦缎长袍和朝珠--就会发现，看起来他是个与其祖父及父亲很不相同的人:就脸型和面部表情看，他的父亲下颚宽厚，他的祖父雍容华贵，而他则是五官紧凑，脸庞瘦削，显得有些忧伤。他很快就不再展示其阳刚之气，转而展示值得赞赏、但却缺乏魅力的节俭、勤勉的美德。他在自己的寝宫挂上“至敬、存诚、勤学、改过”以自警自诫。当皇帝后，他发布消减花费的《御制声色货利谕》，开始穿打补丁的衣服，把他喜爱寻欢作乐的父亲的宫廷戏班子从650人减少到370余人，把嘉庆帝400多人的厨师队伍削减了一半，年老后，留下与惯例相反的遗命，即不要在他的陵墓前树立歌功颂德的墓碑。

道光皇帝品性中最大的两个缺陷大概是优柔寡断和诿过他人。他继位刚一两天，就以他父亲的遗诏中有个错误而罢免了3个军机大臣(遗诏由军机大臣代拟。--译者)，几天后又将其中两人官复原职。他甚至对他给自己选择的陵墓地点都改变主意，换过地方。他的陵墓在开工修建了7年后，将要安放他棺材的地宫出现了渗水，他认为这极为不祥，于是惩处了相关的官员，放弃了这个地点，另选了一处新址。之后又用了4年，建成了陵墓，其隆恩殿(清代帝后陵墓的大殿。--译者)体现出了这位皇帝对节俭的偏爱:它是清代皇陵中唯一一座完全不饰彩绘的楠木陵墓。(可与慈禧太后的陵墓作个比较:慈禧太后在她的陵墓上花费了2.27亿两白银，差不多合3500万银元和4590两黄金，甚至陵墓用的砖都雕刻镀金。)他这种犹豫不决的秉性，再加上对他认为作战不力的军队指挥官的指责和替换，就决定了查禁鸦片和对英战争不大可能取得胜利。

19世纪30年代，谁当皇帝都会遇到一堆烦心事儿:社会秩序混乱，政府财政窘迫，特别令人揪心的是清朝的军队，此伏彼起的内乱(无业游民、少数民族、秘密会社)充分暴露了它的无能。

从17世纪战乱、瘟疫、庄稼歉收的恐慌中恢复过来后，从1650年到1800年，在康雍乾盛世时代，中国的人口至少翻了一番，达到大约3亿。新大陆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华帝国，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出口贸易量的巨大，遍布全国的市场网络的迅速形成，和劳役的废除。到18世纪末，中国达到其全盛期，但是，国土面积的广袤、民族的众多和白银都对清王朝构成挑战。到这时，中华帝国已经发展到其极限，因为人口的爆炸导致了对工作机会和资源的激烈竞争，生态环境恶化，物价飞涨，吏治紊乱败坏。更严重的是，清朝的军队开始走下坡路。到18世纪后半叶，清朝前期控制边疆的能力越来越成问题。1766-1769年间对缅甸的三次征讨，或被打败，或没有取得进展，因为清朝骑兵在潮湿的西南边疆山林中难有用武之地。1788年对越南的占领则不到一个月就被赶了出来，还损失了4000人马。清朝衰败的根本原因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衰败的原因是一样的，即过度的扩张和财政的困窘。

随着清帝国走向衰落，老百姓开始怨声载道，掀起武装反抗活动。从1774年开始，白莲教起义--这是乾隆后期五六次大起义中蔓延范围最广、破坏性最大的一次起义--聚合了东北(原文如此，查史景迁原文，这里讲的是山东王伦起义。--译者)的农民、卖艺人、车夫、僧人和鱼贩、油贩、豆腐贩子，他们满怀积怨，发起对这个末世帝国的反抗。由于清朝军队的战斗力下降，这支起义军一直坚持到1805年，最后被清政府下令地方精英人士组织团练镇压了下去。1800年后，清帝国大部分时间里忙于花费巨大人力、财力维持边境安全和内部稳定，顾不上好好了解新到来的、装备精良的欧洲对手。关于鸦片战争的中文记述显示出中国社会的分崩离析和互不信任，各群体之间互相对立:汉人和满洲官员相对立，北方汉人和南方汉人相对立，华中地区汉人和华南地区汉人相对立，地方士绅和中央政府相对立，生活越来越无望的大众与几乎每一个与其利益相冲突的群体相对立。

但是平心而论，道光皇帝在他统治的第一个十年中，很好地处理了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问题:修复了崩溃的河堤;遏制了泛滥的私盐;镇压了帝国西北边疆地区的伊斯兰圣战(西北回民叛乱。--译者)，在伊斯兰圣战中，清政府驻喀什葛尔的军事据点全部被毁(正如当时人所描述的那样--“大地上血流成河”)，清政府与其苦战17年，才将其镇压了下去，其首领在北京被凌迟处死。然而，总的来看，道光皇帝在他统治的第一个十年间的举措经常显得手忙脚乱。他不断地提拔官员、罢黜官员、审查官员，尽是官僚主义式的折腾。他显然不知道该做什么:他面临着环境的、人口的、财政的、社会的危机，对这些危机，不论是儒家的还是满洲的帝国管理指南中，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帝制时代晚期的文官政治文化不能帮助道光皇帝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华帝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对于那些读过书的男性(女性当然是被明确排除在外的)而言，担任公职是他们选择职业时最有吸引力的选项。皇帝的神圣性--因为君权是天命所授的--决定了为皇家工作被看作是荣耀的、正当的，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形下才有例外(例如，当“上天”将其“天命”从一个不值得承膺的人转向一个值得承膺的人的过程中时)。到明代，朝廷已经成功地将有抱负的读书人几乎全部引导到参加科举考试的路上:对儒家正统学说的测试控制着通向功名富贵的道路。

一个要进入官场的人的生活轨迹是从受孕时就开始了的，胎教告诫孕妇要保持最适于胎儿发育的姿势。出生后两到三年，开始接受正规训练:首先是每天几个小时的识字--到8岁时要认识大约2000个字。其次是背诵“四书”(《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五经”(《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和其他经典--或许一共有518000字，如果一个男孩子每天记诵200字，从5岁到12岁，这需要花费他大约7年的时间。

最后，到他十几岁时，这个年轻人就要开始练习写作--主要是通过死记硬背式的学习方法:“八股文”，一种就摘自一部经书的片言只语来作题目而大量引经据典的八段式作文(长度也就几百字)，以考查考生对孔子与其门徒的简洁对话的掌握。即便一个考生有勇气尝试科考三级考试中最低的一级考试(理论上说15岁就有可能参加，但21岁是更常见的开考年龄)，成功通过的几率并不大。有清一代，有大约200万考生参加最低一级的考试，即县试，每三年有两次考试机会，只有1.5%通过。接下来的省试通过率不超过5%，最后一级考试会试的通过率不到1.5%。在清代，这个比例如果说有什么值得说的话，大概就是使事情更加糟糕，因为官缺的数额没能随着18世纪人口翻番而相应地翻倍。

于是乎，结果便是，帝制晚期的中国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科场失意的高龄考生。1699年，一个年龄超过一百岁的老人在他的曾孙(这个年轻人是第一次进考场碰运气)搀扶下走进考场。1826年，一个高龄104岁的考生再次在会试中名落孙山，但是皇帝出于同情赐予他相当级别的功名。大多数名落孙山者咽下他们的失望，开始准备下一次考试。意志不够坚强的落败考生会精神崩溃，或致疯癫，或饮恨而亡，或起而造反，给这个帝国的大片地区造成大规模的杀戮和破坏。明朝就是被一个碰巧也是科场失意的邮差领导(指李自成，曾为银川驿卒。--译者)的叛乱在1644年给灭亡的。19世纪破坏最大的人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就是一个屡次科场失意的乡村塾师领导发动的，他考试落榜后神经错乱，产生幻觉，幻觉到上帝告诉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那与清朝对峙的太平天国14年后于1864年被彻底击败时，已经有成百上千万的人死于战乱，清朝也差点儿被推翻。

在清朝统治下，偏向于少数满人的民族歧视政策令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很是沮丧。理论上说，清朝的正统观念认为，满人与被其统治的汉人是“一家”。但在实际上，满人(它所统治的汉族臣民与它的人口比例是305:1)力图保持其与汉族有别的少数民族意识。皇帝谆谆教导旗人要保持简朴、诚实的传统(射箭、骑马、精通满语、节俭)，作为中国的征服者，必须要努力证明其统治这个帝国的合法性。由于担心受到汉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乾隆皇帝(他自己也对孔夫子的牌位叩头膜拜，还写了大约4万首古典风格的汉文诗)鼓励他的满族同胞举行庆祝活动纪念他们爱喝酒的祖先，他们的祖先曾经用尿液洗脸，用自己父母的尸首诱捕紫貂。旗人刻意与汉族民众保持距离，住在有高墙围绕的驻防营里，与汉人隔离开来，驻防营占地面积很大，可能会占整整半座城市。漫步在19世纪中叶清代北京的大街上，满人的异族痕迹随处可见--不仅体现在皇城周边众多的旗营(仿照皇帝出行时在皇帝营帐周围设立营帐护卫的布局，只不过建在皇城周边的是永久性建筑)，还体现在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大约20万满人身上。东北文化也渗透进平民生活的视、听、味各方面中:在满人街头娱乐敲击的八角鼓伴奏的歌声中，在售卖满洲风味点心的糕点铺里，在搬到京师优雅街区中的萨满小屋中。满洲妇女也以其独特的雕刻般的发式(一种固定的发式)、驾驶马车的天分、抛头露面与男人一起出席宴会和各种庆典--汉族妇女不允许出席公开的社交活动--显得与汉人不同。 1644年后，在帝国官僚体系中，满人在各个方面都比汉人占有优越地位。科举考试上降低了对满洲考生的要求:如果旗人(专门为他们保留了录取的名额)发现汉文试题太难，他们可以选择仅把选自汉文经典的语句(这是他们必须记诵的)译为满文和通过箭术考试即可。坦率地说，设定的官职额数是为满人服务的，19世纪一个观察者写道:“满员升迁之途，较捷于汉员，以缺多而人少也。”汉人皓首穷经，面对的是科举考试中令他们泄气的低通过率，却眼巴巴看着才学不如他们的外来竞争者超过了他们--这种做法自然会在他们心中产生恶感。

这种压力和竞争文化，会导致产生两类截然相反的官员:一种是有创造力的腐败的玩世不恭的官员，一种是清教徒式的官员。正是这二者之间的张力促成了鸦片战争的爆发，带来了一系列不幸的后果。

没有哪一个人比乾隆皇帝臭名昭著的宠臣和珅更能体现清代官场的腐败性。18世纪的最后25年间，上了年纪的乾隆皇帝对和珅越来越依赖--除了政治上和个人情感上的依赖，或许还有性上的依赖。和珅独霸了大臣与皇帝联络的渠道，以此聚敛了大量的私财，主要手段是千方百计侵吞贪污和卖官鬻爵。从1776年起，他处于清朝政治金字塔顶端26年，在这期间，他谋取担任过中央政府最重要的六部中四个部的尚书(礼部、户部、兵部和刑部)，此外还担任殿试的读卷官--所有这些都给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他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广施恩惠笼络人，在地方政府中安置亲信，从而从中收取大量贿赂，以确保自己以后的影响力。1799年他被弹劾后，根据官方保守的估计，他的财产是政府年财政预算的两倍，超过一千万两白银，物品方面，据说有上等人参600斤，狐皮550张，貂皮850张，各种粗细牛羊皮56000张，衣服7000件，西洋钟460座，还有侍妾600人，这些物品堆放在他的几千间房屋中。乾隆皇帝去世后，新继位的皇帝嘉庆抓住机会，违背父命，宣布判处他父亲的这个宠臣死刑，没收了他的财产。当时即有个顺口溜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但是，在和珅遵旨在他位于紫禁城北边有众多赏心悦目的庭院和荷塘的府邸中自尽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在清朝政治上留下的痕迹依然存在。经过几十年的苦读，很多通过科举考试即将进入官场的士子都渴望在当官有权时谋取私利。除了固定数额的薪俸外，一个官职还给担任这个官职的官员谋取私利提供了众多的机会:可以收受亲信的贿赂和其他好处，可以染指公款和公物，可以向民众征收额外的赋税。和珅的榜样作用很快发酵，任用亲信迅速成为官场的一项决定性原则。随着利益追求变得比为帝国服务更重要，公共工程的预算开始消失不见了。例如，19世纪初，每年拨给黄河河道总督600万两银子的专款，或许只有百分之十用到了治河上，其余的都耗费在公款吃喝和娱乐上。即使是在和珅身败名裂之后，官员们仍然会炫耀他们的财富。道光皇帝时一个不太贪腐的官员致仕回原籍时，他的家人把80个内装砖块的木箱装上船，这样当地人就会以为那是他50年官宦生涯聚敛下来的金银。

然而，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这种贪腐恶习也催生了一种坚定的禁欲主义。科举制度的本来用意是向中华帝国的知识精英们灌输严肃的勤政奉公伦理，在他们几十年的读书学习中向他们灌注儒家学说柔顺服帖的品德(忠、孝、诚等)。儒家关于政治教化的天才设计的一个部分就是规劝它的信奉者自我约束，途径重在自我批评，正如《论语》的第四章教导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传不习乎?”其负面作用是会带来某种固执的自以为是。经过那么多年艰辛备尝、耗人体魄的儒家治国理政原则和方法的训练，一些进入官场的士子必然会把安邦定国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们经常性地被才具不如他们的少数民族排除出政府高层，由此所产生的愤懑不平更强化了他们的这种使命感。到道光朝，局面已被公认为积重难返。来自各省的证据表明，腐朽已是根深蒂固:受和珅这类贪官影响形成的自私自利、玩忽职守的恶劣风气，正在毁坏政府和社会的凝聚力。面对19世纪令人沮丧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环境、政治和经济问题，真诚信奉儒家学说的官员们开始从整体上批评公共道德的全面滑坡。

1810年代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组成一些俱乐部(club)--尽管club这个英文词的弦外之音听起来过于轻松。吟诗作赋的雅集每年在北京举行一次，雅集的参加者们大谈特谈其危机感，而不是尽情享受皇家气派的香烟美酒和宽阔皮扶手椅。一个参加者后来记述说，在一次这样的雅集上，尽管没有美酒，但“兄弟六七义气豪”:填词作诗，欣赏4世纪的书法拓片，辩论是否文如其人，悲天悯人，探讨激进的官僚体制改革能否解决帝国的种种弊端等。从21世纪的眼光来看，他们做的或许都是一些平淡无奇的事，但是，在受到严格控制的清代政治环境下，这种形式的结社是很大胆的举动。满洲政权对这种形式的私人结社特别恐惧，总以为它们会煽动叛乱，制造社会混乱。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结社叫“饯春会”，它于1829年成立后，即试图寻找机会说服皇帝，让皇帝相信他们是匡扶社稷的人。

接下来，随着中国进入多事之秋的1830年代，焦虑不安的皇帝开始为国家面对的诸多麻烦寻找个替罪羊，而一帮雄心勃勃的士人也在寻找一个能为他们自己赢得皇帝垂青的事由，以帮助他们从贪腐的满洲权贵手中夺取对国家的监护职责。鸦片问题是个适当其时的切入口。因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吸食鸦片的嗜好看起来是万错丛集的渊薮:空耗性、炫耀性的消费把国家的银钱大量消耗于鸦片，使得臣民们忘记了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责;圆滑、自私的腐败官员容许普遍漠视国家法律的情况存在。

1832年，道光皇帝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担忧集中反映在了一次败仗上:数以千计的清政府军队被广东西北部亚热带山区的土著叛军打得落花流水。被派去调查的钦差大臣给出了一个很牵强的结论，说政府军队“不惯走山”，接着又更令人震惊地补充说:“沿海各营兵丁，多有吸食鸦片烟者……此时自不能得力。”大多数部队在被派遣去山区之前是驻在沿海地区的，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忙于从鸦片走私中勒索贿赂，无疑他们自己也吸食了很多鸦片。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帝国同时还遭受着涝灾、旱灾和饥荒。当甚至是连大自然也开始有意为难中华帝国时--在中国，政治上的合法性严重依赖于上天的眷顾--大恐慌就到来了。

道光皇帝失魂落魄了。1832年7月24日，在紫禁城--中华帝国的中心--往南中轴线的天坛大理石圜丘上，道光皇帝身穿黄褶紫绣的朝服，打破常例，公开祈求上天告诉他，他何处失德了。首先，焚胙牛、奉香、奠玉帛、诵祝文、受福酒和胙肉。然后，皇帝对上天表明他的心迹:

今岁亢旱异常，经夏不雨……稼穑人民，倏罹灾患。即昆虫草木，亦不遂其生。臣忝居人上，有治世安民之责，虽寝食难安，焦忧悚惕，终未获沛甘霖。

无须等到上天的回答，他即给出自己的解释:

总缘臣罪日深，鲜诚鲜敬……抑臣……日久怠于庶政，不能忧勤惕厉欤?……赏功罚罪，轻重不得其平欤?……任官不得其当，以致政有丛脞欤?

最后他祈求上天:“伏祈皇天赦臣愚蒙……叩祷皇天，速施解作之恩……呜呼!皇天其鉴之!”

道光皇帝并没有得到上天明确的指示，他决定开始行动，采取严厉的措施禁烟--力禁这种象征腐败和奢华的黑黝黝黏糊糊的东西。他将对广东鸦片泛滥负有责任的官员革职(该官员显然在允许他手下的士兵从鸦片船上抽取了他们的一份鸦片后，纵容鸦片船溯河而上运入陆上)，下令新任官员采取严厉措施禁烟:对鸦片要“拔本塞源”，“毋……苟且目前，全不以国计为重，一奏塞责，致贻远患也”。

*

然而，不久，他又动摇了，这很符合他的惯常作风。几年之内，禁烟的热情就被广州的官场和律劳卑对广州惩戒性的打击(两艘英国船让护卫广州的几座炮台吃了不少苦头，这几座炮台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给压了下去。比起干燥的内陆北方地区，最南边的海疆地区可以养成中国官员更为实用主义的品性，这就是深陷于鸦片走私贸易的模棱两可(及其利益)之中。如果鸦片走私贸易中断了，那么流淌于广州城的银子也就枯竭了。19世纪中叶最富裕的行商伍秉鉴(Howqua，又名伍敦元，商名伍浩官。--译者)去世的时候，比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1777-1836年，在伦敦经营银行等业务，为英国巨富。--译者)富裕10倍。他们认为，必须得做些什么事，以便让皇帝认清道理--说服他相信，鸦片事实上不是个合适的替罪羊。

于是，1836年，主张鸦片合法化的一派人发声了。一个曾任广东按察使的官员(指许乃济。--译者)提出，禁止鸦片、中断鸦片贸易会劳而无功，严厉的禁烟措施只会在人民中间散播恐慌气氛:“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对其进行抵抗是没有用的:清政府手中没有必需的治安力量与沿海地区的不法武装(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开战。至于鸦片对人体的危害，他用马尔萨斯式的口吻继续说道:“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就让他们吸死算了，而“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这一建议几乎是付诸实行了:两广总督满腔热情地批准了这一计划，告诉行商们允许鸦片商人贩卖鸦片。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对中英贸易关系中这一“非常重要的放松限制做法”将带来的前景感到欢欣鼓舞。一个令人兴奋的结局就在眼前。

不久，主张禁烟的一派人也发声了--领头的是黄爵滋，他当时任鸿胪寺卿，是饯春会的发起者。他就鸦片问题赶写了一道给道光帝的长篇奏折。在对他敬爱的皇帝为鸦片问题寝食难安表示了一番遗憾后，黄爵滋的奏折认定中国贫困的罪魁祸首只有一个，这就是鸦片。他解释说，鸦片贸易是外国的一个阴谋，这一阴谋始于红毛番占领爪哇，“咬溜吧(位于爪哇岛西北部，即今之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译者)本轻捷善斗，红毛番制造鸦片，诱使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国竟为所据”。黄爵滋的一个支持者回应说:英国“初以鸦片入关，即有削弱中原之念。觉之不早，渐成攥决与未……十二年广东奏猺匪之案，言连州军营战兵多有吸食鸦片者，兵丁数虽多，难于得力，其明证也。”

为了把中华帝国从道德迷乱状态中唤醒，需要进行一场暴风骤雨式的禁烟运动。黄爵滋的办法很简单:重治吸食者，断绝对鸦片的需求(因此也就会断绝鸦片的进口)。他申述说，给吸食者一年的时间，以圣人之仁深自忏悔，他估计，在这一年时间里，“十已戒其八九……此皇上止辟之大权，即好生之盛德也”。为了执行这一禁烟政策，他主张使用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暴君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21年)的大臣们发明的惩罚性的法家治国手段:五家邻右，互结连坐，他们有责任互相监督，告发任何一个违反这一新法规的人;如果发现有违法者而不予告发，五家同受处罚。黄爵滋总结说:“(此)诚天下万世臣民之福也。”当然，那些受到处罚的人不包括在内。

外国的图谋，军队战斗力的下降，社会风气的浇薄，1832年的痛苦记忆，在这种背景下，可以断定，禁烟运动会让道光皇帝忧心忡忡。黄爵滋的奏折还暴露出一个重要问题，即他对外国鸦片贩子的无知。他详细解释说:“红毛人有自食鸦片者，其法集众红毛人环视，系其人竿上，以炮击之入海……故各国(向中国输入鸦片的英国等国家)只有造烟之人，无一食烟之人。”而且，黄爵滋的建议似乎没有考虑到英国人在其经济收入受到禁烟运动严重冲击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黄爵滋的意见不代表大多数人的态度。道光皇帝看到黄爵滋这个措辞激烈的奏折后，把整个问题全端出来，征询文武大臣们的意见。之后的4个月时间里，清廷收到了29分议复的回奏，其中只有8份支持对吸食者处以死刑的建议，其他的主张将打击重点放在鸦片的进口地广州和把鸦片运进中国的鸦片走私贩子。他们这样主张，或许是出于儒家的仁爱观念，或许还由于他们怠惰。一份回奏中抱怨说:“若吸食者尽诛，即闽广而论，吸烟者十居七八，十万人恐不能尽也。”除了要大开杀戒，还会令人筋疲力竭。如果吸食鸦片的问题像禁烟派所说的那样严重，从理论上说，这个国家4亿人口的百分之一会面临死刑--还不要说那些从事鸦片贸易的人，这类人的数量在有些地方占到该地人口的90%。将惩治对象集中于鸦片贩子，好处是他们不在正常社会范围之内，如果你手段高明，或者勤勉从事，能抓住一个鸦片贩子，就会有功劳;如果抓不住，也没有人会以此找你的碴儿。但是吸食鸦片的平民在禁烟派报告的地方无处不在，地方官员如果不能有效地禁烟，就需要下大力气千方百计为自己找借口。或许是意识到这一点，道光皇帝在收到黄爵滋的奏折后又犹豫了好几个月。他充分利用了万能的官僚应变机制，10月23日，他把球踢给了另一帮人--他的军机大臣们。

但是最后，两个星期后，1838年11月9日，他采取行动了:召见福建籍官员林则徐--坚决支持黄爵滋的8个少数派官员之一，商讨他提出的“鸦片流毒……施药以疗之”的方案。是什么使犹豫不决的道光皇帝最后改变了主意?是那个简单易行的冷酷方案(特别是他只需要下令处决吸食者)吗?还是因为皇室内部也出了问题?1838年10月25日，他得到报告说一个亲王和一个镇国公一起被发现在紫禁城的一个庙里吸食鸦片。11月8日，他又收到亲信大臣琦善的一个报告，称其在天津--位于北京南边大约100英里的港口城市，北京需要的大部分物品经此供应--拿获鸦片13万两。这是1729年以来查获的最大一批鸦片。琦善还报告说，这批鸦片全部来自广东:由广东商人在广东购买，从广东运来。

1838年的最后一天，道光皇帝决定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经过一个世纪的时作时辍，清政府真的要向鸦片宣战了。

第三章 广州之春

林则徐的背景是很传统的。他于1785年8月20日出生在中国东南部一个由于供养子弟们参加科举考试而逐渐衰落的地主家族。林则徐出生的时候，林氏家族已经连续四代没有人担任过一官半职了。四代人的科场失意似乎只是更加强了林则徐的父亲(他本人由于准备屡试未中的科考而弄坏了眼睛)要亲眼看到他的儿子取得功名进入官场的决心。成年后的林则徐--他是在3岁开始学习那些经典著作的--回忆当年:“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列坐，诵读于斯，女红于斯……恒至漏尽。”

他父亲的努力没有白费。12岁时，林则徐通过了最低一级的科举考试，考试中写了一篇扎实的儒学论文《仁亲以为宝》。19岁时，他通过了省试(乡试)。在7年后，1811年，他第三次参加会试通过，成为一名政府官员，最终获得了铁饭碗，使家庭的生计得到了保障。

一旦通过了这些障碍，林则徐的人生会面临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第一条是利用职权聚敛尽可能多的钱财，然后坐拥这些钱财退休享受。但是他的朴素家风把他推到了另一条道路上。在他介入鸦片问题而名声大震之前的25年间，他就已经因在缉拿走私、修筑堤坝、赈济洪灾、整顿盐税等方面的勤政敬业而声名远扬。简言之，他有惊人的行政才干--尽管他在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上也许有某些细微的调整。一个早期为他作传的人写道:林则徐“终身无嗜好，虽书画碑版，亦不甚经意，朝夕孜孜不倦者，国政民瘼两大端而已。”他1820年代在东南任按察使期间的清正廉洁为他赢得了“林青天”的绰号。之后他迁任河东河道总督，那些挥霍浪费的河工官员们“闻公至，皆悚励，惧旦夕严劾。公独先以诚信许其涤旧染，勉自新”。从个人秉性上看，他与崇尚俭啬的道光帝气味相投，因此不止一次受到道光帝的嘉奖，其中有如下赞誉之词:“向来河臣……从未有如此认真者”，“未曾舛误”，“办事细心可靠”。

1839年的林则徐充满自信，意气风发:他已经依靠自己的勤勉和良好的自制力出人头地，他相信用这种工作态度可以解决最复杂的难题。他是个做事情比较投入的人，尽管事实上他最为关注的不是鸦片问题，但正是鸦片问题将使他青史留名。回溯到1833年，这时离他开始向鸦片宣战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就已经对如何处理鸦片问题有所考虑，为了应对鸦片输入导致的财政上的巨大损失，他建议中国自己种植罂粟生产鸦片。他花费时间笔墨最多、最想做的事情是改造漕运水系，使通向首都的运河能够灌溉北京周边干旱的平原。西方评论家们把林则徐的禁烟举措上纲上线:他们宣称这是文明间的冲突(即内陆封闭的、重农抑商的清帝国面对敢于冒险的、自由贸易的英国)。然而，事实是相当寻常的，既与一帮行为不端的英国商人的活动有关，也与中华帝国的国内政治有关。林则徐想尽快解决广州的事情，以便赴富庶的江苏当巡抚，这里是供应首都的漕运的起点。不管那些与他作对的英国商人如何使劲儿地将他妖魔化，说他骨子里是个仇外排外的十字军式的人物，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是。他只是一个热心于漕运管理的做事细心的官僚。在19世纪，中国是一个庞大而且繁忙的国度，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国内事务，对国内事务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国际事务的关注。一定程度上说，鸦片战争以及它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是官僚体制下一怒之下草率行事点燃的。

接到皇帝召见的谕旨，林则徐于1838年12月26日赶到北京，在之后的大约一个月时间里，被皇帝召见达19次之多。道光皇帝没有掩饰他精神上的紧张，对他的大臣哀叹道:“呜呼!烟毒不除，朕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他对林则徐格外眷顾:12月29日，作为一项十分少见的待遇，他赐准林则徐在紫禁城骑马;次日，注意到林则徐骑在马背上不舒服，又特许他乘轿:“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

林则徐给了这位神经紧张的皇帝一剂良药:镇静。对道光皇帝的每一个疑虑，他都有一个充满信心的答案。他的第一个措施是收缴所有烟具，第二个措施更为简单，他推论道:“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靠威胁。给每一个吸食鸦片者一年的期限，如果他们在这一年内没有戒掉烟瘾，将任凭政府将其处死，他们只能怪自己。“不肖之徒如再不知悔惧，置诸死地，诚不足惜矣。”那么怎样鉴别鸦片吸食者呢?通过多人监督，看其能不能经得住“熬”。林则徐提议，把所有被指控吸食鸦片的人集中到一“公所”，将其身上严格搜查后关进一个房间，“如考棚之坐号，各离尺许，不准往来……自辰巳以至子丑”。如果担心这不能奏效，还有科学方法。林则徐夸口说，他知道确保能治疗烟瘾的药方:“既吸之后，闻烟便臭，吸之便呕……至白梅一方，弟向亦闻之……又闻杨桃花最好……不知确否?”

与黄爵滋的建议差不多，林则徐的建议也有一个令人难解的疏漏:对禁烟在外国鸦片商人方面产生的后果欠缺考虑，而外国鸦片商人是这个毒品问题的总根子。尽管很多官员建议禁烟措施应集中在广州这个欧洲人在华合法贸易与非法贸易的中心，但支持禁烟的官员中却很少有人考虑那里的外国商人会作何种反应:不论他们是采取抗拒行为，或是迟迟不予合作，都应“妥善处置”。与此相反，那些对英国人可能会有的反应表示了关注的人却在中国受到谴责，被指为怯懦的卖国行为。12月22日在林则徐出京的路上，琦善--他因第一次中英武装冲突后与英国谈判议和而备受诟病--劝告林则徐“无启边衅”。(刚刚过去的新疆七年战事已经花费了国库一千万两或者更多的白银。)两年后，当清朝的海防在英国大炮轰击下崩溃时，林则徐可以夸口说他早已预料到整个这场冲突，但是这场战争中的每一个事件都证明其实不然:在每一个事件中，清政府都对英国反应之强烈感到吃惊。似乎可以肯定，林则徐竭尽全力禁绝鸦片时，他并没有认真考虑与英国打仗的可能性--也肯定没有想到实际上随后而来的战争会是那种样子。

1839年3月10日，经过两个月的舟车劳顿，林则徐被迎进广州城。他的确无负于廉洁的名声:轻车简从，从黄土扑面的华北平原一路南下，来到南方郁郁葱葱的鱼米之乡，把随从人数压缩到只有一名马弁、六名跟丁、一名主厨并两名帮厨，他们都一直和他一道前行(为的是防止他们赶到前头去敲诈勒索沿途经过地方的驿站)。

一到广东，林则徐立即开始行动。他的第一个动作是向中国走私鸦片和吸食鸦片的人施加压力。他把广东人组成“保甲”，以每5人为一个单位，每一个人都要担保另外4个人不贩卖鸦片、不吸食鸦片。他训诫广州那些参与鸦片走私的不良商人(“鸦片来自外洋，流毒中国，而粤省沾染尤为深痼。”)说:抵抗是没有用的，“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他在来广州的路上，已经仔细研究了几个案子的经过，这几个案子表明了鸦片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王振高的案子引起了他的注意。王振高由于渎职被从军队中开除，之后，他营谋得为海岸巡查，对于他放过的每200磅鸦片收受40银元的贿赂，他把已经没收的几百箱鸦片卖掉换了银子，然后谎称这些鸦片是从鸦片贩子手里缴获的。由于有这些功劳，他不仅得到了奖金，还升了职。两个月内，林则徐逮捕了1600名违反鸦片禁令的人，没收了近14吨鸦片和差不多43000支烟枪。接下来的两个月中，他关押了许多严重违反鸦片禁令的人，数量是广东巡抚过去3年间所关押人数的5倍多。

林则徐对行商尤为愤怒，3月17日，他把他们召集到他的钦差行辕。他首先命令他们跪在坚硬的地板上，然后，作了长篇训话，痛斥了他们的奸诈不法行为。他告诉他们，正是他们要对鸦片问题如此严重负责任。20年来，他们在进入广州的显然装载着鸦片的船上进行交易:“今鸦片如此充斥，毒流天下，而该商等犹混行出结，皆谓来船并无夹带，岂非梦呓……譬如人家防夜，设立更夫，乃财物已被席卷而逃，而看更者犹曰无贼，此非通盗而何?”林则徐继续说，每一层贸易管理机构，都深陷于鸦片走私(运输、储存、购买、包装)之中，而行商们并没有置身事外，他们帮助、支持外国鸦片商人，他们拜访他们，给他们提供秘密情报，借给他们轿子(这是违法的，外国人只准步行)。“熏莸同臭，实为尔等羞之。”(以上引文引自林则徐给行商的书面敕谕，口头上的表达在语气上可能就不那么婉转了。)所有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只要瞥一眼行商们自己的叙述，就可以发现他们和英国人的关系有多密切，为了缴纳政府向他们勒索的苛捐杂税，而这些苛捐杂税是事先没法预料到的，他们从英国人那里借了成千累万的钱，而赔偿这些钱将是将要到来的战争中帕麦斯顿向中国提出的要求之一。最富的行商伍绍荣立即试图收买林则徐，而林则徐却告诉他:“本大臣不要钱，要你脑袋尔。”

林则徐的第二个动作是把外国人置于与行商大体相同的压力之下。他首先起草了一封给维多利亚女王的长信，开头先原谅她对清帝国近来禁烟举措不知情，然后劝告她在她统治的领土上禁绝鸦片生产。“今行文照会，明知天朝禁令之严，定必使之(指英国鸦片商。--译者)不敢再犯……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指种植罂粟的印度各地。--译者)，拔尽根株……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 3月17日，他让行商们命令外国鸦片商们呈缴他们在广州的鸦片，并出具甘结，保证不再输入鸦片，否则，外国鸦片商及与其合作的行商将被处死。惊恐不安的行商们在把林则徐的指令传达给外国鸦片商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以前从未见过这种阵势。”到3月23日，林则徐不再以书面形式向外国鸦片商传达指令，而是派了两个最富的行商身带锁链被押送着亲自去向他们重申他的命令。

就这时的情形而论，林则徐对他的开头两板斧十分满意:到达广州的当天，他就向皇帝夸口说，渣颠一听到他被派到广东禁烟的消息，就跑回了英国。(这个刺头的苏格兰人那时正好到伦敦游说帕麦斯顿，告诉他如何向中国开战。)林则徐从容坐等事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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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对林则徐是很眷顾的。在当代中国，他被尊为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先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地主阶级改革派实干家”。而对于他的英国方面的对手，后来在鸦片战争中成为英国驻华全权代表的义律，后世人的评价就不那么高了。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评论家们一直斥责他愚蠢透顶，优柔寡断，在和中国打交道时，缺乏应该具备的帝国主义者的坚毅果断。(由于说动琦善割让了香港--世界上最好的自然良港之一，他在战争进行中间被撤职。)中国方面对他的评述就更不是积极的了。在中国大陆关于这场战争的两部大片《林则徐》(1953年)和《鸦片战争》(1997年)中，义律是个淫荡的恶棍(特别是有一脸恶毒的笑)，妄图用鸦片奴役中国人民。但是，他真的是像贬低他的人说的那么无能或邪恶吗?抑或他仅仅是在困难的环境里尽力工作的英国政府的一个疲倦的仆人?

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们试图努力对英帝国--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是如何有效统治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作出合理的解释。对这个问题，老派学者们给出的答案是吹嘘基督教的文明使命和自由贸易，或者是含糊其辞地说些约翰·希利(John Seeley)的理论(对喜欢英国的非专业人士来说很有吸引力)，即英帝国是“无意中”得到的。 20世纪中国的阐释(受到马克思和列宁的很大影响)则倾向于阴谋论，即一般说来，受工业扩张和贪婪心的驱使，英帝国蓄谋已久要攫取资源和土地，鸦片战争更是如此。最近，在英国，有人作出了另外的解释，即英国的对外扩张是为了追求炫耀军事力量、保证海上通道的安全和寻找新的投资机会。但是，这些大理论所忽略的，是英帝国所固有的临时制订对策的特性:英国的对外政策通常是在陌生的环境里，在特殊的压力下，由不懂当地语言文字又(在前电信时代)长达数月与国内讯息隔绝的当事人制订的。发动英国对华鸦片战争的查理·义律集所有这几种因素于一身:他既有帝国主义者的野心，也惯于投机取巧;既有责任心，又于心不安;既伪善，又自欺。

与林则徐一样，义律的出身也很正统。他出生于一个素封之家:他的祖父是个伯爵，父亲是个军人外交官，1772年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以真正英国式的勇气而举世闻名”。 1815年，受民族英雄纳尔逊(已于10年前战死于特拉法加)所造成的风气的影响，年方14岁的义律作出了自己的职业选择:下海成为海军的一员。他在海战炮火下度过了一个人性格形成的14年，在摇晃不定的桅杆上爬上爬下，在剧烈颠簸的甲板上摸爬滚打，狼吞虎咽吃生满了象鼻虫的发硬的食物，这一切为他在中国遇到的凶险做好了准备:1834年，他作为侍卫长(Master Attendant)随律劳卑迈出了踏上19世纪中英充满纠葛的舞台的第一步，当律劳卑勋爵的舰队冲破阻力试图驶进广州时，他稳坐在其中一艘军舰开阔的甲板上一把遮阳伞下面，不过律劳卑的这次冒险运气相当不好。1830年，义律跳下军舰，进入外交部，在西印度群岛的英属圭亚那担任“奴隶保护官(Protector of Slaves)”。两年时间里，他在那儿的经历把他变成了一个热诚的废奴主义者。1832年，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应该给予奴隶的是一种适合于他们现状的自由状态。”(虽然如此，一个为他作传的苛刻的中国人还是给他贴上了“长期在英国殖民地压迫和奴役当地人民”的标签。)

1834年，他被调往中国，在那里，他的良知再次受到他的职责的考验，因为义律这个贵族出身的废奴主义者本能地厌恶鸦片贸易以及与鸦片相关的一切:既包括鸦片贸易道德上的含混不清，也包括那些从事鸦片贸易的缺乏教养的、嗜利的商人。他的弱点是只看每一个人侧面的一小部分:他明白鸦片贸易在经济上的必要性，尽管他憎恨干这坏事的人的粗鄙下流;他明白他的职责是维护英国在广州的利益，尽管他憎恶不列颠的某些子弟在中国海干的坏事。他是个固守他那个时代的观念的人:他是国家尊严的热诚捍卫者，是英帝国尽职尽责的仆人，他必定会保护其公民(不管他们做了什么)免受外国的攻击。首先，他相信自由贸易使人摆脱约束的美德。就是说，在极端情况下，通过战争来推行这种美德是正当合理的，特别是如果这样一场战争能够解除掉英国对鸦片贸易的依赖，因为这种依赖是不道德的。

到1836年，义律已经被提拔到律劳卑曾经担任的职位上:驻华商务总监督。尽管在律劳卑去世后的两年里，英国和中国都避免走向战争，但是事情仍然很麻烦。1834年下半年，义律身穿全套上校军服，到广州城门外请求释放被中国当局拘留的沿海失事英国商船上12名船员时，两次受到清军士兵的攻击，打了他的脑袋。但义律最大的问题是英国政府对他的职务缺乏清晰明确的指令。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给商务监督的指令是“避免触怒中国当局”，而同时又拒绝“卑躬屈节地……与中国当局打交道”。他的任务是维持与中国的和平，维护对中国的合法贸易(以保证对英国市场的茶、丝供应)，但是关于非法的鸦片贸易，却没有授予他任何权力。尽管义律本人认为鸦片走私活动是“每一个有人性的人都应该谴责”的，但他热切希望中国朝廷将其合法化，因为这样的话，中国就会背负道义上的全部责任，鸦片的价格就会下降，从而也就会阻止英国人从事这项贸易。 1836年，他发表议论说:“一项大宗贸易要依赖于一项稳定持续进行的走私，来买卖一种价格昂贵、又经常性地大起大落的邪恶的奢侈品，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义律似乎遮掩不住他对广州和澳门那些著名的鸦片商人渣颠、马地臣等的极度厌恶之情。鸦片战争前夕，他提醒帕麦斯顿说:“没有人比签署这份快信的这个谦逊的人(指义律自己。--译者)对在中国沿海进行的这种不光彩的、罪恶的武装走私怀有更深的憎恶。我已经坚定地在我职权范围内，用所有合法的手段，牺牲我在过去几年里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中的全部个人享受，来阻止它。”(渣颠等人全面回击，在写给国内的信中批评义律，说他“不受欢迎”、“措置失当”、“管理混乱”，等等。)

然而，义律知道，如果没有鸦片，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就会陷入逆差，正如他在1837年2月2日所说:“鸦片走私的中断，一定会严重削弱我们在中国市场的支付手段……鸦片滞销会造成我们在广州的贸易差不多要全部用现金支付。这个市场已经饱和，在这种状态下，阁下可以判断出目前鸦片销售的不景气势必给英国对华贸易带来怎样严重的危害。” 1837年，他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加入清政府新一轮的禁止鸦片走私的行动(走私贩子将会被绞死)，二是保护参与鸦片走私的英国人。当此之时，他选择了与后者站在一起，给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Lord Auckland)写信，请求他“派遣一艘战舰……指示它向英国贸易提供实际的支持，而不给英王陛下政府在任何敏感微妙的问题上带来麻烦”。尽管没有明确的权力，义律仍然尽职尽责地保护英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不过，与此同时，他也请求外交部扩大他的权力范围，以便他能维持“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这个地区活动的国王陛下的臣民的秩序”，海军部拒绝了他的这一请求。社交上被澳门的外国商人们所孤立，家庭不得团圆[尽管他的太太克拉拉(Clara)与他一起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但不得不把他们3个亲爱的孩子留在了英国]，政治上和语言上则在广州遇到了挑战，伦敦给他的指令相互矛盾更令他抓狂，1839年的查理·义律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下。

义律得到林则徐采取唐突的新措施的消息时，正在澳门。一听到这位钦差大臣的最后通牒，他立刻穿戴上全套海军服，直驶广州，停泊在商馆，升起英国国旗(“以回应外国商人们的欢呼声。”他向帕麦斯顿报告说)。

他发现在广州的外国人是分为不同派的。对林则徐的强硬要求，马地臣是典型地无动于衷，说被锁拿押解来传达林则徐命令的两个行商是“在中国所见到的最彻头彻尾的骗人展览”。其他人则缺乏英国人应有的临危不乱，据一个美国商人说，伍秉鉴“被吓得瘫倒在地……行商们一时间都很担心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义律到来之前，商人们尽最大努力阻止林则徐，发表了一个模糊的声明，说反对鸦片走私是“同仁几于全体一致之感情”。林则徐不为所动，行商们传出的他的反应是:“如果不交出鸦片，他明早10时会到他们的商馆，那时，他会向他们表明他将怎样做。”外国商人们问林则徐是否会真的说到做到，行商回答说:“他会说到做到。”于是，英国商人打算妥协:将要交出大约1000箱鸦片。他们被告知这没有用，林则徐要的是全部鸦片，他已经发布了对英国大鸦片走私贩子颠地(Lancelot Dent)的逮捕令。颠地拒绝去见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代表声言他将在颠地住处外面露宿，直到颠地跟他走，颠地则告诉他会为他准备食宿。

义律毫无畏惧地一脚迈进了这个死胡同，将颠地置于他个人保护之下，匆匆忙忙给帕麦斯顿写了封慷慨激昂的快信(“我决心赶到商馆，否则就牺牲在路上”)。在林则徐的压力下，义律似乎经历了一次奇怪的蜕变。1838年12月17日，他还在痛斥鸦片贸易“极不光彩”，表示他准备把英国鸦片走私贩子的命运丢给严厉的中国法律去制裁。现在，他则庄严地发誓要抵抗“对外国人及其财产的侵害……作为女王的官员，这是我的首要职责”。颠地也变了:他不再是一个外交难题，他成了(用义律的话说)“我们在广州最可尊敬的商人之一”。换句话说，一个疲倦不堪的政府公职人员和一群难以管理的外国鸦片走私贩子，开始将他们自己重新塑造为一个团结的受迫害的无辜者群体。

林则徐被义律的干涉激怒，下令停止了所有贸易，并发誓要封锁商馆，直到把所有可买卖的鸦片全部交出来。3月24日下午8时，他下令所有中国雇员撤出商馆，不到半小时，商馆就成了“死一样的地方”。(通常情况下，商馆所在的区域以其喧嚣热闹而闻名国际，茫然的欧洲人描述说这个地方有“来自世界各个角落、说各种语调的成百上千种不同的声音”，有“各种型号、形状和颜色的”船只云集，有各种锣声、喇叭声、号角声和鞭炮声汇合在一起的喧闹。“整个这个地方到处是投机分子”，1830年代中期一个苏格兰访客观察到，“有开店的，有理发的，有江湖郎中，有小偷、流氓无赖、流浪汉以及苦力”，还有卖水果的、玩怪异表演的，有无业游民从他们衣服的褶皱里捉虱子然后用牙齿咬破，有乞丐和营养不良的儿童，有向广州的水手发号施令、或吆喝自己的跟班的外国人。)此后，350多名外国商人在广州又待了47天，在此期间，各商馆之间的街道上和广州城里布满了1000名全副武装的武弁、士兵、仆役和苦力，城南的水道被用平底帆船层层阻塞住。甚至行商们也被召集来监视商馆，在东印度公司的旧楼旁边摆上宽大的椅子坐在上面(晚上则并在一起当床用)。

这只是一种十分松散的监禁。食物不是什么大问题:食糖、饮用水、食用油、面包和肉鸡在封锁收紧之前已经偷运进来，像亨特这种人脉很广的商人还会有公行里的一个中国通事用食盒给他送来一日三餐。这些被监禁的人所遭受的身体上的最大风险，按照怡和洋行(渣颠和马地臣合伙开设的公司。--译者)授权的历史学家的结论，是“食物太多，锻炼太少”。闲得无聊是另一个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地方，他们临时凑合起一些娱乐活动打发这种无聊:斗蟋蟀，玩跳背游戏，爬旗杆，喝着啤酒和保镖们说闲话。当这些娱乐活动玩儿得乏味了，他们就嘲笑自己生活能力的低下:不会“烤鸡、煮鸡蛋或烤土豆”。

被围的第3天，3月27日上午11时，义律做了两件被中国历史学家们一致视作他善于搞阴谋诡计的明证的事。第一件，他同意交给林则徐20283箱英国的鸦片;第二件，他向惊慌失措的商人们保证，王国政府将对被没收的财产负责。用这两个麻利的措施，义律把个人的经济纠纷变成了国家的事情:英国女王和中国皇帝之间的谈判。当林则徐实行封锁的消息大约6个星期后传到英国时，英国政府将会发现，作为向中国宣战的理由，200万英镑(被没收鸦片的烟价)远远比对林则徐“侮辱国家尊严”作感情上的严正声明有说服力。(帕麦斯顿几乎都没有注意到义律1834年报告说有两名中国地方官员两次打了他的头。)

那么，义律为什么要采取这两项措施呢?

在给帕麦斯顿的快信中，义律说他所处的令人绝望的形势迫使他不得不采取行动了。4月2日他写道:“在我们与这个帝国的交往中，它的政府无端地发起侵害英国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冒犯英国政府尊严的行动，这是第一次……他们剥夺了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生命掌握在他们手中。”与此相反，义律的敌人们则指责他毫无必要地插手于林则徐和英国商人之间形成的僵局，激化了林则徐和鸦片贩子们之间的矛盾(首先是招致了林则徐的封锁)。而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据渣颠1840年对英国下议院一个选举委员会说，在林则徐采取封锁措施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受到威胁。诋毁义律的人问道，为什么他那时态度坚决地反对向林则徐屈服，而现在却屈服得如此彻底?对于他满口承诺赔偿鸦片烟价，行商们很不解:“他为什么要赔那么多钱?根本不需要赔那么多钱。”

我们永远也不能确切地知道查理·义律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他没有留下可供我们进行详细分析的日记或回忆录。但通过观察他的敌人对他的指责(算计、无能、鲁莽、自我扩张权力)，我们也可以想象出他处境的困难。林则徐与他的前任们不同，他是个毫不妥协且不受腐蚀的禁烟斗士。当林则徐发出对英国公民和财产的威胁时，义律难道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不卷入到这些私营商人们的事务中去吗?(林则徐威胁要既停止鸦片走私贸易，也停止合法贸易，他采取的措施对英国的茶、丝和金银供应也有明显的影响。)尽管商馆中没有人挨饿，英国人没有做任何形式的让步，也没有人逃跑。而且，被监禁中的商人们害怕这场小打小闹在外国人的某种挑衅下真的变成战争。如果停泊在黄埔的外国军舰冒险冲破封锁，攻击广州，平素沉着冷静的威廉·亨特推测说:“中国人可能会发动攻击，屠杀我们。”

最重要的是，到1839年，义律已经是怒气攻心:他被帕麦斯顿的前后矛盾、被他自己对鸦片贸易的憎恨而又对其无力进行管控而弄得筋疲力尽。他不得不反复告诉清政府官员，他没有力量赶走英国的鸦片船，作为回应，接见他的中方代表讥讽他说:“他还被看作适合当商务监督吗?”于是他一次次地发现他自己处于一种屈辱的境地。他交出鸦片，或许是希望激起外交大臣某种明确的反应。像他之前的律劳卑一样，他似乎真的曾经相信，一场短平快的战争会痛痛快快地解决(双方的)问题。4月11日，他写道:

我觉得可以肯定，使中华帝国沿海免于糟糕的战争(不论是对外的还是对内的)的唯一手段，就是女王陛下政府采取迅速的、强有力的干涉政策，以澄清所有错误，一劳永逸地有效防止犯罪行为和苦难。综合考量，这一措施不仅已成为对英国公共利益和国格的重要责任，也是对中国政府的重要责任。

一个公开宣称是鸦片的敌人的人，就这样最终成了乞求他的政府打一场鸦片战争的战争发动者。

以上为试读内容，如喜爱本书，请阅读实体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