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假太情色:电视剧的伪现实倾向

国产电视剧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发展突飞猛进，创作手法精进，题材日益宽广，从单一的创作生产形态进入产业化规模发展。但是，在繁荣的背后，电视剧面临着进一步提升品格、超越自身的一系列问题。

一是“不现实”与“过于现实”。规避现实矛盾是电视剧最为突出的问题。一是在题材上，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在历史剧、古装剧与戏说剧的夹击下鲜见佳作精品，电视剧创作厚古薄今、戏说成风;二是在创作方法上，现实题材电视剧普遍存在着伪现实创作倾向，虽然还原了外在的生活真实，却并未给观众以真实之感，未能在典型环境下塑造典型人物。如在观众中引起较大争议的电视剧《奋斗》，创作者意图是反映中国“80后”奋斗史，但其中奢华的场景、人物一掷千金的消费方式活脱脱就是一部享受史、玩乐史，成为典型的伪现实创作剧作。[1]一些过度追求现实深度和典型效果的主旋律电视剧的宏大叙事，使人物失去了血肉和神采，故事失去了从纯朴情感上打动人的力量。”[2]

二是“不道德”与“过度道德”。电视剧的价值迷失问题集中体现在其道德意识上。时下相当部分历史剧、戏说剧、言情剧、反腐涉案剧缺乏必要的道德控制和公共意识，对欲望与权谋毫无反思地展示与渲染，模糊了是非善恶的界限，挑战了国民道德的底线。部分家庭伦理剧扭曲现实生活，进入了“三破一苦”的怪圈，讲述“破碎家庭、破碎情感和破碎婚姻”，“继母、继父、丑娘”等家庭苦难题材流行。而另一部分声音(其中不乏创作者)则认为，电视剧不是道德感太少了，而是太多了，由于时时处处都要虑及是否道德，是否和谐，在表现人物、刻画情感上往往使用的是社会逻辑而不是情感逻辑，付出的代价就是人物情感的苍白和形象的僵硬。

三是“不娱乐”与“过分娱乐”。泛娱乐化是近年来电视剧界备受关注的问题。电视剧过度娱乐化的后果便是低俗化和平面化，审美品位和人文精神随之缺失，搞笑、窥视、性、戏仿、煽情等种种娱乐元素生硬地进入叙事。

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不同的认知角度和审视标准，凸显出电视剧文化主体上的彷徨无措。

其一，批判现实主义方法遭遇挑战。当前，社会转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信息爆炸，文化多元，价值体系混乱，电视剧创作者对社会普遍性和总体性的认识和把握也变得困难。方法与对象之间的矛盾，使叙事主体在进行现实叙事时力不从心。勉力为之的结果，是大批电视剧里的环境和人物性格都打着想当然的烙印，就像《奋斗》、《一起来看流星雨》等电视剧所呈现的那样。批判现实主义面临着一个极为尴尬的境遇--不真实。于是，逃避现实一度成为叙事主体的普遍选择。

其二，价值世界众声喧哗。在我国的叙事文化传统中，道德逻辑往往是最基本的结构逻辑和叙事目的，善恶报应、天道循环渗透在故事所构造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体现在人物的性格行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中，蕴含在叙述中的情感态度与审美趣味中。而在当下，道德同一性已不复存在，个人与集体、利与义、自由与责任的价值观念互相抵触，在这样变幻莫测、昨非今是的现实面前，叙事主体不免焦虑与迷茫。当下许多电视剧无法用价值去穿过现实的表象之流，于是欲望逻辑开始统治，繁华的街景、家庭的打闹、暴力和情色，历史剧成为权谋之术演练的舞台，爱情剧成为空虚苍白的空中楼阁，商战剧成为物质表象铺陈的场所。[3]当世界、生活、自我都成了叙事主体无力统构的碎片时，电视剧就失去了它对生活和价值的介入能力。

其三，叙述权威的失落。随着中国电视剧迈入社会化、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在艺术生产、流通过程中，以生产者(艺术家)为中心的模式，逐渐被流通和消费者(欣赏者)中心模式所取代。收视率为王，受众本位的最终确立，意味电视剧渐失艺术主体性，成为以受众的接受心理为创作前提、以娱乐为要旨的大众叙事。创作者在失去其权威性后，失去了对叙事主体的身份认同，创作大量迎合市场需要而猎奇猎艳的故事，游离于叙事主体自身的经验之外，平民故事演绎成都市传奇，老百姓的日常温情演变成惊世艳情，柴米油盐变成了两性战争。

电视剧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写实的叙事形态，因此必须竭力营造一种反映真实世界的自然感，观众往往参照电视剧与日常经验相似的程度来判断其故事的优劣高下。然而，电视剧又是大众之梦，观众要求它提供想象和娱乐。观众既要从传奇和惊艳中寻找与自己日常经验产生深刻共鸣的现实逻辑，又要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寄托梦想，弥补现实的匮乏残缺。相似律与娱乐律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是观众既不能认同于直白单调的现实叙事，也不能认同于胡编滥造的娱乐叙事。

注释:

[1]观众网络评论，引自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eeling/1/853152.shtml。

[2]梁英.表征与认同的困境--关于中国电视剧文化建设的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05.

[3]潘可武.多元时代电视剧的文化使命.现代视听，2009-04.

(作者单位:南京电影制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