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艾青对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的贡献

论艾青对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的贡献

艾青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问题中国新诗的现代化首先要和现代派诗歌区别开来，后者是20世纪初期兴起的诗歌流派。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也产生了现代派诗歌，代表诗人有戴望舒、梁宗岱、杜衡、冯至等。新诗的现代化是指新诗的现代品格，它是与五四新文学革命前的旧体诗相对而言的，也是指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

一、艾青论述了诗的“散文美”问题

(一)艾青之前人们对新诗“散文”语的论述。

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因为新诗用白话文来写，这就造成诗语和散文语的混淆。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闻一多、徐志摩等人为代表的新月诗派针对新诗散文化的问题，提出了新诗的三美主张--“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倡导新的格律诗。30年代针对新月诗派过分注重新诗形式而轻内容的创作倾向，戴望舒、朱自清等人提出了新诗散文化的问题。戴望舒不仅重视用口语写诗，而且对诗的散文用语提出了很多有启发意义的意见，他说:“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当去了音乐成分”，“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的情绪的程度上”，“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所谓形式，决非表面上的字的排列，也绝非新的字眼的堆积”，“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戴望舒主张诗要着重内在韵律的美，反对新格律诗对诗歌思想感情的限制，对后来艾青提出诗的“散文美”有直接的思想启迪。艾青这样说:“我说的诗的散文美，说的就是口语美。这个主张并不是我的发明，戴望舒的那首是口语化的，诗里没有韵脚，但念起来和谐。”此外，朱自清明确提出了诗的“散文化”问题，不过，他提出的“散文化”并非混淆散文和诗的区别，而是指新诗应具有散文的成分，口语应是诗歌语言的主要来源。

(二)艾青所指新诗“散文美”的内涵

艾青是第一个提出诗歌“散文美”的诗人，后来很多人都误解了他的真实思想，认为艾青主张写诗要像写散文那样。其实艾青提出这个问题是针对当时诗歌创作的两种倾向:一是有些诗人置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于不顾，还提倡写吟风咏月的新格律诗;一是有些诗人完全不管诗的艺术性，标语化、散文化、口水化、概念化、公式化的诗大行其道。这两种倾向都严重危害着新诗的健康发展，艾青的“散文美”正击中了这两种倾向的要害，对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要准确理解“散文美”的内涵。

散文美以遵守诗的艺术规律为前提。艾青主张诗的散文美，首先是反对诗的散文化倾向。艾青历来反对诗的散文化倾向，他批评道:“有人写了很美的散文，却不知道那是诗;也有人写了很丑的诗，却不知道那是最坏的散文”，“我们嫌恶诗里面的那种丑陋的散文，不管它是有韵与否”，“有些诗，假如不是分行排列的话，就很难辨别它们是诗”，“这种散文化的诗，缺乏感情，语言也不和谐，也没有什么形象;有的诗，语言构造很奇特，任意地破坏我们的语法”，“诗的散文化，是写诗的人在劳动和学习上疏懒的结果”。散文化的诗至少有以下一些特征:分行排列、没有感情、音韵不和谐、没有形象、破坏语法。这就说明散文化的诗和诗的散文美是水火不相容的。

散文美能更自然地表情达意和刻画形象。散文因为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这就为新诗的表现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最能表达形象的语言，就是诗的语言。称为‘诗’的那文学样式，脚韵不能不能作为决定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在它是否有丰富的形象--任何好诗都是由于它所含有的形象而永垂不朽，却绝不会由于它有好的音韵”。一句话，诗的语言决定性因素不在于音乐性，而在于是否是最能表达形象的语言。

散文美就是口语美，是一种自由、自然、朴素、

天真、充满生活气息的美。“我说的诗的散文美，说的就是口语美”，口语，它没有过多的雕琢和刻意，直接表现广大人民原汁原味的生活，这使它天然就具备了自由、自然、朴素、天真等美的特性。艾青说:“散文的自由性，给文学的形象以表现的便利”，“而当我们熟视了散文的不修饰的美，不需要涂抹脂粉的本色，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健康，它就肉体地诱惑了我们”。艾青主张用口语写诗，这是他一贯主张的写诗为人民、“诗是生活的牧歌”等诗歌美学思想的贯彻执行。

综上所述，艾青所指诗的散文美在内容上是说新诗要表现广大人民朴素、健康向上的生活，在形式上是指新诗要有一种自由、自然、朴素，不刻意雕饰的美。

总之，艾青对现代诗内容和形式审美标准的探讨，大大推动了中国新诗的规范化和现代化进程。

(《作家评论》，贺孝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