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疆

刘疆，生卒年无考。系古田建县肇基者。唐开元前，古田尚未设县，时有土民千余户依附刘疆。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刘疆与林溢、林希等率众献地于唐，愿编为县。翌年四月二日获准置县。唐玄宗嘉其忠顺，令其掌管县事，赐名疆。不久，刘疆请求另委县主而携其子弟、族人隐退。
县民以刘疆献地首请立县有功，殁后即以其故居立庙(即城隍庙)纪念，奉为拓主。庙又称宁境，疆谥号顺宁正应侯，夫人林氏号顺应左夫人，郑氏号正宁右夫人。宋至清代均加以褒封。

陈 靖 姑

陈靖姑，又名进姑，世尊为临水夫人，民间素称“临水奶”、“大侬奶”。福州下渡人。生于唐天佑二年(905年)正月十五日。另一说生于唐大历二年(767年)，又一说为五代闽王时期人。。
靖姑之父名陈昌，母葛氏，世代务农兼业巫。靖姑少孤，与其兄守元过着农耕和牧畜生活。一日，为在山中牧牛的其兄送饭，遇一馁妇，“即发其箪饭饭之”，而将自己的一份饭留给兄。并把老妇接至家中，“以母事之”。妪病疽，为之跪吮;妪死，为之棺敛毕葬。靖姑17岁时曾上闾山学道术。18岁时嫁给古田人刘杞。先后在闽江流域及闽北诸地施医救产，除恶安良。后唐天成三年(928年)遇大旱疫，靖姑带孕祈雨消灾，几经险恶环境，终至难产而死，年仅24岁。后人感其德，在其殁地大桥临水村建庙崇祀。庙初名“龙源庙”，宋理宗赐额“顺懿”，故又名顺懿庙，历代帝王累加宣封褒扬。明大学士张以宁作《顺懿庙记》，赞其“于民生有德”，《闽都别记》等野史敷演出许多传奇故事。陈靖姑遂为神化女杰，广为流传，名闻海内外，受人敬仰。

张 以 宁

张以宁，字志道，元大德四年(1300年)生于古田县城官宦之家。父张一情，元时任福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以宁幼聆母训，好学不倦，博览群书。
泰定四年(1327年)，考中进士，任浙江黄岩县判官，后升江苏六合县尹。因执法不阿，触犯豪门，莅任不久便被罢官。此后流落江淮、扬州一带达10年。其间，精研《春秋》，寄情山水，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
至元四年(1338年)，惠宗异其才而召为太子监助教，累迁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以宁精通经、史，又擅长诗文，深受在朝宿儒赏识，被誉为“小张学士”，名噪一时。此后20年，他一直在元大都供职。虽身处京城，却眷念故乡。《送重峰阮子敬南还》等名篇，就是他怀乡恋土之作。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灭元后定都南京，改国号大明。命以宁继任翰林侍读学士。是年，朱元璋登钟山观赏山川形胜，以宁、秦裕伯、朱升等扈从。行至拥翠亭，命三人即景作诗，以宁顷刻立就，深受赞赏。不久，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来到南京。宋濂少时就仰慕以宁才华，此时晤面，相见恨晚。他们各自拿出力作，相互观摩切磋，彼此心折。以宁长于诗，宋濂擅为文，此后他们诗文频往，剖心唱酬，时人誉为“双星聚会”。
洪武二年(1369年)秋，以宁奉旨持节出使安南(今印支全境，时为中国藩属)，封安南之王陈日□为国王。朱元璋作御诗，以壮行色。抵境，日□病卒。其子陈立煃继位，遣人向以宁乞讨印诏，以宁滞留洱江不进，坚不授予，只谕其举哀国内，并将详情上奏朝廷。翌年，朝廷加派使者前来，以宁才与之入境举行封王盛典。太祖嘉以宁出使而知权变，特赐玺书及御诗八首。三年五月，封王礼毕，以宁回朝复命，因年老体衰，不胜劳瘁，途中于临清病卒。临终作诗自挽云:“……覆身粗有黔娄被，垂橐都无陆贾金，稚子啼饥忧未艾，慈亲藁葬痛尤深……”太祖闻讯，命驿丞张禄赐葬于县治西南安马亭，并恩赐三年食禄以抚恤其家。
以宁长于经史，尤精于诗。作为由元入明的诗人，以宁经历元末大动乱，接触现实生活与多艰民生。他的相当部分诗歌揭露现实的黑暗，表现对民瘼的关注，富有社会意义。他在临终时所作的《挽诗》就是这方面的力作。在艺术风格上，其诗上溯秦汉，下宗李杜，以多用口语、浅近朴实、造意清新、情感浓烈而见重于时。如《送重峰阮子敬南还》，清著名诗人沈德潜评此诗云:“情致缠绵，神似《饮马长城窟行》(陈琳)。”《峨眉亭》一诗，沈德潜、周准在编选《明诗别裁》时就认为此诗“何减太白”。而《过辛稼轩神道》，意境苍凉，情怀悲壮，泼墨自如，亦可与杜甫吊诸葛武侯诗齐读。自明开国后的约一百年中，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粉饰现实、歌功颂德且又陈陈相因、平庸乏味的“台阁体”诗风占据诗坛之际，以宁这种独具风格的诗文，确给明初的诗界带来新的活力和生命。以宁文章亦颇负盛名。卒后，著名文学家宋濂曾为其《翠屏集》作序云:“入丰腴而不流于丛冗，雄峭而不失于粗厉，清圆而不涉于浮巧，委蛇而不病于细碎，诚可谓一代之奇作矣!先生虽亡，其绚烂若星斗、流峙如河岳者，固未始亡也;信诸今而垂于后者，岂不有在者乎!”
以宁生前著有《春秋论断》三卷、《春秋尊王发微》八卷、《春秋春王正月考》一卷、《翠屏集》四卷、《淮南集》一卷、《南归纪行》一卷，还撰写《题郭诚之百鸟图》等名篇。今多散佚。1990年出版的《全明诗》第一集，收录有以宁若干佚诗。

甘 国 宝

甘国宝，字继赵，一字和庵。原籍屏南县甘际下小梨洋村，生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7岁时，随父迁居古田县长岭上寨村。国宝幼年聪颖好动，读私塾时，即喜爱武术、射箭，间或射及猪豕、瓜瓠，受其父责打而逃，遇低墙飞跃而过，状若小虎，其父惊讶。后一面习课，一面练武，直至成名。
雍正五年(1727年)，国宝考中秀才，雍正七年中武举，雍正十一年会试第三名，殿试二甲八名武进士，授御前侍卫。乾隆三年(1738年)领卫内大臣，授广东右翼镇标中军。后历任广东游击、湖广洞庭协副将，擢贵州咸宁镇总兵等;继移山东、江南、浙江及南澳、海坛等地任职。
乾隆二十四年，国宝任台湾挂印总兵。清高宗诏谕:“此系第一要害地区，非才干优长，见识明彻者不能胜任。”国宝莅任，制总巡、分巡、会哨诸法，严疆界，谨斥堠，察民情，重耕种，使“兵安其伍，民安其业”。其时六斗门百姓苦于琉球海盗侵扰，国宝组织巡防缉捕，使“盗敛迹，民居无警”。当他调内地时，百姓送万民旗、万民伞，同舟送至鹿耳门。乾隆三十年国宝从广东雷琼再次调台，百姓夹道欢迎，后还为其建祠设祀。
国宝为将身先士卒，体恤兵民。乾隆二十六年、三十四年，国宝二度入闽任水师提督和陆路提督，屡对僚属说:“防陆者不可处于家，防海者不可处于陆。”每坐楼船率小舟巡缉，虽惊涛骇浪而不避。行军以不扰民为宗旨。乾隆三十二年任广东提督，时值南澳歉收，惠州大水，则捐俸采谷，设厂施粥，赈济灾民。灾后米贵，劝富户平粜。他还时常赠药、施棺，“葬无嗣之兵，返殁戍之骨。”国宝平生乐善好施，在古田倡修汤寿桥、朝天桥，在厦门倡修天后宫，在泉州倡修元庙观。
国宝亦爱好文墨，擅长山水画，尤以“指虎”画传神，各具形态，有走虎、伏虎、蹲虎、下山虎等。其家乡珍藏有“指虎”墨宝，署名“指头生活”。
乾隆四十一年，国宝出巡福建八府，途经泉州，染沉疴而殁，终年68岁。追授荣禄大夫。葬于福州北关外猫头山。
国宝一生经历不凡，其宅门悬挂一匾“非同俗”。故居小梨洋及祖籍甘际下有汉、满文字写的13道任职圣旨，其中有一道印有乾隆帝玉玺嘉奖他的丝绢圣旨，惜已散失。现仅在古田长岭村存其父母坟墓旁的24只石狮和一帧指虎作品。而其业绩迄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

林 朝 聘

林朝聘，字世珍，号以时，又号时庵，杉洋村人，生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父林承昌，嘉庆十三年任台(湾)澎(湖)挂印总兵。朝聘青年时慷慨有才略，道光十五年(1835年)援例考选从九品，分发浙江衢州府司狱。
道光二十年，英国发动侵华战争。七月连陷定海、宁波，直指余姚。提督余步云、知府邓延彩弃城逃往上虞。军情危急，浙东震动，时独朝聘力主坚守，被任为代理余姚知县。到任仅十天，英舰已至。朝聘急令守城军民巧布设防，遍插旌旗于城墙，列亲兵于城楼，布土炮于垛口，然后大开城门。朝聘“单身减从，乘轻舟直抵英营”，面见伯麦，“正气凛然，大义相责”。英酋手握望远镜远眺城头，但见旌旗摇曳，刀枪林立，又见朝聘身着戎装，气魄非凡，迟疑一阵后令英舰退去，余姚遂转危为安。事后，浙江总督将朝聘姚江退敌经过禀报朝廷。道光帝御题“忠勇可嘉”匾赐朝聘，并授其六品衔戴蓝翎，委为余姚令。朝聘为防英军再犯，不遗余力发动百姓加固城池，广募义勇，组团练兵，同时又串联镇海、宁波、定海等地总兵及农民起义军葛云飞部，建立抗英联合武装，共同抗敌。
道光二十一年，道光帝要朝聘进京召对。入京后，投降派头目之一的穆彰阿原以为他骁勇有为而大可利用，便遣人传话说如往谒当援引。朝聘鄙视奸妄，拒不拜访。穆彰阿忌恨在心。几天后，道光帝召见朝聘，当论及禁烟事时问:“林则徐为官如何?”朝聘奏曰:“臣入京道经江南，沿江士民皆称林大人为难得好官，颂德者颇多。”接着，又直陈鸦片的危害，力斥“祸起禁烟”之说。时正值林则徐禁烟遭谗被谪戍不久，王鼎等大臣鼎力相救无效，朝聘为之“当殿正论”，主战派大臣无不赞其为“诤臣”。召对后，皇叔牟所钦服朝聘的抗英壮举和超人胆识，挥毫在一面二丈见方的黄绫上画幅《姚江退敌图》赠之，图上诗云:“独有微臣不顾身，新图一纸巧传神。姚江谁识英雄面，不画纷纷弃甲人。”几天后，道光帝再次召见朝聘，为勉勖他为国效力，意欲委以重任。穆彰阿奏道:“朝聘原为九品司狱，未可即擢部臣!”由于他极力阻挠，道光帝改封朝聘为定海直隶同知赏换花翎、恭摺。
是年六月，朝聘回浙江定海任职。八月，英政府改派璞鼎查率兵1万人，兵舰20艘(载炮668门)，武装轮船10艘(载炮56门)及运输船、测量船多艘(均运载各种军需物资)，大举北犯，再次攻陷定海。由于葛云飞等已先后牺牲，只留余部，抗英力量减弱。朝聘不忘卫国之责，艰难力任，率领军民奋勇抗击，再次击退英军。由于劳瘁过度，不幸身患重病，于道光二十六年殁于定海。
朝聘殁后，浙江军民将其灵柩移放到余姚的接待寺中，立碑记其生平事迹。道光帝亦命古田知县督工，在杉洋建祠褒扬他。同治元年(1862年)，朝聘遗骸由余姚运回杉洋，安葬于伏龙岗。时江西巡抚沈葆祯为之撰墓阴铭。

圆 瑛

圆瑛，俗名吴亨春，法名宏悟，别号韬光。光绪四年(1878年)生于古田县平湖镇端上村农家。6岁父母双亡。自幼聪颖，诗文过目成诵，乡人目为“神童”。18岁中秀才而萌生出家之念，弃家出走，被其叔追回。翌年，决意皈依佛门，至福州鼓山涌泉寺拜增西上人为师，后转至雪峰寺为僧。
圆瑛心志远大，决意参谒各地名刹以利深造。光绪二十五年，到江苏常州天宁寺依冶开法师探研禅学。5年后，又转到浙江宁波天童寺从寄禅法师修习禅定。他刻苦修学，悟解超群，禅学洞明，深得二位法师器重。宣统元年(1909年)，接任浙江鄞县接待寺住持，曾返涌泉寺开讲《护法论》，在禅林中崭露头角。从此，他辗转各名山大刹，演教弘法，法席遍于海内外。他鉴于佛门日渐式微，仿照新式学堂开办佛教讲习所，进行正规教育，培养出许多佛学人才。
民国3年(1914年)，圆瑛精研永明、莲池大师的大量著述，接受“净土宗”思想，禅、净兼修，为以后佛学理论在禅林中独树一帜打下基础。是年，他力助寄禅法师组织“中华佛教总会”，被选为参议长。
民国6~7年，圆瑛在宁波先后创办僧民学校和佛教孤儿院，实行半工半读，贫寒青年和流浪儿得以识字课艺，各省纷纷仿效。民国9年，赴北京讲演楞严经，恰值北方五省发生严重旱灾，他以大乘教积极入世、普济众生的信念，组织佛教筹赈会为灾民筹款，博得社会各界赞扬，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特给嘉奖。民国11年，应邀抵新加坡、槟榔屿讲经。翌年又到台湾与佛教界联系，扩大海内外及海峡两岸的佛教文化交流。民国14年，返回泉州，创办“开元慈儿院”，自任院长，收养孤儿200余名。福建省长萨镇冰书赠“婆心法乳”匾额予以表彰。
民国17年，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会上通过决议，欲将全国寺院改作学校，所有寺产充作教育基金。圆瑛坚决反对，奋起卫教，被推为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佛教会主席。他随即率佛教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在广大佛教徒的声援下，南京政府终于废止改寺庙为学校的《寺庙管理条例》。不久，为分担社会责任，他力倡佛教界“自食、自养、兼利社会”，开办各种慈善福利事业。一时，佛教慈幼院、医院、工厂、农林场纷纷成立。民国19年，接任天童寺住持，一入寺即宣布“不贪名，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苟安……”等“十二不”条规并付诸实施。从此寺院上下整肃，人人自律，寺风为之一新。
民国20年秋，大片国土洪水泛滥，圆瑛奔走呼吁，为灾民募捐。“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以中国佛教会主席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致电蒙藏寺院警惕敌人的阴谋分裂活动，同时又致书日本佛教界，呼吁其教徒同中国人民一道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民国23年夏，圆瑛再次当选为中国佛教会主席。是年秋，在南京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主张用佛教教义救人、救国、救世界。同时在上海建圆明讲堂，作为他从事讲学和著述的主要地点。
民国25年12月，圆瑛任天童寺住持期满回闽，接理涌泉寺住持。翌年7月，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主持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并成立佛教战时救护团、难民收容所，亲任救护团团长。在“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中，他派遣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抢救伤员，上海沦陷后，救护队撤至南京，旋转至武汉继续工作。当时国内财政困难，各地难民收容所、医院经费无着。10月，他受国府主席林森委托，持其手札及介绍函偕其高徒明旸前往南洋募捐。奔走于吉隆坡、槟榔屿、怡保和马六甲等地，在华侨中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将募到的巨款汇回国内。其间，他写信叮嘱汉口、宁波佛教会分别组建第二、第三僧侣救护队，随军行动，坚持抗日。
民国28年秋，圆瑛回到上海。9月初，他与明旸被日本宪兵逮捕，押往北四川路桥宪兵司令部，旋又转解南京日本宪兵总部。敌人对他们先是严刑逼供，用枪毙迫其承认抗日有罪，继又诱其与日方合作。师徒俩始终坚持民族气节，严辞痛斥，并进行绝食以示抗议。敌人无计可施，只好释放他们。出狱后，圆瑛于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心著述，写下《发菩提心讲义》、《劝修念佛法门》、《弥陀经要解讲义》、《楞严经纲要》等大量著作。他将这些经论与前期所写的《大乘起信论》、《金钢般若》、《法华》等经论，以及《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圆瑛讲演录》、《住持禅宗语录》等著作汇编成《圆瑛法汇》，付梓刊行。此期间，他不忘国难，曾给北京佛学院师生题赠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亡，教徒有责。”
民国34年，在上海创立“圆明楞严专宗学院”，自任院长，培养一大批高级佛学人才。民国36年，他又到南洋讲经，弘扬佛法。回大陆时，香港、新加坡等地友人劝其再度到新加坡等国安度晚年。但他说:“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绝不他往!”
解放后，圆瑛出席1952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同与会的佛教界代表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全国佛教徒团结起来，“制止侵略，保卫和平”。会后，他回到上海，在圆明讲堂启建“祝愿世界和平法会”，登台讲演，衷心祷祝“国运日昌隆，人民常安乐，世界永和平”。1953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圆瑛因病未出席，但仍被推选为首任会长。不久，圆瑛食道癌恶化，自知不久于人世，遂决定归老天童寺。行前，写下遗嘱交与赵朴初，再次寄语:“……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是年9月12日圆寂。终年75岁。圆瑛不仅佛学造诣精湛，且擅长诗文、书法，我国各主要的禅林都留有他的遗墨。

李 若 初

李若初，名景沆，号凤林山人，杉洋乡夏庄人。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生，十个月丧父。寡母余氏立志抚孤，授以《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书本。至11岁，若初入塾就读，师事当地秀才余良俊习书作画。民国元年(1912年)入省城罗山学校读书。毕业后先后执教于霞浦作元中学、福州三一中学及陶淑、毓英女中。被省首批检定为合格高中国文教员。解放后当选为政协古田县二至四届委员。1958年退休后，又应聘于南平师专、漳州师院等校讲授书法及古文。前后执教达40余年。晚年归里，独居一屋，自署“学稼楼”。终日练书作画，吟诗自娱。不幸于1974年9月被其宗侄谋财加害身亡，终年82岁。
若初平生精书画，工诗词，善篆刻。为现代书法名家。其书法早年学柳公权，行草习二王及怀素，隶书学史晨、礼器二碑。中年之后，融汇百家，自成风格，各体皆备。其行草最负盛名，笔势雍容尔雅，不经雕琢而气概自豪;其狂草笔力奇崛，不意经营而意境自华;其隶书，笔锋端庄秀丽，不事铅华而格调自高。原福建师大中文系主任黄寿祺教授曾以唐代怀素《自叙帖》中“寒猴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如铁”之语推崇其草书艺术。若初还擅长画梅竹。运笔气酣势疾，构图苍劲浑厚，点墨浓淡相宜，形神兼备。尤以墨梅著称于世。1960年中央文化部举办全国书法大展赛，他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狂草中堂一幅名列第六。其书画作品在各届省展中均名列前茅，多次被选送出国展览。其作品为日本国多家艺术院、馆收藏。
若初书画，雅俗共赏。县内外、省内外、海内外诸多慕名远道而来求其墨宝者，长年接踵而来;当地乡民尤以其题字为荣，常持粪桶、棕衣、农具请他写字，他亦欣然挥毫。而对那些势利浅薄之徒，则置之不理。他曾自刻“一文不值，万文不卖”一枚闲章，对自己满意之作，则郑重盖志，以见其虚心傲骨之文品人格。
若初生前著《鹪寄轩诗草》一册，集《凤林老人印藏》一册，还有书画篆刻作品集萃。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诸一炬。而其无以数计的书画篆刻佳作，幸为海内外得其墨宝者所珍藏。

陈 心 陶

陈心陶，松吉乡曹洋村人，生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三月十九日。民国14年(1925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旋即受聘于广州岭南大学，民国17年被选送赴美留学，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寄生虫学1年，获寄生虫学硕士。民国18年转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民国20年获比较病理学博士。同年7月回国，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寄生虫学、细菌学教授，生物系主任和理科研究所所长。其时他在华南地区蠕虫区系进行并殖吸虫、异形吸虫的实验生态研究，发现多个寄生虫新种，其中广州管圆线虫直至60年代才被人们认识是一种世界性分布的嗜酸性核细胞增多性脑膜炎的病原。民国22年，他以所发现的肺吸虫新品种为题材发表养殖吸虫论文，引起国际同行关注。民国24年，为探讨台湾省的日本血吸虫和姜片虫不能寄生于人类的原因，以及该地区的肺吸虫和大陆地区肺吸虫的关系，只身前往台湾流行区观察调查。
民国28年日军侵占广州，岭南大学被迫几度搬迁，心陶随之辗转，直至停办，他才转任江西省中正医学院教授兼卫生实验所所长。在战乱岁月里，他从不放下科研工作。民国29年发表我国寄生虫学最早的权威性专著《怡乐村并殖吸虫》，用充分数据说明一个新发现的肺吸虫的可靠性，打破当时国际上倾向于认为肺吸虫只有威氏并殖吸虫单一种的看法，促使许多新的品种陆续被人们发现。这部专著所提出的形态学和实验生态学的特征至今仍被引为典范。民国35年下半年，岭南大学医学院复办，心陶复任该校寄生虫学科主任、教授、代院长。民国37年再度赴美国，先后在华盛顿柏罗维罗蠕虫研究室和哈佛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考察学习，完成蠕虫免疫方面的研究。
1949年10月，心陶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意回国服务，便谢绝亲友的劝阻和美国某大学的高薪聘请。途经香港时，正值港澳地区流言蜚语盛行，又有香港某科研机构以比美国更优厚的待遇聘请他。他决然地说:“金钱于我如浮云，做为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必须在自己的祖国生根。”义无反顾地回到广州岭南大学医学院，投身祖国医学事业。
1950年夏，心陶获知广东四会、三水县长期存在一种“大肚病”，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和农业生产。他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克服当时治安不稳定、交通不方便等困难，带领防疫人员深入疫区调查。几经艰辛，终于首次在六泊草塘检获钉螺，经动物感染试验，获得日本血吸虫成虫，又经反复对可疑病人作粪检，证实广东六泊塘一带流行的“大肚病”是长期以来流行于我国长江以南的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日本血吸虫病。他继而深入广东各个地区现场考察，对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的生态、人体防护、流行病学、诊断、治疗等方面进行大量科学研究工作，摸清广东省血吸虫病流行的基本情况，积累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主张:结合兴修水利，围垦开荒，彻底改变钉螺的孳生环境，把消灭血吸虫和发展农业生产紧密结合起来。四会县依据心陶建议，加固20多公里长的北江大堤，填平几百条滋生钉螺的旧河沟，新开300多条总长150公里大小渠道，根治“毒河”，彻底改变和消灭钉螺的生态环境，开垦出良田10万多亩。这些方法不仅在广东省行之有效，使广东省成为我国第一批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省份，而且在国内其它地区普遍应用，为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研究作出重大贡献，受到中共中央和人民的高度重视和评价。1958年，心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对肺吸虫继续进行大量研究，发现很多新种类，尤其是1959年发现的斯氏并殖吸虫，被证实是在我国广泛流行的一种类型的肺吸虫病的病原。此外对危害人民健康的华枝睾吸虫病、丝虫病、恙虫病媒介、乙型脑炎媒介等进行调查研究。他还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积极开展中草药研究，提出防治血吸虫病的简便有效方法。
心陶还先后培养大批研究生、进修生、专业干部以及外国留学生。曾代表我国科学技术界先后到朝鲜、日本、苏联、阿联酋等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受到国外寄生虫学界的尊重和赞扬。
“文化大革命”期间，心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深受迫害。但他信念坚定，仍坚持科学研究，整理科研资料，他的《医学寄生虫学》一书出版时，出版社送来4千多元稿费，他说:“我写这本书是本职工作，还是把它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吧。”心陶晚年患恶性淋巴瘤，但仍欣然接受中国科学院下达编写《中国动物志》任务，亲自主持《中国吸虫志》的编写工作，组织全国30多个单位进行协作，自己经常夜以继日地带病工作。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住院治疗期间，他更以顽强毅力坚持完成学术论文写作，帮助审阅国内各单位送来的科学论文10余篇。在临终前一天，他还关心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反复叮嘱和鼓励教研组同仁一定要努力完成任务，向科学进军。1977年10月29日心陶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逝世，终年74岁。
心陶一生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和著作130余篇，主要著作有《怡乐村并殖吸虫》、《医学寄生虫学》、《中国动物志·吸虫志》。其中《医学寄生虫学》1978年被评为全国科学大会科研著作成果一等奖。
心陶生前曾担任中共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委员会委员、寄生虫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兼任广东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热带病研究所所长、中共广东省委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过最高国务会议和政协全国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三次接见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多次接见。
为纪念陈心陶生前对科学事业的贡献，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召开隆重追悼会，广东省委、政府、高教委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到会参加，国家卫生部、教育部致送花圈，《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和美国寄生虫学刊物均发表纪念文章。
1987年10月，在纪念陈心陶逝世10周年时，其夫人郑慧贞把心陶生前珍藏的书籍、著作4699册、卡片实验照片20315张赠送给广州中山医科大学。1990年12月广东省三水县政府在陈心陶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六和镇建立纪念碑和雕像，表达三水县人民对陈心陶的缅怀。

黄 孝 敏

黄孝敏，原名黄孝闵，别号黄效明，字景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生于平湖镇达才村。少年就读于平湖公立小学和古田超古学堂。民国13年(1924年)考入福建大学中学部。在校期间，阅读《语丝》、《创造》等进步书刊，热心参加反帝运动。民国1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16年3月，孝敏和陈炳受中共福州地委派遣回古田发展党组织。他们在旧城五保街成立中共古田特支，陈炳任书记，孝敏任组织委员，发展党员46人。12月，中共福州执行委员会成立，孝敏当选为委员。翌年，他再次回古田指导农运。他和特支成员一起在平湖等19个村成立农会，开办农民夜校，吸收会员四、五百人，并开展抗捐、抗税斗争，打击土豪劣绅。为此，国民党古田当局下令通缉，他便潜往福州。不久，中共福州市委命其负责市工济会工作。5月，为纪念“五·九”国耻日，他组织反帝大同盟部分成员和各界群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砸碎日本领事馆玻璃，以示反帝决心。民国20年1月，改任福州市委宣传部长，重点指导学运与工运工作。他在实际斗争中考察学运积极分子，培养他们加入党、团组织，并在学校中建立党、团支部以占领校园阵地。对于工运工作，他更是身体力行。他开办平民夜校，向工人、学徒宣传革命道理。为便于领导工运，他不顾体弱贫血，当上肩挑小贩，深入厂矿、工地广泛接触工人，指导他们开展罢工和进行经济斗争。4月，他还配合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员邓子恢，到连江指导农民进行减租抗债斗争，迫使地主同意每户佃农少交两成租谷。
民国21年1月，在陶铸主持下福州中心市委决定引导农民建立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1月，孝敏调任闽东工农红军游击支队13支队政委，领导开辟长龙山区游击根据地。他带领支队一举攻下连江东岱镇，消灭敌海军陆战队1个排。敌人进剿，他避敌主力突袭连罗交通要道丹阳镇。12月，福州中心市委指示开辟连罗根据地，孝敏率支队歼灭飞竹、洋柄民团，将游击根据地延伸到罗源县20多个自然村。民国22年2月，他与陈茂昌在山面区主持成立连罗革命委员会，竖起连罗地区红色政权的第一面旗帜。当地土豪劣绅对孝敏既怕又恨，马鼻地主悬赏2000大洋购其首级，但他不仅不畏惧，还带兵进击“廉民团”，抓获其团总。
民国23年4月，福州中心市委遭敌严重破坏，孝敏与刘突军转移到福清，8月，中共福清中心县委成立，他被委任为书记。9月，组建福清游击大队，兼任政委。与此同时，他又设法沟通与中共连江中心县委的海上联络。民国24年初，连江苏区沦陷，红军西南团一部在魏耿、杨采衡等率领下突出重围，通过海上联络线加入福清游击大队，共同开辟罗汉里游击根据地。5月，中共福清、莆田中心县委联合成立中共闽中特委，孝敏任组织委员。6月，福清游击大队改编为闽中游击支队，孝敏仍兼任政委。他随即部署此支队歼灭吴守师、黄阿大两股匪徒和刘春水土匪残部，剪除一都民团和敌联保办事处，解除地方反动势力对罗汉里根据地的威胁。支队在斗争中发展到700多人，游击区也渐向闽侯县域扩展。
民国25年2月，闽中游击支队在福清、闽侯交界处的相思岭截击敌人解款汽车，抓获省银行副总理韩疆士等8人，缴获钞票200万元和部分金器、银元。国民党福建省当局调兵3000多人“围剿”罗汉里根据地。敌强我弱，但孝敏指挥若定，分兵六路突围，相继到长泰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
民国26年2月，闽中特委在莆田梧塘洪渡开会，由于叛徒出卖，特委书记王于洁和孝敏等5位特委成员均被捕。在狱中，他们经受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6月23日，敌人将他们押往福州西门外鸡角弄刑场。途中，他们高唱《国际歌》，高呼革命口号，视死如归。孝敏英勇就义，年仅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