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史学界、文艺界谈起明季的忠臣义士、殉国伟烈，都把史可法、郑成功分列文官、武将第一，作为楷模，但我以为，要论救国方略、军事才干、忠节操守，尤其是独特的牺牲小我的大局意识，在明季无数忠烈义士中，当推张煌言为第一，其功绩、操守当不在史可法、黄道周之下，而其维护国家统一的远大眼光及始终以民生为念之精神，则又远在郑成功、李定国等人之上。
不久前，在张公一位后人的陪同下，我瞻仰了坐落在宁波市中心的张苍水故居，那屹立在厅堂前戎装严整的张公煌言塑像，依然充溢着浩然正气，不禁使人肃然起敬。
张煌言，字玄箸，号苍水，明朝时浙江鄞县人(现宁波市)，生于明万历48年(公元1620年)6月，清康熙3年(公元1664年)9月遇害殉国。他是明末众多抗清英烈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一直与郑成功、袁崇焕、史可法、李定国、陈子龙、黄道周等英雄齐名，其刚烈正气，则可与南宋末年之文天祥相媲美。
大家知道，明朝末年，一批忠臣为了挽救衰亡的王朝，纷纷参加了抵抗当时被汉族称为“异族”的满清军事势力入主中原而发动的战争，在这场挽救明王朝覆灭命运的斗争中，这批忠于明朝的文臣武将们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应该说，由于当时关外满清势力代表了落后的生产力，在他们尚未全盘接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族文化之前，一方面汉族人民(包括士大夫和普通老百姓)对满清势力怀着极大的恐惧感，认为亡国灭种的大劫就在眼前;另一方面，满清政权的贵族开始时力图在中原推行落后的生产方式、(以清初的圈地运动为代表)、生活方式(如剃头、穿旗服、马褂等)，汉族人民十分反感，因而一致反抗清朝，而清统治者则对汉族人民的反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剥削，其报复性的大规模杀人行为屡见不鲜，因此，当时忠于明王朝、参加抗清斗争的义士，应当被视为忠臣和民族英雄，这一点，就连后来巩固了政权、奉行儒家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成为中原之主和皇权正统的清朝廷，也都是承认的，从清乾隆朝开始，清政府对其中的一些人予以恢复历史原貌或赐谥，如坚不降清而被斩首的张煌言，就在乾隆41年被赐谥为“忠烈”(乾隆帝还为另一位明朝忠臣袁崇焕平反)。
与史可法、阎应元、陈子龙等据守一地进行抗争不同，在抗清斗争中，张煌言更有轰轰烈烈、可圈可点、几获恢复东南半壁江山的业绩。
张煌言成长的时代，正是明朝从黑暗政治走向衰亡的时期，公元1628年，明思宗朱由检即皇帝位，年号崇祯，这是一个既想有所作为又步步走错、既自以为聪明又实际很愚蠢、既勤奋治国又任用侫人、既严酷御下又不整肃贪官、既想深究是非而又是非不分的亡国之君。当时内有李自成等农民起义武装为患，关外有时时想入主中原的满清势力为敌，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交加。公元1642年，张煌言在南京参加乡试，中举人。但就在这一年，明朝军队在关外松山被满清打败，锦州陷落，损失惨重，蓟辽总督洪承畴降清，朝廷被迫取消了在京城的会试。1644年阴历3月，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入北京，作为全国性的政权，明朝宣告了灭亡，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不久，因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满清大军入关，驱逐了李自成的大顺军，正式开始入主中原。
前已说过，由于当时满清统治者尚保留着许多游牧民族的习性，对新占领地区的人民任意蹂躏和迫害，对汉族的儒家文化也还没有认同和尊崇，因此，汉族老百姓尚不接受这个政权。在长江以南的明朝残余势力便拥立福王在南京即帝位，改元弘光，史称南明。但不久，这个小朝廷即因太腐败而被清军攻灭，于是，抗清复明的责任便落到了地方势力和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身上。
1645年6月，明宗室潞王朱常淓献杭州降清，浙西、浙东许多地方沦陷。时在宁波的前刑部员外郎钱肃乐率众拒城抗清，张煌言毅然报名从军，钱肃乐命他奉表赴天台，请明朝宗室鲁王朱以海北上监国。鲁王到达绍兴，开始主持浙东反清事宜，26岁的张煌言以赐进士出身的身份，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兵科给事中等职。此时，福建的郑氏地方势力也奉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另一亇小朝廷，建号“隆武”。于是，在东南沿海便有了两亇并立的小朝廷，这就决定了抗清力量无法统一、合作，反形成互相牵制、抵消的局面。不久，浙江方面抗清势力失败，鲁王南逃。福建郑氏集团的实力派郑芝龙又降清，其子郑成功奉隆武帝(即唐王朱聿键)避入厦门岛，闽浙抗清局势恶化。张煌言仍坚持抗清事业，匆匆回鄞县老家拜别父亲，与妻儿辞行，表达以身许国、不再顾家的决心。
1647年4月，任职右佥都御史的张煌言奉鲁王命监张名振军，他率战舰浮海至崇明，一度登陆，但不幸为飓风所袭失败，全军覆没，自己也被俘后逃出，这是他首次指挥义军作战。1648年，张煌言参加义军恢复宁波失败，便率军至上虞县平冈结寨固守，并一度联合其他义军对清军发动进攻，焚上虞、破新昌，逐渐成为浙东人民抗清的一面旗帜。1651年，义军拥奉鲁王在舟山重建行在，8月，鲁王封张煌言为兵部左侍郎。总督军务的张名振和张煌言奉鲁王率大军从海上进攻崇明，获初胜，但根据地舟山却因防守空虚，被清军袭破，二张匆匆回军，已回天乏力，只能保护鲁王撤至福建，已向云南永历帝称臣并承认永历帝为正统的郑成功，将鲁王安置于金门岛。张煌言主动与郑成功交好，两位抗清战士结下深厚友谊。1653年张煌言随张名振又一次攻入崇明，第二年正月，二张率大军溯长江西上，军容严整，震动大江两岸，一度扬威镇江金山，因湖湘各处的永历帝军队发生变故，二张无法前进，只能拚死突破敌人长江防线退回崇明。这年4月，二张听说清军据守的南京空虚，遂又率军西上，郑成功亦助兵2万，这一次西征又因为军事上失利，被迫退回已光复的舟山岛，张煌言随后又到达闽北秦川岛驻兵。1658年，永历帝派使臣到达福建厦门，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张煌言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负责浙江军事。不久，两位抗清民族英雄联手上演了一场在抗清斗争中足以彪炳千秋的壮烈史剧。
1659年5月，郑成功率水陆大军17万人，在舟山会合了张煌言所部6000人，自崇明口入长江，开始了向清军的进攻。在这场战役中，张煌言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
还在大军刚到长江口时，张煌言就建议郑成功先占领崇明全岛作为后方根本，他说:“崇沙为江海门户，有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以为老营。脱有疏虞，进退可据。”这是他多次进长江的经验，可惜郑成功未采纳，郑氏主张全军西进，置崇明于不顾，张煌言领所部6000人为前锋。6月17日，张煌言攻入瓜洲，在军事会议上，他建议大军先取镇江，自己率水军进攻南京观音门，掩护郑成功在镇江城下的军事行动。是月，张煌言部西上，仪征、六合的清军如惊弓之鸟，而广大人民则热烈拥戴张煌言的大军。义军到达观音门江面，企盼郑成功从陆上会师进攻南京。时据守南京的清江南总督郎廷佐因城内实力不济，异常恐慌。此时的张煌言正是踌躇满志，他在军舰上赋诗《师次观音门》云:“楼船十万石头城，钟阜依然拱旧京。弓剑秋藏云五色，旌旗夜度月三更。中原父老还扶杖，绝塞山河自寝兵。不信封侯皆上将，敢向人前说会稽。”
但郑成功这个人不大懂得兵贵神速的道理，他没有从陆上由镇江出发迅速赶到南京与张煌言的前锋会合攻打南京，而是依旧坐船惯慢地西上。张煌言在南京江面空等了2天，不见大军到来。此时，清军乘机加强了南京的防务，他们侦知张煌言孤军在浦口，想趁郑成功大军未到时击破张煌言军，入夜，清军80艘快船偷袭张煌言水军，两军接战，义军奋勇杀敌，打败清军，第二天凌晨，7名义军战士还克复了江浦城。
三天后(即7月初4日)，郑成功大军才到达南京城下，此时从芜湖传来清军守将欲降义军的消息，郑成功仍不思先会合张煌言的得胜之军赶快攻取南京，反而要张煌言去芜湖受降收城。张煌言知道郑成功在军事指挥上的弱点，想留在统帅部帮郑成功规划，但郑成功坚持认为芜湖为南京上游，位置重要，要张煌言速领本部军向芜湖进发。张煌言不得已，只好率军取芜湖，初7日正式受芜湖降，遂即于该城驻节，并分四路军攻取溧阳至广德、池州、和州、宁国，并以郑成功名义发布檄告，号召各地“归正反邪，端在今日”，“先机者有不次之赏，后至者有不测之诛”。一时皖南、苏南大为震动。
张煌言收复芜湖，他心情舒畅，即赋诗《师次芜湖》云:“元戎小队压江关，面缚长鲸敢逆颜。关楚衣冠左袵后，萧梁城郭暮笳间。王师未必皆无战，胡马相传已不还。寄语壶浆休怨望，悬军端欲慰民艰。”不久，义军克复太平府，张煌言在《师入太平府》诗中期盼着“百年礼乐还丰镐”、“龙蟠虎踞待重光”。
此时，张煌言派往各地的军队进展十分顺利，旬月之间，连克皖南的太平、宁国、池州、徽州、无为、和州及苏南的高淳、溧阳、溧水等城池，共计四府、三州、二十四县，部下水陆大军发展到数万人，湘赣鲁豫亦为之震动，忠勇之士纷纷输款欲投效力，这是张煌言抗清事业的辉煌顶点。他又连续写下许多诗篇以抒怀，如《姑熟既下》诗中云:“干将(自比为干将之剑)一试已芒寒，赤县神州次第安。建业山川吴帝阙，皖城戈甲魏军坛。东来玉帛空胡虏，北望铜符尽汉官。犹忆高皇(按:指明太祖朱元璋也)初定鼎，和阳草昧正艰难。”《师入宁国府》则更显出一分胜利的自豪:“千骑东方出上游，天声今善到宣州。威仪今日惊司隶，勋业何人愧彻侯?旧阙烽烟须早靖，新都版籍已全收。遗民莫道来苏好，犹恐疮痍未可疗。”此时的张煌言，对抗清复国大业极为乐观，认为江淮半壁皆已震动，“迎銮有期，奠鼎非远”(张煌言:《上行在陈南北机宜疏》);而清廷也开始慌张起来，除征调大军南下镇压以外，顺治皇帝也开始筹划是否要“御驾亲征”。
不幸，此时郑成功的大军却在南京城下战败，使郑成功、张煌言共同创造的大好抗清局面功败垂成。
责任主要在郑成功的军事才能欠缺上。本来，张煌言约郑成功夺取瓜洲之后，便希望郑氏大军日夜兼程，从陆路速取南京城下会齐，但郑成功大军慢呑吞地乘大船逆水而上，延误了好几天，使清将郎廷佐得已增兵加强了城防。两军会师后，郑成功又要张煌言率本部军占领上游的芜湖以拱卫西路，部署并不错。但郑成功身边缺了张煌言这个军事人才，竟不知道如何打仗，军事行动停滞下来，后来张煌言沉痛地总结了郑成功失败的原因:“然延平(按:即延平王郑成功)大军，围石头城(即南京)者已半月，初不闻发一镞射城中。而镇守润江(即镇江)督帅，亦未尝出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阳，实南畿咽喉也，尚未拒塞，故苏、常援虏得长驱入石头。余闻知，即上书延平，略谓顿兵坚城，师老易生他变，亟宜分遣诸帅，尽取畿辅诸郡邑，若留都出兵他援，我可以邀击歼之，否则不过自守虏耳。”(张煌言:《北征录》)
原来，这位统帅17万大军的延平郡王，却把打仗视为儿戏，南京尚未攻下，他的大军却在坚城强敌之前十分松懈，想等清军自动投降，只围不攻。不要说进攻，连战备也没有，部下轻敌麻痹到极点，“士卒释兵而嬉，樵苏四出，营垒为空”(张煌言:《北征录》)，清军谍报侦察到郑军毫无战备，一味游乐，夜间便以轻骑袭破义军前营，郑成功仓猝转移，天明时，义军尚未安灶做饭，城内清军又倾巢出动进攻义军，义军防线顿时溃散，只得败退到船上。但此时因上游张煌言军事上连连得手，义军虽败，但兵员多，仍有可能夺取南京。在芜湖的张煌言得知义军在南京的战况，很是着急，但他对郑成功仍存幻想:“初意(郑成功大军)石头师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亦未必遽扬帆(东撤);即扬帆，必且退守镇江。”(张煌言:《北征录》)但没想到，郑成功的大军一退到船上，竟置西线的张煌言一军于不顾，不仅没有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也没有退守镇江，而是居然一味往东撤退，出崇明长江口，退往海上，取道回福建去了。
郑成功大军一撤，张煌言孤军悬于芜湖一带，使得清军能够集中力量回过头来对付他，郎廷佐等清将连书向他招降，与此同时，清军又从上游安庆压过来，此时张煌言依然想“以艨艟竟趋鄱阳，号召义勇，何不可者?若江西略定，回旗再取四郡，发蒙振落耳。”(见《北征录》)策略部署很对，但凭张煌言部这点兵力，显然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很快，义军在铜陵之乌沙峡与清军遭遇，展开水战，因众寡不敌，战败后被迫退走霍山，又入英山之将军寨，天明撤退时遭敌围攻，全军覆没。张煌言孤身一人，隐姓名，潜行深山峡谷，历尽千难万险，自皖南奔入婺州，再转义乌、天台，始到达宁海，凡二千多里。郑成功听说张煌言脱险，遂派兵接他到海岛安置，张煌言失散的一部分部卒又陆续来归建。1660年春，他率部转入临门，常活动于灵江、桃渚等地，此时，他还是斗志昂扬，心情很好，在七律《重过桃渚》诗中说:“一掉天台依旧迷，重来秋爽足攀跻。苔衣毶毶髯偏美，石磴鳞鳞齿未齐。梦到赤城霞气迫，感士沧海水声低。临流空作桃花想，愧煞仙源是武溪。”此后，清军曾分三路进攻福建郑成功部，但均告失败，张煌言认为恢复机会又到，加紧训练士卒，以便配合郑成功抗清。1661年3月，张煌言率兵进入闽北的沙埕，打算与郑成功再度会师。
可是，他却扑了个空，郑成功率大军已渡海东去攻取台湾岛了。
郑成功驱逐“红毛”荷兰侵略势力光复台湾，从长远利益而言，对中华民族是立了大功的，但对当时抗清战略大业而言，却未必是良策，因此，张煌言并不认同。他曾竭力劝阻郑成功取台湾的策略，为此，专门给郑成功写了《上延平王书》，认为“窃闻举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业者，尤在地利。……即如殿下东都之役(即攻台之战)，岂诚谓外岛足以创业开基?不过欲安插文武将吏家室，使之无内顾之忧，庶得专意恢复。但自古未闻以辎重眷属，置之外夷，而后经营中原者。……故当兴师之始，兵情将意，先多畏疑。”他认为台湾一岛，容易收复，若中原不能恢复，于大局有碍，所谓“夫思明者，根柢也。台湾者，枝叶也，无思明，是无根柢矣，安能有枝叶乎!”为此，他力主郑成功“宁进一寸死，毋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台湾，亦不免为退步，岂直汾阳临准，不足专美;即钱镠窦融，亦不足并驾矣。”但郑成功只想取台湾作为他的根据地，发兵收复台湾。闽浙方面的义军势力盼望郑成功大军复出，不料第二年郑成功即在台湾病逝，其子郑经竟自立为小朝廷，把义军事业丢到了脑后，逐渐走上了分裂祖国疆土的邪路，直至清康熙时，台湾方回归祖国统一版图。
郑成功一死，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实际上走到了尽头，张煌言势单力孤，无力再向清廷发动主动进攻。紧接着云南方面的永历皇帝被吴三桂攻灭，而他寄于希望的鲁王又在1662年9月17日病死于金门岛;1663年10月，清军攻占金门和厦门，沿海地区只剩下张煌言这一支弱军，屹立临门，清廷浙江招抚使王尔乐和总督赵廷臣连书招降他，他回书严词拒绝，称“执事为新朝佐命，仆为明室孤臣，时地不同，志趣亦异。功名富贵既付之浮云，成败利钝亦听天之命。宁为文文山(即文天祥)，决不为许仲平(即南宋末降元之许衡);若为刘处士(即南宋末降元之刘秉忠)，何不为陆丞相(即陆秀夫)乎?”现在，张煌言知道自己最后的日子也临近了，便立下了像文天祥那样宁死不降的决心。
在此严浚关头，表现了张煌言的可贵之处，他绝不为了无望的抗清事业而以义军的生命去蛮干。他已看到，经过几十年的历史碾磨，清廷在浙江乃至全国的政权已渐渐巩固，而清廷又因采取了尊孔读经开科考，以及停止了一些野蛮政策，亦注意抛出一些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其继承正统的地位便渐被各地汉族人民接受，这些都对张煌言发生了影响。张煌言一直认为自己起兵抗清，是为了人民生灵不被涂毒，因而，当他听说鲁王病死，便觉得自己的抗清斗争已无意义了，1664年(康熙3年)6月，他作出了一个艰难的、也是伟大的决定:解散义军，让他们赴各地暂避，而自己则带数人躲入荒脊的花岙岛隐居，以等待时机。
我认为，张煌言的散军，是一种大局意识，首先，他不愿让战士以卵击石，作无谓牺牲。其次，因为浙东沿海已无战事，人民稍为安定下来，他不愿再进行骚扰式进攻，以免清廷找到镇压民众的借口。同时，他也知道虽然义军散去，但清军南下时的残暴杀戮，在汉族人民心中永远也抹不去，散去的义军只要时机成熟，有人号召，便马上可积聚起来，这样就有利于保存实力。这种心情，他在《贻赵廷臣书》中充分表达了:“谓某散兵在先，归隐恐后，可以觊觎赊死。殊不知散兵者，悯斯民之涂炭，归隐者，念先世之暴荒，谬思黄冠故里，负士成坟，然后一死以明初志。”这就是说，尽管他不认同满清政权，但也只能正视现实，复国是没指望了，为了老百姓不涂炭，战士不作无谓牺牲，他决定解散军队，但自己却会坚决保守节操，以身殉国的。这就是说，他选择了既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安定，但个人却决定守节尽忠的道路，应当说，今天从历史的角度看，张煌言的选择是可贵的。
由于清廷对义军怕得要死，他们千方百计想逮捕张煌言，终于通过收卖叛徒的手段偷袭海岛，于1664年7月捕获了张煌言，他被押回宁波故乡，数万百姓都来探望这位民族英雄，清朝官员待以上宾之礼招降他，他始终不为所动。在《被执过故里》诗中明志:“苏卿仗汉节，十九岁华迁;管宁客辽东，亦阅十九年。还朝千古事，归国一身全。……飘零近廿载，仰止愧前贤。岂意避秦人，翻作楚囚怜。蒙头来故里，城郭尚依然。……所贵一寸丹，可踰金石坚。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在被押解杭州离开宁波时，他又赋诗《甲辰八月辞故里》，称“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传。”并称“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素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他不仅已下必死的决心，连死后的墓地也选好了，要与岳飞、于谦这两亇大忠臣为伴。张煌言押至杭州后，清廷继续劝降，还以兵部尚书的高位相诱，但他始终拒降，在狱中赋诗明志，清廷的官吏差役都来向他求取书法及诗文，他尽量满足。9月7日，清廷将他杀害，临刑，这位民族英雄赋《绝命诗》:“我年适五九(即四十五岁之意)，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他终于完成了道德的最高升华，成为千古不朽的人物。而在此之前两天，他的夫人和唯一的儿子亦在镇江被杀害。为了不使他绝后，他的第二个侄子承嗣，至今，宁波张氏后人枝叶繁盛。
同是明季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取台湾后，其子郑经据台湾岛分裂国家领土;而张煌言则认清了国家已统一的大势，不再作无谓的割据困斗，毅然解散军队，不仅使义军战士能与家人重过团聚的生活，而且实际上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地看，如果满族不入主中原，东北三省与中原的民族大融化就不会这么顺利，祖国的疆域也不会这么巩固，当然，这种民族大融化的代价是很大的、残酷的。而我以为，张煌言的可贵之处是，他并不因为清朝巩固、海内一统而为自己寻找失节借口(如钱谦益、侯朝宗辈)，而是个人始终坚守节操，像文天祥那样，为自己的民族忠贞不渝，去完成崇高道德的塑造，他的这种殉国精神正是国家、民族需要的立国立身精神，是一种文化正气，因此，张煌言才能如苏武、杨业、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辈，永远被视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遗憾的是，张煌言作为民族英雄，在他的家乡宁波并未显身扬名，故居虽然保存完好，但参观者寥寥，当一般海内外游客纷纷去天一阁赶热闹时，作为文化遗产的“张苍水故居”却门可罗雀，而当地政府部门对宁波的这张“文化名片”显然认识不够，重视不够，因而使万千赴宁波的游客，只知有天一阁、天童寺、育王寺、保国寺，不知有可与文天祥齐名的中华民族的道德完人张煌言，而每年的张煌言忌日，也没听说宁波有什么纪念活动，这很可惜。其实，张煌言的精神财富不知比天一阁高出多少倍呢，可以说，它们的价值是两个档次、两个层面的。
同时我也要指出，我们的文艺界至今地没有认识到张煌言的文化价值，在清代以来直至当代的众多有影响的文艺作品(特别是舞台形象)中，在再现明末的民族英雄时，曾出现过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阎应元、陈子龙等，却从未有人写过、演过张煌言这样的伟人，甚至连妓女李香君、降官钱谦益也一演再演，对张煌言而言，实在太不公平了。
所以，我期待我们的文艺作品能写写这位民族英雄，期盼有朝一日，能在舞台上看到他屹立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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