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收到了十六开本用大字号印制的《我的前半生》。由于本身是认罪书，书中有很多检讨式的语言，而且全书仅凭记忆写成，很多地方与史实也有出入，因此大家看完后并不满意。毛泽东曾指出，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溥仪把自己说得太坏了。
1960年1月，公安部下属的群众出版社又印制了一批《我的前半生》初稿，由于封面是灰色的，俗称“灰皮本”。《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责任编辑王兰升老先生向记者回忆，“灰皮本”刚印好从新华印刷厂送来时，他们发现封面上作者的名字印错了，“溥仪”竟然成了“傅仪”。于是，群众出版社紧急动员职工，用小刀把“亻”刮掉，再盖上“氵”。
该书前言写道:
他(溥仪)在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核对，他所提出的论点也有很多不妥和错误的地方。我们除了个别错字和标点符号外，对文章内容未加改动完全照印排出，以供内部参考。
与此同时，公安部领导决定让群众出版社帮溥仪好好整理一下这本书。这个任务落到刚从公安部调到群众出版社的李文达身上。李文达虽非文字工作出身，但一直爱好写作，他与人合作的《双铃马蹄表》据说是新中国反特小说的开山之作呢!
此时，溥仪还在植物园劳动。接受了这个工作，李文达便住进植物园附近的香山饭店。溥仪每天上午劳动，下午便到香山饭店与李文达修改书稿。这次修改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原稿基础上删繁就简，加以润色，去掉那些悔罪式的语言，增加一些生动的细节，另外就是把1957年后，以及特赦前后的内容补上。
每天下午，溥仪和李文达讨论书稿，晚上李文达则拿着钢笔、剪刀、糨糊在书稿上修修补补起来。
忙活了三个月，在原稿基础上修修补补出来的这版《我的前半生》弄出来了。比起“灰皮本”来，文字有所缩减，条理也顺畅了，但还是不令人满意。看来领导和李文达都低估了修改的难度。很多史实溥仪自己也搞不清楚，有些事单从他本人的角度也很难捕捉全貌，必须重新查资料，寻访当事人，李文达萌生了另起炉灶的念头。
1960年7月，按照溥仪提供的线索，李文达和溥仪开始收集资料，寻访当事人。由于工作量巨大，出版社给他们配了几名助手，其中就包括王兰升。
王兰升说，那时溥仪每周都要来出版社好几趟，跟编辑们讲述细节，探讨书稿。“皇帝”所到之处总能引起不小的轰动。王兰升记得，有一天出版社突然多了好多人，一些在部里(公安部)工作的女同志也跑来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溥仪来了，他们都是来看“皇上”的。但在王兰升眼中，溥仪就是个普通人，一身中山装，戴副近视镜，跟谁都客客气气的。他们都叫他“老溥”。
在王兰升看来，溥仪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有时候回忆往事，讲到伤心处甚至就哭起来了，对于自己前半生的罪恶也毫不掩饰，可以说改造得非常彻底。与溥仪相比，倒是一些伺候过溥仪的老太监的言行不太让人接受。王兰升记得，一次他们到太监聚居的兴隆寺采访，有个太监听说他们是来调查溥仪的，赶忙跑过去说:“万岁爷还活着?万岁爷怎么样了?回去您跟万岁爷说我是他身边的小太监×××。”
经过三个寒暑，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跑了上千公里的路，采访了数百人，1962年6月，《我的前半生》第二稿终于写成了。第二稿共50万字，分三卷，印成十六开的大字本，分送各方征求意见。历史学家翦伯赞、法学家梅汝璈、文学家老舍……都在他们征询的范围内。
意见反馈回来后，大家又对书稿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一下子删掉了10万字。那么，这一稿究竟删掉了哪些内容呢?2006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全本)为人们揭开谜底。
全本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节，坦白了溥仪作伪证的经过。据说当年有人认为，这部分内容不宜公开，以免“供给反动派以伪造历史、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材料”，“国际影响必定是极坏的”。一些关于溥仪私生活，或容易引起读者不快的情节也删掉了。另外，当时溥仪与李淑贤新婚不久，书中写到与前妻李玉琴离婚时，过于动情，溥仪担心会引起李淑贤的不满，所以也删掉了。还有就是给溥仪拔得过高的地方也删了，比如王兰升告诉记者，书中原来有篇文章叫《中国人的骄傲》，这对于溥仪未免过誉了。
1964年3月，三易其稿的《我的前半生》出版了。不久，这本书被译成英、德、日等文字对外发行，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人们不但被书中溥仪曲折的人生经历所吸引，更赞叹于一个封建皇帝竟能被新中国改造成一名公民。
据说，毛泽东在驶往外地的列车上看完《我的前半生》后，说:“这本书改得不错嘛!”
《
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的作者贾英华，上世纪60年代经常到慈禧宠爱的女官裕容龄家玩。他记得，一次，已是暮年的裕容龄半卧在躺椅上，指着桌子上摆着的一本《我的前半生》，喃喃地说:“你们不懂，一个皇帝能变成这样，不容易哟!”
1965年，国民党政权前代总统李宗仁回到祖国，溥仪也到机场迎接。李宗仁百感交集地对溥仪说:“您的大作，我在国外就拜读了，对我启发很大。”
最后一段婚姻
1962年4月30日，位于南河沿的文化俱乐部大厅里喜气洋洋，一对新人要在这里举行婚礼。新郎是曾经的
末代皇帝溥仪，新娘是朝外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来自统战部、全国政协的同志，以及溥仪的家人、同事一百多人参加了溥仪的婚礼。溥仪身穿笔挺的中山装，郑重地拿起提前拟好的发言稿，发表了长长的致辞。溥仪说，之所以选在这一天举行婚礼，是因为第二天是劳动人民的节日。
就这样，
末代皇帝的最后一段婚姻开始了。
其实，溥仪早就想找个伴侣，开始一段新生活。主动给他介绍对象的人也不在少数。就连毛泽东也非常关心他的个人问题，在接见溥仪时毛泽东风趣地问:“你还没有结婚吧?‘皇上’不能没有娘娘哟，你可以再婚嘛!”
但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对于溥仪而言并不容易。刚刚回京三个月，七叔载涛就给他介绍了位张小姐。这位小姐穿着入时，还热情地请溥仪跳舞、抽烟。但当溥仪知道她父亲以前是醇亲王府的仆人，曾深受皇恩时，两人的交往戛然而止。
婉容有位表妹人称王大姑娘，一直高不成低不就，直到50岁还是单身。此时，她也对溥仪产生了兴
趣，又是请他吃饭，又是约会，令溥仪不胜其烦。
一位过去的随侍想“攀龙附凤”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也被溥仪拒绝了。他说:“他们要嫁的是那个‘皇帝’，不是我这个普通百姓。”
大家看出来了，跟清贵族沾边的溥仪是一概不要，他要找的是一个新社会的新女性。1962年1月，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这些日子里，不少人为我找对象。屈指算，已然说了七八个对象，还没有看好。等我说妥了对象，一定告诉你。
可见，溥仪想找一个合适的对象，并不是件容易事。恰好，这天同为文史专员的周振强拿着一张照片来到办公室，说是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托他给照片上的女子介绍个对象，照片上的女子正是李淑贤。看了照片溥仪很感兴趣，当他得知李淑贤还是名护士时，就更满意了。
几天后，在周振强和沙曾熙的引荐下，溥仪和李淑贤见面了。
晚年，李淑贤向曾经是她邻居的贾英华回忆，听说老沙给自己介绍的对象竟是“小宣统”，李淑贤吓了一跳。她本来不打算见，但在老沙的再三劝说下，她还是怀着姑且一试的心理去了。
令人遗憾的是，因为身体原因，沙曾熙老先生不能接受记者的采访，但在前两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他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那次约会的情景。沙曾熙回忆:“李淑贤告诉溥仪，自己是1925年生人，今年37岁。溥仪说:‘你很年轻嘛，我今年55岁了，我们年龄相距这么大，是不是会影响以后谈到婚姻?’李淑贤说:‘主要看感情，年龄不是主要的问题。’”
就这样，两个人的感情，进展神速。不久，溥仪就成了李淑贤家的常客。起初，院里的人不知道溥仪的身份。直到有一次，他到邻居李大妈家闲聊，大家才知道他原来是“小宣统”。结果，邻居们都拥来看“皇上”。后来，他索性叫李淑贤带着自己去各家串门。令李淑贤感到吃惊的是，溥仪跟谁都能聊一阵儿，大人小孩都喜欢跟他打招呼，大家都说他没架子。
对于李淑贤，溥仪更是百般呵护。有一次，他们约在全国政协门口见面，可阴差阳错地走差了。跑了一大圈，溥仪才找到李淑贤。一见面，他竟激动地把李淑贤抱住了。溥仪率真的行为引来行人的注目，他自己也咧着大嘴笑得像个孩子。
在李淑贤的印象里，谈恋爱的几个月里，溥仪只发过一次火。有一次闲聊中，溥仪向李淑贤谈起了他曾经的四个妻子。溥仪说，他对妻子们很不好，不高兴就长时间不搭理，根本谈不上什么感情，还给第四个妻子李玉琴订过一个二十一条，包括从思想深处服从皇上，一切行动必须顺从皇上意旨，任何事情均不能擅自处理;奉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一生对皇上忠诚;只许皇上对玉琴不好，玉琴不得对皇上变心;甚至还有见皇上不可愁眉苦脸……稀奇古怪，名目繁多。
听罢，李淑贤半开玩笑地说:“以后你对我总不能这样吧?”谁知这句玩笑话，竟触痛了溥仪敏感的神经，他恼怒地说:“你不知道我是经过改造的?如果咱们不能做永久夫妻，就做永久的朋友吧。”说完溥仪竟拂袖而去了。不过，没过两天溥仪忍不住思念，又坐到了李淑贤的小屋里。李淑贤这才知道，对于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的皇帝，溥仪心中是多么的厌恶。
婚后，溥仪对李淑贤的关心一如既往。当时做过溥仪家管片儿民警的史育才曾回忆，那时候经常能看到溥仪站在汽车站接李淑贤回家的情景。
植物园研究员卢思聪记得，溥仪第一次把李淑贤带到植物园时，夸张地迈前一步，隆重地指着李淑贤向大家介绍:“这是我爱人。”
范增兴也记得，有一次他们约在北京展览馆看电影，溥仪与李淑贤挎着胳膊就来了。“那时候，我们年轻人谈恋爱还偷偷摸摸的，当众不敢拉手。”范增兴打趣溥仪:“溥先生，你可真时髦啊!”溥仪开心地哈哈大笑。
曾有一位英国记者在溥仪再婚后采访他。当记者得知，皇帝居然和一个职员的女儿结了婚，大吃一惊。他说:“这在英国是无法想象的。”溥仪回答:不仅英国人难以理解，在中国的过去也无法做到。如今我与平民女儿的结合变成了现实，因为社会已不是从前的社会了，我也不是那个皇帝了，而是一名中国公民。
“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1964年对于溥仪而言是最快乐的一年。这一年，他的著作《我的前半生》几经删改终于付梓;他携妻子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亲眼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的建设成果;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
1964年12月30日，溥仪手持红色封皮印着烫金字的出席证，出现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大厅里。这是他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
会上，溥仪做了发言，通过现存的发言稿可以看出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说:
“今天，我能够作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成员在这里发言，心情非常激动……最近，有许多外国记者访问我，他们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在新中国存在，是个奇迹。不但生存，而且生活得很好，更使他们迷惑不解。在我们的社会，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奇迹:把战争罪犯改造成新人!”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中一篇名为《政协四届首次会议继续举行大会七十二位委员作了发言或书面发言》的消息中列举了溥仪的发言。
作为一名曾经的政治人物，溥仪对于政治生活的热情，也是旁人无法想象的。他的遗孀李淑贤曾向《
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的作者贾英华回忆，1963年3月的一天，溥仪下班回家对李淑贤说:“小妹，明天一早我要去投选票。”李淑贤告诉贾英华，每当溥仪心情特别好的时候，都会称她为“小妹”，可见那天他特别高兴，以至于一宿都没有睡好。第二天天不亮，溥仪便梳头洗脸打扮起来，早早赶到政协大院集合。一个曾经当过皇帝的人，居然对参加公民选举看得这么重，这让李淑贤非常惊讶。
其实，这已经不是溥仪第一次参加选举了。1960年还在植物园劳动时，溥仪就随同事们参加了所在的四季青乡第四届人民代表选举。开始，植物园的领导对于溥仪能否参加选举颇为犹豫，为此他们还专门请示了中国科学院。没想到，溥仪的选举权问题竟一层层报到了周总理那里，周总理派人打电话到植物园说:“溥仪特赦后就是公民了，怎能没有公民权呢?”
此时，溥仪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
1960年11月26日，他郑重其事地穿上了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在与同事们一起投下选票时，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事后他这样写道: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入了那个红色票箱，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富有的人。我和我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获得特赦后的溥仪共参加过三次选举，第三次是他刚刚做完肾切除手术出院不久。那一次，溥仪拖着病体在李淑贤的陪伴下，与街坊们一起听取了街道负责人对候选人情况的介绍。介绍结束后，溥仪还抢着发言。令李淑贤惊讶的是，刚刚出院的溥仪，那次说话声音出奇的洪亮。
几天后，溥仪和李淑贤在附近的南操场小学参加了投票。李淑贤记得，在排队等待投票时，溥仪始终带着一种庄严的神情。看他虚弱的样子，李淑贤曾想跟前后排队的老街坊们商量插一下队，但溥仪无论如何也不肯。直到把选票郑重地投到票箱内，他才在李淑贤的搀扶下回了家。
普通人看似平常的选举权，溥仪却格外珍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一张薄薄的选票对他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新社会对于他作为一名国家公民的认可。
一次，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溥仪曾幽默地说:
“我曾经做了四次皇帝。第一次是三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拥戴我做了十天的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把我扶上了伪满洲国皇位，这一幕在1945年结束。第四次当皇帝，是在前年。我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现在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15分，爱新觉罗·溥仪因肾癌晚期在北京人民医院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对于这个世界，溥仪还有太多的留恋和向往，在临终的前几天，他曾拉着前来探视的朋友李以劻和范汉杰的手说:“我不该死得这么快!我还没有多做点事……”
他的一生，做过封建皇帝，做过侵略者扶植下的傀儡，做过阶下囚，最后终于成为了一名新中国的公民。RB160
参考文献:溥仪《我的前半生》、贾英华《
末代皇帝的后半生》《
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
感谢:贾英华先生对本文采写的大力协助。
资料照片除署名外均由贾英华提供。
(责任编辑:程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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