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文革曾是御用文人 晚年深刻忏悔:我错了
就在今天凌晨，第30个教师节，我们得知一个非常悲痛的消息，国学泰斗、北大国学国宝级教授汤一介先生于昨晚8时56分逝世，享年87岁。在北大，他曾与季羡林齐名，皆为国宝级专家。还曾和习近平总书记促膝谈心，纵观其一生，虽文革期间做过御用文人，但瑕不掩瑜，是中国哲学界的泰斗和国学大师。
汤一介先生是中国哲学界泰斗，他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是哲学研究不可绕开的著作;他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中国哲学体系，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他一生努力不曾停歇，一生秉承八个字，“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今年6月底，汤一介先生主持编纂的《儒藏》精华编百册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据了解，《儒藏》全本将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约10亿字，计划于2025年完成，规模将超《四库全书》。
今年6月27日，87岁高龄的汤一介先生出席《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仪式时曾说:“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不编完《儒藏》全本，就代表这个工程没有最后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为这个工程尽力。”如今巨著未成，先生已去。
今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大人文学苑，和87岁的汤一介先生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
汤一介:明清两代的学者都提出了编《儒藏》，但是由于人才和国力的不够没编成。我们现在国力比较强，人才也有的是，所以我曾经提出来编《儒藏》，现在编了十年已经出版了一半，编成的是150本，因为出版要卖的，我想明年，最晚后年应该330本编完。
习近平:继承、发展、创新、五千年唯一没有断流的一个文明，儒学在里面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传承中华文明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业，汤老做了一件非常大贡献的事情。
从上世纪80年代创建中华文化书院推动“文化启蒙”，到90年代最早提倡“国学”，再到晚年带领近400学者编纂《儒藏》，汤一介先生的一生，映衬着中国哲学在不同时代的沉浮。
汤一介:一个人活着就像一个发光体一样，我愿意做发光很大的，但是很快就熄灭的人，因为发光可以照亮别人。
1946年，汤一介先生考上北京大学，从此他的一生，都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是汤一介先生一生践行的祖训。晚年扛起编纂《儒藏》的重任，被汤老视为责无旁贷的使命。他总说“不珍惜传统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他的同事、北大哲学系教授张学智:他曾经遇到了很大困难，汤老师将稿子反复修改和打磨，一定要达到学术要求，汤老师说了一句话“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事情开始做了，一定要做下去。
汤一介不喜欢人们称他为“大师”，他说自己只是个哲学工作者。父亲为他取名“一介”，是希望他成为有学问的读书人。
就在昨天，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师范大学，与教师学生进行座谈交流。在谈到怎样才能成为好老师时，习近平说:好老师要做到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
习近平: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好老师应该是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和闪光点，让所有学生都成长为有用之才。
一生将做学问与时代赋予的使命融为一体，一生将培养学术人才视为己任，在晚年身体欠佳的情况下，仍坚持带学生、做学问。汤一介先生，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践行了一个好老师、“一介”书生的家国梦。在这里我们也要向先生说一声，一路走好!
国学泰斗汤一介逝世 北大设灵堂 15日遗体告别
据报道北大将在校内人文学苑设灵堂，于9月11日-14日(每天10时-17时)接受各方吊唁。9月15日9时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汤一介先生是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大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在哲学和国学领域造诣颇深，是“《儒藏》编纂与研究”重大专项首席专家、《儒藏》总编纂、曾获多个终生成就荣誉奖。
他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及学术论文等二百余篇。
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进士，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汤一介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并且有着较深入的思考。他于1947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有过短暂的在北京市党校学习从教经历，之后返回北大哲学系，至此长期在北大研究任教。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一起都遭受到冲击，直到1980年才恢复在北大讲课的资格。
在晚年，他曾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
在北大，他曾与季羡林齐名，皆为国宝级专家，如今两位泰斗均已仙逝，令人惋惜。
汤一介生平年表
出身书香门第 沉静儒者本色
汤一介1927年生于天津，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言传身教对子女影响很大。汤用彤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成为家风，意思是勇于承担困难的事情，对合乎道义的事情负责。
青年时期，汤一介目睹旧中国积贫积弱，百姓颠沛流离，深感痛心。他曾回忆道:“我十六七岁时，抗战最困难时期，写过一篇文章《一滴汽油一滴血》批评达官贵人浪费汽油。”
1946年，汤一介考入北京大学，从此一生都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他因为历次的政治浩劫，与同龄人一样，耽误过做学问的大好时光。上世纪80年代，他以“知天命”之年重新焕发学术研究的活力，从此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工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开拓与发展付出辛劳。
上世纪80年代起，各种学术思潮涌动，整个社会掀起文化热潮。针对当时兴起的“国学热”“东方中心论”，汤一介开始就持冷静的态度。
曾跟随汤先生读书、现在执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广保说:“当时西学盛行，是汤先生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举起文化复兴的大旗。他邀请梁漱溟、季羡林等一批儒释道大家，举办了一系列‘文化系列讲习班’，推动了文化启蒙运动。”
其时，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风行一时。汤一介用“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出，文化虽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
进入新世纪以来，汤一介将目光聚集在儒家典籍的梳理上。200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由北大主持制定、汤一介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方案。整个项目涵盖历史上儒家主要文献，包括历代学者研究著作等，还包括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韩、日、越三国用汉文著述的主要著作。十年来，《儒藏》系列已出版百册“精华编”，吸纳四国大约500名学者。
在他眼中，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前夜，当一个民族处在复兴前夜之时，她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中汲取力量。他深刻认识到，民族和国家的复兴，必须以文化的复兴为支撑。
“生活中的汤先生是位沉静内敛、为人平和的老人。”他的学生、青年学者杨浩回忆说，先生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和闲谈，生活起居十分规律和简单。他的书房除了窗户和门，两面墙都是书，从天花板一直摞到地板。他的妻子乐黛云也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学者，对学生非常和善。
汤一介与乐黛云相识于在北大求学时期，两人伉俪情深，相知相伴数十载。汤一介曾撰文回忆:“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
张广保回忆，汤先生晚年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但意识一直很清醒，思维敏捷、谈吐睿智。“在一次春节聚会上，他对我们说，不希望人们用‘国学大师’称呼他。因为他认为‘大师’应该有一个思想的理论体系，而自己只是中国哲学问题的一个思考者。”
曾为“梁效”写作班子成员
汤一介教授在“梁效”写作班子的作为
1973年。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就说不好，说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整批林批孔的材料。“当时就把冯友兰，周一良，汤一介找去了，这就是当时“批林批孔”和“梁效”，即“两校”的由来。
1974年初，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定名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批判组。”党支部书记是8341部队的文书科副科长、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军宣队代表李家宽任，副书记由北京大学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宋伯年和清华大学的王世敏担任。 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静的灰色小楼。批判组以“梁效”(即“两校”的谐音)笔名在中央媒体发表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战斗檄文。“梁效”分为写作组、材料组。后从材料组再分出一个注释组，组员由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学界名人，主要任务是为毛主席注释诗词， 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他们先要由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转达、贯彻;此外，他们要根据江青等钓鱼台楼主的授意，揣测他们的意图进行写作。
而此时，不管是汤教授也好，冯教授也好，对成为“梁效”写作班子成员都是很高兴的。
汤一介教授自己回忆，他在小组里的任务是“‘做材料的工作’，也写了一些文章。而有些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写文章。什么叫“做材料的工作”呢?汤一介解释说，比如当时马王堆的帛书出土以后，毛主席要读这个东西，江青就把材料拿来，他们帮着做注解，标上音。”
而根据“梁效”写作班子主力成员范达人先生回忆，汤教授还是材料组组长，负责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到了“梁效”写作班子最鼎盛的九小组时期，汤教授负责的小组也主要侧重哲学史。
而对于“批林”，范达人先生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当时我觉得林彪打倒一切，的确是极左。文革初期我受冲击很厉害。所以我对左的言论比较反感。当时批极左我能接受。”
另根据袁伟时教授披露，汤一介教授接到任命后，马上与一位重要角色商量:该怎么办?此人是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修改人和定稿者孙长江先生。孙先生指点汤教授:进去后争取管行政和后勤，并把每一天干了什么记录下来。
文革后“梁效”成员的最终结局
据范达人回忆“1976年10月10号半夜2点，我们都睡觉了，很亮，灯光很亮，哗，这个吉普车，什么摩托车，军队，包围，把梁效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进来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还有军队的，还有好像北大的一个头，一个为首的就讲，就说，四人帮已经隔离审查了，迟群也隔离审查了，我们要查封梁效，中央下命令要查封梁效，用查封两个字，查封梁效。他说你们马上要离开梁效，只能带洗漱，涮洗用品，不能带任何资料文件，然后我们灰溜溜地出了梁效”⒁
于197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在首都体育场召开了万人批判大会，范达人还一度入狱。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梁效”成员受到如下处分:
第一，李家宽、宋伯年、王世敏属“三种人”(注: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开除党籍;第二，范达人、钟哲民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第三，叶朗、杨克明犯一般错误，记录在案;第四，汤一介、胡经之等组长一级成员犯一般性错误;第五，一般成员不予追究。⑾
至此，汤教授的“梁效”岁月正式宣告结束。
2006年78岁的汤一介教授在接受采访谈到自己“梁效”岁月时，执意用颤抖的手，在记者的文稿上补充写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
梁效写作班子待遇以及成果
“梁效”写作班子在生活待遇上还是很不错的，在“梁效”工作，一人一屋，每月伙食费22元(其中公家补助12元)。一日三餐，加班有夜宵，节假日有会餐。而当时一个二级工工人月工资是32.5元人民币，上等大米米是每斤0.146元。
另外，他们的政治待遇也非常不错。1975年1月，范达人、 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中间，有四人曾被选为第四届人大代表，一人参加中共十大，两人列名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参加守灵。
当然“梁效”写作班子纪律也非同一般的严格，平时不准回家，七天里只许周六出去，星期天必须返回。成员之间，不能相互通气，发个牢骚，就可能让人汇报上去了，就有领导找你谈话，气氛紧张。
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的范达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谈到“梁效”写作班子纪律的严格:“梁效是这样，它原来有规定，各个组写文章，各写各的，不要互相讲，交流情况，我们写作组写文章，材料组编材料，互相不能互相通气，懂不懂?这是一个。
梁效内部什么任务，什么文章，不能跟外人说，都好像是机密似的。稍微你打听点事情啊，就给你去报告，就挨批评，我有一次问，我问一个梁效的，我说我们这个伙食啊，到底是谁补助的?就是我们每个月不是补助2块钱嘛，我就问了一下，结果问一下以后，这个那位老先生就往上去汇报给我们领导了，领导也找我谈话，说，我们谁补助，你不知道，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就这样。” 据统计，“梁效”共撰写文章219篇，发表181篇，其中《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代表作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
由于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在显赫位置先后转载，故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汤一介人物经历
汤一介，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1891年)进士;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他的著作《
年轻时的汤一介(1952年)
魏晋玄学论稿》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研究魏晋玄学与佛学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汤一介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并且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 20世纪40年代，中国灾难深重，人民颠沛流离，饱受战乱之苦。面对这样的现实，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1943年他曾经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写过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并愤激骂世，因此获得了“汤八蛋”的绰号。
1946年夏，汤一介全家搬回北京，这一年，汤一介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结果却不幸落榜，只好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1947年夏天，汤一介再次参加大学考试，这一回，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的汤一介，心无旁鹜，专心致力于哲学，在同学眼中，那时的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学生。 汤一介爱书，有三本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一本书，不仅使青年汤一介找到了理想、找到了理想化的生活，而且还成就了他和妻子乐黛云的美好爱情。
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从此他没有停止过思考，想当一名哲学家的梦想始终不曾改变。在1947年写的《月亮的颂歌》一文中他曾许下这样的愿:“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些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现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1949年以后，汤一介的思想里有了一种错觉，他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5月，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的希望是“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文革”十年，汤一介正值“不惑之年”，但事实上这却是他一生中最迷惑的十年，他感觉自己已经失去自我，没有了方向。尽管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想尽量避开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斗争，但似乎总也摆脱不了。“文革”结束后，汤一介还因为种种原因，必须接受清查，直到1978年他才被彻底平反，而此时的汤一介已经51岁了。
1980年，汤一介终于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此时的汤一介已经不愿再与任何政治有任何瓜葛。他努力将教学研究与现实政治脱钩，并力求提出一套新的观点来。他率先把中国传统哲学作为认识史来思考，并以真善美概念为基础，综合各家所言，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
进入九十年代，汤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
妻子乐黛云眼中的汤一介
“一介做事情一板一眼，自己很累，看别人做不好也担心。他想得多，总是很忧心，不像我，做不好也就不遗憾了。”乐黛云说。所以，他们两位，一个正在为顺利开展的《儒藏》编撰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一个却对屡经催逼，却仍不能按期交出《比较文学一百年》书稿“处之泰然”。
汤一介知识很广博，却几乎没什么其他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喜欢听的歌也是那几首，喜欢看的就是几部好莱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知心朋友也就是几个。“他是个恋旧的人。”乐黛云评价。
汤一介生活很朴素，吃的菜就是那几样，对穿的不太讲究。他冬天戴的帽子是毛线的，乐黛云想给他换一个皮的，或呢的，他死活不同意。
在很多人眼中，汤一介的性格内向，不像开朗的乐黛云很容易就和年轻人打成一片。但是乐黛云说:“他其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很爱小孩，也很喜欢你们年轻人，但是他不是很表现出来。和他聊久了，他会把掏心窝的话都说出来。”
汤一介生平年表
1927年，汤一介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汤霖是清朝光绪十六年(1891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界融会中西、并接通中文和梵文的学术大师之一，任职北京大学副校长。
高中时，汤一介对西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而且试着写作了一些散文、杂文。
1946年，因为落榜，汤一介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在此期间，他阅读了西方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作品，写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
1947年，汤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951年毕业。
1949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文学院有一个团总支，汤一介和他未来的妻子乐黛云就是这这里互相认识的。
1952年，汤一介和乐黛云结婚。
1957年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风起云涌，汤一介也被投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他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这是汤一介在中共建政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1958年后，汤一介受到‘反右倾运动’的冲击和打压。
1966年，文革开始，汤一介被终止讲课资格，下放干校。
1973年，汤一介加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梁效”)，曾任材料组组长。
“文革”结束后，汤一介还因为种种原因，必须接受清查，直到1978年他才被彻底平反，而此时的汤一介已经51岁了。
1980年，53岁的汤一介恢复了讲课资格，教授《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
1981年，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率先打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对峙的陈旧思想，提出认识发展史来看待哲学问题。
1983年，汤一介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汤一介参加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
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成立，是国内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书院获得了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昆、李泽厚、庞朴等哲学家的倾力支持。
2002年10月，汤一介向北京大学学校领导提出编纂《儒藏》的构想，得到了了张岱年、季羡林的鼓励和支持，[3]2003年国家教育部批准立项，北京大学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正式启动了《儒藏》工程，这也是教育部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攻关项目。汤一介任《儒藏》首席专家，另外有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一共400多人。
2010年6月29日，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汤一介出任院长。
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于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