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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或贬称为"拳匪"。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事变",或被贬称为"拳乱"、"庚子拳乱"等,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难以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有十数万人);死亡的义和团拳民、义和团支持者以及其他中国人也不计其数,数量未有统计。

 
义和团团旗
义和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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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是在19世纪末由义和团发动,主要发生在华北地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参与的爱国运动。因清廷与外国侵略军的联合绞杀,义和团最后失败。这次事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史学家又把这次事件称为"庚子国变"或"八国联军之役",也有人贬称其为"拳乱"。部分西方国家也使用"拳乱"的名称(Boxer Rebellion)。日本则有人称为"北清事変"。
爆发和失败的原因
义和团爆发的根本原因: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小原因: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 失败的根本原因:义和团运动的领导阶级是农民阶级,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最初,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遭清政府的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 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 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即主要原因) 主观主观:"扶清灭洋"中的"扶清"是义和团丧失了应有的警惕;盲目的排外。
爆发于山东
由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行径,使得山东人民对外国侵略者极为反感。早在1897年就发生了巨野教案,山东巡抚李秉衡因此被贬职。在此之后,山东的民教矛盾有增无减。1897年,山东冠县梨园屯村民与教堂因历史上的土地纠纷引起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的邀请,前往援助。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认为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在清朝官员中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同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起义",遭清军镇压而失败。次年(1899年),山东平原县知县蒋楷镇压义和团,当地义和拳首领李长水请求荏平、高唐等地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支援,朱红灯在杠子李庄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0月11日,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来镇压,被义和拳打败。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原起义"。后来清廷加派袁世敦等人前来镇压,在森罗殿战斗中击败义和拳。其后清军游击马金叙活捉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毓贤,他仇视外国侵略者,对民众反洋教斗争比较同情。他罢免了蒋楷、袁世敦等,对义和拳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措施,有说法指出正是毓贤改拳为团,还向朝廷上奏将民教矛盾的责任归结于教会一方。其态度遭到外国敌视,在列强交涉下毓贤被革去职务。但毓贤对义和拳也进行了镇压,在其离职前下令将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等义和团首领杀害。1899年12月,袁世凯代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
义和团运动转入直隶
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1900年6月开始血腥镇压复起的义和团。在山东遭遇不利情况后,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清政府严禁义和团,先后派出多批军队参与镇压。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5月22日,数千义和团在石亭设伏击毙杨福同,被称为"涞水大捷"。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为震惊。随后的1900年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在此之后,清政府又派出聂士成等参与镇压,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已呈现出"诛不胜诛"的局面。
列强介入
义和团的迅猛发展,使列强大为恐慌,他们纷纷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消灭义和团。在外国压力下,实际掌握政局的慈禧太后多次发布严禁义和团的上谕并组织军队进行围剿。但由于多种原因,一时难以扑灭义和团。在北京北堂(西什库教堂,当时是中国天主教的总堂)主教樊国梁的建议下,列强遂于5月28日提出派出"使馆卫队"进入北京,清政府先是拒绝,后被迫于31日同意,但提出"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结果列强先后派出400多人进京,大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限制。后来列强又派遣西摩尔带领2000 人前往北京,这些行为对清政府形成了严重威胁。对此,清政府一面继续发布镇压义和团的命令以消除列强派兵的理由,一面又调集军队进入北京以防不测。对外国人抱有敌意的董福祥所率领的武卫后军(甘军)即在6月9日被调入北京驻守,6月11日,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前去迎接入京的西摩尔联军,在永定门外被甘军所杀。事后,大臣荣禄亲赴日本使馆道歉。
北京局势的恶化
列强向北京强行进军和义和团抵御外国军队,使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面对列强咄咄逼人的态势,清廷内部主和与主战,主剿与主抚的分歧更加严重。清政府于6月5日派赵舒翘和何乃莹,6月6日派刚毅去涿州"劝散"义和团,实为考察情况。结果刚毅的态度是"力言拳民可恃",赵舒翘等也赞成采取招抚的措施。再加之载漪等官僚的鼓动,清政府逐渐开始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组织,这种态度直接导致6月初义和团大量进入北京。从6月10日起,在清朝官员的默许下,义和团开始大量进入北京。在初期,义和团与北京的外国人关系紧张,但并未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6月12日"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牵而北去。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庚子大事记》)。有论者认为这起事件很可能与克林德擅自拘捕路过使馆区的义和团员有关,北京的局势迅速恶化。 在使馆卫队入京后,以德国公使克林德为首的部分外国外交人员一味使用武力解决问题。6月14日,克林德带领水手一排行于内城之上,发现有沙地有义和团练习,即毫不迟疑发令开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庚子使馆被围记》)。此后使馆卫队开展了"猎取拳民行动",多次主动攻击义和团员,这种行为反而使得局面更加失控,愤怒的义和团在北京到处焚烧教堂和攻杀教民,并殃及今前门大街外的大栅栏地区,"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主和派官员袁昶指责克林德说:"门吏等方与步军统领议弹压京城内外,遵旨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邻衅。不意德克使闇于事机,擅自拿办拳匪,以致激变"。而克林德本人则在6月20日去总理衙门交涉时与神机营章京恩海相遇,并被后者射杀,酿成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战争的扩大
6月10日,列强不顾清政府的阻拦,正式组建八国联军,由在级别最高的英国军官西摩尔为统帅,美国军官麦卡加拉为副统帅,率军自天津向北京进发,有论者以此为八国联军侵华的标志。但由于沿途铁路许多已被义和团拆毁,再加之义和团与甘军的不 义和团抵抗外侮
断进攻,西摩尔在杨村陷入困境,被迫后撤,又在归途中遭到义和团与聂士成部的攻击,最终于6月26日败回天津租界。西摩尔提到此次战斗时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没"。中国史学家将这次战斗称为"廊坊大捷"。在廊坊义和团与西摩尔交战同时,列强继续集结兵力,并于6月16日向大沽口炮台中国守军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交出炮台,遭拒绝。次日,距通牒限定的时间还差70分钟,列强的军舰即与守军交火,守军力战不敌,大沽口失陷,守将喀什噶尔提督罗荣光牺牲(也有后来在天津自杀一说)。
清政府对外宣战
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并最终作出了以武力阻止联军进京的决策,其中重要的一条决策便是对外宣战。清政府对外宣战的原因众说不一,但大多认为慈禧太后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清廷对外开战的决定遭到主和派大臣的激烈反对,但主和派在斗争中失势,五位主和派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在其后联军逼近北京时先后被杀。6月21日,清政府以发布上谕的形式对外"宣战"。此时距大沽口失陷已有四天。 清廷的宣战诏书并未提名向何国宣战,也未将宣战文告递交外国使节,在战争中,清朝与列强始终保持外交关系。故有人认为清廷宣战徒有虚名,只不过是一个动员令而已。
围攻使馆
从克林德被杀之后,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便成为攻击的目标。清廷围攻使馆的动也是一桩争论不休的悬案。当时在北京的清军和义和团对于据守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外国军队有压倒性优势,却始终不能攻下。这与清政府的实际决策者慈禧太后有关,她为自己留有余地,不肯全力进攻使馆。慈禧后来谈起此事说"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虽是没拦阻他们,但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庚子西狩丛谈》)清军多次停止进攻使馆,还向使馆送去米、面、蔬菜和西瓜等物资。对使馆的围攻一直持续到北京被联军攻陷,解围后法国公使前去西什库教堂看望樊国梁主教,他们"互庆余生,拥抱为礼"。
义和团在全国各地屠杀基督徒事件
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甚至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以下伤亡情况和死亡数字大都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 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7月9日,在太原巡抚衙门前,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 在内蒙古,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在直隶(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顽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与两神甫,不分男女老幼,尽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50575名教徒,死亡了5153人,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幸存。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在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 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发生了集体屠杀事件。湖南衡州和陕西,也发生主教神甫被杀事件。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者占十之七八。
东南互保
在清廷对外"宣战"之后,部分清朝地方官员抵制朝廷对外开战的决定,与外国达成协议,维持和平局面。其中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表现最为积极。在买办官僚盛宣怀的策划下,6月26日,由上海道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制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各省由各省督抚保护。后来参与东南互保的清朝地方官员不断增多,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等、四川总督奎俊,都对"东南互保"表示支持。 7月14日,闽浙总督许应骙签订《福建互保协定》,实际实行东南互保的省份扩大到东南地区的十余个省份。 清政府对于地方督抚,一方面要求"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力保疆土",进行备战。一方面却又表示宣战是出于"万不得已之苦衷",要求"尔沿海沿江各督抚惟当凛遵迭次谕旨,各尽其职之所当为,相机审势,竭力办理",实际上有默许东南各省督抚"相机审势"的意味。在北京失陷后清政府正式承认了"东南互保"的合法性。 从客观上看,东南互保使东南地区得以免遭侵略军的破坏,对东南地区起到了保护作用。但同时东南互保也使外国侵略军免除了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力量进攻华北,大大增加了华北地区军民反侵略斗争的压力。因而东南互保在当时就受到了批评。浙江按察使容铨对此上疏道"东南各省督抚,谬托保守大局之名,定约九条,实则为苟且偷安之计""漠视朝廷,忍欺君父!"也有官员指出李鸿章实行东南互保"纠合十余省督抚,保护外洋商务,使敌国无粮饷匮绝之虞,并力抗我"。
天津保卫战
在大沽口失陷后,清军和义和团对外国侵略军进行了积极抵抗。义和团首领曹福田与张德成等分别带领义和团进入天津攻击侵略军,直隶总督裕禄以礼相待。义和团在清军帮助下进行了紫竹林之战和老龙头之战。直隶总督裕禄也在奏章中提到义和团的功绩。但同时联军也迅速增强了兵力,7月9日,日军进攻纪家庄,击败义和团,然后与其它联军夹攻聂士成,聂士成部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聂士成于八里台殉国。 聂士成牺牲后,马玉昆等清军将领对义和团的态度变化。马玉昆部让拳民充先锋,却在后面枪杀拳民。例如在7月9日夜间攻打租界的战斗中"华兵在后,义和团在前,合攻租界;洋兵开排枪御之,天明而止,计轰毙义和团二千余名……拳众持刀前行,洋兵开枪轰击,前列者已死;在后者,官兵即用枪击死。故是夕拳众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后来抵达天津的宋庆也"遇团即杀"。结果是"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皆散去",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联军却在做好充分准备后于7月13日对天津发动总攻。经过血战,联军在汉奸的指导下于7月14日炸开城墙攻入城中,天津失陷。联军设立"天津都统衙门"对天津进行殖民统治。
沙俄入侵东北
沙俄除了派兵参加八国联军入侵华北以外,还派出军队入侵我国东北,从7月开始,沙俄军队分数路大举入侵东北地区,最后于10月6日攻陷铁岭,东三省沦陷。沙俄还自7月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海兰泡惨案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屠杀大批中国平民。面对沙俄的侵略,中国军民奋勇抵抗,瑷珲副都统、汉军镶黄旗人杨凤翔力战牺牲,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东北各地人民参加六合拳和忠义军等各种抗俄组织,坚决抵抗侵略军。
京郊阻击战
8月5日,八国联军在受到清军和义和团重大杀伤后,攻占北仓。北仓失陷前,已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李秉衡带兵入京"勤王",并在与慈禧太后的会面中坚决反对与外国议和。于是慈禧 派其率军抵御联军,李秉衡率领各省勤王军与三千义和团于8月6日出发,8月9日抵河西务,与联军交战,诸军溃败。8月11日,李秉衡亦在通州张家湾自杀殉国。
北京失陷
8月13日,联军进抵北京城下,1900年8月14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北京发动总攻,并攻破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各门进入北京,董福祥的甘军和义和团坚持抵抗,而此时的慈禧见势不妙,遂带领光绪帝、隆裕皇后等与部分王公、太监于15日晨出神武门西逃。联军继续进攻北京,经巷战后于16日攻陷北京。12月10日列强成立管理北京委员会对北京进行统治。北京失陷也标志义和团运动失败。
义和团余部坚持抵抗
慈禧在出走时发布上谕,将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头上,并命令各地清军予以剿杀。义和团迅猛的发展部分得益于清廷的支持,在清廷态度变化后,许多义和团组织迅速消亡。但也有部分义和团坚持抵抗。刘呈祥带领义和团在天津郊区抵抗侵略军,保定义和团首领周老昆率部在山区坚持战斗,义和团首领郭逢春在广昌与侵略军和官军战斗。侵略军在华北的其它许多地区都遭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只得不停分兵前往镇压。
八国联军的暴行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兵分数路,向南进犯保定,向西进犯山西,向北进犯张家口和山海关,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屠杀:联军对待中国官员极为凶狠,护理直隶总督廷雍便为联军所杀。而一般百姓更加悲惨,当时有人记载"城破之日,洋兵杀人无算,……但闻枪炮轰击声,妇稚呼救声。街上尸骸枕藉,洋兵驱华人舁而埋之,畚镭既毕,即将舁尸之人尽行击毙,亦埋坑中。……大约禁城之内,百家之中,所全不过十室。今高门大宅,尚有虚无一人而遗尸未敛、蛆出户外者。虽青磷屑、扬州十日记,何以过之!"英国记者辛普生也记载他目击的情况:" 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联军斩杀被俘的义和团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抢劫: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时人报道说,各国洋兵"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传教士也不甘落后,樊国梁主教仅在一处王府家里就抢去财物珍宝约值一百万两银子。 凌辱妇女:"联军尝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贱老少,尽驱诸裱褙胡同,使列屋而居,作为官妓。其胡同西头,当径设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东头为出入之路,使人监管,任联军人等入内游玩,随意奸宿"。 11月方才抵达北京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签订辛丑条约
为了收拾残局,清廷启用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与外国谈判。经过谈判,1901年,清廷最终与十一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内容: 一、清廷派专使为克林德事件向德皇道歉,并在北京为克林德立牌坊。 二、处置"祸首"。主战派大臣有的被处死或赐死,如启秀、徐承煜、赵舒翘、毓贤、载勋等,有的被发配边疆,如载漪、载澜等,有的被解职,如董福祥等,也有的被削去生前的恩典,如李秉衡、徐桐、刚毅等。 三、以那桐为专使大臣,向日本天皇为杉山彬事件道歉。 四、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损坏或污渎的外国坟墓由各国使馆重新恢复,中国为北京附 辛丑条约签订现场
近的每处坟墓付款一万两银,为外省的每处付五千两银。 五、两年内禁止中国进口军火。 六、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 七、划定使馆区,不准中国人居住。 八、拆毁大沽口炮台。 九、外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 十、清政府保证镇压排外行为。 十一、中国改善水道,以改善对外贸易。 十二、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于六部之上。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清政府已经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主要对象。
扶清灭洋斗争
辛丑条约签订前后,广大人民掀起了反抗浪潮。1901年6月,直隶深州、安平等地民众在田燮经领导下,竖起"反清灭洋"的大旗,反抗侵略者和反动卖国的清政府。同年8月祁子刚领导的直隶雄县起义,也高举"反清灭洋"旗帜。1901年,川东义和拳散发揭帖,提出"灭清剿洋兴汉"口号。随后1902年四川红灯教首领李冈中在资阳起义,四川义和团斗争开始高涨。同年4月,爆发景廷宾起义,义和团首领赵三多也参与了起义。景廷宾被推为龙团大元帅,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两面大旗。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三、四万人,势力遍及冀、鲁、豫三省24个县。7月25日,起义军被镇压,景廷宾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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