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1.知识结构
2.教材分析与建议
重点
中国古代商业产生发展的特点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和萎缩的原因
难点
重农抑商下的古代商业如何得到发展
教材内容分析与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从三个大的方面、分不同的历史阶段向学生介绍了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基本情况:重农抑商下的古代商业，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这些内容一方面介绍了我国古代商业在不同方面和不同阶段的发展概况，说明商业的繁荣是我国古代经济的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另一方面也对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借鉴。内容涉及的时间长，专业性强。与内容有关的绘画、实物照片(如考古出土文物等)、文字资料比较丰富。由于学生们初中基础的制约，建议在教学中适当进行补充，增加学生对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了解，为学生认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奠定基础。最后对古代商业的知识进行整理，形成整体认识和理解。
引言
本课引言由文字组成，介绍古代传奇人物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复仇后，弃官经商，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故事。范蠡被称为陶朱公，后世商人尊他为祖师。陶是春秋战国时代关东最繁荣的经济都会，被誉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是全国的经济中心，经济繁荣是必然之结果。
建议教师首先引导学生阅读引言内容，也可出示《史记》的范蠡原文，然后向学生提问。问题一:通过阅读引文，从范蠡身份的转变，你对春秋战国时期商人有什么看法?问题二:在范蠡选择陶作为经商地点的原因?(交通中心、经济都会、四方货物等)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进入本课学习。
第一目 重农抑商下的古代商业
教材以我国古代历史的不同时期为线索，讲述了我国古代商业的产生和在先秦、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的基本情况。商业的兴起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商业的出现又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古代商业产生于先秦时期，初步发展于秦汉时期，隋唐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宋元时期商业经济达到空前繁荣，最后于明清时期商业繁荣深入城镇农村，边疆海外。这一切都是在大多数政权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下顽强发展而来的。
(1)商业兴起于先秦时期
中国人很早就懂得经商。原始时代，人们共同对抗自然，生产力有限，未能形成分工。不断改进的劳动工具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力，生产物过盛衍生了原始的交换。这些交换先是偶然性，渐渐变得经常而刻意。中国人很早就学会经商，据《易经》所载，神农氏曾在日中设市以“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这可算是原始的市集。在远古时期，商部落就以善于交换出名，周武王灭商后，商朝的遗民为了维持生计，传说他们的祖先曾驾着牛车游走部落之间，进行交易。日子一长，便形成一个固定的职业。周人就称他们为“商人”，称他们的职业为“商业”，由此引申，出售的生产物便叫“商品”，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各地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商人。春秋时期著名的大商人有郑国的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贡和范蠡;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人有魏国的白圭、吕不韦。战国时期各国铸造流通的铜币种类增多，货币的数量大，种类多，反映了商业较过去发达。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建议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本目内容时，以“商人”和“商业”名称的由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以不同时期大商人(如范蠡、吕不韦)的故事来增强学生对本目内容的感性认识。
(2)秦汉时期商业初步发展
教材提到“秦汉以来，统治者多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使商业的发展比较艰难。”这是本课的第一个核心内容，分析重点有两个，一个是重农抑商政策，秦汉至隋唐，商人经商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商业总体水平还不高。建议教师适当给同学补充资料，如可以展示汉长安城的平面图，让学生找出长安城的两个市。“汉五铢”钱的实物或图片来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增强学生对秦汉时期商业发展的感性认识。或者提醒其初中学习的知识，也可以从下边教材总结。另一个是商业的艰难发展:“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商业还是得到了发展。这是本课重点，建议对秦汉至隋唐的商业发展集中进行表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货币，度量衡，修建驰道，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两汉时期，伴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巩固和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
(3)隋唐时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特别是隋朝时开凿的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促进了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教材在这里简单的把商业发展的条件提出。建议总结商业发展的几个重要条件，并继续补充，最后进行总结。唐代还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比欧洲地中海沿岸出现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飞钱类似于后世的汇票。柜坊和飞钱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它们的出现又促进了商业的便利与发展。
教学时建议教师引导学生阅读【学思之窗】中有关柜坊和飞钱的内容。教师可以这样提问:柜坊和飞钱与后世的什么相类似?它们的出现对商业的发展有什么作用?以此来引导学生分析隋唐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教师还可以充分利用课本插图“唐长安平面图”来讲解唐朝长安的商业繁荣情况，加深学生的印象。
(4)“宋元商业的繁荣”，教材主要分两宋和元代两个阶段讲述了宋元时期商业繁荣的情况。商业要繁荣，政府就必须放松对市场的严格控制。两宋时期商业的繁荣，就是建立在从唐代后期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被打破，以及不再限制商品交易的时间基础上的。两宋时期的商业繁荣是全方位的，不仅商品的种类繁多，而且国内贸易、边境贸易和对外贸易都很繁华。商业的繁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代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促进了商业的继续繁荣。
两宋时期商业繁荣的原因
两宋商业空前繁荣，教材指出商业环境相对宽松，概括而言:首先，北宋建立以后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府逐渐放松对商品交易的限制。从唐代后期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逐渐被打破，到宋代，店铺已可随处开设，买卖时间也一改日中为市的限制，早晚都可经营。第三，宋代市场上虽然仍然使用金属货币，但在北宋时，四川益州的富商开始发行纸币“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建议教师引导学生观看课本插图汉唐钱币和北宋的纸币拓片，归纳出纸币的出现对商业发展的影响。纸币的发行使用便利了商业活动的进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第四，两宋时水陆交通便利，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在引导学生学习本部分内容时，建议教师先向学生提问:两宋商业空前繁荣，原因有哪些?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由教师归纳总结。这里应特别突出宋代政府的宽松政策以及产生的积极后果。这部分内容是本课的重点，教师可以适当补充、拓展，在不增加学生记忆负担的情况下，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内容。
元代商业的继续繁荣
元代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重新疏浚了大运河，疏浚后的大运河从杭州直达大都;开辟了海运，海运从长江口的刘家港出发，经黄海、渤海抵达直沽(天津);元政府还在各地遍设驿站，横跨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也重新繁荣起来，这些都促使元代商业继续繁荣。元代的大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繁华的国际商业大都会。从东欧、中亚，从非洲海岸，从日本、朝鲜，从南洋各地，都有商队来到大都。城内各种集市三十多处，居民不下十万户。
(5)“明清时期”。教材首先介绍了政府对商人征收沉重的商税，并施行种种压制政策，相比于宋元，有明显的退步。这需要补充一定的资料，加以说明。明清时期，政府对民营商业，不断加征商税，对民营商业征税不仅税率高，税目繁多而且关卡林立。明清政府还继承了专卖专营的传统，限制了民营商业的经营范围，从而阻碍了工商业发展。
明清城镇商业依然呈现繁荣景象。棉花、茶叶、甘蔗、染料等农副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体现了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农产品商品化得到了发展;城镇经济空前地繁荣和发展，许多大城市和农村市场都很繁华。只有这样才能使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迅速。联系隋唐的柜坊和飞钱、宋朝的交子等内容，总结概括出商业继续繁荣的结论。
其次，随着商业的繁荣，商人的情况发生了新变化，明清时期出现了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其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建议教师利用课本插图“山西平遥市楼”，向学生介绍明代山西的商业繁荣情况。建议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对晋商进行补充讲解。
建议教师引导学生阅读【历史纵横】中关于晋商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与教材内容相互补充，更直接说明晋商发家致富的经过。晋商的活动范围极为广泛，许多人甚至走出国门，到日本、东南亚、俄罗斯等地去做生意。
第二目 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市是货物交换的地方，开始时物物交换，货币产生后就成为买卖的场所，即市场，和城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进行物物交换的场所，与今天的农贸市场或农村集市很相近。这种市不具备城市的基本形态，《墨子·七患》说:“城者，所以自守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城是以防守为基本功能。城市则不然，它必须有集中的居民和固定的市场，二者缺一都不能称为城市。教材在第二目内容上主要提出两个思路，一是以北宋为分水岭，之前的中国古代城市政治、军事意义更大，经济意义居从属地位。北宋之后大城市的经济意义逐渐增大。二是北宋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市、镇、大城市为单位形成了中国古代商业三级市场体系，有力的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教材在这一段延承了重农抑商政策的基本思路:秦汉至隋唐，商人经商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商业总体水平还不高，并加以具体化。汉唐时期的城市特征是:1.绝大多数城市是因为属于各地政治中心而建设起来。地方上的中小城市也多因为是各地郡县治所而发展起来。2.这时期的城市，政治、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消费意义大于生产意义，商业的繁荣远远超过了商品生产的水平。因为这一时期，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等消费人口。这时期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分开。白天定时开市、闭市。唐朝政府允许外商在境内自由贸易，胡商遍布各大都会。西市就有西域以及波斯、大食商人，“胡风”、“胡俗”流行。长安城的人口不下百万，这样庞大的人口对商品的需求，造成长安城商业的繁荣。尽管城市里有商业者，但一方面是绝对少数，另一方面城市商业在手工业作坊不够发达的条件下，只能以转运远地的奢侈品为主要的业务，以满足王公贵族对奢侈消费品的需求。农村集市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水陆交通要道附近，集市不断增多，有些还发展成重要的市镇。
宋元时期的市镇
两宋时期商业的繁荣首先表现为市镇商业的繁荣。教材首先强调旧时日中为市的经营时间限制也被打破，早市、夜市昼夜相接，交易活动也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监管，来对应教材前面提到的宋朝商业环境比较宽松的结论。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市分散在城中。注意“两宋商业突破传统商业时间、空间的限制，发展到新的水平”是本课的第二要旨。如何突破?应当结合教材的《清明上河图》局部，进行分析，并结合学生对《水浒》等文学作品的认识加以引导。
教材中对“市”和“镇”的内容和彼此关系，加以表述，突出本目的第二个重点:北宋市镇的发展;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北宋以前在唐代已经出现农村集市;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商店可以随处开设。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集，南方叫圩或赶场。草市的集、圩在交易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成了沟通乡村与城市的桥梁，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业性市镇在乡村和城郊地带的广泛兴起和发展，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草市多为小规模的乡村集市和商业点，承担着农村初级市场的功能;镇是规模相对较大的经济中心地，起着农村中心市场的作用。镇的设置始于南北朝时期。但在宋代以前，它是封建政权的军事据点。北宋建立后，镇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逐渐向农村经济中心地演变。在中国传统的区域经济网络中，镇居于市场层级的第二级。居于镇之上的区域中心市场是府、州、县城，镇宛若卫星城镇环绕周围，并通过府、州、县城将经济触角向外伸展。居于镇之下的则是圩、集、场、店等广大的农村初级市场，它们为市镇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养分和宽阔的市场空间。反过来，镇扮演着沟通城乡关系的重要角色。这种沟通上下级市场的角色定位，毫无疑问刺激了镇自身的经济发展，使原本开放的市镇更加开放，亦使得镇作为区域经济第二级中心市场的地位不可取代。到南宋时，各地镇市逐渐呈现出专业化的特征。镇既是农村中心市场，也是联结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主要纽带。而且，成为新兴的经济中心地。
全国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市镇。其中，汉口镇、佛山镇、朱仙镇、景德镇是最著名的四大商业名镇。前三个镇的历史定位，是充当商品流通的中转站，成为区域市场乃至全国大市场商品循环的枢纽。景德镇则是专业手工业镇，由于它地处昌江南岸，故始名昌南镇，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置镇，朝廷遣官监造瓷器充贡品，命瓷工书“景德”纪年于器，从此便改名为景德镇。中国以出产瓷器而有“瓷器之国”的誉称。作为我国瓷业中心的景德镇尤以盛产精瓷而驰名中外，向有“瓷都”之美名。
繁荣的大城市在古代是如何发展的?教材在这段描述强调两点:古代的长安、洛阳、开封、临安、大都等大城市，曾作为国家首都的大城市，往往具有政治中心、军事重镇、商业中心的多种功能，是中国古代城市的最高形式，而且经济中心的地位愈来愈高。宋时的开封、南宋的临安都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既有繁华的商业街区，又有专业交易场所。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反映了开封城内商业的繁华景象。建议教师引导学生观看课本插图《清明上河图》(局部)和本课标题的背景图(也是《清明上河图》的局部)，加深学生对开封商业繁荣的印象。第二，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大运河的开凿、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也催生了一批批城市的兴起与繁荣。尤其是南方经济的发展，使扬州、成都等一批南方城市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大都会，以至出现“扬一益二”的说法。实际上教材概括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两个趋势，即传统的政治性城市逐渐向多样化和商业化城市发展，表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二、隋唐以后一批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商业都市逐渐兴起，逐步增多，商业性和工业性逐步加强。如隋唐在长江流域还出现了以扬州和成都为中心的商业都市。这里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大运河的开凿、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等事件要注意引导学生，复习以前的历史知识，弄明白它们的影响。
小结:使学生概括总结古代城镇发展的特点:①对政治中心的依附性渐减，趋向生产性和商业性。②政府的限制逐渐放松，但“重农抑商”的政策没变。③政治和经济格局变更影响城市商业活动。
第三目 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中国的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教材列举了从西汉、唐朝、两宋、元朝等朝代对外贸易的发展繁荣的突出表现，同时突出了在对外贸易方面政府的作用。
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陆上丝绸之路开通，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或阳关，再经过今天的新疆进入中亚和西亚。汉武帝之后，还开辟了与南海诸国及印度半岛等地交往的水上交通线，从事经常性的贸易往来，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两条丝绸之路的开通，有利于中外贸易的发展。
唐朝时，广州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管理对外贸易的专门官署。两宋时，为增加财政收入，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中国同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以至非洲的几十个国家进行贸易，海外贸易税收甚至成为南宋国库重要财源。元朝时，主要港口有泉州、广州和庆元(今宁波)。泉州是元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经常停泊着数百艘海船，大量货物在那里汇集和起运，被誉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至今屹立在泉州附近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海船进出港口的灯塔。
建议教师请学生阅读【历史纵横】有关元代市舶司设立的情况，特别是政府对港口对外贸易的管理使学生联系到现在港口的海关管理。通过回答问题来加深学生对元代对外贸易的理解。
官府控制下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朝贡贸易即通过朝贡与赏赐完成交易，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朝贡贸易，往往“厚往薄来”“倍偿其价”，目的不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而是政治上要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经济上求购各种异域珍宝特产，以满足统治者对奢侈品的需求。关于朝贡贸易的分析，建议引用初中教材涉及到1405~1433年，郑和奉命率领庞大船队七次下西洋的故事，分析其运载的货物、搭乘的人员等资料，以及其结束的原因，就会比较好地突破这一难点。教材文字资料给的比较明确，但其他信息还需要教师补充。
“海禁”与“闭关锁国”导致中国对外贸易的萎缩
“海禁”与“闭关锁国”。教材只是简单介绍了明清两代的对外贸易政策及情况，提出闭关锁国政策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对外贸易渐趋萎缩。对此教师不宜过多展开，只须讲清明清对外贸易的具体表现即可。因此，建议教师采用讲授法，以提高学生的认识和理解。
明代的外贸分民间贸易和官方贸易，官方贸易一直没有中断，而民间贸易则经历了从明初实行“海禁”，禁止民间贸易到明朝中后期重开海禁，允许民间贸易的变化。“海禁”的实行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造成中国落后于世界。建议教师简单介绍“倭寇”与“海禁”两个概念和明代民间贸易的具体状况。重点要讲清“海禁”的后果。
清代的外贸政策是严格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厉行禁海，迁界，将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无许片帆入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为对付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是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直接原因，而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是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根本原因。此外，西方殖民者向东方殖民扩张是其客观原因。建议教师在简单讲清闭关锁国的原因后，强调清代一直实行这一政策。广东十三行(又称广州十三行)，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清朝对外奉行“闭关锁国”贸易政策的产物，是当时中外贸易畸形发展的标志。创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清廷既要“严华夷之大防”，又要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于是广东官府便组织和指定一些商人专管广东对外进出口贸易。这就是广东十三行商人出现和行商制度创建的重要背景。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严格限制海外贸易，规定只许广州一地对外贸易，并且由特许的十三洋行进行。从此中外贸易逐渐萎缩了。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关于“重农抑商下的古代商业”一目的教学。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和认识到商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商业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商业的出现又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商业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宽松政策，能够起到阻碍和促进商业发展的作用。教师首先采用谈话法，利用“商人”和“商业”这两个名称的由来提高学生学习本课的兴趣，根据一些著名的商人和商帮的故事让学生分析，导入本课。
其次，教师可以利用教材中的关于长安的图和资料，打破顺序，让学生寻找教材中的隋唐资料，首先从秦汉至隋唐，商人经商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入手，从长安图找出问题。然后归纳总结商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大运河的开通，有利于商品流通。学思之窗关于柜坊和飞钱的资料说明隋唐时期商业的迅速发展，以证明“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的现实。
宋元商业的繁荣是本书的重点。教师可以直接让学生观看《清明上河图》全画(市场上出售的临摹作品很多)，分析出市坊不分，时间不受限制的现象;教师指出:要繁荣商业，政府就必须减少对市场的限制。再请学生归纳钱币和纸币的差异，说明“交子”的出现反映了商业发展的繁荣程度。最后要促使学生把宋朝在市镇体系建设、海外贸易的情况从后面教材中摘出来，对宋朝商业繁荣的表现形成整体印象。元朝的大都资料很多，可以适当补充可以围绕徽商和晋商资料，引出教材关于明清时期的商业繁荣。教师首先指出:比较法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通过比较徽商与晋商的相同点来增强学生的印象:都从经营盐业起家;积累起商业资本之后扩大经营范围，涉足其他领域;然后再涉足金融领域，甚至还走出国门，积累起巨额财富。进而用谜语来引导学生到明清政府对商业的种种限制。进而启发学生对政府在商业繁荣中扮演的角色的初步探讨。
关于“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一目，重点在于教师通过引导学生总结中国古代城镇和商业市场的关系以及发展的基本线索;可以再围绕宋代“草市”“四大名镇”做文章，使学生总结集市、镇、大城市三级市场的形成，本身就是代表了宋代商业空前繁荣。而大城市则是要学生总结出一定的发展规律。
第三目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先请学生回答关于元代市舶司设立的问题，使学生认识到:元代政府通过严格控制对外贸易而增加税收。引出官府对外贸经济的控制问题。然后建议教师注重补充郑和七下西洋的资料，承前启后，突破朝贡贸易的难点;分析朝贡贸易的问题，进而深入至“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影响;总结政府在商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最后小结先总结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特点，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来概括国民经济中农、工、商业之间的关系。
2.教学案例
案例一 讲商人的出现和商业的兴起时，向学生展示一组商人形象。
如范蠡、吕不韦等。
问题一:通过阅读引文，从范蠡身份的转变，你对春秋战国时期商人有什么看法?
商业繁荣，商人地位高等。
问题二:在范蠡选择陶作为经商地点的原因?(交通中心、经济都会、四方货物等)
最后引入“商人”和“商业”的概念。
案例二 讲宋元商业的繁荣时，向学生展示《清明上河图》全画。
北宋末年，张择端来到开封后，画成一画，取名《上河图》，悬挂在开封城内供人观赏，正好被微服私访的宋徽宗看到。对书画研究颇有造诣的宋徽宗非常喜爱此画，遂提笔在画上加了两个字:清明，取政治清明之意，这就是《清明上河图》的来历。北宋灭亡，此画丢失，张择端非常痛心，根据自己的记忆又画了一幅，这才是今天我们见到的《清明上河图》，此画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问题一，能找出市坊界限?营业时间有限制?(官府管理相对宽松)
问题二，铜钱和“交子”的优缺点?宋代“交子”出现反映了什么问题?
引入朱仙镇资料，阅读回答问题，引导学生得出三级市场体系基本认识。
案例三 讲明清时期的徽商与晋商时，使用下表进行比较:
徽商 晋商
第一阶段经营盐业致富 经营盐业致富
第二阶段经营茶叶、木材、粮食 经营丝绸、铁器、茶叶、棉花、木材
第三阶段典当、走出国门 票号、走出国门
问题:不愿称老板的徽商
“二人山下说诗(丝)文，三炮打进四川城。十月十日来相会，三人牵牛一路行。”这首诗谜的谜底就是“徽州朝奉”。“朝奉”本为官名，宋代朝官有朝奉大夫和翰奉郎。有些徽商是由仕而贾的，他们不愿人们称其“老板”，代之以“朝奉”的称谓。久而久之，在徽州，朝奉便成了富有商绅的俗称。到了明末，世人通称徽商为“徽州朝奉”。
为什么不愿人们称其“老板”，代之以“朝奉”的称谓?
引出明清对商人的压制和歧视。
案例四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引入郑和舰队资料，承前启后，特别是所带货物资料;分析得出朝贡贸易的整体认识。
最后得出无力维持这样的损失，逐渐放弃对南海和印度洋的控制，最后走向海禁。
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柜坊与飞钱的出现，对商业的发展有何作用?
解题关键:使商业往来更加方便快捷。
思路引领:柜坊类似于后世的银行，飞钱类似于后世的汇票。
答案提示: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它是专为远距离和大宗商品交易服务的，也便于商人筹措资金。飞钱类似于后世的汇票，它出现以后，商旅不用长途携带钱币，也不用运输税钱。总之，柜坊和飞钱的出现，使各地之间的商业往来更加方便快捷，有利于商业的繁荣。
【探究学习总结】
本课测评
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有何特点?
解题关键:中国古代商业是在历代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下，取得发展和繁荣的。宋元时期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柜坊、飞钱和纸币很早就产生了，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全面繁荣。
但官府控制下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以朝贡贸易为主，即通过朝贡与赏赐完成交易。城镇商业繁荣程度高，并且发展体现了明显的阶段特征。形成了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商帮。
我国统治者在对外贸易中，实行较为开放政策，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使当时王朝成为各国的交流中心，如唐朝、元朝等。明清时期，因为统治者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对外贸易渐趋萎缩。
思路引领:商业产生之后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答案提示:我国商业兴起较早。中国古代商业是在历代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下，取得发展和繁荣的;到宋元时期空前繁荣;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全面繁荣;类似于银行的柜坊、类似于汇票的飞钱和纸币很早就出现;商业受官府控制色彩较浓;城镇商业繁荣程度高;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以朝贡贸易为主，往往“厚往薄来”“倍偿其价”，目的不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而是要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满足统治者对异域珍宝特产的需求。明清时期，因为统治者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对外贸易渐趋萎缩。
学习延伸
按顾炎武的看法，徽商发达的原因有哪些?你同意他的观点吗?请说说你的看法。
解题关键:传统习俗、团结与节俭。
思路引领:从徽州人本身的传统习惯和特性上找原因。
答案提示:顾炎武认为徽商发达的原因有:徽州人有经商的传统，成年男子结婚不久就外出经商，有的人几十年都不回去。徽州人很团结，注意互相帮助，一个大商人能够得到许多同乡的帮助，在帮助的过程中，这些同乡也学到了经商的本领。徽州人还崇尚节俭，不奢华。
同意。因为顾炎武的看法符合徽州商人的实际，也正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人的真实写照。
李军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古代商业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史记·货殖列传》
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搜索诸坊，十人为保。
……
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寝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帛轻如故。
──《新唐书》卷54《食货志》
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大中祥符末，薛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久不报。寇瑊守蜀，遂乞废交子不复用。会瑊去而田代之，诏田与转运使张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议: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又诏梓州路提点刑狱官，与田、若谷共议，田等议如前。戊午，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条》
《梦梁录》卷13《夜市》。文中所提到的杭城即南宋的首都临安，可见临安城内的夜市已相当繁华，商业兴盛，买卖昼夜不绝。
“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也。”
──引自《中国商业简史》
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至是，权户部侍郎兼知府事钱端礼乞令左藏库，应支见钱，并以会子分数品搭应副，从之。东南会子自此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7
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已条
闻得商旅往来贸易，仅用会子，一为免商税，二为省脚乘，三为不复折阅，以此观之，会子可谓通流。
──(宋)吴泳《鹤林集》卷15《乾淳讲论会子五事》龚茂良答宋孝宗语
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东都洛阳)洛南有九十六坊，洛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纵横相对……通远桥，桥跨漕渠。桥南即入通远市，二十门分路入市，东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舶舻万计。市南临洛水，跨水有临寰桥。桥南二里有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十余肆，甍宇齐平，四望如一，榆柳交阴，通渠相注。市西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照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
──《大业杂记》
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其崇三丈五尺。掖庭宫，广一里。
皇城，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其间并列台、省、寺、卫。承天门外有东西大街，南北广三百步。横街之南，有南北大街，东西广百步。自两汉以后，都城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公私有辨，风俗齐整，实隋文帝之新意也……
坊市，总一百一十区，万年、长安以朱雀街为界。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万年领之。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长安领之。皇城之东尽东郭，东西三坊。皇城之西尽西郭，东西三坊。南北街一十四坊，象一年并闰。每坊皆开四门，中有十字街，四出趣门。皇城之南，东西四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取《周礼》王城九逵之制。其九坊但开东西二门，中有横街而已，盖以在宫城正南，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碁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比也。
《城图》云:皇城之南三十六坊，各东西二门，纵各三百五十步。中十八坊，各广三百五十步。外十八坊，各广四百五十步。皇城在右，共七十四坊，各四门，广各六百五十步。南六坊，纵各五百五十步。北六坊，纵各四百步。市居二坊之地，方六百步，面各二门，四面街各广百步。
──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
上封者言:“岭南村墟聚落，间日会集裨贩，谓之虚市，请降条约，令于城邑交易，冀增市算。”帝曰:“徒扰民尔，可仍其旧”。
──《宋会要辑稿》第129册食货17商税
至道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条
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医克择之差占，则与市肆当行同也。内亦有不当行而借名之者，如酒行、食饭行是也。又有名为团者，如城南之花团、泥路之青果团，江干之鲞团，后市街之柑子团是也。其他工使之人，或名为作、如篦刃作、腰带作、金银镀作、钑作是也……
──(宋)《都城纪胜》
《马可·波罗行记》第二卷第94章，文中记述的是元大都的贸易发达和人口繁盛状况。
应知汗八里城(即元大都)内外人口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口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
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或以献众多之男爵骑尉，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
此汗八里城之周围，约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
── 《中国古代中世纪史教学参考资料》
海外贸易
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处。
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还者，谓之住唐。广人举债总一倍，约舶还迥偿，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
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人。
──(宋)朱彧《萍洲可谈》卷2
《梦梁录》卷12，文中描写的是南宋海外贸易的情况
浙江乃通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此网鱼买卖，亦有名“三板传”。
自入海门，便是海洋……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错，盖一舟之人命所系也……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迤逦过七洲洋，船中测水，约有七十余丈……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昆仑”。亦深五十余丈……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未尝过七洲、昆仑等大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
──《中国古代中世纪史教学参考资料》
故临国与大食国相迩，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二年矣。
──《岭外代答》卷2
元自世祖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大抵皆因宋旧制而为之法焉。于是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反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时客船自泉、福贩土产之物者，其所征亦与蕃货等，上海市舶司提控王楠以为言，于是定双抽、单抽之制。双抽者蕃货也，单抽者土货也……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
──《元史》卷94《食货志》2市舶
2.课文注释
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有哪些表现?
综观中国古代历史，商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主要表现在:(1)商业活动的场所的变化:先主要在城市中进行，后来农村集市贸易逐渐发展。唐时加快，明清时突出，出现了专业性的市集(如丝市、叶市、猪市等)，以至逐渐形成了新兴的市镇(有的更是专业性的集散市集);而不是先有农村商业，而后才有城市商业的发展。(2)交易内容的变化:商业开始时以贩运、交流地区间的土特产品，经营统治者所需要的奢侈品为主要内容，以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市场商品种类增多、行业分细，为一般人民所需要的主要农副产品以及城市手工业所生产的大小商品在整个流通界地位提高。这种情况在宋代已经显现。(3)交易媒介的变化:商品交换最原始的形态是物物交换，不存在交易的媒介。随着商品交换的内容和地域的扩大，出现了以贝壳等为代表的一般等价物。随着贸易进一步发展，一般等价物开始固定下来即出现了货币。秦始皇一统中原，统一了货币更是便利了商品交易的发展。由于货币不利于携带等弱点，北宋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它的出现更是促进了商业上的贸易往来。(4)商品开始时，一般都局限于流通领域，到封建社会末期(明清时)才逐渐与生产与自由的雇佣劳动相结合，商人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生产过程。如向小生产者预购、定货、贷款、当包买商、搞前店后厂，以至投资设厂、开设手工业作坊。(5)商人组织的变化:最初商人组织是与商人的自然组织──宗族亲缘组织重合的。亲缘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为商人的地缘组织和业缘组织，相对而言，作为地缘组织的会馆比作为业缘组织的宗族进步，而作为业缘组织的行会、公所又比作为地缘组织的会馆进步。因为地缘组织特别是亲缘组织大多具有不可选择性，属于不随意的团体，而业缘组织大多具有可选择性，属于自由加入的志愿集团。除此以外还有城市的发展，交易范围的扩大等等就不再一一叙述。
中国古代商业的特征
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官营和专卖长期存在。汉武帝时任用大理财家桑弘羊和大盐商出身的东郭咸阳和孔仅，并于元狩三年实行盐铁官营。所谓盐铁官营，在盐方面是“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鬻盐，官与牢盆。”就是招募平民自备生活费用和生产费用，由政府供给主要的生产工具──熬盐锅，煮成的盐要按官定工价全部卖给官府。在铁方面，则是由罚作苦工的罪人和轮流服役的民夫在官吏的指挥和监督下来从事生产和运销，当然，还有一部分能工巧匠作技术指导。生产铁器全归官府。盐铁由官府所设置的盐铁官来负责运销和专卖，严禁私煮盐和私铸铁。以后历代对此进行了发展，专卖产品还涉及酒、茶、丝、香料、珠宝等物资。二是中国古代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低下，中国古代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士农工商，商人处于最底层。对商人的日常生活都有限制，还禁止商人为官吏。
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制度
西汉初年，煮盐、冶炼及铸铁等手工业，除官营外，还允许民间私营。吴王刘濞擅国内之盐铁生产，邓通可以任意铸造。对此，当时也有不同意见。贾谊就主张取消“纵民鼓铸”的政策。汉武帝时期，由于政治、军事及财政上的需要，开始实施煮盐、冶铁及铸钱等手工业的全部官营和禁止私营的政策，实行盐铁专卖制度。武帝死后，官营盐铁政策，立即引起了争论。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围绕是否罢去盐铁官和取消其官营政策，开展了激烈的争论。会议由桓宽作记录，整理成书，这就是现存的《盐铁论》。会议的结果是盐铁官营并未取消，仅仅废除了酒的官营，因而盐铁官营“历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改变”。其中，元帝时，虽然“尝罢盐铁官”，但仅仅三年就恢复了盐铁官营。汉末王莽时，进一步推行了盐、铁、铸钱等业的官营政策，公开宣布盐、酒、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钱币铜冶“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须由官府经营。东汉时期煮盐、冶铁等手工业，允许民间私营，郡县虽设有盐铁官，但其职事在于收盐铁之税，同西汉的官营盐铁官制度有一定差别。
坊与市
秦汉时，在京都、郡、国所在的大县城内，多有官府在指定的地区设立并由官府管理的“市”(进行商品交易的固定场所)，与居民所住的“里”“坊”严格分开。唐初两者有严格的区分。按唐制，两京及诸州、县治所在的城市，始准设市，长安有东、西二市，洛阳有南、北、西三市都是当时著名的市。市设市令、市丞掌管交易，凡买卖均须立契约，不立契约者为违法。市内店铺一般临街而设，鳞次栉比，出售同类商品的店铺集中在一起。因而有笔行、铁行、肉行等不同的名称。市内按规定时间集散。以后坊市制度逐渐突破:一是坊与市的区别渐消，坊内亦出现商店;二是夜市广泛出现，突破了市场集散的时间限制，三是市的设置不限于州县治所，凡为“要路”而交易繁者皆可设市，且民间也有许多自发的市。
汉长安城的“九市”
汉长安城有九个固定市场，每市大小一致，市内还有高楼，用于监视市内动态。长安九市，各有名称，史料可查者有:东市、西市、柳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道亭市、高市等。市场的贸易，有固定时间。一般说来，交易均在白天进行。随着一天之内贸易高潮的不同，有的规定“一日三会”，有的“市日四合”。夜晚闭户，没有“夜市”。
汉时各种商品形成较为适当的比价
两汉时，各种商品都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比价，大约一千瓮酒、牛羊豕皮各一千、谷一千钟、船长千丈、木材一千根、竹子一万根、轺车一百乘、牛车一千辆、上漆木器一千件、铜器一千钧、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头、羊豕各一千只、奴婢一百人、帛絮细布各一千钧、榻布皮革各一千石、漆一千斗、鲐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粟三千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其价值大体相等。如果能拥有上述诸商品中任何一种的数量，其富有程度就可以“比千乘之家”。那时，任何土特产品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卖。从事商贾之业，成了致富的主要途径，正是发达的商业在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观念。
两汉“五都”
“五都”指两汉时期长安以外的五个大都市。它们分别是洛阳、成都、邯郸、临淄和宛(南阳)。洛阳水陆交通便利，是东方的经济文化中心;成都的手工业，特别是蜀锦，驰名全国;邯郸是黄河以北的商业中心;临淄纺织业“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又有鱼盐之饶，人口稠密，是齐鲁的商业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铁业发达。
邸店
隋唐时期，为远距离和大宗商品交易服务的邸店，在各大商业城市不断兴办。邸店的含义，唐初在法律上作了这样的说明:“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实则以后邸店并没有这样严格的区分，往往都兼营堆货、交易和商旅住宿。由于邸店获利丰厚，贵族官僚纷纷开设邸店。玄宗时曾下令“禁九品以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但实际无法禁止，后来宣宗时只好敕令:“公主家有庄宅、邸店，宜依百姓例差科”，规定贵族官僚的邸店跟百姓一样交税，由此可见，那时不但邸店越来越多，而且很多邸店都是贵族官僚开设的。
柜坊
唐代专营钱币存放与借贷的机构称为柜坊。柜坊又有僦柜、寄附铺、质库、质舍等名称。唐德宗借长安富商钱，即得八十余万缗，足见柜坊经营规模之大。柜坊所藏物品，主要是钱帛、粟麦。钱，一部分是柜坊自备的资金，一部分是别人的存款。因柜坊资金大，有钱人愿意寄存钱财，柜坊又兼似后世的钱庄。钱以外的帛、粟、麦，是农民借钱的抵押品。柜坊剥削的主要对象，仍是农民。唐代广泛使用铜钱，人们预先将铜钱存放在柜坊，在进行买卖时，取用比较方便。铜钱每贯重六斤四两，要携带大量铜钱出门，既重且很不方便。市场上有了代人存钱的柜坊，自然很有利于商贸的开展。柜坊实已具有近现代初期金融市场的某些业务雏形，这是唐代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的反映。
“交子”
宋代铜钱和铁钱并用，四川地区盛行铁钱。由于铁贱铜贵，三个铁钱只能折合一个铜钱使用。铁钱极为笨重，例如买一匹罗要用铁钱二万枚，重一百多斤，携带极不方便。宋真宗时成都16家富户联合起来，共同发行“交子”，在市场流通。使用交子的人可向交子铺兑换现钱，每千钱扣除3%作为手续费。这是我国使用纸币的开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上印有房屋、树木、人物等图样，并作了暗记。后因发行人破产等原因不能兑现，发生纠纷，同时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禁止商人发行。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改由政府发行，每次发行有一定限额，以铁钱为后备金，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崇宁四年(1105)改名为“钱引”，用以代替贬值的“交子”，同时扩大了流通区域。
大都
元大都，又称汗八里(突厥语，意为汗城)。它不仅是元代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此处本为金中都，由于历经战乱，城池遭破坏，元世祖令刘秉忠规划设计，另建新城。自至元四年(1267)开工兴建，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全部建成。其城市结构按照《周礼·考工记》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原则设计。从城建艺术说，大都城堪称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设计水平最高、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在建筑设计上有更新的创造，如棋盘式街道，园林建筑的结合等。元大都以当时保存尚好的金朝离宫──大宁宫为中心，建在旧城东北的高梁河水系上面。城周28 600米，南北长7 400米，呈长方形，主要结构为城垣、坊市、宫苑、坛庙等。全城有11座城门，有南北干道和东西干道各9条。钟鼓楼耸立在市中心。皇城在城南的中部，环绕太液池(今北海和中海)形成三组建筑。在太液池东岸，是属于皇帝的一组宫殿，叫做“大内”，即今紫禁城的前身;西岸有南北两组宫殿，即太子住的隆福宫和皇太后居住的兴圣宫。这些庄严雄伟的宫殿建筑群和太液池妩媚多姿的秀水交相辉映，焕发出神姿仙态。市场分布在城北，主要集中在羊角市(今西四附近)、枢密院角市(今东四西南)和斜街市(今积水潭北岸)。积水潭是南北大运河的终点。斜街市商业荟萃，是全城商业最繁荣之处。世界各国的使节、商人、僧侣、旅行家络绎不断地来到大都。大都以其繁荣和富庶闻名于世界。
票号
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号或汇兑庄。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道光初年山西平遥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其后票号相继在山西建立，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票号多为合作组织，也有独资经营。票号资本存储于设于原籍的总号，总号一般设于原籍，因而山西票号又因总号所在地不同而分为平遥、祁县、太谷三帮，在各大城市设立分号，不另拨给资本。总、分号间可直接通汇或调度资金。三年或四年结账一次，赢利按股分配。山西票号经营的业务首先是汇兑。活动范围遍及全国，营业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营业对象最初主要是商人。太平天国期间及以后，因以清政府汇解各处税收协款、领发军队饷银，衙署薪金为业务重点，票号并经营存款、放款，其往来对象则以清政府和贵族官僚为主体。由于票号得到官府和大官僚的直接扶助，地位优越，在全国金融市场上曾显赫一时。但为时不久，外国银行势力迅速扩张，钱庄业务范围扩大，夺取不少票号营业。辛亥革命后，票号失去靠山，多数票号相继倒闭，终归没落。
汇票的防伪
山西票号有三种汇兑方式即票汇、信汇、电汇。票汇是其主要方式。票汇即运用汇票来完成款项的汇兑。其具体方法是:当汇款人缴纳汇款之后，票号开给一纸汇票，汇款人将汇票交给收款人，收款人便可凭汇票到票号取款。汇票的内容并不复杂，一般写明汇款人、汇款金额汇到地、所汇银两的平码、兑取时间、经手人姓名等。
汇票的形制原本也简单，不过是白纸一张，后为防止伪冒，遂日趋精密。其防伪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1.讲究印制。如平遥蔚泰厚票号其所用票号均由平遥一处印刷，以绿线红格，并暗印“蔚泰厚”三个字。2.票纸有数。凡汇票印制成品均有数额，无论何处只要出现报废，必须寄回总号备案。3.书写固定。各处书写汇票者，均指定一人负责，其笔迹由总号传送各个分号，使各分号都能识别。4.附加暗号。一般加于汇票之后，主要是银两和月日，但是以类似密码的方式书写，并数年一变以防泄露。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中，记载了一份票号暗号，抄录如下:
“一，月对暗号: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二，日对暗号: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三，银对暗号:生客多察达，斟酌而后行。四，自对暗号:盘查奸诈智，庶几保安守。”
以上“月对暗号”12字，分别指12个月份;“日对暗号”30个字代表30天;“银对暗号”10个字代表一至十10个数字;“自对暗号”则是在此基础上再加一道暗号以更为保险。如是正月一日汇银一千两，便在票后附记“谨堪生盘”四个字，不知者以为无关紧要，同号之人则一看便明了，可以判为真票。另外还有将票号改用三联单，分一票为:“票根”“汇票”“存根”三联，前联寄交汇到地分号，待取款人取款时用于核对，中联给汇款人作为取款依据，后联汇出地票号自存。
徽商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时达到顶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晋商大院
明清时期，晋商逐渐崛起，一批富商相继在家乡大兴土木，扩建家园，形成了今天的晋商大院文化旅游带。除去书中所提的乔家堡，还有以下几个:渠家大院、曹家大院、王家大院等。渠家大院位于祁县城内，距乔家大院5公里，为清代金融资本家渠本翘的宅院。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就是以渠家为原型创作拍摄的。渠家大院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占地5 300平方米，建筑面积3 200平方米，为“五进式”穿堂院落，共有3个大院、19个小院、240间房屋，明楼院、统楼院、栏杆院、戏台院巧妙组合，典雅精巧。现在渠家大院成为晋商文化博物馆，该博物馆采用原状陈列和系列展出结合的办法，运用实物、图片、模型、雕塑等手法，配以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揭示了晋商辉煌的历史文化内涵。曹家大院又名“三多堂”，位于太谷县北氵光村，距乔家大院7公里，为太谷著名晋商曹三喜所建。曹家大院俗称“三多堂”，三多即多子、多福、多寿。“三多堂”的建筑风格独特。这组建筑群坐北朝南，占地达6 468平方米，院落南北长98米，东西宽66米，呈“寿”字形结构。院落分南北两部分，东西并排了3个穿堂大院，其建筑风格是高耸、厚重、古朴。王家大院位于灵石县静升村的黄土丘上。该大院号称华夏第一宅，建筑规模宏大，有东大院、西大院、孝义祠三部分。总面积为34 450平方米，相当于乔家大院的4倍，为清代商人少有的院落。王家大院布局构思独特，结构合理，“三雕”艺术精湛，院内随处可见木雕、砖雕、石雕作品。从屋檐、斗拱、影壁、兽吻，到神龛、石鼓、门窗，构思奇妙，造型逼真，精工雕造，独具匠心。这里既有北方建筑的雄伟气势，又有南方建筑的秀美，并且绘画、书法、诗文集于一身，人物、花卉、禽兽汇于一体，姿态秀美，是晋商大院文化中的又一奇葩。此外，榆次的常家大院和太谷的孔家大院也各具特色，属于我国清末民居建筑中的珍品。
3.学术观点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建丽认为:宋代西北吐蕃部落通过贡赐贸易、边境贸易和城镇市场贸易等多种贸易形式，与内地及周边政权建立了密切的商业贸易关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共同市场，丰富了经济生活，推进了民族经济发展，西北藏区成为一个繁荣兴盛的商贸区域。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林枫认为:从商业定义出发，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水平很高;但从商业功能的角度出发，为扩大再生产服务的商业还相当有限，为简单再生产或生活消费服务的商业仍是商业形态的主体，商业在实现资源配置、协助完成生产过程等方面的作用相对弱化。这种“繁荣”的商业实际上是一种低水平的商业，它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其原因是，一是商业领域吸引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使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受到资金等因素的制约，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二是由商业利润积攒的巨额财富，也没有有效转化为产业资本，最大的用处可能就在于满足商人穷奢极侈的生活享受。
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鑫义认为: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地处南北过渡地带的淮河流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在各个战争间歇时期，尤其是自进入南北朝时期以后，南北政权统治区内的商业贸易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恢复而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南北双方间的经贸活动也以边境互市等方式进行着，城市的经贸职能也有所恢复，所有这一切都为日后隋唐时期淮河流域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4.插图说明
山西平遥市楼
市楼，在平遥古城内南大街，端坐于城池中心，跨于南大街路中，底层为街南北向通途。平面呈方形，高百尺，重檐三滴水歇山顶，上铺彩色琉璃瓦。楼南有井一口，每逢雨过天晴，日光投映，水色如金，故又称“金井楼”。
5.参考资料目录
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李俊源等编:《中国商业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张一农著:《中国商业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张祥毅王素主编:《山西票号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黄鉴辉著:《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黄鉴辉著:《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唐力行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王孝通著:《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卜永坚:《商业里甲制──探讨1617年两淮盐政之纲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林枫:《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水平的再认识》，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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