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唐代对“文”的重视催生出新的政治文化和精英群体，要了解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需要对被视作最能代表这一新价值的词臣及其家族加以考察。新出唐五代碑志为具体了解唐代精英对词臣身份的定位和词臣家族特征的认识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为更完整了解“文”在唐代文化中的重要性的提升提供了更多被淹没的环节。本文的工作是从这些碑志中择取六则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分析其内容及书写来勾勒词臣文化在唐五代出现的历史语境和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关 键 词:唐五代 词臣 清流家族 翰林学士 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陆扬，男，江苏吴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石刻史料与中古文史

主持人语

在短短十几年内，石刻史料从一种边缘性史料成为中古特别是唐代研究最为丰富的信息来源之一。造成这场静悄悄的革命的是数以万计反映唐代各类人群生活景观的新出墓志。这使许多以往学界难以着手的研究课题成为可能。如此大规模出现的史料也促使传世文献中的历史讯息产生了新的意蕴，并迫使学者重新思考许多以往接受的历史观点。它使我们对唐代社会的了解能更加立体化并能窥视到更多构成其运作的肌理，使许多被历史湮没的环节得到呈现。墓志提供的细节之丰富是惊人的，对这些细节的解读也许是琐细的，其结果却能让我们对唐代社会的认识立体化。但研究者不应满足于从中找到历史的细节，墓志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也是古人用来表达其自我认知的重要空间。墓志的解读和研究工作无形中也打破了中古特别是唐代文史研究的界限，这组以新出墓志材料为中心的研究文章只是当下中古学界许多这类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荣新江陆扬

唐代是将“文”的价值日益提升为社会和政治精英的核心素质的时代。这一提升对日后中国的社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为何文学在唐代会越来越受重视?这一看似容易解答的问题实则非常复杂，迄今为止中外学界虽对此现象的发展轨迹做了不少探讨，提出了不少看法，笔者感到这些解说仍不够充分和细腻。对这一现象的历史分析必须将心态史、文学史、政治史、制度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作多层次的观察，既要分析南北朝以来的各种传统和唐代政治文化现实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又要了解唐代的社会心态是如何影响这一过程的。其中一个关键的分析视角，便是所谓的词臣及其家族的发展。近年已经有一些学者对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等重要词臣做较为仔细的研究，但从整体上讨论词臣在政治中的影响及其意义却很少，同样缺乏的是将词臣家族和唐五代精英群体的变化相联系的研究。词臣即承担制诰或起草中央重要文书的大臣，尤其以知制诰、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为代表。虽然在唐以前词臣的职能就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重视，但只有在唐代，词臣才真正成为代表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化身，也是这一传统中最受尊敬和瞩目的成员，其地位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不少词臣成为唐代政坛最为显要的人物，这点在晚唐五代尤其突出。关于词臣生平和家族的材料，包括两《唐书》在内的传世史料中也有不少讯息。但能较完整地将重要词臣的生平轨迹、社会关系以及获取的某种文化与政治的定位勾勒出来的，近年发现的唐五代词臣墓志却是无可取代的好材料。从中可看到大量传统史料所不具有的细节，也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和制度的现实存在的词臣的发展轨迹上，揭示了许多曾被历史淹没的变化环节。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从唐五代墓志中择取较有代表性的六个案例，来探讨当时社会与政治文化中词臣身份的演变和结果。

唐五代词臣墓志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由于词臣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很高，他们的墓志对他们的生涯和家族情况往往介绍得比较详细;第二，他们的墓志也大都由同时代著名文臣所撰写，撰作者又对书写对象的成就和身份有很强的理解和认同，因此书写质量往往较高，其文字蕴含的意义比较丰富。这里首先涉及的是孙思邈之子、武周时期的中书舍人孙行的墓志，由时任鸾台给事中的著名文人徐彦伯撰写，其文的主要部分如下:

公讳行，字符一，太原中都人也。(中略)父思邈，曩在唐运，肃簪梁苑，身居魏阙之下，志逸沧海之隅。公清情雅韵，不因近习;爽心真骨，得之自然。年甫孩抱，已不好弄。迨于巾冠，尤难干犯。(中略)好读书，富词彩，亡箧能记，下笔不休。调露中，应岳牧举，对策甲科，敕授鄜州洛交县尉。寻丁父忧去职。服阕，补洛州渑池县尉。屡栖邦佐，未展厥庸，擢此下僚，登于近侍。敕授右拾遗，入侍青蒲，出居丹掖。邻密勿之地，处谏争之曹。鼎饪伫和，三公侧席。俄丁母艰去职，再居苫块，柴毁骨立，踰礼之酷，时论哀之。曾未半朞，有制权夺，仍复旧位。公载践阶戺，多怀謇谔。绿函青纸，亟奉清闲;枢论密词，□留稿本。寻降敕曰:“右拾遗孙行，履识清雅，学涉优长，久侍轩墀，载效忠谨，宜加宠授，擢掌丝言，可凤阁舍人内供奉。”寻而即真。乌雽!良玉蕴石，孰掩其曜;美才具体，终不后时。公衔职帝謩，飞翔禁掖。提赤牙之翰，组织王丝;步文石之阶，抑扬朝寀。尝摄凤阁、鸾台、夏官三司侍郎，左台御史大夫，司礼卿。(中略)即授公朝散大夫，守太子中允。(中略)嗟乎!今年在巳，郑康成之有梦;本命暨辰，管公明之长往。以久视元年十一月七日，遘疾终于道化里之私第，春秋六十。即以其年腊月十六日迁窆于合宫县之北邙山，礼也。①

孙行生平颇显赫，《旧唐书·隐逸传》孙思邈传最后提及“子行，天授中为凤阁侍郎”。此外只有《元和姓纂》卷四华原孙氏条提到:“唐处士孙思邈;生行，中书舍人;子济，左司郎中，润州刺史”。②孙思邈虽长年具有处士身份，却也是当时名人，高宗时曾被征入朝，受到礼遇。《旧唐书·隐逸传·孙思邈传》:

显庆中，复召见，拜谏议大夫，固辞。上元元年，称疾还山，高宗赐良马，假鄱阳公主邑司以居之。③

孙行墓志提到他进入仕途首先是通过制举的成功:“调露中，应岳牧举，对策甲科，敕授鄜州洛交县尉”。岳牧举发生在调露二年(680)，距孙思邈“称疾还山”的上元元年(674)并不很久。和孙行同时登科的还有员半千、殷楷等。④以孙行久视元年(700)去世时六十岁计算，他应岳牧举人时已近四十。这一行为很可能是武后时期通过制举等手段大力选拔草泽的结果。孙行在对策甲科后先担任鄜州洛交县尉。志文提到任此职不久就“丁父忧去职”。据《旧唐书·隐逸传》载，孙思邈死于永淳元年(682)，与墓志纪录吻合。孙行丁忧后又补洛州渑池县尉，然后成右拾遗。墓志中特别加入了一份朝廷的除授制书，其中有“擢掌丝言，可凤阁舍人内供奉”等语，据志文“寻而即真”的字句，这应是先以凤阁舍人内供奉身份知制诰，随后才真除凤阁舍人。独独在墓志中加入授予知制诰的制书，说明孙行及其家人对这一授命的看重。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存有一篇孙行撰写的制书《西州泛德达可轻车都尉制》，署名正是“给事郎守凤阁舍人内供奉臣孙行”，纪录时间是“延载元年九月廿九日”。⑤这样孙行任凤阁舍人内供奉的时间大致可确定为694年前后。而担任凤阁侍郎当在此之后，因此《旧唐书》的记载有误。孙行此后任职大概以左台御史大夫和司礼卿为巅峰，只是不清楚他究竟在行政上扮演了何种角色。孙行处在一个政治变化剧烈而政坛人员起落频繁的年代，同时也是唐廷开始真正重视文词的政治效用的时代，凤阁舍人这一职位的文词要求显然比以往突出得多，这或许也是墓志的作者特别要强调的原因，但同时这一职位在制度和人事中的升降又受高宗武后时期特殊政治气候左右，进退颇不正常。孙行登科后十四年内便已跻身政坛高层，具有超擢的性质，不能不说是特殊境况造成。而他以闲散的正五品下的太子中允终结其政坛生涯，较左台御史大夫与司礼卿等职位都有所下降，墓志虽以身体状况为由，我们也不能排除和政情有关。不过从墓志看他仕途平稳，未遭明显的贬抑的经历，这在武后时代的高级官僚中不多见。

假若孙行成为词臣的例子有其特殊性，那么高宗武后时期对词臣的重视则是一持久之现象，对社会精英的心理造成冲击并产生深远影响。新出墓志中有两篇能凸显这一趋势，这就是徐坚为其父徐齐聃所作的《徐齐聃墓志》和岑羲所撰之《韦承庆墓志》。⑥《徐齐聃墓志》写于上元三年(676)。文中所涉及徐氏家族从南朝到唐代的情形近已有刘子凡做了精细考察。⑦刘子凡指出，徐氏家族能从“南方次等氏族”一跃而成唐代重要的文学官僚家族，固有凭借与唐帝室的特殊关系之处，更多却是依靠徐齐聃和徐坚父子的文化修养，体现出南来士人在唐初获取成功的特殊方式。这一判断无疑准确。保存在张九龄文集里的《徐坚神道碑》和新出《徐峤墓志》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