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主编的“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中有一册关于浦熙修的图册:《此生苍茫无限》，作者是浦熙修的女儿袁冬林。
我仔细读了这本图文互动的书，蓦地想起:先父的遗物中也有浦 熙修书信之类的东西。
那是刻骨铭心的事:父亲在医院弥留时，收到浦熙修追悼会的邀请函，但是他已经不可能去参加了，那应该是无限惆怅的。此前还有一段往事让我铭记不忘:“文革”末期的1972年或1973年，父亲不顾国难未平和自己的处境，竟自费带着我上京，到大名鼎鼎的北大(彼时“梁效”何等威风)等高校去求索教学改革的经验，记得那时见了王瑶、林庚等先生，此外偷闲还拜访了不少“旧雨”。当然，这其实是一番“访旧半为鬼”的经历，着实是“惊呼热中肠”的。这中间让我最难忘的就是在全国政协所在地不远的地方--父亲先前在《文汇报》的同人、挚友浦熙修的宅子前(大概原《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也在不远吧)探问，探询的结果却是邻人的一句:“她已经死了!”就在一刹那间，父亲的眼睛失神了，他连声叹气，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十分沮丧和悲哀的。
浦熙修死于1970年4月，她的追悼会是在1981年8月补开的。此前的3月19日，有关方面给父亲寄来参加追悼会的请柬，但此时的父亲已经沉疴难起，两个月后，1981年10月，父亲也去世了。在地下，他们可以相见了。
一、苍茫中的老报人
先父和浦熙修相识于《文汇报》，他们对《文汇报》也有共同的感情。
《文汇报》是一张在中国晚近历史上有报格的报纸，它几度被强权扼杀，又几度复活(创刊于1938年1月的上海“孤岛”，后被日军逼迫，停刊于翌年5月;继又复刊于“光复”后的1945年8月，1947年5月复又被国民党勒令停刊;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6月，它再次在上海复刊，至“全盘苏化”时的1955年10月改出周双刊，效仿苏联的《教师报》，又至1956年4月“自动宣布停刊”，并正式改为面向中小学教师的《教师报》，且迁往北京，又于这年的10月恢复)，它在历史上曾标榜“不偏不倚，无党派色彩”，“以言论自由为最高原则，发表社论，力求大公无私，一方为民喉舌，以民间疾苦向当局呼吁，一方发挥舆论力量，启迪民智，以促进宪政之实施”，而且表示这种报格是“过去如此，今后亦然，同人矢志保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报格”(1945年9月6日《复刊辞》)，于是在战时和战后的中国语境中，其命运就有如其他民间报纸的《大公报》《新民报》等，于暮色苍茫中饱经风雨。
浦熙修原先在南京《新民报》当记者(1936年加入)。她之所以成为一名有名的女记者，是她认定“一个记者的条件，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后来在战后的政协会议期间她声名鹊起，那时她写了许多漂亮的人物访谈记，并被称为是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谓“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记”--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前三人还曾被称为是“三剑客”)。当年浦熙修一纸揭发国民党高层腐败的报道，如党国要人的眷属带着洋狗从香港飞渝的报道，让标榜“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大跌颜面，丢脸后的国民党索性用拳头去对付那些所谓的“无冕之王”，就在“下关事件”中，浦熙修被饱以老拳。雷洁琼回忆说:当时“为了想保护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结果她“受到打击更大，几乎晕过去了”。继之，《新民报》也被查封了。但浦熙修却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我认识了共产党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也认识了武装革命的意义”。此后，徐铸成在香港创办《文汇报》，浦熙修开始作为南京特约记者为之撰稿，不想又被国民党当局所逮捕，锒铛入狱。浦熙修被捕前所写的文章的标题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她的光荣入狱正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的一个节目。当“挣扎”告尽，浦熙修在周恩来关怀下和罗隆基全力营救下光荣出狱，坐了整整七十天班房。随后，她出现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在周恩来介绍之后，毛泽东亲切地对她说:“你是坐过班房的记者”，那无疑是最高的称赞了。与她相识的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浦二姐”。
家父的“报龄”比浦熙修稍晚几年。取《徐铸成回忆录》中的记录:1940年，“我在香港又与(邵)飘萍夫人汤修慧先生见面。她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抛开《京报》馆及所有产业，只身到港，……她有一长婿郭根即家父--笔者，青岛大学毕业，中、英文均极有根底，但为人呐呐谨厚。汤先生向我介绍，我即延入《大公报》，顶蒋荫恩兄缺，编辑要闻。”此后1941年，徐兼任《中国评论》总编，“由郭根负责编稿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徐、郭逃出香港，在桂林开馆(《大公报》桂林版)，复又因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溃败而迁往重庆，由徐主编《大公晚报》，“先期到渝之郭根任要闻编辑”;“某日，忽以主标题未按(曹)谷冰意制作，立以‘不服从上级命令’之罪，宣布开除。”至战后的1946年，徐铸成也退出《大公报》复归《文汇报》，跟随其到《文汇报》的有原《大公报》的郭根、金慎夫等，改版后且由郭根任总编辑，编辑部中还有黄裳、柯灵、刘火子、李龙牧、梁纯夫、金慎夫等。“到了是年底，郭根辞去总编辑职，自愿赴(北)平当特派记者”;“去北平后，他写了不少有关学生运动出色的报道。”
在战后的中国，《文汇报》不啻是一面旗帜，当然它是标榜“民间”也即捍守市民社会的公共平台的，如其灵魂人物徐铸成所说:“一张真正的民间报纸，立场应该是独立的，有一定的主张，勇于发表，明是非，辨黑白，决不是站在党派中间，看风色，探行情，随时伸缩说话的尺度，以乡愿的姿态，多方讨好，侥幸图存”;至于《文汇报》其他的“中坚干部”也“都有这种共同的认识”，比如特约记者浦熙修。郭根以为:“这就是促成《文汇报》起来的最重要的因素”(《记徐铸成--我所知道的一位自由主义报人》)。这样一张的报纸，其后来的命运可想而知。
上海解放后，由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副部长姚溱尚能“体谅老知识分子心态，遇事推心置腹，披沥交谈”，《文汇报》的老报人还算“心情舒畅”，其时，郭根复任总编辑，此后因故离去。
二、1956年《文汇报》复刊前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浦熙修重新投入新闻工作，那时《文汇报》又一次获得复刊，她由中共党员钦本立推荐，担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记者，后来则是“北办”的主任。此外，她还曾是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委员等。这期间，她还曾三次赴朝鲜前线采访，但这时的《文汇报》毕竟不如从前了。
1953年，《文汇报》改为公私合营的报纸，此后它仿佛失去了先前的光彩，在党报的《解放日报》、经济类的《新闻日报》和市民读物的《新民晚报》间，它似乎找不到了自己的位置。到了1956年春天，它竟一度停刊，变成了一张《教师报》，浦熙修丧气地给家父写信说:“文汇改教师报已确定，从地方报纸来到中央，注定是三日刊的命运”，“我现在不求什么了，只想把文章能够写好”。不久，在“早春天气”中，《文汇报》再次复刊，那是中宣部的张际春副部长首先宣布给浦熙修听的，此后浦熙修担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这时，徐铸成已与邓拓协商《文汇报》复刊后的人员安排，拟让已在《人民日报》的钦本立、上海电影局剧本创作处的柯灵、山西师院的郭根等“归队”，而“郭根也写信给熙修，表示愿回《文汇报》”。
这时，家父早已不安心在山西工作了。在不停地政治运动中，他“茫然不知所措”。他急切地期待着回到他原先所熟悉的报馆去工作，他把《文汇报》称作是“娘家”，他似乎还以为办报是他的长处。浦熙修说:“关于你的归队问题，我已向徐老提出，徐、严(即严宝礼)等都表示欢迎。问题是在‘百家争鸣’之下，报纸要办得生动活泼，徐老大有招回文汇老人之意。”不过，尽管浦熙修乐观地劝慰家父:“一切在发展，一切在变得更美好，”但她知道一切都不是从前了，甚至，她还奇怪家父为何放着教授不当，“教授有研究的时间，有寒暑假，这不是比什么都好吗?”她现身说法:“我要是你，我早就安心了。我实际上，也是自由主义者，解放初期，曾经那也不干，这也不干，但既然干了文汇，我也就安下心来了。”她还不解家父何以会在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中“茫然不知所措”，她劝道:“运动中对于我们这些政治警惕性不高的人，常常大吃一惊是有的，但‘茫然不知所措’总还不至于吧?”她甚至乐观地以为:“在这大发展的形势之下，只有一切落后于实际的感觉，迎头赶上是每一个人的最主要的问题。”1955年年末，浦熙修来信说:“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最近在京也提上了日程”。(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了“六不”的问题，即针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安排不当，信任不够，使用不当，帮助不够，待遇不足”等)她问父亲:“你们那里有些什么意见?”浦熙修为“早春”的温暖气候所激动和动容，她还为家父设想了种种可能，劝他安心，切不可再犯屡次调动而“无组织”的毛病，当然，如有机会，还是欢迎他“归队”的。当时，在徐铸成拟定的《文汇报》人员名单中，徐自兼总编辑，副总编是钦本立、柯灵、刘火子、郭根(负责要闻、国际)、浦熙修(主持“北办”)、唐海等，“还决定黄裳等为编委。”
1956年《文汇报》的复刊，是在特殊的语境中发生的，它是“鸣放”的产物，用邓拓的话说，是:“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取得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首先要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这就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的编辑方针”。这在当时徐铸成耳朵里“真有‘听君一夕言，胜读十年书’之感”，而且中央还“照准”了全部编辑方针和复刊计划，并且强调:“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随之，“招降纳叛”的人员调动也如期完成。此前，浦熙修已经告知家父:“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中央已决定要文汇恢复”，而“恢复文汇，必须召回旧人。我们已把你计算在内”;至于复刊后的《文汇报》，“主要的对象还是知识分子，要继承老文汇(解放前)的传统，配合今日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对国际上发言。”徐铸成也在给浦熙修的一封信中提到家父:“至于他的政治上、能力上的问题，你和我都可以负责的”，于是家父又一次回到“娘家”上任，并且是副总编之一。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企图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主要以贯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这就是后来徐铸成念兹在兹的《文汇报》的两个“黄金时期”--抗日战争后复活的《文汇报》和“早春天气”中的《文汇报》，而后者于恢复不久就有大手笔的动作，如由范长江建议而翻译刊登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撰著的《斯大林时代》，并围绕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问题”以及1955年“肃反”的遗留问题进行了反思，还发表了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等，甚至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表扬了《文汇报》，并说他平常是看了《文汇报》才去看《人民日报》等等的报纸的。
然而，曾于两个时期“复活”后的《文汇报》，“不论内容的充实、生气勃勃，也不论是编辑部阵容的整齐，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没有好结果，留下令人难忘的回忆。”最后一次又遇上了一场“阳谋”的罡风，吹去了“早春”，自徐铸成以降的《文汇报》是满坑满谷的“老右”，“其中‘北办’原有记者十余人，除了三人幸免牵及外，几乎一网打尽”，这当然就有身为主任的浦熙修。至于家父呢，尽管在职任副总编时他曾写信给浦熙修抱怨“传统势力和包办代替的作风在编辑部是相当严重的”，他的才能被大打了折扣，但是事后他并没有被打成“右派”。(后来他被称为是“漏网右派”)原来“阳谋”中“号召大鸣大放，曾一再动员他提意见，并邀他参加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真像没嘴的葫芦一样，拿他没有办法，只能任他逃出了罗网。”因为木讷的性格，他居然没事!“但他毕竟太天真，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再也在劫难逃了”(徐铸成《旧闻杂忆补篇》)。
三、“章罗同盟”与“女将”
浦熙修因与罗隆基的关系终遭不测之祸。
罗隆基是一个深陷于被清流们视为世间最肮脏的两物--政治和男女之间的人物。和他政治多元化的主张相似，他在生活上毋宁说也是“多元”的。此前罗隆基与张舜琴、王右家的两度婚姻因琴瑟不谐而失败，在反对国民党的民主斗争中又得与浦熙修相识和相爱，此后，他在与离婚后的浦熙修保持爱情关系后虽说也有几个女友如史良、刘王立明等，也只是西方式的社交关系，即“也未超越正常社交范围”(潘大逵)，但对罗的政治表现和他私德的非议在浦熙修耳边不时鸣响，这也包括了她妹夫彭德怀的看法(周恩来曾称浦熙修是“我们的亲戚”)，而据袁冬林的回忆，自始“三姨及一些党内老同志反对娘与罗隆基交往”，反对的原因不外是罗隆基为“资产阶级政客”和他人品上的瑕疵。这也就是他们两人终未成为眷属的原因(袁冬林后来听她母亲的追叙，即“她在深刻了解罗后，发现自己与罗有许多不同之处，双方都早已无意结婚”了)。然而，由于与罗隆基的特殊关系，浦熙修敏感地觉察到在她周围有“鬼打墙”一般的异样氛围，她不仅不能像从前那样可以随时向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倾诉自己的心思，更由于罗隆基，她被人们有意地疏远了。又由于《文汇报》，她和罗隆基之间更是说不清了。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布后，先前由柯庆施在“鸣放”时不断鼓动“加温”，继之姚文元写文章发难的《文汇报》低下了它的头颅，它只好连篇累牍地发表《向人民请罪》、《痛切改造自己》、《我们的初步检查》以自诬，而“右派”的“章罗同盟”在“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也被人们所熟知，而且她还是毛泽东点名的“一位能干的女将”，其“主要反动言行”是:“1、‘匈牙利事件’后，浦向罗隆基供给向党进攻的材料，反右斗争开始，又为罗通风报信;2、浦同罗隆基、徐铸成等一道把《文汇报》变成反动的宣传工具;3、浦与楼邦彦、彭子冈、费孝通等合谋写文章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辩护;4、《文汇报》复刊时，浦与徐铸成等排斥原有的党、团员及左派。”这样，“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这个“右派系统”“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尤其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当然就是由浦熙修“挂帅”了，而且“帅上有帅”，主帅就是罗隆基--浦熙修的情人，这真是撩人的新闻和秘闻。循此，对其大批判就不怕没有材料和“炸弹”。紧接着，7月3日的民盟中央整风座谈会上，主持会议的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责成罗隆基交代“如何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等问题，而此前的“阳谋”真是妙不可言，它证实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浦熙修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此前她在东北采访，其时罗隆基正在国外访问，徐铸成也在苏联访问)，似乎无法接受。她本来还想“划清界限，参加战斗”，继之却被攻击为“两面派”。三人市虎，在众人嚣嚣和信誓旦旦存在着一条“罗-浦-编辑部”黑线的情况下，她在精神上彻底垮了下来。在文汇报社党组、主持“北办”开展“反右”的人民日报社以及受周恩来、彭德怀、刘仁的委托来帮助她的浦洁修、浦安修的一再劝说下，她被迫交代了罗隆基给她的“使命”(如确定“北办”的性质和地位、制造大知识分子的平台、企图超越和架空中共党组等)，“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而且，“大家逼娘找出过去的日记、信件，并用上面划定的政治公式帮她在其中查找‘问题’;又将找出的‘问题’往这个公式里套，来说明她的‘错’”，因为“大家深信不疑:这样做，是帮助她与罗隆基划清界限站出来的最好方法。在当时‘党是绝对正确的，有错就是自己的’思维模式下，相信党胜过相信自己、相信党胜过相信事实、以信念代替自己思想的娘，一次次地写检查交代，真心实意地按照党的要求‘检讨’自己，揭发罗隆基”(袁冬林)。此后，也许是因为轻信，或者只是出于虔诚，以及为了摆脱各自的困境而获得解脱的缘故吧，继“胡风事件”中舒芜披露了胡风的私人书信之后，浦熙修和萨空了也各自公布了罗隆基的一些私人信件。至此，《宪法》中公民“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已经只是纸上的文字了。在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所写的社论发表后的翌日，7月2日，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被迫把罗隆基给她的信中的若干内容念了出来，当然，都是被认为是通过“秘信”而有“黑幕”的，或者是事关《文汇报》的:“我十分希望他们能够团结，能够把文汇报搞好，这事值得他们努力，我绝对站在帮忙的地位”;“表面上我是一股劲，谁又知道我心窝里的矛盾呢?逢人都说我积极，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积极’与‘创造’是不相干的”;“我以为所有跑龙套人都换换班，那就谢天谢地。像我这样无事忙，绝对没有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真不甘心。”这些信件的片断刊登在报纸上时，一如当年胡风的书信被加工处理刊登时用了不少注释(甚至还有钦笔的“按语”)，罗给浦的信也被加了注，如“跑龙套人”，就是所谓“指共产党的领导人”。看得出来，为了坐实毛泽东《人民日报》社论中的论断，即使基本的事实和逻辑都可以不加理会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明明是一向自视甚高的罗隆基把自己森林工业部部长的“冷官”位置比拟为“跑龙套”，在信中表露了一点消极的情绪和不甚情愿合作的态度，就被人曲解为让共产党下台了。
不久，《光明日报》又以《罗隆基反共集团的一批秘信》为标题，刊登了萨空了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其中摘录了罗与“民盟”若干同人的书信。7月15日，罗隆基被迫进行“初步交代”。关于《文汇报》，他承认自己与该报的创刊和复刊“是相当关切的”，“这一方面由于十年来我同浦熙修的私人友谊，我希望她把她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我亦错误的认为中国还应该有社会的所谓的民间言论机关。因此我遇有机会就鼓励《文汇报》不要办成同《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报纸。由于《文汇报》徐铸成一再向我发表埋怨党组的牢骚，我的确曾一再直接间接向《文汇报》负责人表示过，认为报馆不要过于迷信党组领导，有事到北京来反映”……以及“我与浦熙修是日常见面的，她亦经常向我征询有关《文汇报》的意见。通过她我向《文汇报》灌输了一些不健康不进步的意见，无形中使她的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间接又使《文汇报》犯了错误。”进而他表示:“《文汇报》的右倾，徐铸成、浦熙修两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承认了他们的责任，但我以往劝《文汇报》不要迷信党组的荒谬主张，我通过浦熙修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罗的一些私人信件，并以赫然触目的《四十多封密信》为标题，据此，“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经费的反动集团”也就言之凿凿地被揭露出来了。
后来，罗隆基对浦熙修的反噬痛彻肝肠，所谓“十年的亲密朋友当面绝交”，以及为了自己的政治贞节不惜把“床笫之语”公之于众，也即浦熙修以《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为题登台揭发，所揭发的内容又因两人的关系不同寻常而更带了杀伤力。如浦熙修控诉罗隆基系出身地主家庭而对消灭地主的共产党怀恨在心，甚至这种“刻骨铭心”的仇恨使得罗隆基恨及任何红色(浦以自己曾穿红色胶鞋被罗大骂为例)。至于“披着羊皮的狼”，是说他如何虐待劳动人民的女佣，却又对资本家的邓季惺施以援手，如是“对劳动人民像狼一样凶狠，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以及“张东荪案”发生后罗隆基恨铁不成钢的表白、罗对中共党内“高饶事件”的看法、反感“个人崇拜”、质疑“社会主义大家庭”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等等。在当时，这些都是可以置罗于死地的。此外，关于她和罗隆基的特殊关系，浦熙修也声泪俱下地予以彻底的了断:“像狼一样的罗隆基毫无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些。1949年，我从南京出狱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区，他扔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后，每当我一有进步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脾气，最后使我屈服而已”。进而她动情地喊道:“让这所谓的亲密的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甚至她还余恨未消地附和别人说:“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章诒和回顾“反右”的历史，她认为那些“背叛者”是“惟有实实在在的揭发检举，才有可能使自己逃离恶浪狂涛，不致灭顶”，而“当一个人被推至险境，这种无可逃遁的告密、叛卖，也最为惊心动魄”。摩罗在《耻辱者手记》中说:“制度没有规定一位女性必须捏造自己情人的罪过，可有一位女性就曾指控她的情人罗隆基是地主的儿子(在那个时代这本身就是罪过)而且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以便通过出卖情人而解脱自己”。也有许多人在文章中对比残酷政治斗争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的女性，如西伯利亚茫茫雪原上，一步一步紧紧跟随在被流放的丈夫身后的那些俄罗斯的女性，以及如卢梭和华伦夫人等的例子，说明“每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都屹立着一位伟大的女性”，或者如昆德拉的句子:“女人是男人的未来”。“女人是脆弱的强大，男人是强大的脆弱”(王开岭《女子如雪》)。那么，中国的女子和俄罗斯的女子却如何不同呢?当刘清扬和浦熙修们先后“大难临头各自飞”时，1958年，当帕斯捷尔纳克的《日内瓦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又被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之时，斯大林的妻妹、女作家阿利卢耶娃举手表示了抗议!当然，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女子，在“胡风集团”的那场“钦案”中，人们要“胡风分子”贾植芳的妻子任敏向与丈夫离了婚的邵洵美的女儿“学习”，任敏却敬谢不敏，甘愿被发配到青海去;也就是在“反右”中，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在“远看刘清扬，近学浦熙修”的号召中也没有如法炮制，她以传统妇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主义妇道自我解嘲，自甘夫唱妇随成为“右派”;再到后来，在那幕“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闹剧中，也只有陈少敏一个女子没有举手。至于浦熙修，她的女儿袁冬林后来是这样陈说的:“随着运动的深入，‘交代’、‘揭发’的问题越来越多，假的似乎也成了真的，以至于连彭总、三姨对娘的‘问题’都很生气。对在反右中娘的这种表现，现在有个别年轻学者质疑:‘浦熙修受到的威胁和逼迫到底有多大?’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决非是受到‘威胁’、‘逼迫’而‘交代’问题这么简单。在那个年代，党的威信很高，娘又是那么相信党，当组织与周围群众全说你‘错’时，只能自己找‘错’了。听听一位新闻界的老人所说的吧:‘当她被斗被折磨得伤心落泪的时候，可能只是觉得自己受了冤屈，误解了她，却还没有意识到是被自己苦苦追求的理想出卖了’”，因而“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这也不失为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
终于，浦熙修现身说法，成为周恩来在人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一种典型:“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她在揭发了罗隆基之后表白说:“我不幸堕落为右派分子罗隆基的俘虏，感谢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清醒了我的头脑，我愿意痛改前非，照着周总理的话去做。”1959年11月，她被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当时她感激地说:是党和民盟组织使我从右派的泥淖中爬了出来，从而看见了敞开的社会主义大门。此后，她由周总理安排参加了新成立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并参加了《文史资料选辑》的创刊。对这种安排，她似乎自我解嘲地说:“新闻记者当不成，当了旧闻记者”。
此后的浦熙修，袁冬林回忆说:“开始她不愿多见人，活动的圈子也小，甚至在政协开会，见到周总理也是躲着走。当时大多数朋友遭难，还常来往的朋友是费孝通伯伯(因同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过)、邓季惺娘娘、郭根(反右前任《文汇报》副总编辑)等。”(见《纵横》2000年第11期)她还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读书和思考问题上，烟也抽得更凶了。浦熙修可以说“这时真是遵照周总理在1946年秋南京临撤退时对她‘多读点书’的嘱咐去做”了。她在给家父的信中说:“借此能够初步学习一下也是好的”，她还不无调侃地对运动后的父亲说:“大概从此你会安定下来了”。
也是在这以后，妹妹浦安修也不时来看她，她们彼此的处境和心情都不好，尤其是妹妹，更加内向了，“但她们从不怨天尤人，只默默地各以一颗苦涩的心面对人生”。如果用传统的女子忠贞观比照，这一双姊妹都是“背叛”了她们各自的男人的，只不过浦熙修与罗隆基还只是情侣的关系。自那以后，用当年罗隆基奔走调停国共关系时因无限感慨而引述宋人柳永的词:“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祸不单行，罗隆基一人向隅之后，又添了一个彭德怀。
四、罗隆基之后是彭德怀
把罗隆基和彭德怀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是很不妥帖的，他们本不是一类人么，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以及世界观等等。不过，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当他们都被称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时，他们又有了几乎相同的命运。
“反右”运动之后，党内的彭德怀也终于现身说法，兑现了伟大领袖要求大家学习海瑞、敢于提反对意见、敢于“五不怕”的号召--“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这里除了没有被杀头之外，他几乎尝尽了所谓“不怕”的滋味。最后，他和浦安修离婚了。
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在《我的伯父彭德怀》一书中回忆说:“庐山会议”彭德怀遭贬后，彭、浦夫妇从中南海迁至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显然，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浦安修的精神陷于极度的迷惘甚至近乎崩溃，她经常伤心地痛哭，痛哭丈夫闯下的祸要“株连九族”，她本能地害怕。应该说，浦安修和彭德怀在性格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不同于彭大将军的直率和不计后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她是怕事的，所以，当她此前受命上庐山时(当时彭已受到批判)，她带给丈夫的是一本《菜根谭》。无疑，庐山的风波对浦安修来说是晴天霹雳般的打击，面对这场不虞之祸，她惶惑不安，据《杨尚昆日记》1959年8月12日的记载，也就是毛泽东8月11日作了长篇讲话，大谈彭德怀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并指称其在历史上最严重的问题--参加“高岗集团”以及有所谓“俱乐部”等，并且还谈到彭的去留和辞职的问题，浦安修翌日即与“中办”主任的杨尚昆谈话，谈话时间竟达五六个小时(“由10时半谈到4时”)。8月28日，她又和“中办”中南海管理局副局长的罗道仁一起与杨尚昆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大概浦安修的精神几乎发生了崩溃(杨在日记中写道:“她的情绪不对!”)。经过这场不啻为后来“文革”的预演，她的政治经验让她明白了吴家花园的荒凉和凄寂其来有自，她从毛泽东詈言彭与之历史上“只有三分合作”的话中听出了分量，她开始有意识地逃避了。在彭德怀最需要亲人安慰和理解之时，她做不到，她悲伤、惶恐，她写信埋怨和责备丈夫“鲁莽，是旧军队出来的，不懂得尊重毛主席”，人家林彪却“懂得如何尊重毛主席”，并且“治军有方，比如‘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她要丈夫“认真地老实地向毛主席作检讨”，并表示不这样“我就不再去你那里了。”彭梅魁拿了这信转交给彭德怀，彭德怀看了后奇怪:“这信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又是叫你抄写的，她连个笔迹也不敢落到我这里，怕成这个样子……”秉性直率的彭将军把这信揉成一团扔掉了，拒绝再看一眼。浦安修的抱怨让本来已经忍耐到极限的彭德怀烦躁不已，两个人开始争吵，分居。后来彭德怀上八万言书申冤，正好撞到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枪口上，浦安修于是从吴家花园迁出，搬到她担任党委副书记的北师大去住了。
显然，彭德怀的态度影响到浦安修狠下心来与他离婚。她给北京市委刘仁写信，决定离婚。当侄女把这消息告诉彭德怀时，“伯伯听了后泪水浸在眼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伯伯在流泪。”彭德怀对侄女说:“浦安修早有准备，我已有预感，凡是经她手买的书，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样地拿走了，钱也拿走了一半。她的致命弱点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会振作起来了，太脆弱了。”1961年年末，一次在吴家花园吃过晚饭，彭、浦以及彭梅魁三人在场，彭德怀把一个梨切成两半，粗心粗气地对浦安修说:“你要离婚，今天就分梨。这个梨子我吃一半，你吃一半。”彭德怀三两口就吃完了一半的梨子，浦安修也拿起另外一半梨子，悄无声息地慢慢吃完。经过一阵沉默，走到客厅，彭德怀指着地上的一堆东西，对浦安修说:“这是我清理出来的，有的是你的，也有是给你的，你一起拿走，”接着帮她拿到院子中，浦安修闷声不响搬上车，走了。
此后，彭德怀赴“三线”前见过一回浦安修，再后来就是“文革”中北师大批斗大会上最后一面--他们两个人的生离死别了。在那次所谓声势浩大的万人批斗大会上，浦安修被作为陪斗，惨遭殴打，昏倒在地，旁边的彭德怀大声呼叫:“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彭德怀为浦安修因为自己而被牵连心中泣血。这次批斗大会后，浦安修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1967年8月31日，她独自走到颐和园昆明湖的岸边，吞下安眠药以求解脱，结果却被人及时发现救了回来。1969年10月，中央专案组对浦安修做出结论:她总算是“属犯错误”的性质，即“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与彭德怀政治上划不清界线”，却是可以改造好的吧，与彭德怀这只“死老虎”不同，后者无可挽救，只有关押了之(同案还有黄克诚、刘震、李聚奎、吴自立、王平、饶正锡、李锐等)，浦安修和唐棣华(黄克诚夫人)二位，“罪”不至此，“可交单位处理解决”。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分明看到:1957年罗隆基们的铩羽、1959年彭德怀的忠而见忌，从此党外、党内是噤口无言，这时的“颐年堂”可真也成了“一言堂”矣，于是，共和国也到了它“最危险的时刻”。
五、“旧闻”记者的浦熙修
作为大后方驰名的新闻界“四大名旦”，进入新中国之后，人们并没有忘记她们。胡乔木也曾在一次会见中说:“我想了好久，想让你们四位女将来办一个杂志--《新观察》，一定会受欢迎的。”这时的“四位女将”，除了杨刚已经转业到外交部，于是替换为郁风，不过，这份《新观察》未及数年已经凋零了，浦熙修竟还成为“章罗同盟”中的“女将”。此后，那个“名旦”、“女将”，终于铩羽而去，人们见到的，只是一个“旧闻记者”的她了。
在身历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后，浦熙修暂时抚平内心的创伤，一头埋在学习中，同时还有了想写作的念头，在给父亲的信中，她经常说起要“写些什么”，开始时“也只能从学校生活来着手了”。不时地，她请已经回到教授位置且打算“隐姓埋名”下去的父亲给予“指正”，甚至因为自己没有成绩，她在给友人写信时竟“时常感觉有些惭愧”了。她“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并反复阅读《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她还“为写文化史打基础而读《史记》、《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书;为了了解收集材料的办法即调查研究的方法而读《达尔文的生平及其书信集》”等，此外，原来浦熙修认为“当新闻记者就得学司马迁，就得更好的学习鲁迅”，此时“学司马迁”是不行了，倒是鲁迅的一些东西还可以学，她认为鲁迅“那些闪烁着思想火花的杂文对自己的业务是必需的，因而经常阅读《鲁迅全集》”(这套书似乎最后归在费孝通手中。笔者注)。最后，她终于悟出:“当时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东跑西跑，混在政治漩涡中，却不懂得政治。”(袁冬林)
那时的浦熙修开始写日记了。她是为了督促和检查自己写日记的。她说:“许久以来--一年、二年、三年，或者说从反右以来吧，在心中有个想法，这个想法在最近半个月又比较明朗起来，今天更增强了一些。”(1962年10月28日)为此她曾三次去找范长江:“第一次(1952年或1954年)曾经和他谈到入党的问题，他告诉我五年后再说吧，那是为了罗(即罗隆基。笔者注)的问题;第二次仅谈文汇报复刊问题，是钦(钦本立)约好，而我是随去的;这次(第三次)我是为了文教史料组稿问题，而向他请教关于科学界人士的撰写史料问题，然后谈到我最近的心情，但我没有谈到我还有请求入党的打算，而只谈我以后如何想把工作做好的问题。”除了范长江，她还向其他人有所表示，如“沈大姐(沈兹九)鼓励我申请入党，今天(范)长江同志的话使我觉得必须要照此做去。我最近必须要找个机会提出来。”她仿佛在虔诚的追求中忘却了痛苦，所谓“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鲁迅《黄花节的杂感》)，如她在青岛的大海边几乎忘情地自语:“仰卧海上，天是无限的宽阔，与过去只能在沙上睡睡又是一个意境了。如果能自由仰伏，那又不知要如何舒适了。我这一叶之身，遨游于广阔的天地之间，享尽自然所赋予的美妙了。在整个社会之间，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掌握了唯物辩证法，那就也享受到这种美妙了。在这个伟大的社会中，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生命虽然是有限的，服务也就是无限的了。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永葆美妙的青春，我愿意在今后一二十年中达到这样的境界。我有幸生在毛泽东时代，我愿意永远追随许多先进的马列主义战士们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1964年8月8日)这正如袁冬林在看了她母亲留下的这些日记后所想到的和感慨的:“我能在逆境下像母亲那样地面对人生吗?被划为右派后还会想入党?有人说，这是‘愚忠’，但我理解母亲。这不正说明您那一代人对终生所追求的理想的执著吗?”(相似于浦熙修，先父临终时让他惟一饮恨的也竟是终未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在浦熙修的悼词中，关于死者生前要求入党的夙愿的表达也竟被删除了，因为在某些人看来，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资格，了不起也只是“同路人”而已)。当然，光有这个认识是不够的，如果说这种曾被描述为“第二种忠诚”的往事仅仅是作为对传主的一种歌颂，那么，除了这些，“我们这一代受过劫难的人，是否有责任把我们所受的灾难总结出一些教训，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化怀念为防灾的力量，使得子子孙孙的灵魂再不遭扭曲呢?”(费孝通《怀念我的知心难友浦二姊》)或者，设若浦熙修不死，她会不会去做韦君宜式的反思?
徐铸成回忆说:性格开朗的浦熙修是在“破帽遮颜”的孤寂中染上绝症的。她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曾写信给周总理告别，并恳请党审查她的一生。浦熙修给父亲的信，保留下来的最后一封，就是她患癌症且恶化之后写来的。那时她已住在北京医院，沉疴难起，对老友，她无法再伸援手了。当时父亲拟往北京调查和搜集岳父邵飘萍的材料，浦熙修无力再相助，只能委托子冈和介绍王芸生了。每当我看到她这封用抖颤的手写的短信，想到他们一生的交往竟这样而告结束，都禁不住心恸。后来当我跟随着父亲上京，在浦熙修宅子前听邻人说她已经不在人世，恍惚间天昏地暗。那趟北京之行，父亲最大的感受就是“惊呼热中肠”五个字。再后来我收拾和整理父亲的遗物，每每翻读浦熙修给父亲的十几封来信，愈益体会出“惊呼热中肠”的个中三味。
“此生苍茫无限”--端的是“无限苍茫”!
(《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袁冬林著，大象出版社2002年出版，21.00元)
来源:博览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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