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章

清末会党，光复会与同盟会同根并蒂，乙巳(1905)合流，相濡以沫，数年间威震东南，不分伯仲。丁未(1907)之后，两会首领龃龉不断，但为反清大业，尚能共事。俟江浙独立，孙、黄得势，光复会即遭压迫，矛盾日深，冲突愈烈，相斥相煎，终致火并。

光复会检举孙文“罪状”

陶成章，字焕卿，浙江会稽县人，生于1878年1月27日。幼学于乡塾，通读过“四书”、“五经”。1902年进京谋入陆军学堂未成，即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清华学校、成城学校，与龚宝铨同室为友。1904年初，陶成章回到上海，参加了蔡元培组织的中国教育会的活动。同年10月，龚宝铨与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光复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龚约陶入会。蔡、章雅望虽隆，短于谋略，又好治学，不耐人事烦扰，会务及联络各省会党的工作实由陶成章负责。

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相继加入同盟会，其后又有光复会成员陆续参加同盟会的活动，也有像秋瑾那样先入同盟会，后又加入光复会的。表面上看，光复会与同盟会合流共体，其实两会各有独立的机构和组织，各有自己的筹款渠道，下层会员仍归本会控制，秘密活动仍由本会部署，如 1907年秋瑾、徐锡麟准备在江、浙、皖起义，就是光复会独自策划的。他们只是反清会党的联合性组织，类似于其后湖北的日知会、文学社与同盟会的关系。

若论两会宗旨，在推翻满清方面是一致的，但在革命成功后的政体和民生政策方面差异较大。同盟会主张建立共和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和宪政，光复会的观念则比较陈旧。陶成章写的龙华会(光复会的外围组织)章程，头一句便是“怎样叫做革命?革命就是造反”，“孔夫子孟夫子的说话，诸位兄弟们想必多愿意听的。他两位老先生的说话，载在四书上面，明明白白，何尝说皇帝是不许百姓做的?”在陶成章看来，反满革命，就是“汤武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他反对共和、立宪: “无论各国立宪，是因为离着封建时代不远，一时不能到平民执政的时代，就把这‘立宪’做个上下过渡的用法。我们已是平民做了皇帝宰相千百余年，哪里还要用着‘立宪’过渡呢?况且立宪实在是有弊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他主张革命成功后或由人民选举皇帝，或实行无政府主义，他的政治理想就是《礼记》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到那时候，土地没有，也没有大财主，也没有苦百姓，税也轻了，厘捐税关也都废了，兵也少了，从此大家有饭吃了，不愁冷了，于是乎可以太太平平，永远不用造反革命了，这才是中华国民的万岁。”(《辛亥革命》，一，P538)

1907年初，清驻日公使杨枢请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日本政府送给孙五千元旅费，日商铃木久五郎亦赠款一万元，劝孙离日。孙中山接受了赠款，行前留给《民报》维持费二千元，其余供给军用。时为《民报》主编的章太炎大为不满，要将孙受赠一事公诸《民报》，黄兴予以阻止。随后黄也离日，由刘揆一代行同盟会总理职务。同年秋，孙、黄计划在广东南部的钦、廉一带(编者注:今广西钦州、合浦地区)起义，派日本人萱野长知(同盟会员)在日购运枪械，章太炎听说所买枪械陈旧，用《民报》名义拍发明电，告知香港《中国日报》(同盟会机关报)冯自由另行定购。孙得知，认为章泄露军事机密，致信东京本部，对章表示不满，章也反唇相讥，与陶成章借潮、惠起义失败之由，鼓动张继、宋教仁等召集大会，罢免孙的总理职务，举黄兴继任。刘揆一深恐发生内讧，于钦、廉起义不利，力加反对，与张继为此事扭打起来。事后，刘揆一致书胡汉民，请他劝孙向东京本部引咎辞职。孙复信说，党内纠纷须查明事实才能解决。黄兴也去函:“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能获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这样，才结束了那次的党潮。(林虎:《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编， P443)

1908年春，因章太炎脑病发作，《民报》二十号到二十三号由陶成章主编，陶编了四期，仍交章主持。陶成章化名去南洋筹款，他要求孙中山介绍他向南洋各处华侨募捐，未得允许。从此，陶成章决计恢复光复会，与同盟会分离，他把徐锡麟、秋瑾起义之事编成《浙案纪略》，在英属、荷属各地广为宣传。这时，李燮和在南洋槟港设有同盟会支部，声势浩大，颇得华侨信任，陶成章到槟港煽动李燮和纠合江浙湘楚闽粤蜀七省在南洋的部分华侨，列举孙中山的“罪状”，上书东京同盟会本部，要求罢免孙的总理职务，本部置之不理。他们就在南洋重振光复会，举在东京的章太炎为会长，发售江浙皖闽赣五省革命债券，李燮和把同盟会支部改为光复会支部。1908年河口之役，孙中山派汪精卫到荷属文岛筹款接济，大受光复会员的排挤，未有结果。1909年9月，陶成章、李燮和等发布了《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即《孙文罪行》)，指孙侵吞华侨捐款，借革命肥私;章太炎也写了《伪〈民报〉检举状》批孙，与陶遥相呼应。陶成章又亲自从南洋去东京，与章太炎运动黄兴反对孙中山，黄不为所动，并致函李燮和为孙申辩。陶成章亦与陈其美不睦，曾在孙中山面前劝陈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衔恨甚深。

上海光复，陈其美、李燮和争夺沪军都督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上海支部负责人陈其美与商团、士绅、立宪派头面人物李平书、温宗尧、沈缦云、张静江、张謇频频密会，预谋起事;运动军警、联络帮会、偷运军火、策划方案，也是陈其美去进行的。原想待南京先起义，上海后举，不料汉口失守，汉阳告急，黄兴来电催促，非江浙独立，攻克南京，无以解武汉之危，遂决计先从沪、杭下手。上海起义的决定是九月初三(1911年10月24日)在《民立报》馆作出的，陈其美、宋教仁、蔡元培等人参加了会议，议决以联络商团、沟通士绅为起义的工作重点，利用《民立报》宣传革命胜利消息，激励民气。为了争夺江浙的控制权，光复会也在沪、杭一带利用各种关系秘密运动军警、会党，筹划起义。尹锐志联络吴淞海军朱庭燎、巡警黄汉湘等参加光复会，组建光复军，李燮和由南洋爪哇回到上海，担任光复军总司令。

起义前，同盟会与光复会既有联络，也有猜忌和防备，在关键之处，甚至互相拆台。陈其美得到李燮和暗中联络巡防营统领兼吴淞炮台总台官姜国梁的消息后，立即找来周南陔(同盟会员，时任上海会丈洋商租地局委员，姜国梁的同乡)说:“姜统领已与光复会秘密接头，准备首先反正，响应武汉，这事当然很好，不过光复会的联络是靠不住的。你与姜统领是世交，要设法把他拉到同盟会这边来。听说姜已得了光复会一笔钱，这不要紧，同盟会还可出更多的运动费。”陈又嘱咐周:“事机紧迫，必须在两三天内有切实回信，你注意三点:一、事关机密，不可稍露风声，使姜知道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关系;二、要姜完全接受同盟会的调度指挥;三、要姜仍与光复会保持联络。”第二天晚上，周找陈其美汇报接洽经过，陈其美不在，姚勇忱(先是光复会员，后加入同盟会，上海光复期间陈其美的主要助手)接待他，姚对他说:“李燮和不是我们的人，不可信任，姜尽可与其虚于委蛇。光复会专门同我们捣乱，破坏我们联络军队的工作。”周问姚:“光复会是浙江的革命团体，你们都是浙江人，为什么要生意见?”姚说:“光复会以绍兴人为中坚，杭州人不多，浙江势力全在宁波与嘉湖人手里，只要他们不捣乱，我们也决不与其分家。”(周南陔:《上海光复时的巡防营和吴淞炮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编，P43-45)

同盟会和光复会各有起义计划，应该说准备工作是比较周密的，上海起义过程中没有发生激烈战斗和重大伤亡，只是在夺取制造局时遇到了意外。位于黄浦江边的制造局是江南最大的军工厂，储存着大批枪械弹药，吴淞口外停泊着清海军的五艘军舰，准备运送军火接济进攻汉阳的清军，因此，夺取制造局，防止海军运走军火，成了当务之急。陈其美侦得李燮和已与制造局卫队取得联络，深怕他捷足先登，把军火掌握在光复会手中，也派人花钱运动制造局卫队，以作内应。为了上海起义的成功，陈其美与李燮和在行动日期上是有沟通的,但攻打制造局的时间和方案，他俩各有算计和安排。九月十三(11月3日)下午，陈其美抢先率商团进攻制造局，没想到竟遭到了卫队的抵抗，陈其美亲自前往劝说，又被卫队扣留,商团只得强攻。李燮和闻讯赶来时，因久攻不下，局面失控，众人推他担任临时司令，主持一切，他重新组织队伍，亲率光复会敢死队与同盟会武装合力围攻，制造局总办张士衍、管带苏文斌乘夜出逃，义军十四日凌晨占领制造局，救出了陈其美。后来，同盟会和光复会方面都为进攻制造局争功，亲历者说法不一，相互辩诘，但平心而论，陈、李俱为功臣，毋庸置疑。

光复会欲举李燮和为都督，上海的商团、士绅和财界人士则倾向于陈其美，经各方协商，九月十六(11月6日)推举陈其美为沪军都督。数日内，杭州、苏州相继独立，但南京尚在清军手中，陈其美临危受命，上任后做的头一件大事是组建沪军，联合江浙各地义军，攻取南京;第二件大事是通电全国，请独立各省的代表到上海开会，商议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建军队的关键是军火，而制造局储存的军火控制在李燮和手里，他也正想用这批军火扩充光复军。陈其美逼李燮和撤出制造局，光复会党人愤懑不平，李燮和也心犹不甘，有人提议逮捕陈其美，夺回沪军都督大权，但为大局着想，他还是撤出制造局，去了吴淞，将驻守吴淞的黄汉湘(湖南湘乡人，时任吴淞警察局长)部与黎天才部(清廷由广东调来驻防者)三千人改编为光复军，成立了吴淞军政分府，自任都督，与沪军都督府分庭抗礼。陈其美感受到了光复军的威胁，肘腋之患，须当早除，他先是利用制造局的军火，组建了直属于都督府的沪军第二十三师;继而在粮饷军需上卡光复军的脖子;又屡次派遣周南陔与姜国梁密谈，拟用武力解决吴淞军政分府，姜不愿做恶人，此计未成;其后，他又派刺客暗杀李燮和，亦未得逞。陈其美无计可施，只得与李燮和摊牌，他派了一位帮会头去找李燮和，掏出手枪，勒令其取消吴淞军政分府，退出上海。李燮和日受逼迫，处境险恶，经费支绌，难以为继，只得取消吴淞军政分府。不久，陈其美命李燮和率部与江浙联军会攻南京，将光复军逐出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