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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的教育遗嘱

2010年08月13日21:00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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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的教育“遗嘱”

“他在教育理念上的超前性甚至要高于他的科学眼光。”

7月30日上午,百度百科人物词条“钱伟长(1912-)”的后面加了一个“2010”。“钱伟长逝世”的消息,从钱老两年间基本没走出的病房里,迅速地传遍了全国。

上海大学老书记方明伦赶到时,只差半小时就能见钱老最后一面。一个礼拜前,他接到钱老的病危通知时,就准备着这次“冲刺”。让方明伦感到欣慰的是,“钱老走得很安详”,瑞金医院院长朱正纲说钱老患的是“多器官的功能不全”,对于一个98岁的老人,这很正常。

钱老已经创造了一项纪录,逝世前,他还担任上海大学校长,是世界上目前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从副校长、常务副校长到校党委书记,方明伦与钱伟长并肩工作了整20年。

另一位被视为钱老亲密同事的上大教授戴世强也忙碌了起来。他向每个后到的媒体解释,最早发布的消息称他是“钱伟长的学生”、“钱伟长的学术伙伴”不准确,“我的导师郭永怀是钱先生的同门学长,按辈分讲,钱老是我师叔。”

戴世强更认同的身份是“钱伟长研究者”。他正在策划2012年的ICNM-VI(非线性力学会议),准备以此共庆钱老百岁华诞,现在他的计划改变,明年送走最后一批博士生后,他要专心撰写《钱伟长传》。

从钱学森之问到钱伟长之实践

作为一名历史人物,官方对钱伟长的解读是3个标签: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间对他的解读另有角度,比如“武器科学家”、“右派学者”,钱老是一个发光的“多面体”。

在本刊记者对上大师生进行随机调查后,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钱校长留下的最大财富是教育思想,这也是他在“三钱”(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中独树一帜的地方。

1983年,邓小平亲自下调令,任命钱伟长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并加注“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这正是钱伟长担任“终身校长”的由来。钱伟长旋即在这块自留地里展开大刀阔斧的实验,最有影响力的是“拆墙运动”,即破学校与社会之间、师生之间、科系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四道墙”。之后,就是推行“三制”,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并形成了以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为核心的特有教学管理模式。

“他在教育理念上的超前性甚至要高于他的科学眼光。”方明伦说。他还记得,1993年,钱老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上海工大参考高中会考成绩录取。1997年,合并后的上海大学又这样搞过一次,“会考成绩5A4B可进上大,7A2B可挑专业”。

据上海大学教务处介绍,对97级学生的就业水平及就业后的发展跟踪表明,这届学生是最优秀的。由于上海5所著名高校的联合反对和对上大抢走生源的投诉,两次试验昙花一现。

戴世强说,“他的未竟事业是将上海大学打造成‘中国的加州理工’,为上海打造一所与上海齐名的大学,他的教育思想是留给我们最可贵的财富和遗嘱,我们只要照做就可以了。”从2004年起,上大开始组织对钱伟长教育思想的系统研究。

爱国关口“6+1”

方明伦与戴世强对钱伟长不约而同的第一评价是“纯粹的爱国者”。

每逢人生面临重大选择的关口,是“爱国”这枚重砝码决定天平倾向何方。戴世强总结为“六大爱国关口”:

在进入清华历史系第3天,钱伟长决定学物理,因为这一天正是1931年9月18日,“当时清华有航空系的话,他更可能学航空。”

从清华毕业后,钱伟长考取了第7届留英公费生,因为要转道横滨,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章,同船公费生们一致认为有失国体,将护照扔进黄浦江,“是钱伟长挑的头,林家翘等跟着。”

1948年,钱伟长准备赴美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工作,填写申请表时,在最后一栏“若中美交战时,你是否忠于美国?”他不加踌躇地填“NO”。

制订自己的专业计划时,放弃专长而转入国家急需的自动化等全新领域??他那句“中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流传开了。

当了25年“右派”,无怨无悔地搞科研,“文革结束后,关于钱老的谣言很多,传他要叛逃国外。一点儿抱怨没有不可能,但他很快就走了出来,说这是母亲打屁股打错了。”

担任上大校长,践行着教育梦、强国梦,“他生前就知道自己等不到一所优秀的大学在中国出现那一天,但他在踏踏实实地为后人铺路。”

2005年7月,93岁高龄的钱伟长穿着大红校长服出现在主席台,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上大毕业典礼,这次他修改了上大校训,“我们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我希望加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如果说“洋务运动”和“革命”是中国最早两代留学生的关键词,那么“三钱”先后离去,他们所代表的那个以“科技强国梦”为特征的第三代中国留学生时代也渐渐远去。

一波混合了留学与移民的新浪潮正席卷着中国,高端人才流失触目惊心,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2010年度《科学与工程学指标》的最新报告,2002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90%以上5年之内仍选择留在美国,这在留美学生来源国家当中比例是最高的。

“我们投了那么多钱,在为外国大学培养预科。”戴世强说,“先别问留下了什么,首先得先留下来。”

大师刺痛了现实

“钱学森之问”对中国教育进行了总起性的追问;钱伟长的教育实践、以身作则,深深刺痛着中国教育的现实。

钱伟长是跨界能人,文史、理工双全,一生都在华丽转身。敢揽“中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的“瓷器(China,中国)活”,是要有金刚钻的。

“若在今天,钱伟长能否考取清华及能否自由转系,还得打个问号。”方明伦说。钱伟长进清华的成绩单是中文100分、历史100分、物理5分、数学和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0分。

钱伟长被扣“大右派”的帽子,主要罪状正是主张理工合校,这被视为反对苏联模式。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评论说:“学术观点的争论演变为影响钱伟长先生几十年的政治结论,恐怕也是历史的逻辑,非个人所能预料和改变的,最后,以清华大学为代表,基本上走上了美国大学的路。”

担任校长后钱伟长用“拆墙”的实际行动为自己平反,“那种把学科与学科之间界限划得很严、各种专业分工过细、互不通气的孤立状态必须打破。我们主张理工合一,文理渗透,反对现在国内中学就文理分家的现象。”

身为校长,钱伟长的一句名言是:“大学校长不是官。”

他有两套名片,一套是去北京开会时用的,上面是其社会职务;一套更常用,上书“上海大学校长、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应用数学和力学》主编”。戴世强称“校长、所长、主编”是钱老的“三件宝”。

戴世强说,“当官应该在45岁之后,最好在55岁之后,学术已有成就,发展余地已经不大,可以专心干些行政工作,否则学术就荒废了。”

“打成右派,从某种意义上说挽救了钱伟长的学术,他的29个社会职务只剩下教授一职,而且从一级降为三级,但从1958年到1966年,他完成了科学咨询、建议百余件,讲课12门,编写教材约600万字,为杂志审稿300余件,1982年又拿了一次国家科技二等奖,这完全是个人成就。相比而言,钱学森、郭永怀在1957年之后,基本没有什么成果问世。”戴世强说,“全国一千多所高校的一万多名校长都应该以钱老为例,思考今天应该怎样当校长。”

钱老不挂虚名,事必躬亲,上海大学新校区规划草图就是他画的,教学楼之间以长廊打通,还特意为女厕所增加了蹲位。

诚信是钱老对现今学术造假的又一现实刺痛。一名研究生(论坛) 毕业后,别的学生用他提供的程序,无论如何得不到论文中所述的结果,这是涉嫌假算!钱老知道后很生气:“现在就假算,将来不是要祸国殃民吗?”他定下规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组织程序考核,必须通过试算。

处理过几起剽窃案的方明伦说:“防麻烦的最好办法就是教授不要随便署名。”钱伟长指导研究生的论文,从来不署名,出书从不接受稿费,而是要来一些书一一送给朋友和属下。

“我姓钱,但我没有钱。”钱老曾说。

30年后,再读《钱伟长传》

大师皆凡人,不是无背面的四面佛,钱伟长也有A面B面。

这是戴世强的人物史观。在动笔写《钱伟长传》之前,他讲了三原则:一,钱伟长是人,不是神,我想还原一个真实的钱伟长;二,必须秉笔直书;三,做到不为尊者讳。“先出节本,全本放在30年后出版。”

在本刊记者的再三要求下,他只做了有限的“剧透”。比如,1946年,钱老回国,不一定全为爱国故,还有儿女情长,儿子生下来6年没见面了;也是为了前途,年轻的钱伟长听从了国内来客的劝告,“现在国内没有人才,回去有的是我们发挥的机会。”

还有,钱伟长既豁达又很记仇。对于错划右派,他以“母亲错打了儿子的屁股”之心面对,而对个别“死对头”却一直难以宽宥。

这是一位连钱伟长喜欢嚼纸片都观察到的可怕“史官”。“细心的人一定能发现,钱先生在专注地讲话时,会不由自主地从桌上的报纸上撕下一个小角(面积大约1~2平方厘米),放到嘴里嚼,大概有助于思维吧!我留意了一下,没见到他把嚼过的小纸片吐出来,有点像影视里地下工作者暴露时那样把纸片咽下去了。”

遇到这样一位史家,是钱老的幸或不幸?

江山不幸诗家幸,诗家不幸史家幸。30年后,我们又将怀着怎样的心情捧读《钱伟长传》?记者刘耿、林歆(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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