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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人士》黄维:从国民党战犯到政协文史专员 (6)--党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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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人士黄维:从国民党战犯到政协文史专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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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梁漱溟,固执的黄维一言不发,个别谈时,他沉重而缓慢地开讲

黄维将军的秉性是有固执的一面。固执并非好品性,但表现在他身上,固执的另一面则透露正直、刚毅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沉默寡言,知道言多必失的古训,也知道言者常常有“罪”的现状。但在他身上,最可贵的不在话多话少,也不在讲的是错是对,而在于直言,讲真话,不轻易苟同别人,随大流。作为军人,他的这一个性却是与学者型的梁漱溟相通的,他们也因此有着共同的给人印象颇深的性格特征--固执。

黄维与梁漱溟彼此结识,是在1978年2月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召开之时。在这次会议上他俩才同为全国政协常委,而且被编入同一个小组--政协直属组。

1978年2月,梁漱溟在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小组会上,又作了一番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人治法治”的发言,矛头直指毛泽东主席,说他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呼吁必须彻底否定“文革”,这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当时,再一次遭到批判是势所必然的。

对梁长达数月之久的批判,黄维是从头至尾都参加了,但他始终极少发言,特别是对梁漱溟的言论,一次也没有正面触及。组长动员他,他还是那几句老话:“‘文革’十年,我在狱中八年,不了解外情,无资格横加评论。”他还补充说:“至于梁漱溟先生的言论,我作为一个学识浅薄的军人,听起来高深莫测,这批判又如何能批到点子上?希望各位组长容我旁听受教育。”

黄维的这种态度,在学习组二十多人的成员中,属极少数。组里的绝大多数人,对梁的种种言论,反对也罢,赞同也罢,最低限度也得讲几句表态的话--即便是违心之言,也得过这一关。

物以稀为贵。黄维就是黄维。他的保留态度引起高层人物的注意,他们指示可以个别找他谈谈,要耐心做工作,解除他思想顾虑,让他说心里话,以真正了解到他的思想认识和真实态度。谁去做这项工作呢?有关领导挑来选去,找到了笔者头上,理由是:你不是官,作为小组秘书,与全组人朝夕相处,再加上与黄维还算谈得来,不妨试试。我没有推辞,因为这类工作在我近20年的工作经历中已是家常便饭,我的责任是如实谈,如实反映,决不添油加醋,甚至极少作分析。

1978年4月间的一天,我和黄维开始了一个小时的令人难忘的对谈。我开门见山地说:

“黄老,全组都在批判梁漱溟,您至今一言不发,组长(请注意,组长也是政协常委或委员,并非是这场批判的真正决策者和领导者--笔者注)让我找您聊聊,您是否顾虑在会上谈不方便,希望您能在会下发表高见,有什么谈什么,由我负责转告组长。”

黄维淡然一笑,沉默了一会儿却反问我:“你也从来未在会上说一句话,你对梁漱溟先生的言论有何高见?你学习得比我好,能不能先说给我听听,开开窍?”

我颇感意外,但立刻回答说:

“您也知道,我是工作人员,小组秘书,是为委员们服务的。在学习会上,我的任务是记录,没有发言权,因此一言不发。至于对梁漱溟的言论有何看法,因为梁的言论是在政协会议上讲的,有权发言作评价的仍限于政协委员,现在是在学习小组,就限于参加这个小组的政协委员。我们机关干部没有开会讨论、批判,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任务。当然,对梁这个人,大家是有看法的,他的顽固是上了经典著作的,作为党和国家的干部,是不可能会对他作出好的评价的--我当然也不例外。现在我的任务是受组长的委托,请您在会下发表高见,我负责向组长汇报,我可以保证如实反映,一字不差。”

黄维沉思了好一会儿,才慢悠悠地说:“你给我出了难题。我要是不说,你完不成任务,好像我也过不了这一关--会上不说,会下也得说,总之不表态不行,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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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编:张湘忆(实习)、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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