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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战犯”:我的父亲黄维

2010年09月03日16:11三联生活周刊李菁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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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有一部描写战犯改造的电影里也有这样一个镜头:在一次学习中,其他战犯都在积极揭露蒋介石的罪行,父亲不仅不揭发,反而发表攻击诽谤我党领袖的言论,学习组组长董益三等便动手打了他

最后的“战犯”:我的父亲黄维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向黄维发特赦通知书

最后的“战犯”--我的父亲黄维

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黄维,34岁便成为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第18军军长,可谓春风得意。岂料10年之后,他的人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48年底,身为第12兵团司令的黄维,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继而成为“战犯黄维”,从而接受了漫长的27年改造。1948年9月,当黄慧南呱呱坠地时,她的父亲黄维已被自己无法主宰的力量推进战争里;她的母亲蔡若曙,一个美丽的江南女子,在充满动荡与不安的年代里,却艰难而顽强地守护着一份感情整整27年,27年的等待最终却仅换来1年的团聚。大时代背景下,这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是另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

口述◎黄慧南 主笔◎李菁

陌生的父亲

淮海战役,是父亲作为军人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他和我们一家人命运的转折点。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场战役对父亲来说有些突然。妈妈后来告诉我,我们家在庐山有个小别墅,每年夏天全家都会到那里避暑。1948年夏天,爸爸妈妈照例上了庐山,哥哥姐姐们也从读书的学校赶回来团聚。不久,父亲接到命令,要他立即下山赶到武汉。与父亲告别时,妈妈挺着个大肚子,肚子里是已经9个月的我。

因此,父亲没有等到1个月后我的出生,我们父女第一次面对面,已是17年之后。

我小时候是和妈妈、外婆还有姨妈、姨夫一起生活。这么多年,姨夫和姨妈一直把我当成自己女儿。姨夫叫黄崇武,我从小到大也一直以为他就是我的生父,上学时填的家庭关系表里,“父亲”与“母亲”一栏里,我写的都是姨夫与姨妈的名字。在家里,我喊姨夫和姨妈为“爸爸”、“妈妈”,而用上海话喊自己的母亲“姆妈”--我长大后还想,我那时怎么没有想过,家里怎么会有一个妈妈一个姆妈呢?但我那时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姨夫的父亲叫黄梅兴,1937年8月14日,淞沪抗战的第二天,黄梅兴在率军攻打位于上海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不幸被炮弹击中,是淞沪抗战中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将领。因为黄梅兴与我的父亲、杜聿明等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关系非常好,所以黄梅兴牺牲后,黄埔军校的同学对黄崇武非常照顾。黄崇武与这些将领的家属,比如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等都非常熟。姨妈比我妈妈小10岁,一直跟着我妈妈生活,他们也是这样认识的。黄崇武本人也是黄埔18期的学员,曾经在蒋纬国的装甲兵部队里担任过军官。

长大后我才意识到,是大人们一直默守着这个秘密,不想让我的生活被父亲的“阴影”笼罩。也是有了他们的这种保护,我是在无忧无虑中长大的,从未感觉自己跟别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我从小成绩很好,老师、同学都对我很好,一直到了初中三年级。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报名参了军,临行的某一天,他特地找到我说:“你没有入团不是你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你父亲,所以你不要有包袱,只要你好好表现,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他的这一番话,让我觉得莫名其妙。回到家里,我问大人们是怎么回事,我记得那天是姨妈和姨夫第一次正式和我谈了家事。从那一天起,我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原来是“战犯黄维”。这一年,我马上就要初中毕业,我也第一次在“父亲”一栏里写上“黄维”二字。在“家庭出身”这一栏,到底该写“反动军官”还是什么,大家意见不一致。我记得,大人们还争论了一段时间。

因为大人们很少在我面前提他,所以对于这样一位父亲,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总是觉得他离我的生活很遥远。

转眼到了1965年,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有一天,我正在上课,教导主任把我叫出来说:“你父亲来了,住在锦江饭店,你去见一见他。”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去!”但学校和家里人都做我的工作,让我意识到,这甚至是一个政治任务,我必须得去。

那一天,是姨夫带我去的锦江饭店。看到父亲时,我既没有油然而生的亲近感,也不是很害怕--之前在一些历史资料上看到说黄维在淮海战役中准备施放毒气,给人感觉就像杀人魔王,看到他的第一印象,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当时父亲还在改造期间,所以现场还有几位穿着公安制服的陌生面孔在旁边做记录,我并不紧张,就是感觉有点怪。

我朝着他喊了声“爸爸”,看得出,他非常高兴,想方设法找话题跟我说话。那一次也是父亲和一些战犯被带出来参观,他们刚从杭州到上海,他很兴奋地跟我讲路上的见闻。这一次参观对他震撼挺大,他思想上的变化也是从这一次参观开始的。

那一年父亲61岁,还很精神。虽然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见过,但很显然他对我的所有情况都了解,他还问我以后想学什么,我能感觉得到他非常在意我。我后来才知道,早在50年代初,妈妈第一次去探视父亲时,父亲便让妈妈把我的照片寄给他看看,妈妈特地带我去照相馆拍了一次照片。后来沈醉告诉我:“你爸爸在管理所里,一直把你的照片放在他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珍藏着。”

也许因为我出生的特殊,父亲似乎对我总有一种隐隐的歉疚之情。高中毕业后,我到东北插队,身体出了些状况。那时候父亲已经可以与家属通信,妈妈把我的情况在信里很详细地告诉他。父亲后来把他在里面劳动得到的钱攒下来,大概有200多元,寄给妈妈,让她给我看病用。我后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负责父亲的那位管理员,他说:“别人都是从外面往管理所里寄钱,你爸爸是从里面往外寄,我在这里管了这么多战犯,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责任编辑:ry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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