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阳明山居住的岁月,更为香港中文大学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一九六五年底父母亲到香港来看我们时,就与中大校长李卓敏谈到他终生的抱负,即编纂一部适应现代需要的汉英词典。当时只有两种汉英词典在国际间流行通用。一是一八九二年翟理斯(HerbertA.Glles)编的《汉英词典》(“Chinese-EnglishDictionary”),以及一九三二年麦氏(R.H.Mathews)编的《麦氏汉英大辞典》(“Mathews,Chinese-EnglishDictionary”)。这两部字典已经不足以应付当代的需要。一九六七年春,父亲受聘为中文大学的研究教授,主持词典的编纂工作。资料的收集、查核、抄写等工作,由一小组人员在台北担任。
在台北双城街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有马骥伸、黄肇珩,他们担任收集资料、查核,后来添了陈石孚,他在英文方面有所贡献。
父亲认为编词典的工作“如牛羊在山坡上遨游觅食,寻发真理,自有其乐。”事实上,这分工作的庞大艰难,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
他拟了词典的蓝图,即编辑体例的概念,与马骥伸、黄肇珩商量,要他们仔细研究,提出意见。最初六个月,大概都花在体例问题上,父亲不惮繁琐,一再提出修正意见,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了“大样”。这时,编辑小组开始试稿。他们帮父亲选择中文单字和词句,加以注释,写在单张的稿纸上面,并依国语注音符号的次序排列起来。这一切作好之后,把稿子交给父亲,由他审定,再译成英文。
每天七八个,甚至十个、十二个小时,他都坐在书桌前,用手写出每个字和每个词句的英文意义。这种繁重的工作成年累月地进行。凡在草稿中有疑问,他必反复问明出处、用法。偶尔触发灵感,想到佳妙词语,他便拨电话问办公室的同仁,是否已采录。译到得心应手,他会将纸片交司机送到双城街,供大家共赏。所有原稿自始至终他都一一过目、修改,并且一校再校。
工作虽然忙碌,但日子也过得很快乐。家里有佣人,母亲不必再自己操劳家务。早上有人挑刚刚从山上砍下来的竹笋来卖,中午杀一只鸡炖汤吃,那是几十年来没有尝到的美味!进城吧,到圆环去吃蚵仔煎、炒米粉,或是去“一条龙”吃饺子。要不然换换气氛,到统一大饭店的咖啡室饮一杯咖啡,吃一块奶油蛋糕。
他也喜欢逛街,有一回他跨进五金店的门,买了一把锤子、一圈铜丝,和不少可用而不必要用的钢铁器物,原因很简单,起初倒无意要买什么。可是店主是一口真正的龙溪话,普通的闽南话,都有多少县分的腔调不同,生为龙溪人,听到真正的故乡的音调,难免觉得特别的温情。他们一谈谈到漳州的东门,又谈到江东大石桥,又谈到漳州的碱水桃、鲜牛奶,不觉一片儿时的欢欣喜乐,一齐涌上心头。谁无故乡情,怎么可以不买点东西空手走出去?于是他们做一段小交易,拿了一大捆东西回家。
那部父亲认为是他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于一九七二年十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全书约一千八百页。他费了五年的工夫在这部词典上。记得我去香港启德机场接他们,在乘小轮过海的时候,他站在甲板上,喜形于色,对我说:“我工作完毕了!从此我可以休息了!”我替他高兴。他不知道,别人在七十七岁之前早就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