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应增
摘要:《寒夜》写作时，对死亡挥之不去的“创伤性记忆”，是巴金创作的根本心理动因，巴金在对死亡的叙述中建构了一个他自己的意义世界。由于创作时主体心理和精神的多重介入和交织，在创作中巴金宣泄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种种的隐秘心理，达到了对疾病、死亡和婚姻家庭的担心的疏解，并以写作摆脱对死去的亲友的负疚感。《寒夜》的写作是对五四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一次精神祭奠，巴金在写作中完成了救人、救世和自救。
关键词:死亡;创伤性记忆;主体心理;建构;生存困境;救赎
巴金在《谈〈寒夜〉》(1961)中提到了自己的创作动机:“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a”。确实，在《寒夜》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巴金面对黑暗、不公平社会制度的一贯愤激之情。在很多研究中，我们也习惯把《寒夜》看作是一部通过小人物的悲剧，向黑暗社会进行诅咒和血泪控诉的现实主义力作。作为巴金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对《寒夜》仅作社会政治的读解会对小说的丰富性和深刻性造成某种遮蔽。如果我们对巴金解放前(1948)、 文革前(1961)、文革后(1980)对《寒夜》的各种表述加以综合研判的话，我们会发现，《寒夜》绝不仅仅是一部“书愤”之作，事实上，巴金写作《寒 夜》时的心理状态，远比这复杂得多。在本文中，我们将试图探讨巴金对“死 亡”的记忆和体验如何激起了他创作《寒夜》的心理冲动，作者对死亡的叙述如何建构了《寒夜》丰富的文本意蕴，人到中年的巴金对社会、家庭、婚姻、两性关系等的复杂而隐秘的心理体验对《寒夜》的文本写作带来怎样的影响，从而倾听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作者的声音，深入理解《寒夜》作品的艺术魅力。 巴金不是那种以理性精神见长的作家，在巴金早期小说的文字间，读者们感受到的，往往是扑面而来的“激情”。巴金属于那种以感受性见长的作家，巴金创作中很少出现有拟定一个创作的提纲或计划之类，再按部就班进行写作的情况。《寒夜》写作时就是如此:“我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也不曾花费时间去想怎样往下写a”——这就使巴金的创作有了多种走向的可能。在具体的小说创作中，巴金总是被某种情绪记忆唤醒，这种情绪记忆让巴金处在某种持续而强烈的心理状态中，这些记忆中的人或事的碎片啮咬着他的心灵，折磨着他的神经，逼着他不吐不快。巴金创作处女作《灭亡》，最初只写了几个片断就搁笔了，至于要写些什么，巴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后来， 为了用小说的形式形象地向大哥表明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和选择，他把几个片断连缀起来，就成了《灭亡》b;《家》也是写了一部分之后就搁笔，而大哥的死触动了他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大家庭的种种记忆，于是《家》成了控诉封建专制和大家庭罪恶的作品c。《寒夜》仍然是这种情绪记忆的产物。
《寒夜》写作时，对死亡挥之不去的“创伤性记忆”，使巴金被一种孤独、绝望、虚无、矛盾的心境所包裹，而对这种心境的叙述与自我排遣，是推动他创作《寒夜》的根本心理动因。
《寒夜》写的是“一九四四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一个重庆小职员的生活”，作者于一九四四年初冬开始写《寒夜》，可以说，写作的时间与 小说中人物开始活动的时间几乎完全同步，巴金既在现实中生活，也生活在他的作品中——“我说我写作如同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寒夜》的写作中，巴金进入了“我好像活在我自己的小说中”的理想写作状态:巴金用写作与生活对话、与现实 对话，可以说《寒夜》最初的写作有即时性和当下性的特点。那么是什么让巴金产生一种非写不可的冲动呢?巴金在1948年1月为《寒夜》写的《后记》，1961年写的《谈〈寒夜〉》以及1980年写的《关于〈寒夜〉》中，一再提及朋友和亲人的死，可见对死亡的痛苦记忆带给他怎样的影响!而激发巴金写《寒夜》最初的心理动因就是几个人的死:“第一位是我的老友范兄”，“第 二位是另一个老友彦兄”，“第三位是我一个表弟”。巴金1925年曾患过肺结核病，巴金虽是一个乐观的人，但在内心深处，结核病的阴影却一直挥之不去，“写《寒夜》的时候我经常想……万一原来患过的肺病复发，我一定会落到汪文宣的下场。”而这三个人都是患结核病死的，与巴金非亲即友，“我想摆脱这三张受苦人的脸，他们的故事不断地折磨我。”可以说， 正是三个亲友的死，唤起了巴金对死亡的“创伤性记忆”，成了他创作《寒夜》的最初情绪触发点。
作家在童年和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亲人死亡、被遗弃、苦难的童年等，会对作家的人格和心理带来巨大的影响，沉淀到作家记忆的深处，成为作家的“创伤性记忆”。这些“创伤性记忆”会以或隐或显的形式进入到作家的创作中去。巴金10岁丧母，13岁丧父，11岁目睹二姊的亡故，27岁接到大哥自杀的噩耗，41岁又在上海的医院送走了感情甚笃的三哥……自童年开始，巴金目睹了太多的死亡:女仆、朋友、亲人……巴金自己也曾患结核病，与死神擦肩而过。在《寒夜》写作前后，亲友接二连三的死讯更是对他沉重的打击——据巴金自述，从1938年到1945年这8年中，巴金失去了8位亲友，其中6人死于肺病a。死亡，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魔影，黑沉沉地压抑着巴金的心灵，成为他记忆深处最不容易抹去的一部分。在巴金的小说世界里，死亡一直是指涉的话题之一。他的处女作《灭亡》中的杜大心死于军阀之手，《家》中梅、瑞珏和鸣凤，死于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威权之下，《憩园》中的杨老三和小虎……在巴金提笔续写《寒夜》主体部分时，正是对死亡的“创伤性记忆”，促使他进入一种欲罢不能的写作状态: “后来我在上海续写小说，一拿起笔我也会进入《寒夜》的世界里，我生活在回忆里，仿佛在挖自己的心”“我钻进了小说里面生活下去，死去的亲 人交替地来找我，我和他们混和在一起。”
从实际的创作看，《寒夜》只写了最初的几页就搁笔了，小说只写了躲警报的见闻和这个小家庭的矛盾纠纷(汪母与树生的争吵和曾树生的出走)。 但是，要写一个结核病患者的死亡故事，这是小说一开始就规定了的——在小说结尾，主人公汪文宣果然因结核病不治而死。但究竟要怎样讲述这个故事，巴金自己还处于混沌状况，所以巴金自己回忆《寒夜》创作时说:“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过是一个贫苦的患肺结核的知识分子。a”至于写一个小家庭的矛盾纠葛，也与巴金所擅长的写作模式有关——每一个作家都有其擅长的习惯的写作模式，巴金熟悉和擅长的就是写家庭，写家庭内部的矛盾纠葛，巴金为人称道的作品，如“激流三部曲”、《憩园》和《寒夜》，叙写的都是“家”的故事——只不过在“激流三部曲”里，他取的是家族叙事的宏大角度，写的是封建大家庭崩溃的故事，《憩园》 写的是大家庭崩溃后两个家庭的故事，《寒夜》则直接进入家庭生活叙事，写一个四口之家的小家庭中的平凡的人事的悲剧。所以《寒夜》最初的创作是情绪触动的产物，而把一个肺结核患者的故事放到家庭冲突的模式中去讲述，也符合巴金习惯的写作路数。
问题是，同样是讲述死亡，但“死亡”这一能指在巴金不同时期的作品中的所指却并不相同。“死亡”一词在巴金的文字王国里成为一个“能产性” 词汇，成为一个具有巨大象征力量的文学符号，他的作品在对死亡的不断叙述中建构了一个属他的意义世界。
在巴金早期小说的革命叙事中，写到了很多革命者的死亡:杜大心(《灭 亡》)、李冷(《新生》)、敏(《电》)……这时巴金对革命者死亡叙述的痴情与迷恋，与巴金的无政府信仰有关。巴金在少年时代即受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和廖抗夫的《夜未央》的震撼，信仰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且这一信仰成为他一生的价值坚守。30 年代巴金曾在泉州参加过他的无政府主义者朋友的活动，他为朋友们从事的事业而激动。巴金一直为自己不能参加无政府主义的具体实践而难以释怀，他只好在写作中来宣传和践行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信仰，所以，在巴金早期的革命者的死亡叙述中，这些革命者们带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色彩，真诚而带病态:他们愤世嫉俗、孤独自苦;他们忠于自己的理想，虔诚工作，不乏献身的激情和坦然赴死的殉道精神;他们带着“予同汝偕亡”的决绝态度对抗旧制度。在《灭亡》中，杜大心不惜以近乎自杀的方式殉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在巴金早期的革命叙事中“死 亡”具有宗教般的献身与救赎的意味:革命者在死亡中献身理想，救赎大众，对抗“恶”的制度，也在死亡中完成对令人憎厌的社会和人生的美丽祭奠。到了“激流三部曲”时代，巴金由革命叙事转向了家族叙事，由反抗社会转向了反抗封建大家庭，但这并不意味着巴金表意策略的转变，巴金写高家这个大家族的腐朽和没落的必然性，仍然是他念念不忘的对旧制度的控诉a。那个“幽灵”——无政府主义的“幽灵”在他的作品中并没有死去——对抗一切政府和制度形式一直是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准则，只不过巴金早期的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文本中硬性“介入”的痕迹，被更加成熟的写作技巧所掩盖而已!在《家》、《春》、《秋》里，巴金再次叙写了太多的死亡: 高老太爷、梅、瑞珏、鸣凤、蕙……，在巴金的文字组合与拼接中，由于巴金对这些死亡的审美的和象征性的叙述，“死亡”的意义无疑是穿透性的，青春的、美丽的、鲜活的生命的消亡，是对封建旧制度旧道德合理性存在的巨大怀疑与解构，而高老太爷的死更像是旧制度必然灭亡的乐观的象征性预言。
我们回到《寒夜》。当抗战胜利了，灾难的压倒一切的民族存亡的巨石突然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搬离，原先被这淹没一切的救亡的时代主题所遮蔽了的东西，却突然又还原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民族存亡的焦虑不存在了，个体存在的真实本相却冷硬而直接地呈现在每一个人面前。在《寒夜》里，巴金写的是小人小事:躲警报、吵架、和好、出走、米价的飞涨、疾病、死亡……是凡俗人生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事。巴金是不幸的，他生活在多灾多难的40年代，巴金又是幸运的，国家的苦难、时代的苦难、民族的苦难、个人的苦难，从来没有这样多地交织在他的意识之海里。“死亡”的记忆是痛苦的，“死亡”的记忆又是一座可以不断探索深掘的写作之矿。
《寒夜》中写到了几个知识分子的死亡:主人公汪文宣、汪文宣的同事钟老(钟又安)、汪文宣的朋友唐柏青。在这些人物身上无疑有巴金死去的朋友的影子，死去的亲人的影子，甚至有他自己的影子。一个公认的事实是， 汪文宣忠厚怯懦的“老好人”性格和处事的矛盾犹豫就与《家》中的高觉新相类——高觉新是巴金以他的大哥为原型塑造的，巴金认为自己身上也有高觉新的影子，他在1980年写的《关于〈激流〉》中就说:“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巴金的三哥和几个朋友是死于结核病的，巴金自己也患过结核病。在《寒夜》中，钟老死于霍乱、汪文宣死于结核病。巴金目睹过朋友的病状，料理过三哥的后事，参加过朋友的葬礼，他在《关于〈寒夜〉》(1980)中也说“写《寒 夜》的时候我经常想……万一原来患过的肺病复发，我一定会落到汪文宣的下场。”在巴金生活的1940年代，结核病就像今天的癌症和艾滋病一样是不治之症，得了结核病无异于拿到了死亡通知书。巴金是一个感受性很 强的人，对疾病的体验和对于死亡的无措和无助感，不会不影响到他的创作。 在《寒夜》里，巴金对结核病患者汪文宣的心理、生理和濒死时徒劳的挣扎， 无疑是生动传神的。但在《寒夜》的疾病描写和死亡叙述中，疾病的隐喻意义和死亡的象征含义，却远较疾病和死亡本身丰富得多。
巴金看到了什么?在《寒夜》里，当汪文宣用嘶哑的喉咙喊出“我要活” 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在死的必然面前人的一切挣扎和反抗的徒劳。如果说死亡是人生价值的归零，是对此在的否定，是空无和虚有的话。那么，《寒夜》 的生存世界，却同样没有多大意义。在小说里，我们看到的人生是凡俗的、卑微的、矛盾的、痛苦的、无助的、无聊的、寂寞的人生:汪文宣明知自己患的是结核病，因无力医治而讳病忌医，只能在小酒馆里麻醉自己;汪母明知道要靠曾树生的薪金维持一家人的生存，却一遍又一遍地咒骂儿媳，间接制造了儿子的死亡;曾树生爱着汪文宣，却在他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远去兰州……家庭生活里缺乏关爱和温暖，只有贫穷、寒冷、烦闷、担忧、无休止的争吵和相互折磨。社会生活里同样如此。汪文宣拖着病体到公司上班，得到的却是同事的冷眼和厌弃的表情，干的工作却是校对“似通非通”的歌功颂德的文章，最后得到的是被扫地出门的下场，只能在家里静候死神的来临。——“知死方能知生”，在这里，巴金以形象的力量赋以了死亡以深刻的悲剧意义，以此来揭示知识分子的生存本相:渴望“生”却无法“生”，害怕“死” 却只能选择“死”。在小说里，汪文宣和曾树生受过大学教育，有过办乡村教育的理想，可在现实的磨刀面前，理想却渐行渐远，启蒙大众的“精英”意识让位于“凡俗”的现实生存，曾树生只能在银行里做“花瓶”，汪文宣只能在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公司里讨生活。在窘困的物质生活面前，在身体的疾病、随时逼近的战争和死亡的威胁面前，在强大的社会制度机构面前， 人是那么的渺小、无助与无力，没有安全感和安定感，随时处于朝不保夕的惶惑、恐惧和绝望之中。巴金说写《寒夜》是想为知识分子鸣冤叫屈，《寒 夜》写出了巴金对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体验式理解。
陈思和认为巴金的《寒夜》摆脱了巴金习惯的“原型”构思式的写作而呈现了某种“断裂性”，因此在巴金的一些列创作中显示出了独特性b。我 们认为，《寒夜》的“断裂性”和“独特性”，更多的是来自于巴金对小说人物的角色认同与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的灌注，来自于巴金对革命话语(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文本中的介入)的某种挣脱。从小说叙事技巧的纯熟和蕴含的丰富性来看，《寒夜》无疑是巴金最具才气的一部作品，也是巴金最“自我”的一部小说。由于巴金采用对话式的小说修辞策略，在《寒夜》里我们听到的是汪文宣、曾树生、汪母等作品中人物的“众声喧哗”——在小说里更多的是文本中人物自己的声音，其中大约五分之四写的是汪文宣。叙述者就是作品中的人物，作者在文本中近乎于隐退状态。这种作者近乎于不介入和纯客观的叙事姿态，恰恰体现了巴金对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与他者的冷静审视与客观解剖。
这里不能不说一说人到中年的巴金与巴金的中年写作。《寒夜》于1944年初冬开始动笔，这时巴金 40岁，刚与萧珊结婚不过半年。依据巴金的记述，《寒夜》的六分之五“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写成的a”，巴金1946年6月第二次回上海时《寒夜》已写好8章，1946年8月在《文艺复 兴》二卷一期连载b，也就是说，《寒夜》后二十二章和“尾声”都是完成 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这时的巴金42岁，结婚两年，自己的女儿刚刚出世不久。“四十而不惑”，人到中年的巴金走向了人生的成熟期，对世事有着更为透彻的洞察，对自我与他人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和判断，青春的激情代之于中年的冷静;为人夫与为人父的生活使他对家庭中的两性关系、婆媳关系、夫妻关系、母子关系等等有着更为深切与细腻的体验;中年也是一个易于走向危机的年龄，正因为对自我、他者和世界的清醒和洞察，容易走向悲观和虚无。就在写《憩园》的1944年，巴金借《憩园》中的作家黎德瑞表述了他对于写作和写作意义的怀疑:“我第一次看见我自己的无能与失败。我的半生、我的著作、我的计划全是浪费”，巴金也毫不隐讳——“我 便觉得‘黎先生’就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到二月和一九四二年五月到七月的我”——事实上黎德瑞也是巴金在日本用过的化名。巴金在少年时树立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在现实的中国社会实践中逐渐式微，1946年的中国的政治发展，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政治斗争中即将决出未来中国命运和走向的时刻，30年代巴金曾为他的一些无政府主义朋友在福建泉州的“乡村教育” 实践而欢欣鼓舞，可是随着朋友们死的死，离散的离散，这样的实践也逐渐
走向沉寂。巴金与萧珊相恋八年结婚时他已经40岁，萧珊才27岁，巴金已 人到中年，而萧珊却正值富于生命和活力的青春时期，他们无疑是“老夫少妻”的搭配。吊诡的是，《寒夜》中汪文宣和曾树生都是34岁——都处于人生的中年;小说里写到了他们共同的理想——“办乡村教育”，却迟迟未能实现;汪文宣对自己生命力衰绝的恐惧——小说里几次写到汪文宣对自己病体的自卑感(在妻子和年轻、高大、富有男性气质的陈经理面前)和对“丰 满”而充满活力的妻子的嫉妒感;小说里死去的几个知识分子——汪文宣、唐柏青、钟老，都是一些善良无用的好人，他们空有学问和抱负，却在家庭和社会中进退维艰、左右失据;曾树生为自我和自由而出走却又回来徒然寻找……我们不会庸俗狭隘到认为《寒夜》写的就是巴金和萧珊的事，但是，《寒夜》有作者生活的影子，《寒夜》的人物有巴金自己的心理寄托，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巴金在《文学的作用》就认为:“作家经常把自己的亲身见闻写进作品里面，不一定每一个人物都是他自己，但也不能说作品里就没有作者自己a。”的确，《寒夜里，不仅汪文宣有巴金的影子，《寒夜》中女主人公曾树生的身上，也有他爱妻萧珊的影子——“汪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桥牌，就是在我同萧珊之间发生过的事情b”。人到中年的巴金的 男性危机感、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失落感、对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和他者人格缺陷的清醒认识、对五四启蒙理性的深刻质疑，不能不或隐或现地渗透于《寒 夜》的文字之中。
巴金在他的一系列回忆散文里追忆了自己去世的几位亲友——女作家罗淑(《纪念友人世弥》)、散文家缪崇群(《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小说家王鲁彦(《写给彦兄》)、还有他的老朋友林憾庐(《纪念憾翁》)、陈范予(《悼范兄》)、施居甫(《忆施居甫》)和三哥李尧林(《纪念我的哥哥》)。在这几篇散文里，巴金流露了对死去的亲人和朋友的痛切怀念和愧疚之情——巴金无力帮助他们，只能徒然静候他们死去的消息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亡。巴金是一个重情的人，这些亲友的死深深刺痛了他。《寒夜》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巴金对自己的一次自我疗伤与救赎——他在写作中直面疾病、直面死亡、直面生活、直面现实、直面自己——文本写作的过程成了疗伤与救赎的仪式，在创作中巴金宣泄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种种的隐秘心理，达到了对疾病、死亡和婚姻家庭的担心的疏解，并以写作摆脱对死去的亲友的负疚感。正如他所说，“我不是在埋葬你们……我是在埋葬我自己的一部分a”，《寒夜》的写作是对五四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一次精神祭奠，巴金在写作中完成了救人、救世和自救。
对巴金而言，《寒夜》的写作就是不断寻找故事意义的过程。他需要给故事赋义，由于巴金创作时主体心理和精神的多重介入和交织，使《寒夜》比起巴金以往写过的众多小说而言获得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的、哲学的、心理学的、美学的、文化的等等多种阐释的可能。随着汪文宣的死，随着曾树生的徒然寻找，巴金初登文坛时的理想主义激情也告一段落。《寒夜》也宣告了巴金在建国前的小说写作告一段落。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刊载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0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