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滋河，亦名马峪河，为荆江河段分泄江流的主要河道之一，亦为“荆南四口”之首。

其分江流之口，称松滋口，位于松滋市马峪河林场。松滋河自北而南流往湘鄂两省的松滋市、公安县和安乡县、澧县。河口至松滋大口为上游，亦称主流，长24.5公里，左岸有采穴河分泄松滋河水;在大口处分为东、西两支，俗称松东河、松西河。西支为主流，向南经新江口、窑子沟入公安县境，经狮子口、汪家汊、郑公渡、杨家垱至湖南澧县汇入澧水，注入西洞庭目平湖，全长134.79公里;西支于公安县刘家嘴、杨家垱分别有洈水河、瓦窑河汇入，在斑竹垱有苏支河分流入东支，至青龙窑又分为两支:一支称松滋西支或官垸河，另一支称中支或自治局河。东支经新场、沙道观、米积台入公安县境，经孟溪、甘厂、黄四嘴至新渡口入湖南安乡县境，汇入松虎洪道，注入西洞庭目平湖，全长117.35公里;东支在松滋与公安交界处有莲支河分流入西支，于中河口有扁担河与虎渡河相通，在公安县甘厂有瓦窑河与西支相串。

  松滋河是清同治九年(1870年)长江干堤溃决形成的。当年洪水量级为千年一遇(枝城来量110000立方米/秒)，洪水高出当地堤顶约5米，在庞家湾、黄家铺等地溃决，史称“庚午之灾”。当年堵塞黄家铺，庞家湾因灾民尽皆逃离，无力堵复。因堵复不坚，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黄家铺复溃，荆江南岸四口向洞庭湖分流的格局自此形成。时人杨昌金等以 “民生困敝，堵两口无力，堵一口无益”为由，上吁官府留口待淤。当局为减轻洪水对江北的威胁，遂许。其后洪水泛滥达四五十年之久，生民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江水纵横县境八十余里，随湖、港低洼四处漫溢，无定轨可循。厥后，民垸四起，江水自新口(今大口)而入。至十九世纪初，始有定轨，东、西两支至此形成。”(1983年版《松滋地名志》)

 松滋河河床宽窄不一，干流进口处宽约650米，大口处两岸间距达1200米;西支进口处堤距宽约千米，新江口大桥处宽约650米，而谢家渡河床宽仅400米;东支进口处宽约600米，而沙道观大桥处仅为222米。

松滋河多年径流量为459亿立方米，约占长江松滋江段来水平均径流量的10%，洪水期间，水面坡降约为万分之一，建国后最大流量为1981年的11030立方米/秒，每立方米洪水含砂量最大值为:西支13.4公斤，东支9.08公斤，年入洞庭湖的泥沙量约占入湖泥沙总量的四分之一。

松滋河自形成以来，每年汛期分泄长江洪水，削峰作用十分显著，洪水期间松滋河分流量约占荆江洪水流量的七分之一。荆江高水位时，松滋河每分流1000立方米/秒洪水，可使沙市水位降低约0.1米。清同治九年(1870年)长江特大洪水，如若不冲开松滋口分流，荆江大堤乃至江汉平原难免灭顶之灾。新中国成立之初，松滋河在荆江以南的四条分流河道中，分流长江洪水的能力仅次于藕池河。1959年调弦口封堵后，松滋河的分流量逐渐上升至首位。

 自松滋河有水文记载以来，由于泥沙淤积，进口不断抬高，河流日渐萎缩，水位也随之抬高，分流泄洪能力逐渐衰减。分流能力的衰减尤以东支为甚。上世纪50年代初，东、西两支的分流分沙比基本为四六开，其后，东支分流分沙比逐年减小。主要原因是:“松滋河东、西支分汊口上游河段，近几十年来发生了明显变化。上世纪40年代后期，右岸边滩、江心洲不断发育，逼主泓左移，右岸陈家咀受顶冲，岸线崩坍后退，主泓迅速向右岸过渡，1952-1979年间，西支主泓相应右移了约200米，西支入口段与松滋河干流的衔接更为平顺，干流主泓顺直地进入西支。相反，东支背流加剧，成为侧面分流，降为支汊的地位”。(张应龙、张美德《松滋河东支(沙道观)分流分沙变化分析》)

荆南三口分流量总体来说呈逐年减少的趋势，相对而言，松滋河分流量近几十年基本稳定，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松滋河纵坡为1‰，而荆江多年来平均水面比降一般是0.4‰~0.5‰;二是松滋河在境内受洞庭湖水位抬高的影响在一般水位时并不明显，只要不与澧水发生恶性遭遇，并不影响松滋口的进流;三是下荆江系统裁弯工程对松滋河的影响极其微小;四是松滋河进口河段河岸稳定，河床卵石显露，年际冲淤变化极小，过流稳定。

松滋河东、西两支过流能力，每年进出水量并不都是平衡的。这是因为该河与虎渡河、藕池河等的分流洪量不同，其东、西两支在下游互相交叉，与虎渡河在中河口又互相串通，因而经常发生互相顶托的情况，而且还受洞庭湖区澧水的影响，当澧水洪水与长江洪水不同步遭遇时，西支下段泄量大于东支下段泄量;反之，则小于东支下段泄量。

松滋河分流量逐年减小，特别是东支过流能力日渐萎缩，人类活动也是原因之一。松滋河形成初期，入湖口位于今澧松大垸，至1900年前后，由于泥沙淤积，洲滩段沿下延约40公里，到1954年再下延约30公里。从1976年至1988年的12年间，松滋河新河口、沙道观至官垸、自治局、大湖口之间河段共淤积泥沙7367万吨，年均淤积量567万吨，大量的泥沙淤积促使西洞庭湖解体，而且导致南洞庭湖由湖泊型向洪道型过渡，入湖口继续下延至沅江共双茶大垸东端。从1873年至今，松滋河入湖口由澧松大垸下延了130余公里。泥沙淤积使湖泊变为陆洲，围垸农垦不断拓展，客观上也加剧了这种态势。

泥沙淤积和围垦导致湖容减少，水位自然抬升，“小洪水，高水位，大防汛”这种不正确情况经常出现。因此，西洞庭湖成为江湖关系中各种矛盾交织激化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该区域洪涝灾害的危害性和潜在威胁日趋严重，比其它区域的防汛抗洪更难应对，更为复杂，更具突发性。

对于这种状况，人们深感焦虑和不安，不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上世纪50年代实施的松澧分流工程即为一例。该工程的设想:一是堵支强干，以水攻沙，即堵塞松滋河在湖南垸内的东、西两支，保留中支，使河道流量增大，流速加快，减小泥沙的淤积量;二是堵支以后，原东、西支沿河堤防不再挡洪，减轻防汛负担;三是松、澧两水互相顶托的现象大大减少。但由于当年新展宽的洪道未达到预定的目标以及其它原因，该工程报废。1960年，湘、鄂两省经协商，同意刨开堵口，恢复原状。

民国初期，松滋河常年通航。抗战时期，长江自岳阳以下经常封航，松滋河一度成为川、湘、鄂之间的重要航运线。上世纪初至60年代，每逢洪水季节，由武汉上行宜昌的船只不少都选择这条航线，既可避下荆江“九曲回肠”崩岸之险，又可缩短航程数十公里。而今，松滋河已成为一条季节性通航河流，冬春季，河床滩多水浅，通航期一般在5-10月间。上世纪50年代，汛期南来北往的船舶通行无阻，而今，西支河一般只能通过千吨以下船舶，而东支只能通过小型船只。上世纪70年代，西支河新江口有客轮直达沙市，现已被陆运所替代。有些年份，到9月或10月便断流，不仅使沿河许多依靠水运发展起来的集镇陷于困境，也给沿河人民生产生活带来诸多困难。

松滋河流经的松滋、公安、澧县、津市等地，皆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农业比较发达，工业生产也有一定规模。西支河畔的南海镇，早在春秋时，此地建有郧城，亦名楚城，为楚昭王使郧公斗辛所筑，1870年大水时沉入小南海湖底。东支河边的米积台镇，其名的由来很有意思:因此处地势低洼，有一种专靠捕鱼为食的小鸟，叫“汩鸡子”，个头很小，呈灰褐色，潜入水中捕食一次可达十分钟之久，生活在湖泊、河港和塘堰，只能短距离飞行。后来这里成为大米集散地，时间一久，就演化为米积台了。东支河东岸公安孟家溪镇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不仅是荆州十大粮仓之一，而且还是明代著名文学流派“公安派”创始者“三袁”的故里。“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乃同胞兄弟，皆中进士，同为文学革新派，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对当时的文坛及其后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进步作用。东支河公安县境的分流河道官支河畔的毛家港镇，明清时属茅穗里，又名大贤里，为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觊高僧出生地。清同治《公安县志·地舆志》载:“大贤里，智者生处，后人神之，因以名里”。1990年版《公安县志》载:“荆州碑曰，智觊禅师，初欲出家，母谓之曰:‘甘旨谁供耶?’师指茅为穗，化水为油，遂入天台山。”茅穗里因而得名。甘旨乃美食，又特指供养父母的食品。这意思是说:禅师当初想出家时，母亲对他说，你出家了，谁管我吃饭?儿子手指茅草即化为谷栗，指水即化为油脂，可谓取之不尽。其父陈起，南梁时曾受封益阳候，梁亡，家庭离散，生活困难，遂厌恶人世，出家长沙为僧。智觊高僧俗名陈德安(538-597年)，智者乃隋炀帝杨广对他的尊称。约30岁时到浙江天台山定居授经，59岁时在金陵清凉山圆寂。智觊一生修筑大寺36处，如当阳的玉泉寺等。同时智觊还是一位政治活动能力非凡的宗教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