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乃强
一
张澜，字表方，四川南充人，是前清的廪生，于光绪年留学日本。1904年归国，创办南充县高等小学堂，这是清朝废科举、兴学堂时在川北地区最先兴办的一个学堂。虽叫作小学，招收的学生，大都是应过科举考试的童生，一般年龄在20岁左右，有大到30岁的。课程有读经、修身、历史和地理，有格致、算学、图画和体操。教师多是老儒。“格致”取《大学》“致知在格物”的意义。内容是讲一切生物、无生物，利用厚生的道理。一般老儒对这门课是如对“丈六金身”，摸不着头脑的。张先生虽原是廪生，以辞赋见长，但他留学日本弘文馆，却是学的这门课。回国后，各地学堂都需要他。南充士绅以桑梓之谊把他挽住了。他给学校运回来许多日文科学新书、图谱和标本、仪器，并把他自己的私人藏书也寄存到学堂的图书馆，供学生阅读。那时的日本书籍，大半的字都是汉文，只夹用很少日本新字，稍稍学习东文(日文)就能看懂。他作校长，就聘请有个名叫中村的日本人来教东文。我11岁考入高小，是这个学堂年龄最小的学生。特别爱看他带回来的地理书和地图。记得有一名叫《支那疆域沿革图》的巨册，我特别喜爱，要求借来托绘，蒙师特例许可。我从那时起打下了研究史地的基础。
学堂有一圈颇高的围墙，我与一个同学发现一架竹梯靠在墙上，我爬上墙顶眺望，被同学开玩笑抽去竹梯。我窘极了，大吵大闹。被先生听着，走来，搭梯接下，拾地下篾片打了我的头。我冤愤不止，从此恨他。但不久，便从对种种事实的感动，转变为钦佩他与敬爱他了。
那时教学，全是在黑板上写讲义，学生照抄。我们发现他格致课讲稿的书壳上，大书“半明白先生”五字。心想:“他都没有学通，就来教我们。”但听他讲的全都新鲜，没有可以怀疑之处，也没有人能驳倒过他。后来与同学议论:像他那样“卖独行”的教师，在别人，打肿脸也要充胖子;而他却自署为“半明白先生”。这种虚心自律的精神，正可说明他品德高尚。
先生嫌原讲修身课的老儒言论迂腐，改为自己来讲。所讲的也是经史格言，但不是理学家那一套，而是鼓励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一类古籍成语。有一次期考，他出的题是“如何才能改过”。他并未曾讲过有何方法改过。考生问他，他要学生自己开动脑筋去思考。许多年纪大点的同学，引经据典、长篇大论去阐述。我对经籍一窍不通，只曾读过《论语》，记得子路好勇和他闻过则喜的故事，便勉强写出:“惟有勇才能改过，故子路人告之以过则喜。”自嫌17字不成文章。恰好历史课讲过了汉武帝晚年厌兵，下诏悔过。于是再配上一句:“汉武帝晚年悔过。”凑够24字搪塞，羞缩缩地把卷交了。万未料到，他给我这卷子打了100分，并用红榜贴出来，为全校示范。这真使我感到已被绑在高跷架上，不能不努力学习了。以后我有过失，老师总是用“你从前是怎样的”这句话来责问我，使我不能不痛改前非，力求上进。
南充是顺庆府的首县，城内有府衙、县衙、经司、游击、外委、府学、县学等许多官署，满城都是官员、员司、兵差人役。商业街市并不多。学堂是由县官作监督。县官每出必鸣锣吼道，旗、伞、鼓吹、舆马、照牌一大路。他随时开进学堂来，接受酒食招待，遍及从人而后去。原先是县学训导骆腾焕(骆状元的父亲)作校长。骆到甘肃作县官后，表方先生受聘作校长。他对府县官来校，只在客厅待茶汇报。要求夫马停在校外:“以免扰乱学业”。县官邓隆，仗恃进士出身，又是候补道员的头衔，对此冷遇，怀恨而无可如何，从此不再吼道来校。官绅间的摩擦也尖锐起来了。邓隆讦告先生为“革命党”，但无实据，未能成罪。先生亦联合县绅讦发历年县府陋规，及邓隆的父亲同住署内，潜出招摇纳贿各事。结果绅方胜利，邓隆被调走，许多陋规也取消了。
那时南充的绅士，分为两派。有林举人(名宝书)、肖拔贡(名子仪)等把持“三费局”，专为县官办理筹款、纳捐的事。每借兵差、官差、学差、赈灾、禳解等名目，通过“三费局”的局绅(例由官府派任)向民间筹款。筹款一万，入官七千，局留三千，是公开的官绅分赃规定(此外还有衙门直接贪赃的规定，都是公开收费)，所以叫做陋规。县官全年的规俸不过百多两银子，而从陋规取得的，则往往超过一万两。府衙的陋规更多、更大，所以有“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地方的“局绅”们，虽只喝点陋规余沥，也无不发家致富。因此民间把受派入局比于“拜相”。他们既由县府拨用，自然唯命是听，甘作县官鹰犬。有时陋规太多，遇上峰批斥，他们就用地方绅民名义去为县官辩护。官绅如此勾结，所以陋规不断膨胀，漫无制约。这是封建政权日趋腐朽的一个原因。各县皆然，不仅南充如此。
先生回国后，发现局绅无耻各节，乃于作校长时聘县中正绅有学才德者:胡德宣讲地理，邓克钦教数学、图画，王焕廷教语文，何淦侯讲经学，任玉阶、曾慎修为监学，庞明钦办女学。团结一致，与官吏、局绅斗争。清廷既已颁布“预备立宪”，许各地组织农会、商会、学会。先生乃同各教师分别联系群众，组成这三个公会，在大北街成立三会公所，依法取得全县民意机构地位;联名申请裁并“三费局”，与户房合并为经征局，直属于县府，不再代表民意。这一胜利，把林举人、肖拔贡那批劣绅的“相权”摘掉了。(旧时，府县衙门都有六房典史员差办事。吏房主铨选;户房主田赋;礼房主祀典;兵房主盗贼;刑房主刑法;工房主工匠。惟户房权势最大，刑房次之。余四房最冷落，几乎无事可办。后遂裁废。)旧时陋规，亦陆续有所裁革，官吏也不敢公然贪污了。
清朝末年，地方社会崇尚“斯文”(俗语用于称读书人为斯文)，出门要穿鞋袜、长袍、马褂，戴披肩风帽，勾腰驼背走路;若还不拿拐杖，就要提个烘笼。这才叫作“斯斯文文的人”，才会受人尊敬。表方先生办学，首先提倡体操。在南较场办运动会，大字悬牌:“禁止风帽、烘笼入场”。又旧规妇女都缠小脚，出门虽一条街，也要坐轿，不能把脸给人看见，读书只许读《女儿经》。先生回国，才创办女学堂(后改称“端明女校”)，开“天足会”(先叫放足会，劝妇女放足。后来放脚的人多了，才改称天足会，不许小脚女人加入)。先说服开明士绅家送女入学，再由一批女生去提倡、串联、组织，逐步把风气改变了。
学堂第一二批学生，大都是学过八股文，应过科举试的富家子弟，穿着华丽，但功课却做不走。也有几个贫苦学生如任依塽等，学业都很出色。先生要矫正风气，提倡朴素、勤劳，每期考试，各班前三名都免交食、学费，还奖给图书。他常到自习室来辅导学生(那时学校建筑分教室、自习室、寝室、大礼堂、大操场、食堂和厕所等部分，学生过集体生活)。对于贫寒学生，慰勉备至，格外亲切些。浮华学生怕被抽问，见他来时，总是把头埋起。他曾在讲台上讲述“绣花枕”的故事，说得那些华丽无实的学生面红耳赤。表方先生培育出来的学生，大多能敦品力学，多少有所成就。
南充在宋明两代，文化较高，学士、文人、名家颇多。清代文风衰竭，读书人只习股应试。科考也多是买外县高手顶替，举贡生员，几乎没有一个通入。先生家近西充。西充地瘠民贫，学人努力，学风踏实;治经史，成进士者多。太老师海楼先生，曾向西充名家受业，回县教学，才开始在上西区打开了经、史、辞章的门径。较远的县城与东、南、北区，学风仍是很落后的。即如县城首席局绅林举人，就是谫陋不通的代表。他给某孺人做了一墓志，镌立在西郊赛云台山上，其中有“暮春之交，暴雨横行……是皆予所目击见闻也”等语句。先生与罗梓青、蒲伯英、胡德宣四人游山看见，相与捧腹大笑。四人各凑一句，用瓦片刻在碑文上道:“好大一篇狗屁，尽是目击见闻;若要狗屁洗净，还等暴雨横行。”(这是罗梓青先生谈的。我1927年游此，还看见这个碑与瓦片划字存在，证明罗言不虚。)自从张先生办南充高小以后，学风大变，这样文句不通的人逐渐少了。然而在此以前，连举人也是这样狗屁不通。
三费局撤销后，林举人、肖拔贡对学堂恨之入骨。林举人自知不济，都还罢了。肖拔贡自信是饱学的，也在社会上联络一些人，去“包围”县官，自告奋勇要“打倒张澜”。人知道学堂宣传科学文明，骂他是老腐败。他也卖弄歪才，在他当街大门上贴一副过年对联道:“张吻鼓颐，吸血呼膏，真所谓蚊鸣世界;济困扶危，出经入史，原无愧虎拜先生。”西兴场有个姓蒲的学生，性滑稽，素来憎恶肖的言行，他用白纸写了一副短联，半夜贴在肖家门上大红对联的下面:“三费局张了贪吻，鼓了馋颐;肖子仪出的月经，入的狗矢。”于是此事传遍学校。学生们把两副对联说与张先生。先生微笑道:“这位拔贡一片虚骄，实无学问，饾饤成词，典实疏谬。他的上联，恰好像他们在三费局的自赞。他的下联，恰成了他们对官吏犬马效劳的报功。蒲生的上联还切合其人，下联则不成辞矣。”学生们说:“骂他是阴类丑物，我们就觉骂得好。”先生正色教育道:“评论人物，须当心安理达，恰如其分。虽当面言之，亦能折服。不可涉于刻薄谩骂。若说他们谄谀助虐，是纾的吏困，扶的官危，却符合事实。月经、狗矢就太庸俗了。”学生又说:“蚊鸣、虎拜，就是他在谩骂。”先生笑道:“可能是他在骂街。但若用经义解释，就等于他在骂自己了。所以应该说他是典实疏误。”于是学生问:“他这两句出于何典?”先生笑道:“《诗·齐风》‘虫习薨薨’，为‘苍蝇之声’，喻小人成群谗害君子。蚊鸣无典。蝇蚊同类，可以借用。这岂不是他自明谗口，《礼·檀弓》‘苛政猛于虎也’。虎拜无典，只有此典。这个拜字岂不恰好表明他与官吏勾结的身份么?”先生之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的方法，大都如此。
封建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迷信宿命。关于先生福泽，地方上也有许多传说。何淦侯先生说:“先生诞生的一夜，太老师梦见大海汪洋，有一小舟荡漾，不能自进。海浪时起高澜，推舟前进，浪复一浪，推动多次遂达于岸。故为先生取名澜，字表方(方，是方舟之义)。”何又说:“先生面相，山根有断纹。相法云，40岁死。尝病虐，大烧谵呓，自言梦至一大殿外，见张榜云:张澜40岁。怒，撕去40字。其后满40作川北宣慰使，乘马，马忽暴跳，坠地臂折，几死;然竟治愈。”说者以为阴德之报。我曾问先生“信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偶然之事，迷信者以为果然。相士先有妖言，故懵梦中有此谵语。省躬清明，无所畏怯，则亦无验。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信之有害，斥之无益。但当修身力学，无须问此。”
二
清宣统三年(1911)，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建议把征派民股的川汉铁路收归国营。四川咨仪局邀请各州府民股代表到省城商讨，代表们一致表示抗议。四川总督赵尔丰，狃于他经营川边的胜利，颟顸栗妄，逮捕了议长蒲伯英、副议长罗梓青和言论激切的民意代表13人，张先生就在其中。逮捕形式，是邀请入署议事。初亦在客厅供茶。悻出，先饬放弃抗议。蒲等拒绝。赵悻然退入，率武装士兵再出，厉色咆哮。诸人各俯首无语，独先生高声斥责道:“请来议事，何得如此威胁!”于是有持刀武士在先生肩上架一刀，持枪弁兵对胸前抵一枪。来客皆泣下。先生则毫无惧色，侃侃然持理争辩。赵不能屈，怒问:“你叫甚名字?”先生抗声云:“川北民股代表张澜。”赵悻悻然退，遂拘禁13人，奏请侯旨斩决。
13人在拘禁中，料定必死，或泣或默。议长蒲伯英，每宽慰诸人，谓:“表方一人捋了虎须，恐不能免。但立宪方开，我辈当无死理。”遂倡赋诗，会文消遣。诸人多作冤怨叹诗，先生则多用“正气歌”寓意。原作我不能记，但记一事，足概其余。有一次，蒲倡“撞诗钟”，题为嵌青黄赤白黑五字，半日莫有应者。或问蒲，“愿闻成竹”(谓出题时必已有成联)，蒲亦无有。先生从容曰:“得一联，或可搪塞。”联云:“黄州赤壁东坡赋;黑塞青林太白诗。”阖狱称叹，有泣下者。蒲伯英赞不绝口，每对人言:“表方气节，人所共知;他的诗才，则还少人知道。从这一联，就可看出他巧思超妙，运典如神。尤难得的，是他表现的风趣、情操。显得他气壮河山，临死无畏，雍容闲雅，仍从敦崇友谊方面构思，真有生死不渝之概。”(黑塞、青林，是杜甫梦李白诗语。)
赵尔丰这一着，未能杀害这13人，反把他自己的脑袋搞掉了。自13人被逮消息传开，全川各县人民次第造反了。各路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要求释放13人。赵的兵力镇压不了。清廷亦不敢轻许杀害民意代表，只派大臣端方率新军入川“查办”。端方甫到资中，黎元洪已在武昌起义。新军哗变，杀了端方，退回湖北，参加革命军。不久，清帝便交出政权了。赵得清帝退位消息，向13人议和，交出四川政权，让同志军入城，成立四川大汉军政府，推蒲伯英、朱庆澜为正、副都督。这时，张先生任川北宣慰使，率军回顺庆，部署新政。他素知封建官吏罪恶，每因人民控告，惩治贪污、凶残的吏员不少。杀晏弘事，是民间最流传的。
蓬溪县大地主晏弘，起家衙吏，以袍哥首领为县局绅，作恶多端，人莫敢讦。宣慰使至，拦马控告晏弘者甚多。既加逮捕，则函电营救都沓至;并有结队拦舆求保释者。先生谓僚属曰:“保晏弘者多于控晏弘者，诸君拟如何处?”或曰:“宜释放，候查。”先生曰:“不然。我观控晏弘者，尽皆衣服褴褛，指有受害实事。保晏弘者，莫不衣冠楚楚，不言其于社会有何可称，而徒作求情空言。恐一经释放，穷人们的冤忿更大。宜查实置于重典。”遂斩晏弘。各州县劣绅、衙蠹闻晏弘死，皆逃遁潜匿。川北吏风，缘此而肃。
先生在顺庆坠马伤重时，成都在10月18日有赵尔丰所属边军索饷哗变、劫藩库事。蒲、罗惊骇，潜匿不出。遂有凤凰山新军与保路同志军入城定乱，推尹昌衡为都督。尹杀赵尔丰，撤销四路宣慰使。先生伤愈，同罗梓青赴京任众议院议员(蒲先在京任参议院议员)。袁世凯图复帝制，改组众议院。先生还乡任顺庆联中与南充中学校长。
蔡锷从云南组织反袁联军，派人到四川联络反对帝制的人。有两人到川北来做工作，逢人便说“找张罗”。“找张罗”，是乡俗读书人向人求周济的代词。他二人用寻访友人的暗语，沿途访问张表方与罗梓青，没人怀疑。罗梓青住西充城内，容易找得。张先生寒、暑假住在偏僻的张冠沟(是佃耕西充王姓的田庄)。他二人多方寻到，次日便同先生经西充与罗一路回顺庆布置起义。不久便联合第三师师长钟体道等军队和地方武力，在顺庆树立讨袁联军旗帜。众推张先生为川北道尹，主持民政。
先生住南充中学校内。记得一夜，他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讲述袁世凯篡国经过，探测群众态度。学生中有二人发言，表示愿加强军事教育，准备进行第二次革命，获得全场响应。先生一面聘请退役军人赵保桢教操练，发动全校师生每天下课一齐赴操场进行锻炼;一面广泛发动地方人士组织武装和寻找宣慰使任内的旧部，发展武力。既得钟体道支持，川北反袁独立便成功了。
在独立前，袁世凯已派其心腹陈宦主持川政。还派有曹锟、吴光新、冯玉祥等率北洋军入川，分驻川东要地，准备镇压。倒袁工作做起来十分艰苦。由于先生德望宿孚，号召有力，群众同心，地下工作顺利。酝酿数月，未曾有过内叛者。时北洋军旅长冯玉祥驻镇顺庆，知南充中学练习军事操，饬县府传话禁止。先生谓来使曰:“袁大总统顺民意请求，筹复帝制。既已‘万众归心’，还怕学生造反么?方今万国皆是全民兵役制，我国的征兵制度，势在必行。本校提倡军操，正是先进学制，岂可勒令停止?”便引使者到操场看操，全是木制假枪。笑谓使者曰:“烦转达知事和旅长放心，这些青年学生中间纵有好事者，凭这木枪也造不了反。若还监督张皇失措，传令禁止，笑话流传，反使人心不安，有伤治道。”县府遂以木枪为解，回复冯旅。冯终疑之，而不能难。一日冯便衣简从自来学校察看，他已先闻先生伟躯长髯，留心观察，先生亦在操场与师生同练，心自钦佩。又似欲试先生胆识，故作威胁。有意行抵先生附近，询一教师:“此人是谁?”教师知他是冯玉祥，惧当场逮捕先生，嗫嚅不敢对。先生昂然走近曰:“我叫张澜。”冯渐沮，唯唯而去，冯旅不久出川，钟三师填防川北，遂宣布反袁独立。
先生作嘉陵道尹两年，澄清吏治，振兴实业，弘扬教育，整饬风纪，声誉隆洽，前所未有。蔡锷病死后，唐继尧统滇、黔军时取四川。北京任命先生为四川省长。时刘存厚附北洋政府，代表川军驱滇。战祸反复，民无宁岁。川北绅民不愿先生离任，或劝电辞，或劝留顺庆就任。先生曰:“川滇战争连年，未有了局。川北独立，终非长计，苟有调解机会，不可轻弃，此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无负川人所望可也。”遂决以卢子鹤先生代道尹，钟三师仍留川北，自己轻车简从，身赴成都。抵成都时，川滇两军正激战。月余，无可设施。刘存厚败走汉中。先生欲回川北，顺庆已被石青阳攻占，钟三师败入汉中。张、卢两先生俱赴北京。北洋政府饬用省长行署名义，保持反攻。未久，钟部亦被刘存厚吞并，川北全局摧毁。先生亦于1920年奔母丧回县。
先生治理川北的方法，是一切取法诸葛武侯，以身导化，开诚布公，信不赏必罚，循名责实，虚伪不耻。并也确曾做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奋，道不拾遣，风化肃然”，一时有“川北圣人”之誉。隐德庞多，先生从不自言;但有丰神所度，使人畏敬而已。我曾欲写先生行状，求先生告以所不知的事。先生不答。请久之，先生徐徐云:“我不自觉有何可值称颂者，一切行心之所安而已。只有一事，非心所安。”以下敬录先生原语:
我作嘉陵道尹，未曾迎养老母入衙。一个岁末，封印后，回家省亲，准备过年。弟兄聚议:年节，来客必多，接待费如何筹措。或主张趁年节未到，先行遍辞亲友，以节糜费;或谓近亲可辞，远友尚多，拟向至亲借贷筹措。议久不决。老母闻之，出谓我等曰:“你们来此佃耕，已四辈人了。焦悲寺那点祖业，还在佃给人耕，我早就主张卖去，你们不肯。现临过年，等客需钱，卖了它岂不够用了么?”我弟兄总以出卖祖业为不可，欲不从。老母厉声决卖，只合遵了。
先生作道尹时，年45岁，谈此事时，年已70。我生平闻先生所自述者，仅此数语。
百行惟“戒得”最难。古今服官者，无贤，不肖，莫不“润屋、润身”，于车马享受之外，置产连田，转为富室。即有廉史，亦多属庸碌自好之士。于社会民生，无所裨益。先生于军阀猖狂之世，南北混战之间，赤手起兵，参与推翻帝制，能保持川北一区二十余县人民于兵燹祸乱之外，安居乐业。军民爱戴，令行禁止;而其家计窘乏如此，迄无人知。环堵萧然，先生亦若曾无所觉，致劳兄弟愁商，老母刚决，为延宾而卖去祖业。比于侃母剪发，海家红袍(陶侃母剪发事载《晋书》。海瑞家惟有一领官服，有大红袍传奇)，不更为难见之奇事乎?
先生家历世佃耕西充王姓田业。作道尹时，太师母已年近70，不受迎养，仍同妯娌们操劳家务。先生作省长时，师母与子女仍在田野劳动。石青阳既占顺庆，所部皆招自绿林，习于劫掠。既以张、卢为敌方，查抄财产，城内一无所有。询地方人，虽怨家(如“文党”)亦称其廉洁。石派人暗访到乡，见其家人勤劳，耕作熟习，坦然无忧戚之态，嗟叹而还，报曰:“川北圣人之誉不谬!”于是莫敢议及先生家口。亲友因而获保全者亦多。
其后蒋介石入川，召见先生，先生不赴。蒋甚忿恨。有人承旨诬先生侵吞川汉铁路股款，蒋扬言将兴大狱，以胁先生。有人劝先生出辩。先生曰:“将为避其威胁而辩之乎?苟欲杀我，辩之何益?若只威胁，则事实明着，何庸辩说?辩口当寄于舆论，舆论自有公道，何用辩为?”竟坦然不理。威胁谰言，果自息灭。
先是，川汉铁路随粮附加的股款，保路同志会既已争得，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开过多次股东大会，议决仍继续征收，立即动工从宜昌修起，东段修向汉口，西段修向重庆、成都。江西李烈钧发动第二次民主革命失败后，政局混乱，器材缺乏，工程停顿。最后一次股东代表会议，为防止军阀挪用股款，决定把款长期存入中国交通银行保管生息，由保款董事会经理核算，随时向代表大会汇报，以待复工。四川军阀混战，股东大会迄未召开，保款董事亦未改选。存款本息若干，历年无人过问。先生任嘉陵道尹与四川省长期间，提倡留法勤工俭学。南充先已送出十余人。留法勤工，到后来虽有人接洽安排，而长途旅费所需仍多。四川农村贫乏，学生清苦，出省求学与留法勤工，皆有困难。因有人建议借用路款，俟各地留学生学成就业后归还;交由在京省长行署办理。先生极为赞成，派人与财政部、中交两银行及在京股东，董事等商定，委省财务处长奚致和主持其事，那时我正在北京农学院读书，与农院川籍学生每人都按规定借支60元，具有手印借卷。申请留法勤工者借额较高(系按留学地点远近规定借额)。事实上，因先生卸省长任后无人催问，其款没人归还。
当蒋帮威胁谣诼发生后，我在重庆，为先生担忧，曾去问过先生:“当时借卷，还全部保存否?”先生不答。久之，反诘曰:“你问此何意?”我嗫嚅不能成辞。又久之，先生微笑曰:“你怕清算路款么?”我惭答:“然。”先生正色云:“咱款早就该清算了，你们借了钱的人怕算;我就与你们不同，我就赞成清算。只可惜四川没有人能说清算和贯彻清算罢了!”我说:“我借的60元，归还不难。也知先生不怕清算，可畏的是他们不是为的清算，而是嫁祸诬蔑，遂其陷害阴谋。”先生微笑云:“你太稚气!所谓人言可畏者，非谓谗谤之言。孟子言:‘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奚致和是个精细的人，当时不但保存着借卷专档，并复制有清单，一丝不苟，分报财政部、银行、董事会备案。省府移交时，全案就已清算点验，取有总结保存。他尚且对此谣诼漠然不理，你还替我担忧么?”我受到这次教训后，也懂得对待陷害诬蔑的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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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龙门阵》1980年第一辑、1981年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