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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九龄的文学与仕途

    李凭(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张九龄因文学而发迹,成为中唐贤相。文学养成张九龄正直的人品,敢于据理力谏;但也令他遭人暗算,陷入政治纷争而仕途挫折。

    关键词:张九龄 文学 人品 仕途

     

    正文:

    《旧唐书》卷99《崔日用等传》史臣曰:“九龄文学政事,咸有所称,一时之选也。”评价虽为寥寥数语,却是贴切的。张九龄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不过,他因文学发迹,因文学显贵,却也因文学而遭受挫折。文学养成他正直的人品,成为中唐贤相;也令他陷入政治纷争,仕途终遭挫折。

     

     

    张九龄的事迹在《旧唐书》卷99张九龄传》中记载得比较详细,可以据此了解他发迹和显贵的过程。现节录该传中的相关记载如下:

    “九龄幼聪敏,善属文。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曰:‘此子必能致远!’登进士第,应举登乙第,拜校书郎。”

    “玄宗在东宫,举天下文藻之士,亲加策问,九龄对策高第,迁右拾遗。”

    “九龄以才鉴见推,当时吏部试拔萃选人及应举者,咸令九龄与右拾遗赵冬曦考其等第,前后数四,每称平允。开元十年,三迁司勋员外郎。”

    “时张说为中书令,与九龄同姓,叙为昭穆,尤亲重之,常谓人曰:‘后来词人称首也!’九龄既欣知己,亦依附焉。十一年,拜中书舍人。十三年,车驾东巡,行封禅之礼。说自定侍从升中之官,多引两省录事主书及己之所亲摄官而上,遂加特进阶,超授五品。”

    “初,张说知集贤院事,常荐九龄堪为学士,以备顾问。说卒后,上思其言,召拜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再迁中书侍郎。常密有陈奏,多见纳用。寻丁母丧归乡里。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迁中书令,兼修国史。二十三年,加金紫光禄大夫,累封始兴县伯。”

    概括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张九龄的仕途经历了五个阶段。最初、因登进士第,而年少发迹;接着,因对策高第,而迁右拾遗;随后,因参与吏部考定等第事务作风平允,而三迁司勋员外郎。然后,因受中书令张说亲重,而拜为中书舍人;最后,因张说荐言,而拜相封爵。

    广州刺史王方庆和唐玄宗的赏识,中书令张说的推荐,在张九龄的发迹和显贵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他们的评价和提携,使得张九龄的仕途,起步高,跨度大,最终能够位极人臣。他们所以看重张九龄,主要是因为他“善属文”。广州刺史王方庆看了张九龄的文章,预言“此子必能致远!”唐玄宗读过张九龄的对策,于是将他擢用。张说亲重张九龄,虽然与两人“叙为昭穆”相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看好他的文才。

    要之,张九龄因文学而发迹,因文学而显贵。

     

     

    张九龄在文学上具有丰赡的成就,在他生前就已获得高度的评价。最早给予好评的是张说,他盛赞张九龄为“后来词人称首”。张说在当时的政界和学界均属魁首,他的盛赞对张九龄自然是极大的荣誉,所以张九龄亦将张说视为知己。

    张说的盛赞并非虚夸谀美之辞,张九龄的文学成就在后世同样受到如潮般好评,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后来词人称首”的说法。略引数条抄录如下:

    “曲江藻思翩翩,体裁疏秀,深综古意,通于远调,上追汉魏而下开盛唐,虽风神稍劣,而词旨冲融,其源盖出于古之平调曲也。”(徐献忠《唐诗品》)

    “初唐沈、宋外,苏、李诸子未见大篇。独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

    “曲江公诗雅正沉郁,言多造道,体含风骚,五古直追汉魏深厚处。”(周敬《唐诗选脉会通评林》)

        “曲江公委婉深秀,远出燕、许诸公之上,阮、陈而后实推一人,不得以初唐论。”(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

    从以上四条评语不难看出,多数文学评论家对张九龄的文才是推崇备至的。所以,清朝康熙年间设局编纂的《全唐诗》中,张九龄的诗独占第4749三卷。孙洙于清朝乾隆年间选编《唐诗三百首》,开篇第一位作者就是张九龄。这不仅由于张九龄在世早于李白、杜甫,更因为如徐献忠所云张九龄的作品处于“上追汉魏而下开盛唐”的地位。民国学者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张九龄继陈子昂之后,名列第二。其原因,从高步瀛注引胡震亨所言可以看出,即:“唐初承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风神者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硕、盂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

    不过,对于张九龄的诗文,也并非没有非议者。如许学夷就曾批驳胡震亨的说法:

    “张九龄五言古平韵者多杂用律体,《感遇》十二首体虽近古.而辞多不达,去子昂远甚。五言律才藻远让沈、宋,故入录者仅称平淡。胡元瑞谓‘子寿首创清淡之派’,非也。”(《诗源辩体》卷14)

    上述非议虽然过激,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当然,张九龄处于文学史上汉魏至盛唐的转折之际,所谓“五言古平韵者多杂用律体”是难免的,不可过于苛求。

    不过,即便是高度赞誉张九龄为“后来词人称首”的张说,对张九龄的诗文也曾略有微辞。开元年间,张说曾与徐坚全面评论往古和当时的文人,这段评论比较客观地指出张九龄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新唐书》卷201上《文艺传上·杨烱传》记载:

    开元中,(张)说与徐坚论近世文章。……坚问:“今世奈何?”说曰:“韩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则,薄滋味。许景先如丰肌腻理,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王翰如琼杯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玷缺。”坚谓笃论云。

    由这段评论看到,张说虽然盛赞张九龄的文才,但也并不回护其短。

    不过,张说的说法受到了《四库全书总目》编者的批评,在其卷149集部别集类二《曲江集二十卷》条中指出:

    九龄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称开元贤相。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许诸人下。《新唐书·文艺传》载徐坚之言,谓其文“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今观其《感遇》诸作,神味超轶,可与陈子昂方驾;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气象,亦具见《大雅》之遗。坚局于当时风气,以富艳求之,不足以为定论。   

    上文不同意所谓“而窘边幅”的说法,其为张九龄辩护的理由是比较客观的。只是应该指出,在这段批评之语中,将张说之语误为徐坚之言了。上引《新唐书》的记载,在《旧唐书》卷190上《文苑传上·杨烱传》也有相应的文字,而且更加详细:

    开元中,(张)说为集贤大学士十余年,常与学士徐坚论近代文士,悲其凋丧。……问后进词人之优劣。说曰:“韩休之文,如太羹旨酒,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如丰肌腻理,虽稼华可爱,而微少风骨。张九龄之文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微窘边幅。王翰之文,如琼杯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坚以为然。

    就《旧唐书》这段相应的史料作为印证,可以看出是《四库全书总目》出了错误。而且,以张说和徐坚的地位相比,这段涉及多位文学之士的评论,出自张说之口似更合适。

    《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局于当时风气,以富艳求之”的说法,是以形势变化为理由,以回护张九龄的文学成就。诚然,张说等人所处的时代确实是文学发展的转折时期。

     

     

    张九龄的诗文集为二十卷,因其故里是韶州始兴郡曲江县(今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故而名之《曲江集》,又名《张曲江集》,《张子寿集》、《张文献文集》。其中收有颂、赞、赋1卷,诗4卷,文15卷。今传各本皆以明成化九年(1473)内阁抄录本为祖本。

    《曲江集》中,人们最熟悉是他的诗。特别是经《唐诗三百首》这部雅俗共赏的诗集选录以后,张九龄的《感遇》之诗就成为妇幼咸知的作品。其中的名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遣词质朴无华而刚正不阿,集中体现了张九龄的思想意境。所以,张说对于张九龄的“轻缣素练”和“而窘边幅”等评语是有道理的。

    后世对于张九龄的诗文,评价较多的也是《感遇》之诗。略引数条抄录如下:

            “张曲江《感遇》,则语语本色,绝无门面矣,而一种孤劲秀澹之致,对之令人意消。盖诗品也,而人品系之。”(贺贻孙《诗笺》)

    “张曲江襟情高迈,有遗世独立之意,《感遇》诸诗与子昂称岱、华矣。”(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射洪《感遇》诗虽清超拔俗,然细按之,觉其中无物;曲江《感遇》诗则纯是从性分中筛露出来。于此可以见人品之优劣。”(钟秀《观我生斋诗话》卷二)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评语不仅谈论张九龄的诗文风格,而且议论张九龄的人品和志向。确乎哉!诗作正是集中反映人品的结晶。透过张九龄的《感遇》等诗,人们看到了张九龄高尚的情操。自然,其诗歌意境中表露的高尚情操,与其为人处事中表现的正直人品,应该是吻合的。

    关于张九龄正直的人品,《旧唐书》卷99张九龄传》中有突出的记载,现节录如下:

            十三年,车驾东巡,行封禅之礼。说自定侍从升中之官,多引两省录事主书及己之所亲摄官而上,遂加特进阶,超授五品。初,令九龄草诏,九龄言于说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旧次焉。若颠倒衣裳,则讥谤起矣。今登封霈泽,千载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绂。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今进草之际,事犹可改,唯令公审筹之,无贻后悔也。”说曰:“事已决矣,悠悠之谈,何足虑也!”竟不从。及制出,内外甚咎于说。

    张说利用封禅的机会引进属僚,并令张九龄起草诏书,这其中当然包含有张九龄的莫大利益。然而,张九龄却出于公心,既不顾虑私利,又不惮冒犯视己为知己的宰相张说,劝阻张说“审筹之”,而“无贻后悔”。张九龄的劝说虽不成功,其顾全大局的广博胸襟却于此彰显。该传又记载:

    九龄为中书令时,天长节百僚上寿,多献珍异,唯九龄进《金镜录》五卷,言前古兴废之道,上赏异之。

    天长节上寿,是取悦皇上的大好机会,所以百僚“多献珍异”。张九龄却与众不同,只是进献记载前古兴废之道的《金镜录》,与此可见他的正派作风。

    文学涵养与人品素质应该是相辅相成。张九龄的高尚人品集中反映在他的诗文中,又体现在他的行事上,足见他的言行是一致的。据《旧唐书》卷99张九龄传》中记载,张九龄的曾祖原系出任韶州别驾而来到始兴安家。由于出身官宦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因此张九龄“幼聪敏,善属文”,并且有机会“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传统的文化既讲究处世,更追求立身。无疑,张九龄正直人品的形成与其传统的的文学素养是密切相关的。

    比较而言,人们谈论得较多的是张九龄的诗作,然而张九龄在政治上的发迹与发展主要得益于他的文章。

     

     

    关于张九龄《曲江集》的体例,周日灿的《曲江张文献公集元序》作了全面的评价:

    公之相业,载在史册者班班可考,不仅以其诗若文。即以文论,而诏诰之文典以则,奏对之文庄以肃,碑颂之文详以赡,书答之文婉以挚,此则文之大概也。即以诗论,而郊庙之诗粹以穆,应制之诗宏以丽,赋咏之诗远以澹,酬赠之诗深以笃。此则诗之大概也。

    正如周日灿指出的那样,张九龄的文章,不少是诏诰、奏对、碑颂之文,在书答之文中也有诸多应酬内容;张九龄的诗歌,虽不乏“远以澹”的赋咏之诗,但也以郊庙、应制以及酬赠之诗居多。诏诰、奏对、碑颂之文与郊庙、应制之诗,内容必然乏味。但是,由于张九龄富于文学涵养,因此其文笔规整,合乎礼制;词句高雅,典实切当;所草诏命,条理清晰。这正是朝廷在文书方面所需要的。张说指出张九龄之文“实济时用”,主要的意思就是认为其符合草书章奏的体例。

    《曲江集》中收有不少歌功颂德和应酬场面的文章,这是符合官场需要的。列朝列代都要起用文学之士,其目的有二:一为从事秘书工作,以编制文件;二是从事宣传工作,以歌功颂德。这正是应制文长期存在的理由。张九龄工于文学,所以他早就被广州刺史王方庆“嗟赏”,预言他“此子必能致远”;所以他能够对策高第,而受到唐玄宗的赏识。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张九龄具有传统的正直人品,就必定敢于在朝廷据理谏争政事,也必然因此而陷入政治纷争。《旧唐书》卷99张九龄传》记载:

    “时范阳节度使张守圭以裨将安禄山讨奚、契丹败衄,执送京师,请行朝典。九龄奏劾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宫嫔。守圭军令必行,禄山不宜免死。‘上特舍之。九龄奏曰:’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误害忠良。’遂放归藩。”

    安禄山的为人及其后患,已经被张九龄英明地预见到了。他直言不讳地向唐玄宗上奏,却遭致反感,被指责为“误害忠良”。所以,新唐书卷126《魏知古等传》“赞曰”:

    “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识擢,狎而易之,志满意骄,而张九龄争愈切,言益不听。夫志满则忽其所谋,意骄则乐软熟、憎鲠切,较力虽多,课所效不及姚、宋远矣。终之胡雏乱华,身播边陬,非曰天运,亦人事有致而然。”

    唐玄宗不听张九龄的谏争,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

    张九龄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和政治方面的发展,难免引起其他臣僚的嫉妒;张九龄敢于直言不讳,自然会在不自知中得罪奸佞,甚至于忤旨。《旧唐书》卷99张九龄传》记载: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加金紫光禄大夫,累封始兴县伯。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龄屡言不可,帝不悦。二十四年(736年),迁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

    张九龄的“文行”受到“自无学术”的李林甫的心忌,终于由此肇祸。该传又记载:

    初,九龄为相,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至是,子谅以妄陈休咎,上亲加诘问,令于朝堂决杀之。九龄坐引非其人,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俄请归拜墓,因遇疾卒,年六十八,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献。

    张九龄以“文行”而兴,也因“文行”招败。

     

     

    原来,唐朝中期,在朝廷有过用吏治和用文学的不同政策的变化,因此而有所谓的吏治与文学之争。

    唐朝的臣僚之中,有名的长于吏治者当数狄仁杰。他在高宗仪凤年间做到大理丞,任职一年竟然断了一万七千人的滞狱,而且无一人上诉称冤。此后,唐玄宗开元初年拜相的姚崇,不仅自身明于吏道,而且重用长于吏治者。在姚崇的心目之中是不重视文学的,他曾对唐玄宗声称“庸儒执文,不识通变”。所以,姚崇罢相以后唐玄宗才开始注重秘书典籍的整理工作,于是文学之士受到重视,其代表人物就是盛赞过张九龄的张说。 

    张说是有唐著名的文豪,他“弱冠应诏举,对策乙第”,因此受到武则天的垂青,“授太子校书,累转右补阙,预修《三教珠英》”,从此逐渐成长为文学之士的领袖。玄宗执政数年以后,唐朝进入太平盛世,所以注重典章文物,喜好粉饰世道,于是文学之士获得发展的机遇。唐玄宗于开元九年(721年)拜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十三年(725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定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张说以宰相的身份为学土知院事。这样一来,文学之士的地位便凸显出来了。关于此事件的意义,汪籛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汪籛隋唐史论稿》)一文中指出,“玄宗的重视文治,以张说的用事为真正的转捩点。”

    张说用事之际,引用了大量的文学之士。前文提及的徐坚,就被他用为集贤殿书院副知院事,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张九龄也成为张说重点推荐的文学之士。正如《旧唐书》卷99张九龄传》中记载的那样,张说与张九龄“叙为昭穆,尤亲重之”,而“九龄既欣知己,亦依附焉”。张说仅以文学为标准来提拔士人,这样做显然是片面的。不仅如此,他还以所谓的无文来排斥依靠吏治出身者。不过,如《旧唐书》卷102马怀素等传》“史臣曰”,文学“此道非趋势之具”,并不能够适应繁琐的吏治事务。反过来,那些长于吏务者也因此而不把文学之士看重。张说用事的结果,文学与吏治形成为分野清楚的派别,矛盾斗争在所难免。

    此时的吏治派虽有精明的手段,已无当年狄仁杰那样的的正气和姚崇那样的大气,不少人堕落成为玩弄权术的小人。与张说同时的吏治派主将李林甫是其代表人物。李林甫的人品,在《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中有所记载:

        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故骤历清列,为时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而猜忌阴中人,不见于词色,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与之善者,虽厮养下士,尽至荣宠。

    李林甫人品“狡计”,体现在其吏治之中必然阴森可怖,所以上引《李林甫传》又记载:

    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所以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惮其威权。

    还记载:

    林甫恃其早达,舆马被服,颇极鲜华。自无学术,仅能秉笔,有才名于时者尤忌之。       

    与这样的人同事一朝,难免受到陷害,张说、张九龄相继败于李林甫之手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说失败之情见于《旧唐书》卷97张说传》:

        (宇文)融乃与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李林甫奏弹说引术士夜解及受赃等状,敕宰臣源乾曜、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圭、御史大夫崔隐甫就尚书省鞠问,说兄左庶子光诣朝堂割耳称冤。时中书主事张观、左卫长史范尧臣并依倚说势,诈假纳赂,又私度僧王庆则往来与说占卜吉凶,为隐甫等所鞫伏罪。说经两宿,玄宗使中官高力士视之,回奏:“说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而,自罚忧惧之甚。玄宗悯之。力士奏曰:“说曾为侍读,又于国有功。”玄宗然其奏,则是停兼中书令,观及庆则决杖而死,连坐迁贬者十余人。隐甫及融等恐说复用为己患,又密奏毁之。明年,诏说致仕,仍令在家修史。

    由于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的联手弹劾,张说被打到了,其时为开元十四年(726

    年)。汪籛先生指出:“这次预谋颠覆张说的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三人都由

    不由进士词科进用,而皆以吏干知名,可见朝臣结党,已经明显地分为吏治和文

    学两派了。”张说失败的背景,在于吏治和文学两派的斗争。不过,吏治和文

    学两派的分野是渐进的过程,其肇始应该在张说用事之前,张说失败事件应是两

    派冲突的高潮。

    唐玄宗虽然罢免了张说的相职,他使用文学派的政策并未彻底动摇,于是想

    到张说曾有过的推荐之语,而起用张九龄为相。然而,正如前述,人品正直的张九龄也遭到李林甫的暗算,最终跌蹶于政坛。《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记载:

    时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在镇,有政能,玄宗加实封,九龄又奏曰:“边将训兵秣马,储蓄军实,常务耳,陛下赏之可也;欲赐实赋,恐未得宜。惟圣虑思之。”帝默然。林甫以其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见上,泣让官爵。玄宗欲行实封之命,兼为尚书,九龄执奏如初。帝变色曰:“事总由卿?”九龄顿首曰:“陛下使臣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合尽言。违忤圣情,合当万死。”玄宗曰:“卿以仙客无门籍耶?卿有何门阀?”九龄对曰:“臣荒徼微贱,仙客中华之士。然陛下擢臣践台阁,掌纶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林甫退而言曰:“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玄宗滋不悦。

    吏治派娴熟权术,能够适应复杂的政治斗争。相比之下,文学派往往处于劣势,

    如果再失宠于皇帝,失败就成必然了。所以,经李林甫费尽心机地拨弄是非之后,

    唐玄宗终于改变了用人的方针。上引《李林甫传》传又记载:

    “玄宗籍前事,以九龄有党,与裴耀卿俱罢知政事,拜左、右丞相,出挺之为洺州刺史,元琰流于岭外。即日林甫代九龄为中书、集贤殿太学士、修国史;拜牛仙客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门下省事。监察御史周子谅言仙客非宰相器,玄宗则杀之。林甫言子谅本九龄引用,乃贬九龄为荆州长史。”

    张九龄的失败,不仅因为他人品正直而不为吏治派所容;更重要的原因是,朝廷用人的方针发生变化:形势使然也。张九龄的失败,成为文学派在中唐政治舞台失势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