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一生结过三次婚，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后宅邹氏，1928年去世。第二位妻子叫张一贯，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张一贯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她为钱家生有三子二女。“抗战”时钱穆流转西南，只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广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点为学“弃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张一贯一手带大，她是一位很不平凡、很不容易的母亲。在大陆子女的记忆中，母亲似乎更多于父亲。

钱穆的第三位妻子是胡美琦，江西南昌人，其父胡家凤在民国时曾担任过江西省主席。胡美琦曾在厦门大学教育系读书一年，1949年来香港，在新亚书院求学，成为钱穆的学生。1950年暑期，胡家凤迁居台北，不久她也去了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今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任职。新亚书院创办之初，经费十分困难，为了筹集办学经费，钱穆常常奔走在香港与台北之间。1952年4月16日，他应旧友朱家骅的邀请，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大楼惊声堂为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学会作演讲。讲演方毕，正待听众提问，突然屋顶塌陷，水泥块直击他的头部，他头破血流，几乎丧命。此后数月，钱穆一直在台中存德巷养病，得到了当时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的悉心照顾，这为成就他晚年一段美满姻缘打下了伏笔。1952年秋，胡美琦进入台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来香港，1956年1月30日与钱穆结为夫妇。

钱穆自1949年只身来港办学，往来于港台之间，生活不稳定，自此重获家庭温暖，生活走向轨道。在港12年，在台23年间，朝夕取给，酬应外交，乃至文稿书记，皆赖夫人掌理、照顾。钱穆晚年居台多病，目力日减，特别是84岁后双目失明，犹能著述不辍，写出《晚学盲言》这样的大著作，这与夫人胡美琦的从旁襄助和悉心照顾是分不开的。钱门弟子严耕望说: “先生壮年时代，虽体魄强健，但为传统书生，不能自我料理生活。‘抗战’期间，辗转后方，无家人照顾，常致胃病大发，苦受折磨。直到香港成婚，生活始上轨道。夫人笃爱情深，加又心向学术，以为维护先生健康，即为学术尽一分神圣责任。故于先生起居饮食，精心照顾，意趣情怀，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旧新友生，同声归美。”钱门另一个弟子何泽恒也说: “大凡到过素书楼的人，无不承认钱师母对宾四师的贡献。确切地说，没有师母，便没有宾四师的晚年。”而钱穆的夫人胡美琦自己也不忘学术研究，出版了40余万字的《中国教育史》等著作。1980年5月28日，钱穆在给幼女钱辉的信中写道: “你们继母，姓胡名美琦，今年五十二岁，我们结婚已二十五年，但未有子女。她亦以教读为生，最近和我同在一大学里任课，亦有几本书出版，最具学术性的是《中国教育史》。……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继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此信表达了他对夫人襄助之功和悉心照料的感激之情。

当然，钱穆晚年也有不顺心的事。1988年钱穆患重病，两月不能起床，不能正常进食。在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任教的长女钱易，这时正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德福特工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闻父病重，心急如焚。11月初获准入台探父。钱易在台一月，与父亲同享难得的天伦团聚。然而这次亲人团聚，也被某些人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当时台北报纸上连日刊登对钱易的猜疑、指责，甚至还有人控告钱穆“知匪不报”。12月，钱易因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和早年曾加入共青团事，被指参与“叛乱”团体、涉嫌“叛乱案”，台湾“最高法院检察官”孙长勋为此还发出传票，要钱易依期到庭应讯。钱穆对此大惑不解，非常生气。他感叹地说: “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女儿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他们是不承认父女之间的亲情的。”最后，还是钱穆做出决定，让钱易在未接到传票前，提前两日乘飞机离台返回荷兰。

第二件事是“素书楼风波”。1967年，钱穆决定定居台湾，拟在台北外双溪择地建一新居。蒋介石闻之，特命阳明山管理处划一地依钱夫人设计的图样建造，建成后取名为“素书楼”。素书楼原本为一坟地，归属阳明山管理局，由当时的管理局长潘其武负责监工。因为素书楼经费有限，所以院内所见的一花、一草、一木，都是钱穆和夫人慢慢地栽植起来的，才形成了今天这样花木繁茂、绿荫参天的景观，钱穆晚年居台二十多年，在此著书立说、教授讲学，颇得自乐。1980年阳明山管理局撤销后，素书楼拨归台北市政府管理。1988年5月，台北市“议员”周伯伦、“立法委员”陈水扁指责素书楼“既无租约，又不付租”，是“非法占用公产”，要求收回。1990年5月，台湾政界再起争斗，台北市“议会”的一些“议员”抨击素书楼为“非法修建”，要“限期收回”。其实素书楼是由台湾“总统府”向台北市当局借用，并由“行政院”核可，租用实属合法。接租约规定，到1991年才期满，而且注明在期满后有权利可以续约再住下去，谈何“非法占用”?钱夫人也表示: “我们并非想永久住在这栋房子里，因为钱先生对这房子已有很深厚的情感，加上最近身体状况又不好，希望能够等他心情比较平衡了，再行搬迁。”

“素书楼风波”一直是钱穆去世前几年颇为烦心的事。钱穆所烦的并非房子一事，而是“非法占用”一说。他说: “平生严守隐居之素志，今不幸被卷入此是非之中，内心不胜感慨!余今年已95岁，实无精力与人争辩是非，生平唯服膺儒家所论士大夫出处进退辞受之道。”为了避免“享受特权”的误解，1990年6月1日，钱穆毅然搬出居住了二十多年之久的素书楼。台北市当局，以“非法占用公产”之名，逼迫钱穆搬出素书楼，此事发生在自称“复兴中华文化”之地的台湾，令人感慨;对于毕生贡献于中国文化事业、中外学人无论识与不识都衷心景仰的一代大学者，在晚年竟不让他有一个安居之所，未免太不人道。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对此事评价道: “民进党的攻击及‘总统府’的冷漠，都令人寒心。这是一个对知识与智慧冷漠与轻视的时空，文化如何有重建的可能?” 钱穆从中国文化大学退休以后，记忆力明显减退，身体大不如前。余英时在一篇回忆其师的文章中说: “最近十几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机会去台北一两次，多数是专程，但有时是路过。每次到台北，无论行程怎么匆促，钱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谒的。……但最近两三年来，我确实感到钱先生的精神一次比一次差。今年(1990年)7月初的一次，我已经不敢说他是否还认识我了。”据金耀基回忆，在钱穆从素书楼搬到市区杭州南路新居前不久，他去看他，“像往时一样，他坐在素书楼客厅同一位置，同一张红木椅上，面容消瘦，但那天精神比一年前所见似要好些，只是绝少开口了。记得他要了支烟，静静地抽着，听到我与钱夫人提到熟悉的事，他安安地点头，偶尔还绽露一丝笑容。……近两三年来，钱先生的健康明显差了，记忆力也消退了，我已再也享受不到宾老昔日谈话之乐了。”许倬云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他每逢返台，必去素书楼向钱穆请安求教，“前年(1988年)去时，他还就孟子义利之辨，仔细譬解，去年(1989年)暑期再去，他体力不差，但已不能清楚辨认来客，灵光如思如现，不能长在”，并感叹地说道: “一位巨人正在隐入历史，一位历史学家自己将成为历史了。”

1990年8月30日上午9点15分，在“亚伯”台风的漫天风雨中，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无疾而终，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刻。一代大师谢世，隐入历史，享年96岁。

钱穆逝世的消息传来，士林震悼。台北《中央日报》、《联合报》在次日以“中华历史文化的守护者--敬悼史学家钱宾四先生”、“承传中华传统、创新中国文化--敬悼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为题对这位学人的学术贡献做了极高的评价。文称“史学家钱宾四(穆)先生，以高年久病，终致因心脏衰竭亡逝;士林痛失宗师，即使非其故旧或受业门人，凡关心中国文化之延续者，伤感之情，自不能免。宾四先生学术上的成就，在于其终身以传承我固有文化为己任，所著《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朱子新学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书，皆博大精深，贯彻今古”。并将钱穆誉为“现代中国学术界的中流砥柱”、“树立了当代儒家学者的典范”。

钱门弟子及港台学术界也纷纷发表文章，悼念这位国学大师。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教授沈清松撰文说，“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钱宾四先生离我们而去，使我们这些曾在成长过程中读过他的书，听过他讲演的人，骤然感到生命中一阵撕裂的伤痛。翻开大学时代读过的《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抚书思人，愈益感到今日逝去的，是一个不朽的生命”。许倬云在悼念文章中把钱穆誉为现代中国捍卫历史文化的学术巨人，他以感伤的笔调写道，“中国近百年来，国运与文化，都一蹶不振。然而，几千年的文化精神，终究孕育了几位为中国文化作后卫战的学术巨人，宾四先生是最后走的一位。据说天鹅垂死时，引吭唱出最美的歌声，中国文化在20世纪时，有钱宾四先生出现，但愿不是天鹅的歌声!但愿还有后来的人”。何修礼在《谁念斯人》一文中也说，“新近辞世的史学大家钱穆先生，他在史学上的成就是永久的。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代名震一时之士，在物换星移间大多数均将影貌音沉，而钱穆则将留存下去。我们也可预测，钱氏之后，不容易有人超越他，这并不是说后人的才智有所不逮，而是说，所有的可耕之地、可伐之林，皆已有了钱氏的斧痕犁印，你要想再创新见，几无可能。总之，后人很难走出钱穆的领地”。

9月26日，在台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殡葬之日，仪式隆重，表达了人们对一代国学大师的敬意。9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教育文化会、新亚书院校友会等在马料水中文大学校园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天下文章人间硕老，德言教行鲁殿楷模。”“学究天人，众口共推今祭酒;光辉史册，千秋同记古韩欧。”“奋斗忆当年，创校藏书，赤手空拳成大业;悲伤同此，铸金绣像，苦心孤诣为同群。”“天地鸿蒙，两手空空，肩道以立新亚，三千里地孤岛;海空寥寥，九畴寂寂，为师而宗孔子，五百年后-人。”像这样的挽联触目皆是，表达了人们对钱穆的敬仰和追悼之情。

“一代儒宗八方共仰，两岸学子四海同悲。”钱穆逝世的消息传到大陆，他过去的同事、朋友，如冯友兰、贺麟、缪钺，学生如钱临照、邓广铭、胡厚宣、杨向奎、何兹全、张政烺、纽经义、郦家驹、钱树棠、吴沛澜、洪庭彦、戴执礼等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华孔子学会、无锡台胞联谊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等纷纷发去唁电，表达悼念之情。钱穆任教鸿模小学时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临照发去唁电: “鸿模启蒙，师范长存，乡谊同宗，情切邻里。创新亚，育新人，讲学素书楼，弟子遍海内外。道德江江秋阳，文章金石照人。敬献心香一瓣，志我哀思。”清华大学刘桂生教授所送挽联云:

由诸子，入经学，转史学，据理学，兼文学。子学达，经学明，史学信，理学诚，文学雅。心物两得，精博一是，代不数人。

爱民族，及文化，望复兴，求统一，盼富强。思虑深，大义明，乡情重，识见卓，忧心切。知行一贵，阴阳两济，世多后生。

这副挽联把钱穆一生学术的转变及其爱国家、爱民族，盼望两岸统一的挚情表露无遗。

1949年，钱穆只身离开大陆，寄居港台，从此对故土的无尽思念就不断萦绕着他的后半生。1981年，钱穆与长侄钱伟长在香港相见，侄子劝他回家乡看看。钱穆也曾在生前立下誓言，如果活着时不能回去，死后也要归葬故里。所以钱穆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里，时刻等待着魂归故里的那一天。

钱穆要归葬故里的遗愿，经过新闻媒体的传播，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落叶要归根，大地敞开了胸怀。钱穆祖籍无锡，又曾在太湖之滨的江南大学任教;钱穆在苏州生活了多年，他的名著《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史记地名考》皆在苏州古城写成。所以，苏州、无锡两地都盼望这位学术大师的魂兮归来。

由于海天相隔，钱穆在大陆的子女在父亲身边的日子不多，一直以未能尽到孝道为憾。为了实现父亲生前的遗愿，他们决定帮助在台湾的继母在太湖之滨寻找一块墓地，作为父亲最后的归宿之地。

1990年11月27日，钱夫人在大陆子女及长侄钱伟长的陪同下来到无锡的马山区。马山区是太湖中的一个岛屿，有长堤与陆地相通，岛上风景秀丽，当地领导自豪地称“太湖的风光无锡的好，无锡的太湖马山的好”。马山岛有一个被称作“龙头渚”的地方，四周环境清幽，眺望太湖，但见碧波万顷，一望无际，水天一色，有极目千里之畅，是归葬的好地方。但钱夫人对子女说，这里虽好，却富有帝王气度，你们的父亲只是一个清寒的读书人，不宜归葬于此。

离开马山的第二天，钱夫人一行来到鸿山。鸿山距鸿声里不远，钱穆的老家七房桥就在鸿声里附近，可以说到鸿山就等于到了老家。鸿山山高十余丈，满山青松翠柏，紫竹红梅，景色宜人。山上有泰伯墓、梁鸿和孟光墓，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钱穆幼年多次到此山拜祭先贤，他在晚年回忆中说，“我家乡三四华里内，有一鸿山，亦名皇山。相传西周吴泰伯，逃避来此，即葬此山。东汉梁鸿孟光，亦隐居在此。每逢清明，乡人来此瞻拜祭奠者麇集。我幼年即常游此山。稍后读书愈多，于吴泰伯梁鸿，仰慕备至”，可见，钱穆对鸿山这一片故土是怀有深厚感情的。钱穆的子女也认为这里不错，但钱夫人则说，鸿山再好，这里却有古迹，你父亲一个读书人怎么可以去占一席之地?

接着，他们来到了东山。东山是个半岛，在苏州吴县洞庭山东，周围五十余里，相传吴国伍子胥曾迎母居于此，名“胥母山”;又传隋朝将军莫厘曾居于此，又名“莫里山”。这里交通便捷，有公路直通苏州，且风光秀美，物产丰富，还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当地的行政领导称此地有一片果园的土地可以提供方便，果园原有办公用房，水、电、路都是现成的。园内环境优美，春天万紫千红，秋天硕果累累，唯一遗憾的是离湖远了些。钱夫人听后却说，即便是能见到湖也不能要，因为这里是公家的地，我们去用不合适。

11月24日，钱夫人一行来到西山。西山在吴县西南太湖中，是太湖中最大的岛山，这里有被道教誉为“天下第九洞天”的林屋洞和明月湾、毛公坛、包山寺、石湖诸名胜。唐人皮日休诗云: “晓景澹无际，孤舟恣回环。试问最幽处，号为明月湾。”相传太湖旧有72峰，唯洞庭西山“称雄其间”。西山有41座起伏连绵的山峰，海拔330多米的主峰缥缈峰高耸中央，风景奇秀。宋人范成大诗云: “满载清闲一棹孤，长风相传入仙都。莫愁怀抱无消豁，缥缈峰头望太湖。”钱夫人来到西山后，很快就选中了俞家渡的那块石坡地，石坡面向东南，站到坡上，只见满坡的翠绿一直流向太湖边，农田掩映在茂密的桔树、银杏、枇杷、杨梅等果树丛中，湖中有小岛两三座点缀其间，近山青翠，远山如烟，间或有驶过的小船划破宁静的湖面，更增湖光景色。此地此景，与钱穆夫妇在香港沙田的旧居所见颇有相似之处，这怎不令钱夫人喜出望外。

“太湖三万六千顷，一日相思十二时。”当年钱穆夫妇居沙田和风台五号八年，伉俪情浓，在楼廊中观海赏月时，曾多次谈到过那烟波浩渺的太湖，谈起有朝一日能在太湖边建一小屋，安度晚年。所以，当钱夫人站在半山腰这块石坡地上，不到三分钟就选中了这块地方。

1992年1月7日，钱夫人在钱穆居台时期的学生辛意云、钱穆生前的秘书邵世光的陪同下护送丈夫的灵骨，由台北经香港飞上海，直达苏州。次日，在灵岩山寺做了一天安魂法会，当晚灵骨到西山入室。9日上午11时，葬礼正式开始。墓中的随葬品是一包书，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论语新解》、《新亚遗铎》等。钱穆一生以读书、教书、著书为正业，他写的这些书，陪伴着他，一同长眠于地下。

钱穆一生为学朴质，是笃实型学者的典型，而他墓碑的质朴也如同他的笃实为学一样显得那么朴实无华，简洁方正的墓碑正中仅刻有“无锡七房桥钱穆先生之墓”11个大字。钱穆的墓地很是简单，几级台阶，一圈围栏，前置条案，旁种松柏，如是而已。行人走过只会匆匆看上一眼，谁又会想到墓中的这位老人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如此辉煌的篇章呢。

钱穆的墓地背山临湖，面向东南，从山中放眼远眺，太湖之水静静地从山脚涌过，泛起微波，湖光山色，相映成趣。钱穆临终前对中国文化的精髓“天人合一观”有了全新的体悟，此时的他静卧在湖天之间，眼观群山，耳听水声，和他最后所悟的中国文化的天人关系真正相拥为一了。伫立在大师的墓前，人们的脑中也许会情不自禁的涌出这么几句话来: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