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介绍】

    史家胡同属东城区朝阳门地区，是东四南大街从北往南数的第七条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四南大街和朝阳门南小街，长700多米。明代，即称“史家胡同”;据传，因胡同内住有史姓大户而得名，胡同内原有“史可法祠堂”。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胡同南侧的“京华”和“官学大院”两条小胡同并入;“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十八条”，后恢复原称。
    史家胡同51号，旧时的门牌是24号，在胡同西段北侧，坐北朝南，原是一座三进四合院。章士钊入住之时，认为房屋太多，一家人住不了，遂将第三进院分出，在内务部街南侧另辟街门，形成独立院落。于是，史家胡同51号就形成一座二进四合院。街门面南，为“广亮大门”①，大门内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1985年拆除)，大门西侧的6间倒座南房和3间北房构成一进院，倒座南房最西边的两间是车库，临街开有车库门;北房是过厅②，为硬山筒瓦箍头脊。二进院有正房和东、西厢房各3间，院内有抄手游廊环绕;正房左右各有耳房1间。正房的内部装修为清代式样:北部抱厦部分的隔扇由两座八方屏门组成，屏门顶部有一个楼阁式书橱，上有朝天栏杆，西里间屋有一架楼梯通向书橱，室内还有碧纱窗。院内栽有海棠、苹果等树木，环境幽雅。
    1960年，章士钊入住此院;辞世后，其女章含之、乔冠华(曾任外交部部长)夫妇在此院居住。
    1984年1月10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史家胡同51号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人物介绍】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号秋桐，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协助黄兴筹建“华兴会”。辛亥革命后，先后任《民主报》主笔，南北议和南方代表，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曾主编《甲寅》周刊。1933年起在上海做律师，并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冀察政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国务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著有《长沙章氏从稿》、《为政尚异论》、《逻辑指要》、《柳文指要》等。
    解放战争后期，1949年2月，章士钊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由颜惠东、章士钊、邵力子、江庸等组成)成员，以非官方的身份赴北平作试探性商谈，4月，章士钊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北平和平谈判，双方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南京国民政府拒绝签字，和谈宣告破裂，章士钊去了香港。9月，章士钊回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1月，章士钊全家从上海迁至北京，开始住在东四八条54号(今111号)。
    东四八条的房产系朱启钤之女朱湄筠所有。1953年，朱启钤全家也迁至此宅。朱、章两家人口都很多，章士钊夫妇及其子女住得比较拥挤，且有寄人篱下之嫌。1959年，周恩来总理到东四八条探望章士钊，了解情况后，便亲自出面为章士钊联系解决住房。结果是章士钊的夫人相中了史家胡同51号。
    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两个人求助过章士钊:
    其一，高二适求助章士钊。1965年6月，郭沫若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在《文物》杂志上发表，《光明日报》连载。文章提出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此论一出，在学术界引起震动。高二适立即回应，写了《〈兰亭序〉真伪驳议》一文，针锋相对地提出:“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摸。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可言。”文章寄到《光明日报》被“退稿”，于是，高二适求助章士钊。
    章士钊将高二适的文章转呈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我公弘奖为怀，惟酌量赐予处理。”其实，章士钊也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他在《柳子厚之于兰亭》一文中指出:“于是谓王作碑不脱爨(cuan)可，谓王作札宜于爨无二，则断乎不可。或主张兰亭果有其书，定与二爨③面目相同，似难谓为知言。”
    毛泽东收到章士钊的来信和高二适的文章后，分别致信郭沫若和章士钊，希望就《兰亭序》的真伪展开争论。高二适的文章得以发表，各大报刊纷纷刊登争鸣文章，后来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的启功，当年也发表了《〈兰亭序〉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表示对于《兰亭序》“郭沫若同志给它当头一棒，确实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我是非常拥护的!”这便是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兰亭之辩”。促成这场争论的穿针引线之人应是章士钊。
    其二，1966年7月10日，周作人写信向章士钊求助。起因是当过汉奸的周作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按月支付审稿费200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司局级干部的月薪，仍属高收入阶层。196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停付了这笔酬金，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更无周作人的活动余地。陷于困境的周作人又患了前列腺癌，贫病交迫，遂写信向章士钊求助。
    章士钊也派秘书去八道湾胡同慰问周作人，并传话愿意资助其解决生活问题。但毕竟口惠而实不止，周作人苦等了十个月，于1967年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对此，何满子在《周作人暮年乞怜章士钊》一文中评论:“章行严在北洋政府当老虎总长时期，站在反动阵营，与新文化对垒;又且在女师大风潮中迫害进步师生,直至免去鲁迅的职务,当时的周作人厕身于新文化阵营，和章处于敌对地位。解放后即使世易时变,章又以‘社会贤达’身份效力新中国,且与毛泽东因同乡和旧恩谊而备受宠待,但周作人毕竟与之有旧嫌……章士钊与鲁迅公仇私怨，周作人不是不知道，鲁迅遗言‘一个也不宽恕’他也知道，临死前还颜向这样一个章士钊摇尾乞怜，贻辱于兄长。言念及此，只能慨然作历史的长叹。”
    在当年的新文化运动中，章士钊属于旧文化的维护者，但他与新文化的代表人物胡适，却在新旧文化的碰撞中演绎出一段文坛佳话:
    二人照了一张合影，在照片的背面又各题诗一首，章士钊写的是白话诗--“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给你，总算老章投了降。”胡适写的却是旧诗--“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王之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