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国家统一中发挥的作用


人民网近日发表了《儒家思想在国家统一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的文章，文章如下: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开篇便说:“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为历史发展的规律。世界历史上的许多强盛帝国确实是分而必合、合而必分的，如盛极一时的古埃及帝国、古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等庞大帝国，统一后不久就土崩瓦解，有的虽然持续一段时间后才分崩离析，但这些帝国都已经烟飞灰灭，成为过眼的辉煌，并没有延续到现在的大国。世界上唯独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裂后不久又复归于一统。虽然现在台湾尚未统一，但除个别台独分子外，要求统一的呼声非常强烈，统一是大势所趋，是任何人也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

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古代大国昙花一现而中国却是大国相继而不绝呢?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古代大国是合而必分而中国却是分久必合呢?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拥有以孔子思想为主干的民族文化，而孔子思想是促成中国分久必合、统一国家一直延续下来的思想基础。

大一统观念是中国国家统一的理论基础

中国自古就有天下一统的观念，《诗经》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天下的土地、人民都是属于天子的，但提倡大一统却是孔子的功绩。孔子提倡大一统，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这番话是针对社会现实有感而发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诸侯混战，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孔子认为，要使社会有序，必须尊崇周天子，维护周天子的绝对权威，恢复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孔子自知人微言轻，无力扭转这种混乱局面，只能以笔代刀，将自己的观点寄托在著述中。他在编写鲁国历史书籍《春秋》时处心积虑地维护大一统，尊崇周天子，笔诛乱臣贼子。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攻打曹国，向卫国借道，卫国不借，晋文公攻下曹国，回程就攻打卫国，楚国出兵帮助卫国，晋文公就召集齐国、宋国、秦国军队共同打败了楚国。战后，晋文公召集鲁、齐、宋、蔡、郑、卫、陈等国国君盟会，还派人把周天子召到温地。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只有天子召见诸侯的规矩，哪有诸侯召见天子的道理?为了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孔子只好违背秉笔直书的史书传统，将此事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以此维护周天子的尊严。春秋时期，楚国、越国、吴国国王虽然都已经称王，但楚国、吴国国王在初封时都是子爵，所以孔子在《春秋》中记载楚王、吴王仍然称他们为“子”，记载他们的死都是 “卒”，只在记载周王的死时才用“薨”。孔子之所以记载楚王的死为楚子卒，就是不承认他自称的王。孔子自己也说过:“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 ，孔子以此表示反对他们的僭越和维护周天子的天下共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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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最早指出了孔子作《春秋》的良苦用心，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高度评价了孔子提倡大一统的历史功绩。

孟子继承并大力宣传孔子大一统的思想。梁惠王问“天下恶乎定”时，孟子回答说“定于一”，梁惠王又问“孰能一之”，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再问“孰能与之”，孟子回答说“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作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国家要统一，统一才能使天下安定，只有不好杀人的人才能统一天下。孟子也主张尊王，反对混乱的局面，他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他的观点与孔子是一致的。

公羊高认为大一统思想是隐藏在《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他在《春秋公羊传》的隐公元年、桓公九年、文公十三年、成公十二年和十五年等年的经文中都指出孔子隐藏在其中的大一统思想。《春秋》开首是隐公元年，经文是“元年，春，王正月”，对此，公羊高解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谓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周文王确定的周朝历法，首书“王正月”，就是表明各地都实行周天子的政令，天下是统一的。成公十五年经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鰌、邾娄人，会吴于钟离”，将叔孙侨如与吴人相会单独记载。对此，公羊高解释说:“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乎?《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吴在春秋时期被视为蛮夷之国，本来是没有与诸夏会盟的资格的，孔子把叔孙侨如与吴人相会单列，为的是突出内外有别。孔子本来是主张“异内外”的，但王者一统天下，也包括夷狄，应该是先正京师，然后正诸夏，最后正夷狄，由内向外逐渐治理，正如何休所说“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 ，所以孔子也将会吴记载在《春秋》中。

孔子大一统的思想到汉代时受到董仲舒的大力提倡，“《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视为天地之间永恒的规则、古今通用的道理。董仲舒针对汉朝初年思想界“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的现状，提出大一统的主张是建议汉武帝以儒家学说统一思想，但这一主张更符合抵抗匈奴入侵、加强国内统一的汉武帝的心意，大一统思想不仅用来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孔子思想的正统地位，而且还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强大思想武器。

孔子的大一统主张成为巩固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理论基础，大一统思想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任何一个王朝无不想一统天下，即使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也都以正统自居，以大一统为己任。匈奴人赫连勃勃自称是大禹的后代，于407年割据建国，取国名为大夏，建立都城取名统万，“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 ，也想君临万邦，一统天下。氐族人苻坚统一了北方之后，南征东晋，也是要一统天下，“复禹绩”，建立大一统的帝国。

时至21世纪的今天，大一统的思想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仍然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愿望和义不容辞的责任，除极个别的台独分子以外，不论是大陆居民还是台湾居民，不论是国内的中国人还是国外的华人华侨，绝大多数的中华儿女都是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的。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是大势所趋，是符合绝大数中国人的愿望的，分裂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没有出路的。

孔子思想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纽带

血缘是一个民族的根，统一的宗教信仰是一个民族最明显的特性，而没有共同的血缘和共同的宗教信仰的民族最明显的特性就是思想文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人们常说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的始祖是炎帝和黄帝，而炎帝是姜姓，黄帝是姬姓，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部落，所以中华民族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共同祖先和共同宗教信仰的族群，维系这个族群的纽带就是思想文化，就是以孔子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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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汉开始，孔子思想就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历代王朝无不大力推行孔子思想，大兴学校，开展儒学教育，汉族政权如此，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莫不如此。最为典型的是东晋十六国时期，也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称为“五胡乱华”的时期。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十三个地方割据政权，少数民族政权尊孔崇儒较之以前的汉、晋中原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匈奴人、前赵国主刘曜大力开展儒学教育，“立大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 ，为鼓励士子向学，成绩优异者即授给官职。建立前燕的鲜卑族慕容氏统治者大多崇尚儒学，慕容皝为世子时受业于名儒刘赞，所以“尚经学”，即位后“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经通优异者擢充近侍”，他“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 ”。一个割据政权的皇帝，竟然亲自授课，而学生竟多达1000多人，由此可见鲜卑贵族对孔子思想崇信到何等程度!南燕鲜卑人慕容德称帝后席未暇暖便“设置学官，简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南凉国主、鲜卑人秃发利鹿孤接受史暠“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教胄子”的建议，“于是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 。后赵国主、羯人石勒虽然不识汉字，但却“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建国后就设立太学一所，小学十余所，并亲自到太学、小学考试诸生，按儒学的成绩高低给以奖励，“勒亲临大小学，考诸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而且还令郡国设立学官，“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就连“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尠有遗类”的杀人不眨眼的石虎也知道尊师重教，“下书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复置国子博士、助教” 。氐人、前秦国主苻坚重用儒生，“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者充之”，甚至“每月一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一次就将经义考试上等的八十三人破格叙用 。他还曾诏令天下百官每年向朝廷推荐贤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学之士，凡精通儒学者一律给以官职。羌人、后秦国主姚兴尊崇儒学，重用儒者，“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修行，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其治下的长安竟成为当时的儒学重镇。姚兴“每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凉州名儒胡辩“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敕关尉曰:‘诸生谘访道艺，修己励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对出入边境的学生给与优待。北朝时，鲜卑人、北魏孝文帝精通儒学，“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谈其精奥” ，所以执政时全盘汉化，改汉姓，穿汉服，讲汉语，禁止30岁以下鲜卑人讲鲜卑语，奖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加快了民族融合。

其实，统治者越是少数民族越要推崇孔子及其思想。西夏人庆三年(1146年)追封孔子为文宣帝，自唐玄宗加封孔子为文宣王开始，宋代先后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历代中央王朝赠给孔子的封号均是 “王”，唯独西夏加封孔子为帝，因为自秦始皇定名皇帝后帝高于王。其实，文宣王的“王”是周朝天子的“王”，是与秦至隋的“帝”相同的。据记载，女真兵进入曲阜，曾以孔子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语而火烧孔子庙，但两年后就建太学，重修国子监，14年后，熙宗亲自拜祭上京孔子庙，赞扬孔子思想“ 使万世景仰”，拨款重建曲阜孔子庙。到金章宗时，更是大事扩建。现存的曲阜孔子庙十三碑亭分别建于金、元、清三代，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所建，这不仅仅是巧合，确实也透露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更需要孔子思想的衷曲。

为什么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就一定要推崇孔子思想、学习中原文化呢?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当时大多属于游牧民族，处在奴隶社会末期，文化比孔子思想影响下的中原地区落后很多，而少数民族要在中原地区立足就必须采用汉族的制度，推行孔子思想。蒙古初年，著名学者许衡在给元世祖忽必烈的上书中说:“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施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俱载，昭昭可见也。国朝仍处远漠，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 ，采用汉族制度就能长治久安，否则就是乱亡相继。汉族士大夫阶层本来是重视华夷之辨的，但当异族入主大局已定而不可改变时，部分士大夫对哪个民族掌权就不再那么重视，而是更看重少数民族采用什么样的制度，能否重用汉族士大夫阶层。“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 ，出生在女真族统治之下的蒙古初年著名儒家学者郝经的这句话就反映了当时这部分汉族士大夫阶层的观点。能够重用汉族士大夫阶层，采用中原的制度，推行孔子思想，部分汉族士大夫就承认它是中原之主。正统地位不是从民族、血缘上来划分的，而是从思想文化上来确定的。虽然这样的汉族士大夫是少数，但是推行孔子思想确实能够笼络汉族士大夫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倡孔子思想，固然是他们巩固统治的需要，但客观上也加快了民族的融合。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政治上、军事上看，他们是胜利者，但是，文化上落后的游牧民族一进入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面临强大的儒家思想，就注定了他们是失败者。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很快就被融合，早期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党项、女真大多被融合为汉族，后期入主中原的蒙古族和满族作为民族虽然还存在，但如果不是在其民族聚集区也很难能看出他们的民族特性。现在，中国共有约1000 万满族人，但能讲满族语言人已经很少了，能通晓满族语言的只有不到20人。当然，这并不是好事，各民族应该保持本民族的特性，保持本民族传统的文字、文化和风俗。但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孔子思想确实具有强大的融合力。对中国历史进行纵向的全面考察，可以说，是孔子思想促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发展。

传统文化是大陆和台湾实现统一的基础

1981年9月 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谈话提出:“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谈话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高度重视，海内外华人纷纷为和平统一建言建策。当时在新加坡的一位来自台湾的学者吴德耀先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第三次国共合作，台湾不要坚持三民主义，大陆也不要坚持共产主义，大家都坚持孔子的思想;台湾不要坚持到台北去谈判，大陆也不要坚持到北京去谈判，大家到孔子的故乡曲阜去谈判。大陆的中国孔子基金会建议将共同的文化作为民族和解的基础，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提议以传统文化统一中国，著名学者钱穆先生也指出中国的统一要统一在中国文化上，有识之士的见解是一致的，那就是以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统一的基础。国共两党意识形态虽然完全不同，但是在文化上可以找到共同点，那就是以孔子思想为主干的民族传统文化。国共两党都不要刻意坚持各自的意识形态，而要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找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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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所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强大的大一统国家一直延续下来，历史上之所以分裂的局面很快被统一所取代，统一的时间远远高于分裂的时间，少数民族之所以进入中原以后很快被融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文化，这个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文化具有超越不同政治集团利益甚至分立政权利益的民族凝聚力。

80多年前，英国著名学者罗素曾经说过:“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孔子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包括罗马帝国都消亡了，但是中国以持续的进化生存下来了”。罗素高度评价了中国思想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重要作用，他的评价抓住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中国作为文化实体的形成是在商周时期。商周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都经历了一次巨变，商代奠定了中国宗法制度的雏形，西周的制礼作乐完善了中国的宗法制度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礼乐文化。在西周礼乐文化的熏陶下，殷商时期的各个相对独立的部落逐渐融合成具有共同文化心理、大致相同风俗、承认共同祖先的民族共同体，也就是华夏族。

中国早期的民族观并非是以血缘为基础，而是以文化为根基的。民族的界限不是血统，而是在于文化的认同。孔子就是以是否行周礼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志，唐代的思想家韩愈就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他说“孔子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用夷礼的就是夷族，用中原礼仪的就是华夏族。中国古代称中原为华夏，周围的少数民族的分别称作东夷、西戎、南蛮、西狄。对于华夏，《尚书》注说:“冕服采章曰华”，《礼记正义》孔颖达疏引说:“夏，大也，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就是有着礼义道德和礼仪制度的族群，夷、狄、蛮、戎就是四边尚未开化的族群，华夏和夷狄划分的标准就是文化水准的高低和文明的是否开化。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也说:“中国古人的民族观念，不拿血统分，而拿文化分” ，以文化区分民族，是中华民族民族观的重要特点。

中国古代虽然一再强调明华夷之分，但却又认为华夷可以变化甚至转换。孔子认为华夷可以变化，“子欲居九夷。或曰:‘ 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尚未开化的地方，君子到了就能使它开化，夷就可以变为华夏。孔子认为夷狄能够转化为华夏，“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也”，蛮貊之人也具有与华夏相同的人性，人类的美德在夷狄之地也能行得通，夷狄当然能够经过教化成为华夏。孔子反对以夷变夏，用落后的文化改变先进的文化，“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而是希望以夏变夷，用先进的文化改变落后的文化。改变落后的文化，孔子反对采用军事征服、文化征服的方式，而是主张采用礼乐教化的方式使之主动归化，“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在孔子思想的影响下，历代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大都能正确对待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兴学校，进行礼乐教化，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准和生活水平，促进了民族团结，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现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传统，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文化认同，为两岸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不可否认，长久的分裂，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价值观念，也造成了思想文化上的差异和情感上的隔阂。但是只要双方坚持孔子“和而不同”的原则，求同存异，互相尊重，互相谅解，互相学习，就能缩小差异，消除隔阂，尽早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是和的核心，和是多种因素的统一与和谐，是在不同意见之上的和谐与一致，是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和谐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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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思想文化中，我更看好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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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是可以改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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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说话的时候，请注意听;当我不说话的时候，随便你做!

中国是有着遵循和而不同原则建设国家的传统的。中国思想界在春秋时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汉代以后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孔子思想是一种宽容的思想。孔子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思想对人对事都能持宽容的态度。中国的传统是“有容乃大”，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又处于统治地位，对其他思想、宗教、文化都能包容。佛教来自印度，是一种外来的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占据重要的地位，甚至出现过举国信奉的盛况，有的学者甚至将其称为独尊佛教，其实，统治阶级信奉佛教，这只是宗教信仰，佛教并没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政教分离，崇奉佛教的王朝，仍然是以孔子思想为治国理念，孔子思想仍然是国家的指导思想。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儒家学者如韩愈等人大力批佛，排佛，但那是因为皇帝的佞佛对国家造成危害而引起的，“欲为圣明除弊事” ，要为国家消除佞佛的弊端，从整个历史看，孔子思想与佛教基本是和平共处的。正因为孔子思想是宽容的思想，对其他思想、宗教持宽容、包容的态度，所以中华民族就能不断融合其他民族，中国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20世纪以来，中国继续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妥善处理国内的各种矛盾和事件，和平解放北京，和平进军西藏，最为典型的当然是发明了“一国两制”的方针，收回了被外国长期占领的领土香港和澳门，并成功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平稳过渡和持续发展，“一国两制”这种中国人的智慧获得了世界的赞许。

在历史上，传统思想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团结，维护了大一统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在今天，有传统思想文化作为统一的思想基础，有两岸人民和世界华人华侨对统一的支持，有香港、澳门和平回归和持续发展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要正确发挥思想文化在国家统一中的作用，大陆和台湾就一定能够实现和平统一。

注:由世界儒学大会供稿 (本文来源:人民网 作者:孔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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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治’是‘法治’发展的最高形式。‘法治’是‘礼治’的最初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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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基础。

(续)

晚清和民国时期是新法家的第一历史发展时期。严复、章太炎、梁启超、鲁迅、陈启天等光荣成为新法家的急先锋和准备者,尽管他们有的只是肯定法家、为法家恢复名誉，其历史特征和主张都具有过渡的性质，但却为新法家的初步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新法家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陈启天、常燕生。他们都是国家主义的提倡者，1935年8月，陈启天、常燕生在同一期《国论》杂志上分别发表了题为《先秦法家的国家论》和《法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的两篇文章。常燕生指出两千年来法家和法家人物被攻击、埋没是“一件大冤狱，是我们必须要平反的”，齐法家重要人物“管仲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恩人”。在《法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一文的结尾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就是法家思想的复兴，就是一个新法家思想的出现，对于这个结论，我可以毫不犹疑的向全国民胞保证。”

陈启天甚至将韩非子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并列，认为韩非子对中国古典政治学的贡献有如亚氏对西方政治学的贡献。他在《国论》1935年8月号上发表的《先秦法家的国家论》一文中也提到了新法家概念:“近代中国已进入世界的新战国时代，似有产生新法家的必要。”

陈启天还著有《商鞅评传》、《韩非子校释》、《张居正评传》、《中国法家概论》等著作。民国时期出版的关于法家的著作是珍贵的历史遗产，是我们今天新法家建设的宝贵资料。

陈启天等的政治立场是反马克思主义反苏反共的，但法家文明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同样也得到了传承，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的航向驶入了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头三十年是社会主义产品经济时代，社会文化领域开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标志着新法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尽管这个运动今天看来有太多的片面和粗糙，对儒家采取了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而且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组成部分，但毕竟为新法家以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思想启迪。尽管毛泽东逝世后，这一运动即成了“四人帮”反对周恩来的阴谋而被否定，但毕竟是一生熟读历史的毛泽东晚年深思熟虑的政治实践，不能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态度。“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评论法家对中国历史上法家的发展脉络、代表人物及著作、主要观点等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用儒法斗争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管这里面有多少局限及错误，这都是历史的遗产，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做了有价值的铺垫。毛泽东晚年要求校点注释的“大字本”古籍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他所认为的“法家著作”，当时报刊上的许多观点根源还是来自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运动以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为基础论述儒法斗争史的，认为春秋战国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儒家是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而法家则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秦的灭亡是赵高和二世背叛法家路线、激化矛盾造成的。西汉前中期，地主阶级还继续推行法家路线来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从汉元帝开始的西汉后期，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逐渐尖锐。这时，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开始发生变化，开始放弃法家而用儒家治国。西汉以后，儒法斗争从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演变为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这种判断作为一种观点是可以继续进行探讨的。

毛泽东发动的评论法家运动在当时只把近代的章太炎列为具有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而对陈启天等对法家的贡献及“新法家”概念的提出没有涉及，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形成的局限(笔者仅见一篇文章中提到，认为陈氏的“新法家”是资产阶级法西斯，实质是儒家的化名)。因为陈启天等人一直是坚持反共立场的。批林批孔时期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的整理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黄帝四经》一书证实了毛泽东关于西汉前中期的黄老思想实质是“道表法里”的判断。④1975年，湖北云梦喜墓被发掘，随葬的大量法律文书竹简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的成文法典，它向世人雄辩地证明:秦法不是暴法。日本学者堀毅指出:“秦律事实上并不象《史记》及《汉书》等史书所说的那样严酷，而且在罪行法定方面的完备程度堪与唐律相媲美。”⑤根据秦法，陈胜、吴广所谓因为遇雨失期当斩而起义成了千古谎言。

今天我们整理总结毛泽东法家思想认为，毛泽东法家思想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是新法家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毛泽东时代的新法家的经济特征表现为初级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在哲学思想方面则将古典法家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传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探讨和整理。1975年开展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是批林批孔的重要组成部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是毛泽东的新法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反对特权和官僚主义，主张平等和谐的顽强信念。反潮流精神则为法家坚持真理、勇于斗争的精神基础，是古典法家“三不足”精神的继续。⑥当然，这些理论在当时左倾路线实践上也产生了很大混乱和危害。怎样看待毛泽东法家思想的历史意义呢?现在的一般观点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和人民觉悟水平，就是说在理论上是科学的，只是实践的历史条件还不存在。我们认为毛泽东的学说是具有普遍和长远意义的,是重要的珍贵历史遗产(当然教条主义的态度是任何时期都必须反对的)，我们对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都必须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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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收录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里:「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新法家的历史定位

发表时间:2009-4-11 23:17:00 阅读数次: 63 史永锋

新法家在21世纪横空出世,蓬勃发展,这是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也是中国进入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强大国家的历史时刻后,作为中华原生文明的法家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扬弃创新从而进入全新发展阶段的标志。①先进的思想必然会在历史向前迈进中产生革命性的能动的巨大的力量,这也是法家思想一贯具备的理论品格。

怎样界定新法家的历史方位呢?当然这是需要坚持法家理念或者从事新法家研究的广大同仁们认真研究探讨的问题。下面浅谈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现在一般的学者认为古典法家只是一个学派,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秦灭亡后,古典法家作为一个独立学派就不存在了，尽管它的影响一直贯穿了几千年的传统社会。

新法家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全新的观点。法家思想是中华原生文明,这是新法家的重大发现。渭河上游大地湾遗址的发掘，中国神话体系中居三皇之首的伏羲被证明并不是没有任何“事实成份”的神话，考古科学唤回了中华民族最古老的记忆，并将她的历史上推到八千年前。大地湾和中华原生文明形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伏羲作为中华民族远古的一位伟大领袖，在时间的长河中它已经成为一种文明的符号。4700年前，植根大地湾文明的沃土，中华原生文明的法家轮廓逐渐显现在人类历史的地平线上。人文始祖黄帝联合湟河、洮河流域的夏部落组成华夏联盟，法定农桑，法定“尚礼义”，取昆山之铜为兵，身经百战，统一华夏，开启了东方伟大的青铜时代。后来的古典法家们都把黄帝视为中华原生文明同时也就是法家的开创者、祖师。②夏商周时期是法家文明的逐渐发展时期，皋陶、伊尹、姜尚等对法家文明发展居功甚伟。经过春秋时期管仲相齐和郭偃易晋，中华文明终于迎来了她的顶峰--大黄金时代。2400年前，李悝在魏国变法, 作为战国法家的先行者，李悝《法经》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础。李悝的变法改变了历史力量的对比，真正将中国推入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到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的汉宣帝时代被一些学者称为大黄金时代, 百家争鸣犹如一座文明火山的爆发，包括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百家思想喷涌而出。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诸子百家不过是中华法家原文明的大分裂和再组合而已--重新组合的法家以更强大、成熟的生力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一时期是法家在社会处于主流意识形态，法家路线在中华大地进行实践的时期,是法家为主体的政治经济有机体的大黄金时代。当然，不能认为法家那时候就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了，事实上法家文明从来就没有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韩非子也称不上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以后尚未完全成熟完善的法家原生文明就被腐蚀儒化,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历史契机。但法家的脉搏仍然存在,法家在许多重要历史时刻都顽强地表现了自己,使历史一次次向前迈进。中华民族顽强地生存到了今天，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发展到今天的原生文明。③

法家一贯具有尚公、均平的平等民主精神。中国是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长期存在的世界。在阶级及国家产生之前的氏族公社时期,在生产斗争和公社内部外部的组织交往中,法家思想就开始萌芽。在进入阶级和国家时代的夏商周时期,作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农村公社及城市公社仍然长期存在,国家以贡赋的形式行使着对公社的统治权及更高形式的国家职能。这一时期在对外征服及内部分化的基础上产生了奴隶及奴隶制因素。同时国家机器中也产生了腐败的血缘世袭集团。法家就是在公社的优秀传统及与奴隶制度的不平等及血缘世袭等长期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春秋战国时代,法家处于大变动、大发展时代,原先的公社逐渐向以个体生产为主的小农经济过渡,公天也变成了私田,同时原先的奴隶制因素也逐渐瓦解,奴隶也向农民转化。用郡县制和社会功勋制代替了原先的分封制、世卿世禄制。法家顺应了这一时代前进的要求,也逐渐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关于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去认真研究，新法家认为中国到底有没有奴隶社会是一个没有解决的历史悬案，但至少中国的奴隶制度发展是很不充分的，没有古典希腊罗马那样成熟的奴隶制度，相反，带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村社制度则长期存在。法家思想并不是一般所认为的新兴地主阶级所独有有的，它是中华原生文明，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开始萌芽而逐渐发展。法家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往往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顺应历史前进的方向而不断充实调整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秦国一统天下后，特别是二世时期所推行的政策导致了秦的灭亡，这并不是法家路线的失败，而是法家未能及时更新发展、背离了法家的后果。

从黄帝到清末民初,所有法家的范畴都属于古典法家,其经济特征为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从西汉后期到清末,虽然法家不再是官方推崇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法家的影响仍然存在。这一时期仍然诞生了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的法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学者,当然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有的没有公开自称为法家,但流淌在身上的是华夏原生文明的法家血液。

新法家则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制度变革以来的法家范畴,因为资本主义的到来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新时代的到来。同时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制度变革到来的比较晚，而且带有很大的外来因素，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兴起，所以新法家的产生和发展不可避免的又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交融在一起。早在明末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就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清朝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腐朽停滞的儒家思想的禁锢，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取得像西方那样的程度，最后在西方的殖民入侵下未能取得独立发展的道路。随着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产生了像李贽那样的哲学家，开始以较为客观的心态看待法家。他强烈抨击宋明理学对人的思想的束缚，主张发展人的自然本性，追求现实的物质生活。这代表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颇有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味道。同样大量反映市民生活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更预示了新的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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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民主,统一中国，抛弃苏联传入的意识形态，建设有中国特色、符合世界潮流的民主社会。

法家的“强国弱民”理论上，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
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

九斤老太 于 2009-10-15 10:06:37.0 发表
‘礼治’是‘法治’发展的最高形式。‘法治’是‘礼治’的最初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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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的这个稀泥和的还是蛮光六的。

历史上所谓的法治其实是强意志理论。
法家的思想重心只是一种对权势的体现方式。
而几乎没有重要的理念。
它没有真正的法的公正认识，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无“法”精神的律治。
着重于对统治者意志的律令体现。

统一的中国不需要任何理由，统一的中国大业是最高政治，不容阻挠、破坏、干涉和曲解。

唉，可怜呐。

历朝历代其实都是杂儒法而用之的，或者是表儒里法的。也可以看成相辅相成的两手。

中国古代名为王权的封建社会，实际也是讲‘法制’‘礼制’‘民主’的。
王权也是受约束的。

皇帝每天都要召开‘朝会’会见大臣研究决策国家重大问题。大臣都可以自由发言表达自己的看法。体现现代的民主意识。

监督机制‘御史督察’机制也是很健全的。

各朝都有详尽的‘法典’条文。十分重视‘祖宗之法’不可违。不是‘无法无天’。

楼上(16楼)说的,基本不适合儒家学说.在儒家学说里,大臣哪能说皇帝的不是?

要说听取大臣意见,崇尚法家的秦始皇要比儒家皇帝们做得好多了,大臣们与皇帝争执、重大事项反复开会研究等在后世也不多见;领先世界千年、独立于行政体系的监察御史系统更是法家的创举。

儒家会的不过是吹牛溜须、祭祀拍别人祖先的马屁，实事能做什么，孔子从政也不只过因政见不合而诛少正卯，为自己的伪德，致国、民安危于不顾，弱智昏经，最终不得不弃国而去，礼义之乡的鲁国在春秋战国也基本没什么发言权，齐国虽为七雄，命运却是举国投降。

中华传统思想，儒家不能代表，儒家学说中落后腐朽因素颇多，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思想需要，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要把积极的、对当代有益的东西挖掘出来，而不是简单重复封建社会的种种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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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多说一句的是,
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说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无法联系呵!
扯多了就越抹越黑啦!

现在的法治与古代的法治有着必然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开。
要办正经事，还是要靠法家那一套，要搞搞形式，互相礼遇，就要学习儒家那一套。要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运用。在运用过程中，法家居于主导地位，儒家只能屈居次要地位。

“1975年开展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是批林批孔的重要组成部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是毛泽东的新法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反对特权和官僚主义，主张平等和谐的顽强信念。反潮流精神则为法家坚持真理、勇于斗争的精神基础，是古典法家“三不足”精神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