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论》和马克思哲学的相互阐释中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是近年来国内理论界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梳理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过程，可以发现，马克思所倡导的共产主义隐性地贯穿其思想发展的始终，并在《资本论》中得以全面体现，即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探索实现共产主义以及人类解放的真实道路。

共产主义潜在于马克思对

物质利益问题的关注中

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后果逐步显现，资本主义工业和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胜利在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同时，也带来了大多数人的“普遍贫困”和“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普遍对抗”。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就已经注意到，“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德国，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少数人的“财富过剩”，另一方面是大多数人的悲惨处境，“无产者”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境域下，马克思探讨了林木盗窃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状况等“经济问题”，根据恩格斯后来的回忆，他“曾不止一次地听马克思说过，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法兰西思潮)作为一股具有社会影响的理论思潮已经成为“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但是，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很多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者都对共产主义缺乏基本的了解，只是把共产主义和无神论作为“点缀”，因而使共产主义逐渐沦为“非现实”的理论。在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战中，马克思明确批评了这种“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但是对于圣西门等人的思想则“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这也在事实上为后来马克思和卢格的思想分裂埋下了伏笔。可见，正是贫困问题引发的“物质利益难事”和对于德国正在发生的“法兰西思潮”的无力回应，这样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刺激所形成的问题构成了马克思“苦恼的疑问”。为了解决这一疑问，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并得出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而“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就是市民社会，“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在这里，马克思发现:法国共产主义思潮由于“缺乏对私有财产的社会经济分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无法达到“原则高度”。基于此，马克思进一步追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这在事实上构成了马克思终其一生的努力方向。因此，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不是作为政治理想的一部分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列，而是一开始就深深地嵌入了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活动之中，构成了后者尤其是《资本论》的共产主义语境。

《资本论》的共产主义探索

《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和交换形式的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而在马克思的时代，庸俗经济学只是把资本家有关“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以“系统化”“学究气”的形式“宣布为永恒的真理”。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但是，其自身的阶级局限和知性思维方法使之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表面上看，《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无二致，马克思自己也承认“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然而，在考察方法上，马克思已经从根本上超出了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范畴，把研究对象从“可以计量的”“物的事实”转向了具有无限丰富的感性体验的“人的事实”，即包含人的全部生存体验在内的感性活动。

基于此，马克思考察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全部关系”，并“根据以无可怀疑的专门知识所作的显然认真的研究”得出结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要被消灭”。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掩盖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物和物的关系”下的“人和人的关系”。不仅如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学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可见，《资本论》的写作目的就在于“对迄今存在过的全部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总结自己多年研究的结果，并以此为社会主义事业奠定直到现在为止无论傅立叶还是蒲鲁东，也无论拉萨尔，都不能为它奠定的科学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只是《资本论》的表象，着眼于人类解放的政治哲学才是根本。马克思正是通过《资本论》向我们揭示出了一条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正如有学者所言，“《资本论》是关于‘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理论巨著。马克思主义的争取人类解放的价值思想和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集中地体现在《资本论》中”。

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使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新形态成为可能，这是存在于《资本论》中的隐性逻辑。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已经宣告了这一“现实”:“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这一“逻辑”是通过对资本运动规律的必然趋势的揭示内在地开显出来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自身包含的内在矛盾使其必然是一个自否定的存在，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是“一个自身崩溃的直接现实性”，在其中，“这些直接的情况自身瓦解为形成他物的条件，但同时又被保持其为较高实质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存在的，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异化不同，共产主义在人的历史活动中实现了理想与现实、哲学与生活的和解，即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与生产实践能力的和解，这实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既是对资本运动规律尤其是其必然被消灭的规律的揭示，也是作为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共产主义道路的开启，二者是同一个过程，这就是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所说的 “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

可见，在《资本论》中存在着相互交织的两条逻辑:一条是以商品、货币、资本等“物”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资本运动规律的显性逻辑;另一条是内蕴在资本运动这一显性逻辑之下的解放的逻辑(隐性逻辑)，即共产主义道路的开显。由此，作为“工人阶级圣经”的《资本论》，其所作的结论不仅“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而且越来越成为各地工人阶级“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

《资本论》与“有原则高度的实践”

作为“隐性的逻辑”，这里的“共产主义”当然包含逻辑的现实性，正如黑格尔说的那样，“现实性仅仅属于那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然而，揭示共产主义的逻辑现实性并非马克思的最终目的，他要做的是进一步寻求通达直接现实的道路。这意味着:仅仅从商品出发去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和其背后的形而上学根基是不够的，还要深入挖掘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现实根源。

首先，马克思深入讨论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合法性得以持续的政治历史前提，即批判现代社会的“政治现实本身”，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后的权力运行机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就意识到“劳动”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结合在一起，即“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因此，对“异化劳动”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异化现象的分析就要深入到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之中，在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还要展开“对法的批判”和“肉搏的批判”，把理论的批判和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这也是马克思发现并不断强化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意识、寻找革命主体(无产阶级)并使之成为一种具有现实性的、颠覆性的物质力量的主要原因，也是阶级斗争本身的意义所在。因为作为马克思所说的“肉搏的批判”，阶级斗争才是真正有可能直接瓦解资本背后的权力机制，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资本论》第三卷以“阶级斗争”收尾本身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其次，马克思在晚年没有继续《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的修改和定稿工作，而是把自己的研究视野拓展至西欧以外的俄国和美国。随着理论视野的开拓，马克思发现，英国以外的很多国家在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存在例外的情况，而且15世纪以前的资本原始积累也“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有着背后复杂的政治和宗教因素。因此，马克思的研究领域也大大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转向对政治、宗教、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的关注，力图在更加广阔的视域中去追溯整个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即“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就只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它只是提供了破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即“资本的逻辑学”。而透过“资本的逻辑学”去深切把握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破解之道则是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完成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在当代人类文明进程中去重新阐释《资本论》的理论内涵，就要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唯资本逻辑论，在“经济-政治-宗教-历史”的多维结构中去重构“大写的资本论”，这才应该是当代《资本论》研究的重大历史任务。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