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2001-12-10)

一本洋洋洒洒近百万字的译著--《美国新闻史》(第八版)--在新千年来临之际问世了，在了却一桩心愿、为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贡献了绵薄之力之时，笔者作为本书的主译者，愿意就本书翻译过程中的所感、所闻、所思的中西新闻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发表一些管见。

如今不用浏览外文原版书，只需要到任何一个综合性书店就可以看到，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这三大体系的引进版经济学教科书的显赫地位。而在至今对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归属尚有争议的情况下，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界能不能拿出学界普遍认可的经典教科书译本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应当承认，与其他发达学科相比，与社会期待相比，这样的学术成果是偏少了，这多少又与译力不足与重视程度不够有关。现在，国内读者可以看到这样一本至少在形式与经济学名教材相仿的著作了。这就是由美国当代新闻史学家埃德温·埃默里(Edwin Emery)和迈克尔·埃默里(Michael Emery)父子以及南希·罗伯茨(Nancy L. Roberts)女士所著《美国新闻史》第八版的中译本。它同时还创立一项国内纪录:由同一个出版社出版新闻与传播学著作的第二个译本，并且可能是本专业领域部头最大的一本。

(一)《美国新闻史》的两个译本与新闻学两次移译高潮

根据政治学者邓正来的说法，近代国人移译西方社会科学经典作品的运动，自清同治元年(1862)设立京师同文馆算起，已有140年历史，其间或涨或落，高潮有三次:第一次是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及国立编译馆等的工作;第二次是解放后到文革前，其间国家于1950年代中期拟定了编译出版世界名著十二年规划;第三次是文革后至1989年以前。①事实上正是在邓正来1992年主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时候，第四次高潮正方兴未艾。

而新闻与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恐怕只与后两次高潮的相联系。换言之，新闻与传播学译著出版的两次高潮均出现于改革开放之后。其中引领风气的，无疑新华出版社，其中代表译著有: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人《报刊的四种理论》的1980年译本、《美国新闻史》1982年的第一个译本、施拉姆和威廉·波特(William Porter)《传播学概论》的1984年译本、法拉奇《风云人物采访记》及续集的1983和1985年译本、《斯诺文集》和《史沫特莱文集》的1984、1985年译本、戴维·哈伯斯塔姆《无冕之王》的1985年译本、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写作教程》的1986年译本等等。这个长长的书单当然应当包括华夏出版社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舆论学》和梅尔文·德弗勒(Melvin Defleur)等人的《大众传播通论》、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等人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以及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小沃纳·赛弗林(Warner Severin, Jr.)等人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而多数同仁可能会同意，在上述译著中，《美国新闻史》被参阅和引用的次数是最多的。

如果说新闻与大众传播学著作的第二次移译高潮大致始于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之行，那么新华出版社又悄然为这次高潮作了铺垫:1990年9月在美国新闻署的协助下翻译出版了德弗勒等人的《大众传播学诸论》。而大致自1998年新华出版社推出“新闻与传播学名著译丛”以来，第二次移译高潮已经随着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的快速发展和新闻媒介的市场化运作进程而形成了空前之势。这从一个方面验证了王国维先生的预见:“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所既开，互相推助。”同时，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及各大学出版社的介入也在冲击新华出版社的龙头地位，其选本、译者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可以预见，《美国新闻史》第八版的面市将进一步刺激这一出版领域的繁盛。

百余年前梁任公疾呼:“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诉求已再被视为激进之见，但是，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之状况，在新闻与传播学界乃至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却仍然未有根本改变。诚所谓“译事尚未成功，同仁仍须努力。”

(二)一本信息量丰饶、内容全面的标准教科书

正如这本书中所提到的，从《纽约先驱报》编辑弗雷德里克·赫德森(Fredrick Hudson)出版《美国新闻事业:1690-1872年》(1873年版)起，有影响的美国新闻史专著还有威拉德·布莱耶(Willard Bleyer)的《美国新闻史主流》(1927年版)和弗兰克·卢瑟·莫特(Frank Luther Mott)的《美国新闻史》(1947年首版)，尤其是后者。不过，这些基本上是报刊史，而莫特已于1964年故去，其著最后一版面世于1962年。

由埃德温·埃默里推出的《美国新闻史》首版于大名鼎鼎的莫特仍然健在的1954年，其英文名The Press and America沿用至今，当初原本也是一部报刊史(直译《报刊与美国》)。该书在莫特逝世后至今成为美国高校标准的新闻史教科书，分别在1962、1972、1978、1984、1988、1992、1996出版了第二至第八版(可以看出，出版周期越来越短)。据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莫琳·比斯利(Maurine Beasley)介绍，美国现有新闻学和传播学在校本科生4万人②，而根据雅虎英文网提供的数据，第八版在美国印行了4万册，目前已经售磬。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回来告诉笔者，他们也使用这本教材。

到1992年第七版止，本书英文版一直由普伦蒂斯-霍尔公司(Prentice Hall)推出;自第八版起即改由阿林-培根公司(Allyn & Bacon)出版。1982年的第一中译本是根据英文1978年第四版译出的，它首次增加了广播电视的内容。与第四版相比，第八版由28章减为21章，它从美国新闻事业继承的欧洲报业遗产和中国印刷技术以及美国第一张报纸《国内外公共事件》落笔，一直写到克林顿总统任内的1995年。而正像其副名《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所揭示的，本书内容已经从第四版的报纸、杂志、广告、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伦理、新闻法治、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扩展到电影、图书、公共关系、因特网等大众传播的所有门类和领域。

1954年第一版面市时，埃德温·埃默里刚满40岁。从第三版的修订出版开始，迈克尔·埃默里加入了其父的事业。在准备出版第八版的过程中，埃德温·埃默里因患白血病，于1993年9月15日逝世，享年79岁。这一未竟事业就转给了迈克尔·埃默里和他的父亲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南希·罗伯茨。可是在第八版的修订刚刚完成之际的1995年12月13日，55岁的埃德温·埃默里也因癌症过世，这一品牌教科书今后的再版工作就落在了原来的“配角”罗伯茨女士身上。

埃默里父子分别担任过合众社、合众国际社及一些报刊的记者和编辑，老埃默里就学于明尼苏达大学，1954年任教授，写过10多本专著。小埃默里自1968年在加州州立大学诺思里奇分校任教直至逝世，也出版了多部专著。唯一健在的作者罗伯茨女士生于1954年，先后获得布朗大学美国文明专业硕士、明尼苏达大学大众传播专业硕士、博士，现任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教授(英文第八版出版时还是副教授)，自第五版起参与本书撰写工作。除本书外，她还出版过近10本书，是研究媒介史、文学新闻事业、杂志新闻事业以及和平主义者、《天主教工人》(Catholic Worker)杂志创始人多萝西·戴(Dorothy Day, 1897-1980)的专家。

根据第四版和第八版所表露的观点来看，埃默里父子和罗伯茨女士都是典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关心社会正义，关注弱势群体;而罗伯茨女士的贡献之一便是她对女性新闻与传播事业的研究，这也是第八版的一个特色(新增内容也出自她之手)。作者所崇敬的新闻工作者既有“叛逆者”詹姆斯·富兰克林和革命政论家托马斯·潘恩，也有19世纪中叶的舆论制造家霍勒斯·格里利和新式新闻事业的开山鼻祖约瑟夫·普利策，既有主流媒介的英雄海伍德·布龙和爱德华·默罗，也有另类报刊主编I·F·斯通和多萝西·戴以及黑人民权运动的代言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W·E·B·杜波依斯，甚至还有难以为外人理喻然而不失社会理想的当代同性恋新闻人。作者相信，正是有了他们，这个国家的新闻事业才是那么多姿多彩，有声有色，才对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了那么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说到新闻传播史，学者们自然会关注分期问题。事实上，莫特的新闻史著作在分期上很有特点。他将美国新闻史分为“殖民时期”、“政党报刊时期”(并称之为“黑暗时期”)、“便士报时期”等。③此外，李普曼1931年发表的关于报刊史自然演变“四阶段论”也有一定影响。④然而，这本《美国新闻史》并不在分期上大做文章，它赞赏前芝加哥大学、现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媒介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教授的“民主化市场社会”理论⑤，着重解释新闻传播史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潮流的互动。这种互动一方面揭示了新闻传播事业对美国20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发生的影响，一方面揭述了每一历史时期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和影响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制约。

新的中译本既是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多名译者和我本人共同劳动的产物，又得益于近10年前董乐山、苏金琥等前辈译者所打下的基础。1982年的译本优点太多了，除了译文的信、达、雅之外(当然不免有个别笔误)，它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向不大规范的传统新闻学提供了多种规范，如编辑主任、煽情主义、新式新闻事业等译名的确立，无不透析出宽厚而博学的董先生及其同仁的心血，而如今可谓一言九鼎。董先生虽然长期从事美国文化研究，不被归入新闻传播学者之列，但笔者认为，他作为翻译家对新闻学的贡献用“甘做嫁衣”、“润物无声”来比喻是再恰当不过分(遗憾的是，笔者在董先生为译事过于操劳而逝世不久，问过多名新闻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董乐山是谁?”看到的是一片摇头，“你们读过董老师所译、所校的《西行漫记》、《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国新闻史》、《美国志》没有?”众人则纷纷点头)。

在那个时代，没有个人电脑、没有因特网、没有如今那么多工具书，却能出那样的汉译精品，足见前辈的功力。这种钦敬之情既成为我们的动力，也令我们忐忑不安，因为本书的翻译毕竟是对我们的能力和韧性的双重考验。现在我们只感说，第二个中译本在形式上比1982年译本更臻于完善。我们的做法是:遵从翻译规范和习惯，精心推敲新词译名、所有人物、报刊名称和重要术语均附原文;遍查各种资料，将美国人不言自明、中国读者可能有困惑的名词、典故逐一加注(总数超过270处);原书图片(超过200单幅)、各章英文注释、英文参考文献全部保留;用去一个多月时间，在多学生的协助下将原书索引的页码全部转换为中译本新页码，并补充了三分之一的内容，以供研究者参阅。尽管如此，限于译者学识，译文中不尽如人意乃至舛误之处仍在所难免，诚望读者诸君指正。

①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编者序”，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2000年8月1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所作的报告。

③他还以套用文学典故和双关语著称。例如，他称政党报刊时期为类似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以海明威的小说名《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来借喻纽约《太阳报》为首的便士报打破政党报刊盛行的长期闷局、旭日初升的新气象。他对煽情主义(sensationalism)和黄色新闻(yellow journalism)等术语所作的定义也学界耳熟能详的。

④李普曼在1931年发表的论文《两次革命》中说，所有国家的报业都会自然地经过如下阶段:(1)政府垄断阶段;(2)政党控制阶段;(3)由大众化报纸开创的独立报业阶段;(4)新闻事业高度专业化阶段(在美国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Michael Schudson:《探索新闻》，台北:源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40-41页)。

⑤尽管如此，舒德森在英文第八版问世后仍然在1997年秋季号《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季刊》上撰文称，本书仍未摆脱“媒介中心观”(《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3期，第36-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