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为何由有条件释放蒋介石而变为无条件释放?

张学良为什么由扣押蒋介石，转而又决定释放蒋介石，说法甚多。现海外一种比较盛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开始扣押蒋介石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蒋介石后方才发现自己之幼稚、鲁莽，因而悔悟。国内有的论著和回忆材料一般声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急报父仇，同时，为洗刷日本侵略东北而东北军不抵抗的奇耻大辱;张学良同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及失土之恨，扣押蒋介石和释放蒋介石纯属感情用事，一时之冲动等等。事实上并非如此，兹就内幕问题作一探究。

其一，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学良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项条件:一是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17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这说明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此时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其二，在西安与南京方面刚开始的谈判中，宋子文提出蒋介石下令撤兵，蒋介石即回京，到京后再释放爱国七君子。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从这一天的谈判来看，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杨虎城态度相同，是主张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

其三，张学良由有条件释放蒋介石改变为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主张是在1936年12月23日晚上。张学良为何由有条件释放蒋介石而变为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因为张学良一向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及其背后的共产国际，他谋求打通苏联的通道，以中国共产党、西北军和东北军三方面(指红军、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合作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抗战基地。而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态度都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张学良多次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认为失去苏联这座靠山，西北局面是难以支撑的。

就在张学良开始考虑释放蒋介石问题时，中共中央23日晚上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开宣布“三位一体”的关系，只愿保持第三者的身份。而且为维护第三者地位，中国共产党暂不公开参加张学良预拟宣布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这是促使张学良不仅同意在没有任何正式协定的情况下释放蒋介石，而且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致命一举。

尤其是24日晚，张学良领周恩来见蒋介石，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态度令张学良吃惊，周恩来对蒋介石以“领袖”尊之，(当时少数极左派在会场外布置警戒很有杀气。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义正辞严地指出防止内战，联蒋抗日的重大意义)而且在对蒋介石的谈话中，周恩来并不表达“三位一体”的态度，只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态度。

事实上，西安事变也确实教训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谈判结果，蒋介石对周恩来允诺:(一)停止剿共，联共抗日;(二)由宋子文与宋美龄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这实际上表明了“三位一体”的消失，较量的双方由南京方面对西北方面巧妙地演变为南京方面对陕北方面，即国民党与共产党，这更加坚定了张学良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