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益荣

  初看《关中与〈西游记〉的不解之缘》(《西安晚报》2011年7月3日“文化纵横”版)一文题目，吾甚为兴奋。作为关中学人特别希望此论成立，以“证明着关中在沦为‘文化边缘’后依然有着强大的文化原始力”(此为胡先生文章之结语。其实，《西游记》与关中有无缘由，都不会影响关中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的文化原始力)。然而，读完文章，实难苟同其观点，而且觉得非常有商榷之必要。

  《西游记》作者“丘处机说”的由来

  此文的观点是“《西游记》是全真教徒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领衔创作推出的，与吴承恩无关”。这一观点，其实是关于《西游记》作者问题其中一说。由于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最早的版本为金陵世德堂本(明万历二十年，1592)，署“华阳洞天主人校”，首有陈元之序，这便给《西游记》作者是谁留下空间。直到清初道士汪象旭刻《西游证道书》时，书前有汪氏自己写的《丘长春真君传》，列述丘处机生平后说“有《磻溪鸣道集》《西游记》行于世”，直接把《西游记》归于丘处机所作，而且还刊有元人虞集的《西游记序》，此序实际用意是借虞集之名以加强丘处机是《西游记》作者的权威性。这种说法并不是汪氏的发明，始作俑者是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他在《辍耕录·丘真人》中说“以上见《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风云庆会录》《七真年谱》等书”，将《西游记》就归于丘处机名下。显然，汪氏之论来源于此。随后，清代很多学者都持此说，如陈士斌《西游真诠》、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刘一明的《西游原旨》、张含章的《通易西游正旨》等，《西游记》作者是丘处机遂成为清时的主流说法。

  不过，此说在清代便有人提出怀疑。钱大昕在《跋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说:“《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抄得之。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丘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钱大昕乃清代著名经学大师(经学大家段玉裁、王引之等公推钱为“一代儒宗”)，他经过认真考证，尤其是在《道藏》中查出《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原作并抄之，从而澄清了其作者非丘处机，而是他的弟子李志常，其内容也与唐僧取经故事无关。之后，纪昀也发现丘处机作《西游记》之说不可信，认为《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后来，焦循、王培荀等清代学者进而论之，尤其是鲁迅、胡适先生的考证是很有道理的，故使丘处机说基本寿终正寝。

  既然丘处机不是《西游记》作者，有关《西游记》和全真弟子有关的提法就有无本之木之嫌了。此点杨俊在《丘处机麾下全真道士不是〈西游记〉的最早作者》(《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中论述甚详，故不赘述。

  “吴承恩说”的形成过程

  提出《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的首先是清代学者吴玉搢，随后阮葵生、丁晏响应。吴玉搢在《山阳志遗》中介绍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吾淮才士”，“天启旧志列先生为近代文苑之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国初丘长春真人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鲁迅先生在《小说旧闻钞》引此文并作如下按语:“此与李志常所记之《长春真人西游记》，自是二书，吴盖未见李志常记，故有此说，芥子园刻本《西游记》小说，辄从虞集《道圆集》取《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世人遂愈不能辨矣。”

  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说:“金漳山先生令山阳，修邑志，以吴射阳撰《西游记》事，欲入志;余谓此事真伪不值一辨也。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亦未之有闻。世乃称为证道之书，批评穿凿，谓吻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道园一序，而尊为长春真人秘本，亦作伪可嗤者矣。按明《郡志》谓出自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时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己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衍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

  丁晏在《石亭记事续编》中也说:“钱氏谓‘明人作’甚是……及考吾郡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吴承恩下有《西游记》一种……旧志文苑传称:‘承恩性慧而多敏，博极群书，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西游记》即其一也。’今记中多吾乡方言，足证其为淮人作。”

  根据如上材料及天启《淮安府志》，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肯定了“吴承恩说”，“《西游记》世人多以为是元朝的道士丘长春做的，其实不然。丘长春自己另有《西游记》三卷，是纪行，今尚存《道藏》中:惟因书名一样，人们遂误以为是一种。加以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所作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使人更信这《西游记》是丘长春所做的了。--实则作这《西游记》者，乃是江苏山阳人吴承恩。”胡适先生在《西游记考证》中也持此观点。经过两位大师的肯定，“吴承恩说”在20世纪基本成为定论。

  “吴承恩说”的合理性

  其实，在上世纪，时不时也有人对“吴承恩说”发出质疑，提出新说。代表性的有俞平伯的《驳〈跋销释真空宝卷〉》、(日)太田辰夫的《西游记杂考》、章培恒的《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之后，对《西游记》作者的考证引起诸多人的兴趣，其中有黄永年、徐朔方、刘勇强、张锦池、沈承庆、李安刚等，提出的观点不下六种:李春芳说、陈元之说、全真道士说、鲁王朱观火定说、周王朱睦木挚说、樊山王府诸人说等。这些说法，多属推测，均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故在目前没有确凿新材料佐证的情况下，可以说“吴承恩说”还是最为可靠、最为科学的。尽管此说也存在着如《淮安府志》中提到的“《西游记》不一定是现流传的这部小说《西游记》，或许是另部书，因为清初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将其列入舆地类(即地理类)，而此书很可能不是小说”等等疑点，但参考《西游记》内容，考察吴承恩生平，我认为，还是吴承恩最具条件来完成这部世代累积型小说的加工、整理和写作工作。

  吴承恩虽“髫龄即以文鸣于淮”，却“屡困场屋”，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才补岁贡生，至六十多岁，因家贫母老，曾出任八品长兴县丞两年，为征粮事得罪长兴大豪，被诬为贪赃，“耻折腰，遂拂袖而归”。后又补为“荆府纪善”(八品)，再后归居乡里，贫老而终。坎坷之人生使之对现实有深刻认识，丰富之宗教知识，使之对人生有哲理之观照，这些都与《西游记》所表现的文化精神相契合。其次，好读奇书，使之对艺术有独特追求。吴承恩在《禹鼎记序》中说:“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探野史稗言……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第三，谐谑乐观的性格形成其幽默诙谐的创作风格。《淮安府志》说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风，复善谐谑”。正是吴承恩如是的生活阅历与艺术个性使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充满着幽默诙谐的艺术特质，作为我国神魔小说的代表作，《西游记》有可能出自他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