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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事变中的国共较量:蒋介石表现出超凡军事才能--文史--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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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事变中的国共较量:蒋介石表现出超凡军事才能

2011年12月27日10:16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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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电文、战报体现出的是蒋介石一意诱敌而十九路军不敢应战的过程,此中的蒋介石可谓运筹帷幄、信心满满。然而,如果对照蒋介石日记,却会发现档案、电文中无法反映的另一面,看到作为一个人的蒋介石心态的复杂变幻。

1933年11月至1934年2月,国民党军第19路军主要将领与爱国人士在福建合影(资料图)


本文摘自《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黄道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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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下旬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谈道:

有一个同志对于福建的所谓人民政府,说他带有多少革命性不是完全的反革命,这种意见也是不对的。我在报告中已经指出:“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现,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为着挽救自己将死命运而起的一个欺骗民众的新花样,他们感觉苏维埃是他们的死敌,而国民党这块招牌太烂了,所以弄个什么“人民革命政府”,以第三条道路为号召,这样来欺骗民众,没有真正革命意义,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报告的结论》,《苏维埃中国》,第305页。

毛泽东对福建事变的这种评价,征诸前引潘汉年回忆,当然并非如李德所称毛泽东当时坚持“不应该马上直接支持十九路军和‘人民革命政府’”,〔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85页。而是反映着事变后中共中央的态度。福建事变失败后,整个中共领导层一改事变中的谨慎态度而展开谴责、批判,在此背景下,毛的表态自也不能出此框架,它倒是提醒我们,正像不能简单用毛泽东事变后的发言等同于事变中毛泽东的态度一样,事变后中共中央对闽方的定性也不完全代表其事变中的真实态度。虽然,中共中央可以被批评缺乏有效措施将事变引向自己有利的方向,但如果看看蒋介石当年的部署,就可能发现,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

(2)南京政府镇压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爆发,对中共是机会,对蒋介石,却也未必全出意料。

福建的十九路军是淞沪抗战后进驻福建的。1932年蒋介石重掌南京中央后,作为粤陈(铭枢)势力的十九路军戍守南京势难继续,粤桂方面提出将十九路军调驻福建。对此,蒋介石内心并不情愿,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谈道:

近日李黄陈诸兄急欲派十九路赴闽,其势似不可阻止。汪院长亦已赞成,其事必实现。如此恐伯南调赣南部队回粤,又碍中央剿匪计划。故中迟迟未肯下令也。前日罗师长回赣时托其面述此情,并派其往见余幄奇,最好留余部在赣南完成剿匪使命。但其直辖于伯南,如我方往留,则于公于私皆有为难。《蒋中正电何应钦近日陈济棠等欲派十九路赴闽听其自决枪械暂勿送去(1932年5月1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66033。

虽然心有戚戚,但蒋介石当时没有其他安置十九路军的办法。十九路军的抗日英名,蒋介石自身刚刚复职的脆弱,使其最终不得不同意十九路军赴闽。

十九路军到闽后,迅速控制福建局势,并与粤方谨慎接触,双方关系若即若离。蒋介石对十九路军以拉拢为主,但也不无搞垮十九路军,将福建收为己有的心思。1933年2月,陈立夫向蒋介石报告福建和粤桂形势,透露出南京中央图闽的隐秘动机:

蔡对闽省客军极仇视,而于卢兴邦部为尤甚,常欲伺机解决之。闻中央接济卢部机枪五十挺迫击炮八尊之讯为蔡所悉极度不安。2刘珍年之调驻浙东与闽北,配之以卢兴邦与刘和鼎诸部在蔡视之为中央对十九路军之包围。3中央此次调六十师赴赣剿匪在蔡视之为有分散其兵力。

西南中心系于陈济棠之一身,陈如效忠中央,则西南风云可以消,盖无广东则西南活动将无经济基础。陈氏乃解决西南问题之锁。《陈立夫电蒋中正缕陈西南问题(1933年2月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09103。

1933年5月,十九路军的老上司陈铭枢游欧回国,开始积极筹划反蒋。参与陈铭枢策划的梅龚彬回忆,陈提出上中下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上策)是联合粤桂反蒋;如果陈济棠不肯参加的话,就执行第二种方案(中策),先搞闽桂联合倒陈,再发动反蒋;如果陈济棠和李宗仁都不肯干,那只有采取第三种方案(下策),争取与红军合作反蒋。”《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第82页。陈铭枢的活动,南京方面迅速得到讯息,与粤方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汪精卫早在6月15日就电蒋报告广州方面的异动,提醒蒋“恐将有军事行动”;17日,更直接点出浙江有被犯之虞:“浙省空虚,不肖生心,乘虚冒进固愚妄所为,但天下乱事往往由愚妄之人所造成。不如益兵为备,使之知难而退,弟固确有所闻故力言之,并非欲轻启兵衅也。”《汪兆铭电蒋中正西南分离运动已成熟旬日内必实现其自立政府(1933年6月15日)》、《汪兆铭电蒋中正浙江省应益兵为备(1933年6月1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097032、002080200097100。汪精卫在此故作玄虚,并未点明具体的犯浙者,但衡诸时、地二势,有可能对浙江构成威胁的,必为福建无疑。

其实,陈铭枢的活动,蒋介石多有掌握。在陈铭枢接触陈济棠、胡汉民未取得进展时,蒋介石在日记中记有:“陈铭枢等联合反动,似告失败,则西南渐稳。”《蒋介石日记》,1933年6月17日。17日,他致电吴铁城时表示:“西南一切酝酿,一切误解,应恳切劝导,设法消弭,必尽其在我。如仍逞私见,害大局,吾人职责所在,固不容瞻顾畏缩也。”《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0册,第592页。虽然对广州方面和陈的活动有所警戒,但蒋的判断还是偏于乐观,认为其一时难成气候。8月,吴铁城也致电蒋介石报告:“粤闽军事联络恐难实现。”《吴铁城电蒋中正顷接港讯现陈铭枢拟扩充十九路粤闽军事联络恐难实现(1933年8月2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115183。

作为在长期内部混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实力派人物,蒋介石当然不会对陈铭枢的活动完全掉以轻心。虽然按照蒋介石惯常的坐观其变处事方式,他未对福建方面和陈铭枢采取积极行动,但并不意味着对此无所作为。准备第五次“围剿”时,蒋在浙赣闽边区部署警备部队5个师另4个保安团,这样的重兵配置,极具防备闽方的意味。尤其是1933年9月,蒋介石令国民党军进攻位于闽赣边境的黎川,应为一石二鸟之举,既防范赣南和赣东北红军的联系,对其后来的进兵福建也大有裨益。

1933年10月,陈铭枢活动益繁,陈济棠曾电蒋介石,请其适当安置陈铭枢、李济深,以免引起异动,但未得到蒋的积极回应。《陈济棠电蒋中正李济琛陈铭枢恳给以名义(1933年10月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8001。稍后,蒋介石又接到戴笠的报告:“陈铭枢前来闽用意在与蒋蔡密商联络桂系倒蒋,以求西南切实联合,反抗中央。”《江汉清电蒋中正转报陈铭枢赴闽联络蒋光鼐蔡廷锴意图反抗中央(1933年10月1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09011。江汉清为戴笠化名。对此,蒋介石仍然没有明确反应。11月9日、10日,朱培德连电蒋介石,告以福建陈铭枢等“谋不轨”的消息,建议其速劝时在福州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回京坐镇”。《朱培德电蒋中正接黄实来电陈铭枢等谋不轨(1933年11月9日)》、《朱培德电蒋中正转报陈铭枢等谋不轨闽将先发》,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8002、002090300009012。此时,坐以观变的蒋介石方才出手。11日,蒋介石致电林森,望林“即日回京”并代劝陈铭枢“回中央襄助一切”。《蒋中正电林森可否劝陈铭枢回中央襄助一切》,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8005。1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自我安慰:“陈铭枢入闽作乱,消息渐紧,但无妨耳。”15日,得到福建将有事变的确实消息,蒋当夜“几不成寐”;次日仍“对闽事,思虑入神,不觉疲乏”。《蒋介石日记》,1933年11月12、16日。16日,他做最后的努力,拿出惯常的封官许愿招数,致电蒋光鼐:“许陈军事总监或参谋总长,内政部长亦可。”《蒋中正电嘱蒋光鼐探询陈铭枢任职意愿及其反抗中央之传闻(1933年11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97057。但这样的表态,未免失之太晚。

事变既起,在判断其将局限于福建范围内后,蒋介石迅速确定军事解决闽变的方针。十九路军原辖3个师,1933年6月扩充2师,总共有5个师10个旅,每师4000~4500人,加上直属部队,实际兵力5万人以上。参见《闽方逆军新编部队番号及各级逆首姓名调查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第806~807页。事变之初,戴笠即向蒋介石报告,闽方“新兵多,逃亡众,能作战者不上三万五千人”。《江汉清电蒋中正十九路军逃兵众多请速发兵戡乱》,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09326。据此,蒋介石致电汪精卫表示:“总计逆军号称六军十二万人,实际能作战者最多三、四万人。”《蒋介石致汪精卫等电(1933年12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反蒋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对于蒋介石而言,这样的实力并不足以构成致命危险。何况十九路军“此次师出无名,其军心必动摇,干部钱多,必不如前之肯牺牲”。《电呈预防西南异动及应付闽变之刍见(1933年12月24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第120页。1933年12月5日,在给驻日公使蒋作宾的电报中,蒋介石乐观判断:“闽变必可速平,饶有把握。”《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4册,第21页。而陈诚早在12月中旬对事变的趋势也作出了准确预测:

闽变当不难解决,报载军事行动多不确。现我军早至建阳,且建瓯尚有刘和鼎所部,闽军决不能北进。以现在情形观之,彼只能守延平附近。将来在延平或有一场恶战,此一战之后胜负即决定。再进一步,即闽省善后问题耳。所可虑者,或因此引起他方之变动,及日帝国主义者之再侵扰,而共匪亦得苟延也。《德胜关工事已完成此后匪在赣南与赣东北完全隔绝此举实其致命伤(1933年12月19日)》,《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第248页。

1933年11月24日,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制定北路军作战计划:“入闽军应以较匪优势之有力部队集中赣东,以主力猛烈压迫匪第三、第七军团,乘机推进闽北,以迅速之行动,向南进展。”《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五章,第4页。12月初,进一步确定攻闽方针为:“以有力之国军一部编成数个纵队,由赣、浙边区分道入闽,先击破逆军之主力,并将其余逆部,由南北两方夹击,一举歼灭之。”《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剿匪战役述评》,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3,第127页。具体攻击部署是:以第二路军两师从浙赣边界的上饶、广丰入闽,第四路军两师从浙西入闽,加上总预备队两师于12月15日前集中闽北浦城,准备分由建瓯、屏南攻击延平、水口;第五路军四个师加上总预备队一师由金溪、资溪入闽,于12月20日左右集中光泽附近,负责掩护攻击部队侧翼,并由邵武、顺昌拊十九路军之背;第三路军主动向德胜关方向出击,牵制中共部队,掩护第五路军入闽并配合其确保攻闽军右侧背安全;海军陆战队准备进攻福州、厦门。这一部署将进攻重点放在闽北方向,欲乘十九路军主力“未集中以前,迅速击破其现驻闽北之部队”,《蒋介石致蒋鼎文电(1933年12月1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4册,第76页。而在闽西北由于顾忌到红军的威胁,以保持警戒状态为主。

(责任编辑:张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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