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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大都会知道，因为发生“宜宾突破口”事件，使四川“文化大革命”如溃堤洪水，掀起滔天巨浪。40多年过去了，“宜宾突破口”事件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逐渐地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刘、张“起事”
1966年下半年，“天府之国”的省会成都，来自北京高校的串联学生铺天盖地，而两大派群众组织也正处于互相争斗的状态:一方为拥护西南局和省委领导，认为大方向正确的“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正处于优势的地位;另一方为坚决向西南局和省委领导造反的“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简称为“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简称“8•26战斗团”)，这一派处于劣势，声称“受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者的残酷打击”。在此情况下，11月27日晨，“造反兵团”5000余人挟持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前往北京，“控诉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廖死党的罪行”。与此同时，“8•26战斗团”来宜宾串联的红卫兵在东街银行门口贴出大字报，限宜宾机关事业单位在几小时内，要挂出毛主席的像和张贴毛主席语录，并挂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地市委”的标语。与之相呼应，宜宾也有人挂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标语，贴出“地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刘结挺、张西挺是受李井泉打击迫害的好干部……”的大字报。这时，在成都停职反审的原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及其妻子、原县级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嗅到了突变的政治气味，与一帮人结伙赶往北京，不断向“中央文革”小组递送信件和材料。在中央文革接待站门前张帖《十二万紧急呼吁书》，声称:“宜宾正在杀人……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要将我们抓回去，活祭原宜宾专员、右派分子李鹏”;并将张西挺的《狱中日记》(1963年~1966年)通过“北航”学生送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手中，要求为当年的“冤案”平反，认为原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与宜宾地委第一书记牟海秀就是四川和宜宾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张案件是邓小平批的”。这触动了江青敏感的神经，认为大有文章可做。江青于12月30日批示:“除张西挺留在北京继续写揭发李井泉的材料外，其余的人支持他们回去闹革命。”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组将张西挺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罪行录》印10万册，发到全国各地。此时，在宜宾街头打出了“为不为刘、张、王(茂聚)、郭(林川)翻案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的横幅，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王茂聚是原宜宾地委副书记、郭林川是原宜宾地委组织部长。
刘、张何以要到北京翻案?这还得追溯到1963年。当年3月和4月，省委和省监委分别作出了经中央批准的《关于审查刘结挺、张西挺严重违法乱纪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四川省委监委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同志的调查报告》，其罪名是:“刘结挺、张西挺自担任宜宾地委、市委书记以来，夫妻合谋，滥用职权，严重破坏党纪国法………利用党的政治运动及其他机会，打击陷害革命同志，手段毒辣，后果严重，有人命，有民愤，在反省中又长期对抗组织。”省委撤销了刘、张的职务并开除党籍，免于刑事处分。为了使宜宾新班子能够更好地开展工作，省委将刘、张从宜宾调到成都，继续接受审查。
惊动中央
1967年3月下旬的一天，中央文革记者站编辑组突然收到一封由“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用铅笔批示“摘登简报”的群众来信，交给一名姓肖的记者处理。肖记者细看这封来信，抬头写的是“王力同志并转中央文革”，落款署名是“原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禾”，时间为“1967年3月16日”。该信从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开始，写至“文化大革命”，叙说四川省宜宾地区刘、张、王、郭与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及宜宾地委第一书记牟海秀之间的所谓五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肖记者以《宜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文化大革命猖狂反扑残酷镇压革命派》为题，刊登在1967年3月26日红头大字的《文化革命简报》435期上，分别呈送给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成员以及有关中央领导部门。毛泽东在第二天深夜批示:“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来京商谈”。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决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宜宾问题。得知这一消息，王力又特地将毛主席批示的田禾的那封原信，从记者站要了回去，在上面再加批示:“全文编四川材料之一，并从此编下去。”记者站按照他的批示，又特地编印了一个左上角冠以《四川材料》的内部参阅刊物，呈送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
粉墨登场
宜宾问题本来是一个地区的局部问题，但它尤如腥味很浓的饵料，引得群兽趋之若鹜。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集团成员紧紧抓住宜宾问题大做文章，其目的不言而喻。1967年1月1日，江青就将王力的报告批示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此示应议一下。”并要陈伯达与她一起去林彪处讨论“刘、张”问题。康生在3月27日接见刘、张等人时更是直接地说出了他的阴谋:“宜宾问题不单是宜宾问题，是四川问题;四川问题不单是四川问题，四川是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彭真黑司令部的大后方。”这就点明了他们要把宜宾问题作为四川问题的突破口，而宜宾问题的突破口又要以刘、张问题的“平反”为突破口，最终把矛头引向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彭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4月1日，四川宜宾地区的各方代表汇集北京，在人大会堂，召开了由周恩来主持，康生、陈伯达、王力等参加的第一次解决宜宾地区问题的会议。陈伯达告诉大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了一个反映宜宾问题的材料，提出要找宜宾地区的代表来北京商谈，着手解决宜宾问题，因而也就有了这次会议的召开。”
4月3日，继续在人大会堂召开由周恩来主持的解决宜宾问题的第二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除第一次会议人员外，江青、张春桥、谢富治、姚文元、叶群等又挤了进来，康生在会上又进一步把宜宾问题夸大到“宜宾问题是个比较典型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一个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一个突出例子。”陈伯达直接了当地说出了目的:“揭开宜宾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将是揭开整个四川省阶级斗争盖子的一个重要序幕……要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四川，插遍全西南……。”
4月4日，中央作出《关于四川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平反的通知》(口头宣布)，着手解决四川宜宾地区问题。紧接着又通知四川党、政、军领导和群众组织的各派代表，汇集北京西苑旅社，并于4月17日，在人大会堂召开由周恩来主持，康生、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姚文元等参加的接见四川各方代表的会议。
总理特使
尽管4月4日作出了为“刘、张”案件平反的决定，但只是口头宣布，中央的文件迟迟没有发出。因为中央听到的只是“刘、张”一面之词，因此，周恩来指示中央文革记者站立即派记者前往宜宾调查。为了更快赶往宜宾，“记者站”便通知驻点就近的新华社驻四川渡口市(现为攀枝花市)的记者王××、杨××两人迅速赶赴宜宾。
肩负着总理使命的王、杨两记者于4月初的一天晚上到达宜宾。
两名记者到宜宾第二天，“红旗派”所属组织的人员，便蜂拥而来向他们反映情况:诉说他们如何受压制，遭到“走资派”和“红色派”(反对刘、张、王、郭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的打击。并把他们“包围”了好几天，王、杨着急了。最后，他们决定:一人“留守”，应付“包围”，另一个走出去，采访持有其他观点的群众组织。 4月22日的下午，一批老红军、老八路、老干部主动登门向王、杨反映情况。他们情绪缴动地指着王、杨问:“你们是不是解放军?(当时王、杨都穿军装)是解放军就要实事求是地把真实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接着，这些老同志便地向记者述说“刘、张”的许多问题。
王、杨记者除一边继续深入调查了解情况，还一边专门翻阅了有关刘、张、王 、郭案件的材料，与当时能找到的知情人进行交谈。经过反复商量，他们写出名为《刘、张何许人也?》的调查报告，迅速寄往北京。
《刘、张何许人也?》的调查报告，于4月底寄到北京记者站编辑部，但当时北京的政治氛围偏向“刘、张”，调查报告未能编发。
“宜宾突破口”出炉
王力在参加完中央解决宜宾问题的几次会议后，来到记者站，向当时抽调回京集训的部分记者讲话时，从表扬记者站所做的工作出发，谈到毛主席的批示。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反映宜宾问题的简报，批示要马上找宜宾地区的代表来北京商谈，着手解决宜宾问题。整个四川地区的问题，中央也计划从此突破来解决。”
正当人们等待中央作出有关宜宾问题的决策之时，5月6日，突然从四川成都传来了让人震惊的消息:成都的“兵团”和“8•26”派组织与“产业军”不断发生严重的冲突，酿成了当日下午开枪打死数十名群众和上千人受伤的重大流血事件。面对四川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央迅速作出决定，于第二天在人大会堂由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领导接见四川全体代表的会议，宣布经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党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发[67]147号，简称《红十条》)，并紧急下发到县团级。紧接着又于5月13日和16日，由中央领导在人大会堂连续两次接见重庆党、政、军领导和群众组织各派的代表，解决重庆的问题，并在5月16日颁布《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同日，又正式印发了《关于四川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平反的通知》(中发[67]154号)。《通知》这样写到:“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在短短两个月之内，中央专门召开解决四川、宜宾问题的会议就达五次之多，至此，整个四川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就如决堤洪水了。
《红十条》的产生，是与中央召开解决四川宜宾问题的会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央会议之后，刘、张、王、郭返回四川，宜宾地区支持刘、张、王、郭的“红旗派”便在自己主办的小报上，醒目地刊登出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的报导，出现了“突破口旅馆”、“突破口居委会”、“突破口幼儿园”、“突破口小学”、“突破口广播站”、“突破口纪念章”等称号，喊出“保卫宜宾‘突破口’”、“让‘突破口’红旗飘万代”的口号。从此“宜宾突破口”的提法就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川，使“刘、张二人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风云人物。”
血色风暴
《红十条》下发后不久，刘结挺、张西挺夫妇进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968年5月，经中央批准(中发[68]75号)，“刘、张”夫妇当上了省革委会的副主任，权倾一时，显赫一方。
“刘、张”这个“潘多拉合子”使宜宾成为“文革”重灾区。宜宾631名机关干部被集中到黄桷山农场劳动，地方各级党政班子瘫痪，两大派不断发生激烈武斗，且愈演愈烈。在宜宾发生的“5•13”和“7•10”两次较大的武斗中，“据不完全统计，损毁房屋两千多间，死亡百多人，伤残数百人。”造反派还把“5•13”和“7•10”中的“珍贵镜头”经过剪辑，制成纪录片，取名《突破口上红旗飘》，并报到北京。在著名的宜宾三次武装支泸中，“先后组织6万多人次的专业武斗队，动用战备电台3部、枪炮3.4万件，耗费国家资金近亿元，动用国家粮食2700多万公斤，击沉船舶21只，双方死亡2400人。”武斗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为全国罕见。
畸形宣传
“刘、张”夫妇以胜利者、当权者的姿态从北京返回四川后，一时间，他们与李井泉、牟海秀等人开展坚决斗争的“事迹”，在各种群众组织的小报上铅印成册，广为散发。尽管他们身在成都，但对宜宾特别关注，遥控着宜宾的文革，因为宜宾是他们的根基。不久，由张西挺执笔，刘结挺、王茂聚签名的，写给宜宾反修战斗团的一封4000多字的长信中这样写道:“1967年是两条路线斗争大决战的一年……是我们向刘、邓反动路线进行总反攻的时候了”、要“大宣传、大揭发、大造舆论”、“不夺军权死不瞑目”、“要彻底干净全部消灭”在“文化大革命”前办过“刘、张”案件的专案组人员。
他们将《中央关于四川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平反的通知》印25万份，分发各地。编写《金沙激浪》大型歌舞剧、《翠屏松》长诗、《翠屏山上五棵松》巨幅画像、《宜宾风云》报告文学、《敢把皇帝拉下马》连环画等，并编剧本、演话剧、川剧，在宜宾、全省，进而发展到省外演出，还有连载小说，对“刘、张”等人都分别加冠“劲松”、“青松”等雅号。甚至把在各种场合的讲话稿编成《长婴在手》一书广为发送。“刘、张”夫妇对四面八方拥来的赞扬、吹捧，欣然领受，四处接受邀请，大讲自己当年与李井泉、牟海秀等人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英雄”经历。《金沙激浪》剧本中有这样几句台词:“刘(结挺)为民横枪跨马走天下，十六岁跟党闹革命，黄河边上饮战马，昆仑山下扎大营”。华丽吹捧之词，无所不用其极。
北京苦斗
1967年初，在宜宾就形成了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是要“炮轰西南局，火烧地市委”的造反派“红旗宜宾方面军”(简称“红旗派”);另一派则是被称为“保皇派”的“宜宾红色总指挥部”(简称“红色派”)。
当得知“刘、张”在北京“上访”时，宜宾地委就曾研究成立一个追捕组上北京抓捕“刘、张”回来，因种种原因没有实施。直到1967年2月16日，宜宾军分区收到中央军委和成都军区关于“开展镇压反革命”通知(史称“二月镇反”)，逮捕冲击军分区的“红旗派”为首分子时，才决定从军分区、地委、公安处抽调人员组成“追捕组”，先到成都“刘、张”活动的地质局和地质学院捕人，但发现“刘、张”等人已离开成都到北京。“追捕组”在成都，只抓获了“红旗派”骨干刘××等人，并押回宜宾。
正当“追捕组”千辛万苦将写好的材料准备上报，办理上北京抓捕刘、张的手续时，风云突变。4月4日，中央作出《关于四川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平反的通知》的消息传到宜宾，引起了强烈的“地震”。紧接着，宜宾就发生了 “4•19”、“4•20”、“4•22”、“4•23”等武斗事件，双方较量的天平逐渐向“红旗派”倾斜。“红色派”对平反通知有很大的抵触，组织群众进京上访，向中央文革接待站递交了揭露“刘、张”罪行的材料……。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5月7日，又得知中央《红十条》颁布，使“红色派”组织的数百上访人员惊慌失措，难以招架。11日上午，北京天坛公园聚集了“红色派”组织的上访人员代表近百人，商讨坚持与“刘、张“斗争的问题。到场人员中，有人透露了探得的一个信息:揭露“刘、张”的材料被王力扣下了，没有送到毛主席、周总理那里。中央先后召开的几次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代表，都是王力指定的支持“刘、张”的人员参加的，中央没有听到广大群众的呼声。最后，在天坛公园形成了统一意见:向中央文革“接待站”提出以下要求:第一，请求党中央召集宜宾上访群众代表开会，听取意见;第二，要求党中央派人到宜宾调查“刘、张”等人的问题;第三，要求“接待站”安排宜宾几百上访人员的食宿问题。
在“四人帮”和林彪集团控制的“接待站”内部，仍然有同情“红色派”和反对“刘、张”所作所为的人。接待“红色派”提出的要求的当天，“接待站”就有人答复:立即解决上访人员的食宿问题。并鼓励上访人员代表说:中央处理四川问题决定下达还不晚，有问题可以继续向党中央反映。这给陷入低谷的“红色派”人员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们研究决定:既然来到了北京，就要在北京大造反对“刘、张”等人的舆论，使全国各地进京的上访人员了解他们的真实面目和所犯下的罪行。5月13日，在延安旅馆成立“宜宾红色总指挥部在京人员领导小组”(简称“领导组”)。在具体作法上，一是集中更多的人走访中央文革“接待站”;二是在“接待站”周围张贴“刘、张”等人的大字报;三是在北京散发传单。在这三条中，可称得上是“杀手锏”的，就是将刘结挺在宜宾时的警卫员胡绍钦安排进了上访中央文革“接待站”的队伍中，并由胡绍钦首先控诉遭受“刘、张”迫害的情况。
正当“红色派”在北京孤立无援的时候，“领导组”又得到一个令他们十分兴奋的消息:在中央政法干校学习的三个河南省公安干部看到了揭露“刘、张”的传单后说，张西挺原来叫简玉霞，是个叛徒。1946年在淮滨县被捕后，同警察局的头子乱搞，被“资遣”出来后，改名张西挺。“领导组”决定:立即派一名同志回宜宾汇报这一重大发现，同时了解刘结挺1931年脱党的情况;派3名人员前往河南淮滨县调查，来往路费由大家资助。不久，在河南省公安厅的支持下，查到淮滨县三个简玉霞中的其中一个就是张西挺，并且被捕叛变。
有曾绍钦的控诉材料，有张西挺变节的证据，与“刘、张”斗争的天平似乎又可以倒过来了!但事与愿违，报到中央文革“接待站”的材料石沉大海。5月23日，王茂聚派到北京抓捕“红色派”的“追捕组”来了。在“领导组”中，原来准备到北京抓捕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等人的“红色派”追捕组成员，现在又成了“红旗派”追捕的对象，不得不转移驻处，进入“地下”隐蔽。“红旗派”追捕人员在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造反派的支持下，先后在中央文革“接待站”抓捕了“红色派”数人，在北大又抓捕了几人，其他没有被抓的“红色派”人员立即转移到中央政法干校。6月7日，自称是公安部的五名人员来到政法干校，要求四川上访人员回去抓革命、促生产，限三天内离开北京。已无钱、粮的“红色派”人员不得不回到宜宾，纷纷“落网”，关进“牛棚”。
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刘结挺、张西挺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九大”归来，刘、张夫妇已是全川家喻户晓的“英雄”了。
乱于“刘、张”，熄于“刘、张”
四川的“文化大革命”进入1969年的时候依然动荡不安。“三线”建设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工农业生产一直得不到恢复。中央为了改变四川的状况，尽快结束这个动乱的局势，在“九大”之后再次着手解决四川问题。
要解决四川问题，又要从解决“刘、张”问题入手，解决“刘、张”问题要把宜宾作为“突破口”。1969年11月5日，中央决定再调两派头头在北京举办四川学习班，宜宾地革委主任王茂聚等被通知参加了学习班，王茂聚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他心存侥幸，顽抗狡辩。18日，周恩来亲自主持电影晚会，把“刘、张”为宣传自已，由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突破口上红旗飘》的电影片向全体代表放映。当影片映出宜宾“5•13”和“7•10”武斗以及武装支泸两派群众充满血醒的互相厮杀场面，王茂聚亲临“战场”指挥的场面时，周恩来站起来气愤地说道:“这是红旗飘吗?我看是黑旗飘!”本想把《突破口上红旗飘》送到北京邀功的材料，现在反而成了“刘、张”和王茂聚的罪证。在铁的事实面前，王茂聚自知罪责难逃，于3日后在北京自杀。
12月24日，中央在北京专门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会上把“刘、张”问题公开提了出来，逐步揭发“刘、张”的很多问题。第二日，中央就对四川革命委员会、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作出了批示(中发[69]87号，又称“一二•二五批示”)，拉开了解决“刘、张”问题及四川问题的序幕。1970年8月，经中央批准，将“刘、张”“挂起来，靠边站。”全省掀起了揭发批判“刘、张”的高潮。“此后四川的局势相对说来就开始趋于好转。当然‘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还在继续，还没有根本扭转，但是混乱程度已经开始从巅峰缓慢地逐步地跌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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