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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南京“叛变”事件始末|丁玲|南京|叛变_凤凰读书

丁玲南京叛变事件始末


来源:凤凰读书

 

图:1931年在上海。史沫特莱拍摄。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丁玲和她的新伴侣冯达出于安全考虑,搬离了善钟路沈起予家,东住几天西住几天,1933年春天搬入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一幢红砖洋房,住顶层四楼一间约20平方米的房子,做饭在楼道里,厕所每层公用。左联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开会接头都是在某人家里或某个临时地点,丁玲是左联党团书记,她家里就是一处党的秘密联络点,因为地处公共租界,比较安全。冯达在中共江苏省委《真话报》工作。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家中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据她在晚年最重要的一部回忆录《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中所述,被捕经过大体如下:

5月13日晚上,冯达9点多才回到家。他去看两个《真话报》通讯员,在窗下喊了两声无人回答,却看见屋子里灯光摇晃,并有杂乱的脚步声,冯达急忙转身离开,回到家用钥匙开门时,看见马路对面影影绰绰有一个人。他告诉丁玲,他们的住所可能被特务盯上了。

5月14日,丁玲要去正风学院参加文艺小组会议,冯达还要去看那两个通讯员。早晨两人离家时约定,中午12点之前一定回家,到时如一人未回,另一人要立即离开。丁玲特意绕道去告诉左联党团成员穆木天、彭慧夫妇,并说如果下午自己不来,就可能出了问题。

丁玲11点半回到家,未见冯达,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来找冯达,他听丁玲说了情况,并不以为然,反倒拿起桌子上的《社会新闻》看了起来。潘梓年是一年前丁玲入党仪式的主持人,丁玲看到他沉着从容的样子,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突然,楼梯上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门砰地被推开,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马绍武等三人闯入屋内。他们被捕了。

1984年6月24日,前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沈醉给丁玲写信称:“您抗战前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时,住在法租界,我便是军统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我的小组每周都要汇报一次监视、跟踪您的情况。不过后来您被逮捕,是中统上海区负责人季源溥比我早一步下手,迟一点我就要动手了。”

丁玲确是被中统逮捕的,但沈醉信中有几个疑点:丁玲住在公共租界,而非法租界;军统成立于1938年,丁玲被捕时尚属军统前身国民党复兴社;沈醉1933年只有19岁,参加复兴社只有一年,恐尚难担负“军统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重任。

按丁玲的说法,特务们并非为捕她而来,甚至不认识她。《魍魉世界》记述当时情景说,先是马绍武等三个特务破门而入,三四分钟后又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叛徒胡雷,“他一进门,看见是我,很诧异,跟着对我笑笑,点了一下头。我心里明白‘坏了’!”马绍武见状把胡雷拖到门外谈了一会,“得意洋洋地走了回来”,丁玲明白:“马绍武知道我是谁了。”又过了五六分钟,进来三个人,其中一人是冯达。“这时,马绍武做了一个手势,屋子里的人动起来了。他们推着我和潘梓年……前拉后拥把我们推下楼来,带出了门”,推上一辆汽车开走了。“街上没有几个人,那时昆山花园路一带向来僻静”,所以没有引起外界注意。

租界的治安自成系统,不经过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不得随意在租界捕人。马绍武他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个意外情况,让抓捕之事一下子闹大了。丁玲与潘梓年被绑架不久,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来到丁玲寓所,走到三层与四层楼梯拐弯处,突然发现上下都有特务,进退不得,在搏斗中破窗跳楼,跌落在楼房后面小巷里。特务见死了人,立即惊慌跑走了。次日报纸报道了昆山路上的一具莫名男尸,这样,丁玲居住的小洋楼一下引起租界巡捕的注意,而丁玲失踪的消息也迅速披露于报端。

应修人因何而来?丁玲1983年5月16日与上海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志谈话时说,应修人是“到我家来开会。当时这是很不策略的,在组织上我们是不同的系统,不应当直接在我家开会”。潘梓年大概也是来开会的,他们同属中共江苏省委。

5月17日,上海《大美晚报》登载消息《丁玲女士失踪》,这是媒体首次报道。《大美晚报》是美国报业公司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消息来源于租界。接着上海、天津、北平一些报刊相继报道,此事成为社会热点。经过追踪探寻,事件经过渐趋明晰。5月23日,“上海文化界始知丁潘二人实被便衣暗探用汽车绑到南市,生死未卜”。同一天,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等38人联名,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司法部长发出营救丁、潘的电报,呼吁“尚恳揆法衡情,量予释放,或移交法院,从宽处理”。

6月10日,文化界成立丁潘营救会,并发表《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称:“迄今丁玲何在,尚在秘密之中。”6月19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为丁潘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称:“现在丁玲,或许已被埋葬在国民党刽子手们经营的秘密墓地中。”

鲁迅一直在密切关注,6月28日写了《悼丁君》,8月1日致科学新闻社信中说:“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9月21日又致信曹聚仁,将《悼丁君》抄给他,刊载于9月30日出版的《涛声》:“如磐夜气压重楼,翦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鲁迅并建议良友公司尽快出版丁玲的《母亲》,“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大事宣传,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良友文学丛书的编辑赵家璧即刻行动,作为丛书第七种,6月27日出版,28日“在北四川路门市部先发售作者签名本100册。这天上午9时铁门一拉开,读者果然蜂拥而入,签名本一抢而光,其余的也售出很多”。后来鲁迅又查到丁玲母亲地址,告诉赵家璧说版税按此地址邮寄,“但又闻她的周围,穷本家甚多,款项一到,顷刻即被分尽,所以最好是先寄100来元,待回信到后,再行续寄为妥也”。

在此期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致电行政院长汪精卫要求援救,巴比塞、瓦扬•古久里、罗曼•罗兰等国际友人也发起强大的抗议和声援,丁玲失踪一事越闹越大,对国民党当局形成巨大压力。

上海警方对于丁玲遭绑架一事始终缄默其口,上海市长吴铁城在6月1日答复胡适的电文中称:“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后来,“屠坤范女律师及吴凯声律师曾往上海市公安局查询,公安局中承认曾捕潘梓年,但否认亦捕丁玲,而对于潘之被捕地点则拒绝答复”。经过一再追问,警方把潘梓年被捕地点说成是“闸北舢板厂”。官方警方害怕租界的洋人,“在公共租界捕人必经过手续”,否则“恐引起外人纠纷”。

被捕次日,丁玲与冯达被秘密解往南京。先在“一个完全中国旧式的比较高级的旅馆”住了一天,然后换到一个稍差些的旅馆,这是“狭长的一条院子”,有两三排平房,只有丁玲、冯达和三个看守。6月,又将他们移送到一个姓王的特务家中,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有很多房子。10月又押去莫干山,年底又回到南京,住特务曹功锦家。这样搬来搬去,有点东躲西藏的样子,国民党中统机关极力要隐瞒封锁抓捕丁玲的事实。

在陪都饭店(或新都大旅社)关押期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后来的中统)的人出场了,来的是个小角色“王科长”。接着出场的是叛徒、原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汪盛荻,他曾经是冯达的上级。他对丁玲说了三点:“第一,你是共产党员,……第二,你不要幻想宋庆龄、蔡元培能救你。……第三,胡也频被捕是共产党内有人告密。”他连着来了两天,劝降,但毫无效果。丁玲要么不理他,要么嘲笑他。

[责任编辑:李媛]

标签:丁玲 南京 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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