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皇帝的老师于慎行“文学为一时之冠”，家乡平阴在他的心目中是“树动三秋色，泉飞万壑音”的山水图景。那里群峰列峙，而山山有泉，洪范泉水就时刻流淌在他的心中……

洪范池

东流泉

于林白皮松

平阴东阿为春秋谷城旧地，奇山秀水，浮清展翠。“岱岳西来如万马，千峰去气总相迎”，生长在这里的于慎行(1545年-1607年)，把家乡的群山比喻为万马奔腾，这里山山有泉，位列济南九大泉群之一的洪范泉群即发源于此。洪范池是济南西部最著名的泉池，有“山水画廊”、“齐鲁泉乡”的美誉，池名源于《尚书·洪范》篇，原意为“大而有常”，洪范泉水宛转流入狼溪河,当地的阿胶即是用此水浸驴皮熬制而成的。
三次罢官的于慎行
于慎行字可远，又字无垢，官至明朝礼部尚书，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明隆庆二年(1568年)，23岁的于慎行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充日讲官。少年得志的于慎行看似官运亨通，其实则不然，纵观其40年仕途，曾三次罢官，二十二年赋闲在家，最长的一次长达十七年。
明万历六年(1578年)，首辅张居正在全国实行改革，此前一年张居正父亲病逝，按明朝丁忧制度，张居正须解职守制三年。由于担心改革和自己的命运，张居正不想在家守制，便向门生故吏暗示向朝廷为其提出“夺情”。获准后，举朝哗然，许多朝臣强烈反对。于慎行的仕途与张居正的器重和提携有很大关系，此时，于慎行没有知恩图报，反而反对张居正的做法。御史刘台首先起来弹劾张居正，被逮捕入狱，众人避之唯恐不及，于慎行却前往牢房探望。张居正当面质问于慎行:“子吾所厚，亦为此耶?”于慎行从容对曰:“正以公见厚故耳。”随后，于慎行以有病为由提出辞职，回到了家乡，赋闲五年。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逝世，于慎行得以官复原职。张居正生前树敌甚多，死后遭人弹劾。万历皇帝命刑部侍郎丘橓查抄张居正的老家。于慎行本可袖手旁观，但是非分明的他为张居正“说情”:“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他还嘱托丘橓对张居正的八十老母及其幼子给予照顾:“居正母老，诸子覆朝之下，颠沛可伤，宜推明主帷盖恩，全大臣簪履之谊。”万历十四年(1586年)，于慎行已升为礼部右侍郎，三年后改吏部左侍郎，负责辅导太子，很快又晋升礼部尚书，一跃成为社稷重臣。
于慎行第二次遭罢官在万历十八年(1590年)，万历皇帝宠爱的郑妃想把次子(郑妃之子)立为太子，废长立幼自然遭到大臣的反对，于是皇帝决定推迟立太子，以此向朝臣对抗。于慎行上疏请求“早建东宫”，皇帝放风说，皇长子年幼，想等他十五岁再说。显然，皇帝对于慎行的意见已经不耐烦了。于慎行没有退缩，这年冬天他上第二疏请立太子，惹恼了万历，受到皇帝的诘责。于慎行毫不畏惧，次日上疏，依然请早立太子，并说:“册立臣部职掌，臣等不言，罪有所归。幸速决大计，放归田里。”这无异于以辞职要挟皇帝，但皇帝并没有批准，而是希望此事不了了之。此后，于慎行接连上疏极谏，累十余疏，终于触怒了皇帝，“责以要君疑上，淆乱国本，及僚属皆夺俸”，不仅于慎行受罚，礼部的其他官员也受了连累。但皇帝仍没有罢于慎行的官，给老师留足了面子。恰在此时，山东乡试泄题事发，皇帝大怒。作为礼部尚书，于慎行引咎辞职，皇帝依然不准，此后他又以身体有病乞休，被皇帝再次拒绝。在三次上疏后，于慎行请辞终获皇帝批准。就这样，于慎行在为官九年后，再次回到家乡。这次一待就是十七年。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廷推阁臣七人，公为首。乃被命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辅政”。此时复官的于慎行疾病缠身，“力疾赴召，朝见不能成礼”。于慎行自知不久于人世，不能忘怀他不成器的学生万历皇帝，遂向皇帝草呈遗疏，希望皇帝能够“亲大臣，录遗逸，补言官”。在回到京城十三天后，于慎行就去世了，终年62岁。
留恋池泉纵游山水
当年，于慎行回到家乡，郁闷的心情顿时变得无比轻松，洪范诸泉汇聚而成的狼溪河水从他的府前缓缓流过，更让他乐而忘忧。他以耕读田园、优游山水、潜心著述为己事，写诗道:“向来多远梦，从此闭重关。不似终南路，依栖慕世间。”他另筑居所，并惬意地写道:“归来四壁故依然，卜筑桃源别有天。种树新移彭泽柳，买山旧赐水衡钱。”于慎行为人厚道素有人望，里居期间，京城同僚及四方官员过东阿者，无不造庐请谒。同僚中交往深密者有沈鲤、朱可大、冯琦、贾石葵、叶向高、邢侗、萧萧太享等十余人，《于慎行年谱》云:“惟与亲友平生置觞荤五七品，园池之外，纵游山水;荷蓑笠，行钓于城南。”
洪范九泉之一的东流泉因和于氏家族的特殊关系而备受于慎行的喜爱。东流泉水极盛，是洪范池泉群中涌水量最大的一泉，于慎行的外公、明代中丞刘隅曾在此建书院，所以又名“书院泉”。于慎行的父亲于玭也曾在东流书院读书，并很得刘隅赏识，刘隅不顾门弟的悬殊和家人的反对，将自己的侄女下嫁于玭(即为于慎行的生母)，后生四子皆为名士。东流书院依山傍水风景如画，于慎行和他的朋友时常携手来游，流连忘返，唱和往来，留下了大量诗篇。于慎行的诗:“风雷鸣丹谷，林亭依翠岑。一樽今日酒，千里故人心。树动三秋色，泉飞万壑音。夜凉横吹起，欲听水龙吟。”至今仍有泉畔石碑为证。因喜好洪范山水，于慎行的父兄子侄等都曾在这里构筑别墅，会四方文人墨客，留下不少描写洪范山水的好文章，于慎行有诗叹曰:“桃花落尽武陵溪，碧草芊芊岸柳齐。洞口主人今不在，青山如画鸟空啼。”家乡山水处处留下了于慎行的足迹，“谷邑八景”之一的“扈泉涌碧”和云翠山上的“天柱峰”等皆因他的题词而平添了一份荣耀和厚重。
说到于慎行的书法，还有一个小故事:他在京充日讲官时，一次讲课完毕，皇太子拿出御藏书画，令众讲官赋诗题字。于慎行不善书，诗成后请人代题，并以实相奏。太子嘉其诚，当即御书“责难陈善”赐之。慎行为感“钦洒宸翰”，即赋《钦赐责难陈善》诗答谢。于慎行的书法虽一般，但因为敬重他的学问人品，人们皆以拥有为荣。于慎行把乡居时作的大量游记专门辑为《东游记》，他说:“其游与若士为偶，左手操杯，右手操管，其止恒饮，其醉恒歌。”他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由此可见。
山居谢客左图右史
数十年遁居乡野，于慎行不仅“偃仰溪山，留连景物”，而且展其所长，努力写作，著书立说。他的学生郭应宠说:“吾师文定于先生，山居谢客，左图右史，翻阅恒至丙夜不休。”当时，大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于慎行对时局和国家前途看得比别人更清楚，但万历皇帝“非改过之君”，于慎行“欲言不语，欲默不能，不得已而著书于庐”，以期把自己总结的治国良策和历史经验传诸后人。这期间于慎行完成了史学著作《读史漫录》、《谷山笔尘》等，其中《谷山笔尘》在史学价值上可与《资治通鉴》相媲美。
于慎行去世后，万历皇帝敕建陵园于洪范池，以报师恩，并亲赐59棵白皮松代为老师守墓。至今还有40余株白皮松存活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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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慎行七上泰山

□常诚 徐伟

东阿东距泰山主脉仅百余公里，于慎行自豪地把泰山视为自己的家乡，他将所居之楼称为“望岳楼”，还用泰山作为自己的名号，可见他对泰山感情之深。长年罢官在家，于慎行难免心情郁闷，游览泰山就成为其排压遣愁的良药，在他62岁的生涯中共7次登岱，时间跨度长达40年。
于慎行登泰山多与当时的文人好友同游，22岁时他随山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衡第一次登泰山。朱衡当时兼工部尚书，总理河漕，此行或是为治水之事赴泰山祭祷。七年前(1559年)朱衡在山东布政司使任上即慧眼看中了年仅14岁的于慎行，乃与山东提学使吴维岳商量，使于慎行与其子朱可大为学友，馆于朱氏私邸。朱可大和于慎行性情相投，交情甚好，他的仕途也和于慎行一样充满坎坷。二人曾两次同游泰山，均是在失意于官场之时。朱可大万历五年中进士，官大理评事，进右寺副，四年后在京察中被贬为汝州同知，适于慎行与张居正不谐，居家。朱便至东阿拜访于慎行，于慎行乃邀朱同游泰山。万历二十一年，朱可大上疏反对万历皇帝的三王并封诏，言辞激厉，甚至有“是欲愚天下，而实以天下为戏也”之类语句，皇帝震怒，命谪戍极边，大学士王锡爵力救，得贬为民。正巧于慎行因“争国体”而得罪皇上，家居。朱可大过阿城拜访于慎行，二人相约又共游泰山。此次返乡后仅一年，朱可大即以壮年卒于家。
诗文与于慎行齐名的冯琦也曾与于慎行同游泰山。冯琦是山东临朐人，万历二十七年冯琦暂告家居，二人约会中秋节前夕同游泰山，但冯因“陨珠”(丧子或女)之痛未能按期赴约，后相约重阳节晤于泰山。这次泰山分手后不久，冯即奉召进京。冯氏在次年为于慎行《谷山笔尘》作《题辞》时，追忆了此次同游。冯琦和于慎行交谊甚笃，此次岱宗分手，竟也成永诀。
即使在朝中为官，于慎行也时时记念泰山。万历十一年七月，他在京城任中患病甚重，“一夕梦泰山元君赉一彩毫，曰:‘此历下殷公(士儋)笔也。’病良已”。可见于慎行的泰山情超乎常人，到了寤寐思之、刻骨铭心的程度。
除了第一次登泰山没有留下诗歌外，在历次登山中于慎行都创作了大量的赞颂泰山的文章和诗歌。于慎行创作的泰山诗歌是历来最多的，万历二十二年他将前五次登山的诗歌搜集整理，辑为《岱畎行吟》。他的泰山诗文，总体风格正如纪昀所评，是“典雅和平，自饶清韵”，而各个不同时期又有变化，早期清丽细腻，中期雄浑宏丽，豪情奔放，晚期则归于淡雅和平。
于慎行还有一篇关于泰安的文章《重修新泰县儒学记》，作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八九月间，即他起为东阁大学士之前，是他有关泰山、泰安的绝笔之作。“我本泰山人”的于慎行曾有一个夙愿:为泰山编一部史志:“行不佞，家于岱畎，盖尝有意斯举而力不能及。”由于身体的原因及当时政务繁忙，此史志终未能成书，实为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