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按照中共十七大的语言，可以概括为“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现在，这个历史转折还没有完全实现。为了完满地实现这个转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这30年的经验教训，让历史照亮我们未来的道路。

一、“摸着石头过河”:寻求救亡图存的路径

中国在1953年正式确立“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为目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立了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命令经济)制度。

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急剧下降。由于处于国家计划机关附属地位的“生产单位”失去了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积极性，国有经济的领导人对从苏联引入的新体制尤其感到不满。面对党内外对苏式计划体制的批评，党政领导考虑对这一体制作出调整。至于调整的方向，则有很不相同的考虑。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陈云主张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和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引入某些市场经济的因素。而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则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行政化的计划经济，而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于是，中国政府在1958年发动了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体制下放”运动，形成了一种分权型的命令经济体制。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支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极“左”思潮，发动了把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

启动改革的第一个行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解除极“左”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 以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为开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学习他国的经验、总结自己的教训的基础上，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变革设想。不过在当时进行全面改革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党政领导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国有企业和命令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作出了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

第一，在土地仍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以“包产到户”的形式恢复农民的家庭经营。在1980年秋中共中央发文默许进行包产到户之后，全国兴起了包产到户的热潮。到1983年初，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93%。包产到户的推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1985年农村总产值较之1978年增长了近3倍;198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55元，比1980年增长85.5%。

第二，在保持公共财政与企业财务合一的前提下，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各级地方政府有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为了缓解“文革”后期出现的巨额预算赤字，调动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国务院决定从1980年起，将一部分财政收支决策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除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仍实行接近于“统收统支”的办法外，其余省及自治区都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按照预定的比例或绝对额，在中央预算与地方预算之间分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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