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霁光 - 生平简介
谷霁光(1907-1993)江西大学校长，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史学家。湖南省湘潭县人，1907年2月2日生。
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后到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南昌中正大学历史系任教。
1949年7月入江西八一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1950年2月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
1951年，任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6年后，历任民盟江西省委副主委、主委、名誉主委，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委员、参议委员。曾任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江西大学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江西省社科联副主席、名誉主席。
谷霁光是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第二至第五届副主席，江西省人大常委会第五届副主任;是江西省历史学会会长，全国秦汉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唐史学会、宋史学会顾问，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军制分支学科顾问。
1993年3月23日在南昌病逝，终年86岁。
谷霁光 - 求学历程
谷霁光1907年2月2日出生于湖南湘潭乌石乡白竹坪塔塘。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年后转入历史系。1933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此后受聘为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特约纂述与编辑，并在天津《益世报》和南京《中央日报》协助主持“史学”副刊。1936年9月，离京赴津，到南开大学文学院任讲师，兼任商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研究导师。1937年9月，随南开大学南迁长沙。
从1930年由清华大学物理系转入历史系，到因日本侵占华北而南下，这是谷霁光步入史坛并初步奠定其在中国兵制史特别是南北朝隋唐时期兵制史研究地位的时期。而这一研究方向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因素所决定。
因素之一是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谷霁光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受陈寅恪先生影响至深，“每当听陈先生讲课时，不独注意其传授知识，而是更多地注意其传授研究方法和经验。特别是陈先生当时写出关于《桃花源记》的社会政治背景的重要论文，认真阅读后，受益大得不可估量。”
因素之二是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的认可。1935年，也就是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谷霁光的《补魏书兵志》和《唐折冲府考校补》二文收入《二十五史补编》。这一事件被视为他“步人史坛”的标志。
前一因素带来的多为兴趣，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谷霁光将他的“断代史”研究即研究时代聚焦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后一因素带来的则多为自信，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谷霁光将他的“专门史”即研究方向集中在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兵制特别是府兵制度。
这一期间还有两件事情对于谷霁光日后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件事情是1934年春夏之交“中国史学研究会”的成立。1934年春象龙和吴晗等发起成立的小小‘史学研究会’，最初人数不多，第一批会员只有十人，汤象龙任总务，吴晗和罗尔纲先后任编辑，谷霁光任文书。由于这个“史学研究会”最早的成员只有十人，所以也称为十人史学小组，又因为参加者多为清华大学的青年学者，所以又称清华史学研究会，主要发起者是十人中年纪较小的汤象龙先生和吴晗先生，两人都出生于1909年，比罗尔纲先生小8岁，比谷霁光小3岁。他们在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创建了《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这是中国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史最早的学术刊物;在天津《益世报》和南京《中央日报》办起了“史学”副刊，各出了一百多期。他们以此为阵地，相互激发、遥相呼应，发表了大量的史学论文和杂文，人人都闯下了极大的名头。谷霁光对这个群体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汤象龙、吴晗、梁方仲、罗尔纲等先生的回忆以及有关他们学术经历的文献记载，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要提到这个研究会。可见，虽然存在的时间不太长，研究会对于包括谷霁光在内的所有成员的学术生涯来说，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件事情是，1936年9月，也就是谷霁光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三年多后，离开清华，去了南开，在文学院任专任讲师，兼商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这一选择，对于谷霁光研究方向的拓展，即在进行兵制史研究的同时进行经济史研究，并将兵制史研究纳入经济史研究之中，或者说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的背景之下研究兵制史，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一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谷霁光日后的学术发展，离开清华、离开北京意味着离开中国的学术中心。那么，谷霁光为何弃清华而赴南开，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不见任何文献记载。
谷霁光 - 建国之后
从1949年10月到1966年6月间的谷霁光，
经过了“八一”革命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近两年时间的学习，又先后担任了国立南昌大学一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南昌大学副校长，当选了江西省和中国政协委员、江西省人大常委。文化大革命后直到1993年去世，谷霁光是江西大学的名誉校长。一位潜心教学和科研的学者，从此拥有了学者和官员的双重身份，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但谷霁光始终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他回忆当时的情形:“那时，我除了所管辖的日常工作以外，几乎每天都有会议或其他应酬，这是“八小时以内”的公事，尽心尽力做好，一点马虎不得。但“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则由谷霁光自己支配，即回到家里，闭户不出，伏案着述，长年如此。当时有些人对谷霁光不理解，甚至有些受“左”的思想影响的人，说谷霁光上班时无精打采地应付“社会主义的公事”，养精蓄锐后好下班回到家里精力充沛地种资本主义的“自留地”。谷霁光对此权当没听见，或视为无知可笑之至，不予理睬，只顾照做去做，心里感到非常踏实和无限欣慰。”
谷霁光一生最好的学术是在这时做出来的。文革以前的代表成果是《府兵制度考释》，文革以后的代表成果是《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
谷霁光 - 学术成就
研究方法
罗尔纲先生在论及谷霁光的学术研究时，归纳了“四种研究方法”:第一、留意于通与专的辩证关系;第二、注意于现象与本质的区别;第三、注意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第四、注意源与流、因与果的辩证关系。
但是，谷霁光的这些研究特点或者说是研究方法，在1949年以前，大抵上是一种本能或者说是潜意识。尽管已经是誉满学界的著名兵制史和经济史专家，但谷霁光仍坦言当时他的学术研究其实已进入困境。虽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成果也丰硕，一旦向纵深发展时，便受到理论和方法上的障碍。谷霁光在《治学自述》中说:
“我以前治史，总想以博求通，结果是谈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论史实的纵横联系，往往就历史的现象诸方面，就事论事，流于客观主义。这样，局部的片断的史实似乎可以说得通，整体的却又不通;诸般现象上似乎可以说得通，本质上却又不通。这是由于当时自己的学术观点主要属于“经济史观”范畴所致。……新中国成立以后，谷霁光得有机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经过“八一”革命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近两年时间的学习，不仅在政治上进行了彻底的思想改造，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而且在学术研究上，通过马列主义的学习，并以此为指导，重新审视了以往的研究工作，一步步地冲决藩篱和羁绊，最终懂得了史学研究上的“通”，就在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透过历史发展的诸般现象，阐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并刻意朝此目标努力，从而使自己的史学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府兵制度研究是谷霁光毕生学术成就的核心内容。
从1934年撰写《补魏书兵志》、《唐折冲府考校补》，对府兵制度的具体构件进行考订;到1937年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发表《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以及此后的“再论”(《厦门大学学报》第2集，1944年)、“三论”(江西师范学院《科学与教学》1958年第1期)，对府兵制度的起源、变化及其利弊，府兵的征集、训练及调遣，府兵的组织及演变，府兵的阶级成份等进行多角度的考述;再到1962年《府兵制度考释》出版，对府兵制度进行总结性研究;乃至此后的“四论”(《江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五论”(《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对府兵初期资粮与军备、对作为国家军队的府兵制度形成过程中私兵、部曲的消亡过程进行再探讨。整整五十年的时间，关注着同一问题，可见谷霁光对这一课题的倾心。
以《府兵制度考释》为界标，以前所写的相关论文如谷霁光自己所说，虽然考订较为严密，但主要还是探讨事物的“是什么”、它在当时起着何种作用。但在《府兵制度考释》中，以及在此后的相关论文中，则不仅仅是探讨事物的“是什么”，而且在此基础上，自觉地探讨事物“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探讨事物和当时的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探讨事物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
谷霁光对府兵制度与其他兵制和兵种的关系进行了清晰的论列，同时对岑仲勉、杨志玖、唐长孺三先生的相关成果进行了讨论。既采用了岑先生对唐代边兵和府兵数的估计，用以证实自己的论点，也对杨先生论唐代兵制只说府兵而不及其他、唐先生将禁军宿卫和府兵宿卫相混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无论是表示赞同还是表示异议，均建立在对整个唐代兵制、对府兵制度从起源到解体的全过程进行全面考查的基础之上。
何兹全先生赞扬谷霁光的这一研究成果用丰富的材料分析说明了府兵制和魏晋以来军府领兵制度以及拓跋部族制兵制的渊源关系，使府兵制的出现和汉族皇朝的兵制联系起来，和鲜卑拓跋氏的兵制联系起来，使府兵制和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使府兵制成为历史发展中相互联系的一环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同时又指出，由于史料缺少，有关府兵制度的许多问题一直没有弄清楚，但其中不少问题在《府兵制度考释》中得到了解决。
谷霁光 - 主要著作
1935年论文《补魏书兵制》、《唐折冲府考校补》载入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
主要着作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978年再版、台湾弘文馆复印出版的《府兵制度考释》;198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论集》;还有《史林漫拾》、《谷雾光史学文集》4卷本等着作;主编了《中国兵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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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霁光 - 参考资料
1、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8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