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查询的关键词是:李跃龙   洞庭湖的前世今生 
下面是原始网址 http://hlj.rednet.cn/c/2013/05/31/3025155.htm 在 2018-03-03 03:29:23 的快照。

360搜索与该网页作者无关,不对其内容负责。

李跃龙:洞庭湖的前世今生_红辣椒频道_红网
当前位置: 红网 > 红辣椒频道 > 正文

李跃龙:洞庭湖的前世今生

2013/5/31 0:10:15 [稿源:红网] [作者:李跃龙] [编辑:司马清]
洞庭湖位于长江中游荆江河段南岸,湖北省南部、湖南省北部,在北纬28度44分~29度35分,东经111度53分~113度05分之间。湖体呈近似英文字母“u”形,从地图上看酷似一把用餐的勺子,镶嵌在两湖平原上。经过地质运动和人类活动的双重作用,洞庭湖现已分割成东洞庭湖、南洞庭湖、西洞庭湖,三湖之间通过河网湖沼和洪道连接。洞庭湖南纳湘、资、沅、澧四水,长江荆江河段通过松滋、虎渡、藕池河三口向南分流入洞庭湖,再由城陵矶湖口汇入长江,是吞吐长江的洪道型湖泊。洞庭湖自古为五湖之首,是中国水量最大的通江湖泊,在岳阳水位(黄海基面)33.50米时,湖泊容积167亿立方米,湖体水域面积2691平方公里,洪道面积1300平方公里,总计3991平方公里。洞庭湖区堤垸(纯湖区)总面积18780平方公里,其中湖南省15200平方公里,湖北省3580平方公里,按2010年行政区划,结合历史习惯和自然地理,环洞庭湖区主要指洞庭湖平原地区,约5万平方公里,它包括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弥市镇、松滋县、公安县、石首市江南部分,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云溪区、君山区、岳阳县、华容县、湘阴县、临湘市、汩罗市、屈原管理区,常德市武陵区、鼎城区、汉寿县、桃源县、澧县、安乡县、津市,益阳市资阳区、赫山区、沅江市、南县、大通湖管理区,长沙市望城区、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长沙县和宁乡县的一部分,株洲市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湘潭市雨湖区、岳塘区。洞庭湖是湖南的“母亲湖”,洞庭湖区是湖南省可持续发展最具活力的增长板块之一,是湖南水利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基地,将成为湖南省乃至全国最重要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城市腹地经济支撑试验区和国家大江大湖生态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探索区。



洞庭湖是湖南的“母亲湖”,它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发祥地。

洞庭湖地区因为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水、土、生物资源条件,成为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发祥地。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文化遗址上发现了炭化稻谷的遗址,经碳十四检测,这些稻谷遗存距今9000~8000年以前,比浙江省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还要早1000~2000年。根据孢粉分析,彭头山的水稻与现代水稻的生物学性状已十分接近,表明彭头山出土的水稻已属人工栽培水稻。1993年,在彭头山遗址不远的城头山古城墙遗址下部,又发现了一处距今约7000年,内涵极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稻作文化遗存。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古城墙时发现城墙的外坡下叠压着早于城墙建筑时代约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巨大濠沟。在濠沟的淤泥中,出土了稻谷、大米、豆类、蔬菜、莲荷等的籽实数十种,还有猪、牛、鹿、象、鱼和螺等动物遗骸20余种。此外还发现手工编织的竹席、芦席的残片,以及距今约6500年的水稻田。这是世界上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历史最为悠久的古稻田实体。在古稻田的表层土壤中,经过检测分析,发现其中包含有大量的稻谷和水稻植株的硅子体。在稻田周围还发现了水沟、水塘和圩埂,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原始水利设施。以上表明,早在8000~7000年前已有先民们在洞庭湖这块沃壤上开始有固定聚落的农业定居生活,创建了以稻作农业为主体的人类早期文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而洞庭湖区又是世界上人工栽培水稻最早的发源地。

正因为洞庭湖区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这里的水土养育了历史时期中华代代儿女。除土著人口外,洞庭湖区又是历代移民的流入地。先秦时代起,巴人东迁、糜人安居,都以湖区为目的地。楚人南迁,经营湖湘,这里成为粮仓。以后历朝历代,只要北方战乱,即伴生大量流民南移。永嘉之乱后,“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湖区成为侨立州郡最多的地区之一,在洞庭湖北部、西北部专门设立南义阳郡、南河东郡,今松滋县就是侨县。新设置的州县,虽说不是侨立州县,但也与安置流民有关,如湘阴县、药山郡、药山县、重华县、玉山县、湘滨县、罗州等。安史之乱后,北方民众逃亡,流向湖南又形成高潮,“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如大诗人杜甫即在这一时期流寓到湖区,最后病死在湘江的小船上。明代重视耕垦,移民大增,但性质有些变化,以经济性移民为主,难民开始减少。时有江西填湖广一说。清代康乾时期,湖区开始大量兴筑堤垸,湖区的人口急剧增加,除一部分外省籍外,湖区移民大多以本省籍为主,为湖区土著称之为“上乡人”,即湘水资水上游地区的意思。洞庭湖能成为历史时期各个朝代移民的重要目的地,表明这一地区具有丰裕的自然条件,人口承载量大,换言之,能解决大量人口膨胀的生计问题。

洞庭湖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是湖南省乃至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油基地、水产和养殖基地。司马迁、班固均用“稻饭羹鱼”、“虽无千金之家,亦无饥馑之患”来描绘其社会经济生活。在洞庭湖区,河网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水生资源极为丰富,成为农业文明时期最为理想的地区之一,稻饭羹鱼也成为鱼米之乡在不同时期的代名词。洞庭湖给予人类以慷慨和丰厚的回报,除养活这一地区的民众外,明清以来,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粮食输出地。到清乾隆年间,随着洞庭湖区围垦洲土的高潮出现,湖南省的耕地面积急剧增加,粮食产量逐步赶上并超过湖北省。在湖南,“止有本省之谷运出,从无别省之米运来”。①新出现的民间谚语“湖南熟,天下足”传到皇帝那里,进而取代了“湖广熟、天下足”。湖南省成为最主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洞庭湖成为著名的粮仓。湖南省的这一重要战略地位,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照1998年统计资料,洞庭湖区粮食总产量724.25万吨,占湖南省25.71%;棉花14.31万吨,占74.34%;水产品59.34万吨,占50.81%;苎麻3.18万吨,占79.5%;油料48.34万吨,占40.03%。

洞庭湖是中国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泊,是长江最重要的调蓄湖泊。其多年平均入湖水量为2803亿立方米,相当于鄱阳湖的3倍,黄河的5倍,太湖的10倍,比三者来水总和还多一半。洞庭湖集水面积26.2万平方公里,补给系数达105.7,是鄱阳湖的2倍;其平均水深6.39米,容积按岳阳水位33.5米计算,达167亿立方米;湖面和洪道面积达3991平方公里。这些数据证明,洞庭湖稳居五湖之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如果把长江比喻为祖国的母亲河,洞庭湖则是这位母亲河的长子。它依偎在万里长江的中流,吞吐长江洪水,为长江解难分忧。根据1951年~1988年洞庭湖出入湖组合洪峰流量资料,通过洞庭湖调蓄,多年平均削减入湖洪峰流量11821立方米秒,占周期多年平均总入湖组合洪峰流量的30%左右,占长江城陵矶至螺山江段的安全下泄流量6万立方米秒的近五分之一。在洪湖等其它通江湖泊尽堵后,仅剩洞庭湖单独调节长江中游的洪水。因此,洞庭湖既属于湖南省,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保命安民湖。

随着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洞庭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防洪保安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其在生态效益方面的巨大作用影响,将成为湖南省乃至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重要基地。洞庭湖区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湿地,在维护长江中游水域生态平衡、保证生态安全中的地位不可替代。洞庭湖已是目前与长江保持水体交换为数不多、甚至是惟一的天然湖泊,极具生态价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水系结构,形成了极其复杂和有代表意义的江河湖泊复合型湿地生态系统,在调节气候、控制土壤侵蚀、调蓄洪水、降解污染物、维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它在补充地下水、碳循环、碳积累等方面为人类研究尚不深入和了解的功能,客观而实际的存在。同时,洞庭湖水域又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一块重要的候鸟越冬地和迁徙鸟类停息地,在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洞庭湖属扬子准地台江南地轴上的断陷盆地,形成于燕山运动,延续至喜马拉雅运动。白垩纪为盆地发展扩大时期,第四纪以来,洞庭湖拗陷盆地在新构造运动作用下,再次全面下沉,接受沉积,成为湖南省第四纪分布最广、厚度最大、沉积层序最全的地区。存在4次以上凹陷成湖、凸起成陆的演化过程,相应拗陷盆地解体,形成断拗盆地。早更新世早期,在目平湖、澧县、沅江等凹陷成湖,中期湖侵扩大到汉寿、鼎城、安乡、湘阴等地,出流由安乡经澧县凹陷排入长江,末期凹陷转为缓慢上升,湖泊萎缩一部分成陆。早更新世晚期,目平湖与沅江两凹陷相连,湖盆扩大。赤山凸起成为两湖间的孤岛,湖水从南县、鲇市、藕池口排入长江,为第四纪湖面最大的兴盛时期。随着湖盆转为上升为主,湖水退却,出现洞庭湖平原地貌景观。中更新世,洞庭湖盆地发育为河网交织的湖沼盆地,澧县、目平湖和沅江至湘阴的沉积体系。此时,湖水有两处出口,一处由岳阳君山经广兴洲入长江,另一处由安乡佘家台经澧县进入江汉盆地。晚更新世,目平湖凹陷和沅江至湘阴凹陷部分地区再次活化沉降,并在赤山西部形成常德、安乡河湖盆地和东部临资口、黄茅洲和北大市河湖盆地,但其它范围已大为缩小,形状复杂,湖水由南向北流,并在团山附近有东、西水系汇合,在石首一带注入长江。发展到全新世后期,整个湖盆为河网交错的洞庭平原,当时在君山西南侧有一方圆130平方公里的小湖。

先秦之后,云梦泽逐渐解体,江湖关系转变,直接影响到洞庭湖的演变。汉晋以来,长江流域人口逐渐增长,垦殖活动强度增大,自然植被受到破坏,长江的含沙量开始增高。随着荆北云梦泽的逐渐淤塞,荆江河床自动调节抬高,加上受西北-东南方向新构造掀斜运动的影响,荆江主泓道逐渐向南摆动。东晋永和年间,荆江南岸形成景口、沦口二股分流汇合成沦水进入洞庭湖。洞庭湖由于承纳两口分泄之江水江沙,湖泊的淤积过程开始加速,形成大小不一的湖群。唐宋时期,荆江统一河床的形成,使边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随着荆江堤防不断修筑,江面束狭、泄洪不畅,洪水位开始抬升,江水顶托倒灌机率增大,每当大洪水通过荆江段常形成决口,“九穴十三口”形成。穴口大量分流长江洪水,使洞庭湖呈现明显扩涨之势,湖盆向西、向南伸展,南连青草、西吞赤沙,水域面积扩大。形容湖水波澜壮阔的“八百里洞庭”一词便开始在这一时期的诗文典籍中出现。随着水域扩展,使原来在汉晋时期彼此支离的洞庭、青草、赤沙3个湖泊在高水位时得以连成汪洋一片。由于受长江来水的影响越来越大,洞庭湖洪水过程也相应发生显著变化,由唐宋以前以“春溜满涨”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夏秋水涨”为主,洪水特征除由四水注入的“桃花汛”之外,长江夏秋水涨的洪水特征已突现出来,使湖泊的洪水过程在年内变化由原来的单峰型转变为明显的双峰型。水位涨落幅度大,季节性差异悬殊,夏秋水涨,洪水一片,冬季水落,洲滩显露,季节物候分明。

宋代以后,荆江河床不断为泥沙淤积,洪水位持续抬升,使魏晋时原“湖高江低、湖水入江”的江湖关系逐渐演变为“江高湖低、江水入湖”的格局,洞庭湖水浸日益严重。元、明、清三朝,随着荆江堤防的不断修筑和穴口的时决时塞,江患加剧,荆江溃堤、湖区溃垸频繁。江湖关系开始紧张起来,说明从宋代开始,江湖关系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人为因素成为江湖关系变异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标志着江湖关系基本上由以前的自然演变状况逐渐转变成为人为因素起着主导作用。

明嘉靖之后,中央政府采取“舍南救北”的治水方针,荆江北岸穴口尽堵,南岸保留太平、调弦二口与洞庭湖勾通。清代仍继续沿袭明朝的消极治水方针,在长江来水有增无减的情况下,一遇洪水则湖水泛滥四溢、向外扩展已成必然之势。西洞庭湖和南洞庭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扩大起来的。这一时期洞庭湖的范围,“每岁夏秋之交,湖水泛滥,方圆八九百里,龙阳、沅江则西南之一隅。”说明唐宋时期洞庭湖在西吞赤沙湖之后,向西南又有了迅速的发展。迄至清代中期以前,洞庭湖仍继续呈扩涨之势,到道光年间,为洞庭湖自先秦以来扩展至鼎盛时期。道光《洞庭湖志》记载它的范围是:“东北属巴陵,西北跨华容、石首、安乡,西连武陵、龙阳、沅江,南带益阳而环湘阴,凡四府一州,界分九邑,横亘八九百里,日月若出没其中。”可见洞庭湖自魏晋南北朝之后是逐步“回春”的。由魏晋时期的五百余里到唐宋之际的七、八百里,继而又发展到清中叶的八九百里,湖水波涛可直拍岳阳、华容、汉寿、沅江、湘阴等县城,君山、艑山、层山、寄山、团山、磊石山、赤山、墨山等均成为兀立湖中的岛屿。洪水时节,洞庭湖水域面积超过6000平方公里。

十九世纪中叶,洞庭湖开始由盛转衰,进入有史记载以来演变最为剧烈的阶段。从6000平方公里的浩瀚大湖,萎缩到目前2691平方公里的湖面,就是在这一百多年时间内发生的。其主要原因就是人为和政策的因素,导致咸丰、同治年间藕池、松滋相继溃口,荆江四口分流入洞庭湖局面的正式形成。咸丰二年,荆江藕池堤马林工在小水年份溃决,清政府借口民力拮据未予堵筑,形成藕池口、至咸丰十年长江大水,在原溃口冲刷成藕池口。同治九年松滋溃口,因堵筑不坚固,同治十二年复溃,形成松滋河。藕池口,松滋口形成后,原由两口分流转变为四口分流,江湖关系巨变,成为洞庭湖近一百多年来演变的重大转折点。由于四口自北而南奔流,夺流改道,不仅使四水三角洲平原被淹,而且还迫使四水改变流向,彻底打乱了原有水系格局。沅水尾闾的主泓被迫遗弃故道,改由大围堤西北方向入湖;资水尾闾的主泓也不再经由沅江县城侧,而是改由毛角口经杨柳潭入湖。四口和四水在湖内相互顶托干扰,造成局部地区水位壅高。更为严重的是大量泥沙倾积湖内,成为制约洞庭湖演变的一个主要矛盾。四口入湖泥沙淤积形成的河口三角洲自西北向东南推进,加速了洞庭湖洲滩的发育。随着三角洲在湖内不断充填和南移东进,洞庭湖由此进入了迅速缩小的过程。伴随着泥沙淤积和洲滩的迅速扩展,湖区继之开展大量的围垦。湖泊变成洲滩,洲滩又成为垸土和湖田,洞庭湖人进水退的状况开始出现。清代湖区堤垸的兴修可以划分为两个高峰期:一是康乾时期。康熙年间重视堤垸的恢复发展,允许荒地围垦,政府还曾拨出专项帑银资助湖区兴修堤垸,这样,到雍正、乾隆时期,湖区围垦到了“无土不辟”的程度。滨湖堤垸如鳞,弥望无际,已有与水争地之势。乾隆年开始到嘉庆年间,湖南的一些有识之士包括地方官开始呼吁限制围湖造田,并要求刨毁有碍行洪的私垸。二是清末光绪年,在荆江来沙成倍增长、洲滩迅速扩展的情况下,再次出现筑堤建垸的高潮,挽垸呈恶性膨胀,至清末洞庭湖总计有堤垸1094座。

民国时期,围垦没有受到遏制,洞庭湖进一步萎缩。高位洲滩因每年显露期长,相继挽成堤垸已成必然之势。而中位和低位洲滩,因地势低下,每年淹没时间较长,修垸工程量大,且不适宜垦殖,这一类未经建垸的洲滩,当地俗称之为洲土。据民国35年调查,已形成岳临、苍梧台、注滋口、大通湖、飘尾五大区块,总计在268万亩。40年代中期洞庭湖已是洲滩广袤,湖体支离破碎,港汊交织,滩地发育系数达0.4左右。洞庭湖滩地发育程度如此之高,表明洞庭湖已进入它的衰老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认识和治理洞庭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连续遭遇1949年、1952年、1954年几次大水灾之后,治理洞庭湖上升为中央政府的工作日程,以水利建设为重点的洞庭湖治理工程陆续上马。在50年代初兴建荆江分洪区时,周恩来总理就指示“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1954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的《长江流域规划要点报告》中,明确提出长江中下游防洪,必须采取“蓄泄兼筹,以泄为主”,“江湖两利”的治理方针。在这个治理方针的指导下,洞庭湖治理工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85年,主要进行堵支并垸、排涝、撇洪河配套等初期建设。其中50年代主要通过堵支并垸、整治洪道、加固堤防、兴建涵闸等工程措施来改变历史上水系紊乱、堤防残破的局面。十年共完成土石方5.87亿立方米,投工2.92亿个。60年代主要从事垸内电排建设、渠系调整和渠系建筑物配套。从1964年开始的连续3年的电排建设,形成湖区水利建设高潮,机排发展到93615马力、电排发展到19.67万千瓦。十年完成土石方4.92亿立方米,投工2.67亿个。70年代继续进行电排建设,开展田园化建设,逐步完善渠系配套,但对防洪建设有所放松。十年完成土石方16.4亿立方米,洞庭湖区堤垸数由1949年以前的993个减少到215个,一线堤防长度由6400公里减少到3740公里。需要指出的是,湖区兴修水利,得力于群众运动,得力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的群众氛围和体制。这一时期,洞庭湖区水利建设累计完成劳动工日17.85亿个,平均每年投工5000万个,按湖区的正劳动力人口计算,每个劳动力年平均上水利工地劳动50天。也说是说洞庭湖区一般岁修土方都是由湖区民众义务承担的,几乎每个冬季,整个劳动力大军都奋战在湖区冬修大堤上,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例外。整个这一时期,洞庭湖的水利建设呈发展上升趋势,对于保障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而这一趋势,在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叶,因为农村体制变更等种种原因,水利投入不足,群众兴办水利的现象不再,湖区在水利建设上欠账较多。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洞庭湖治理进入第二阶段。主要围绕实施由水利电力部批准的《洞庭湖近期防洪蓄洪工程规划》,简称一期工程。中央明确提出“为使堤防在设计情况下不至于漫溃,近期先安排一些急办的堤防加固、蓄洪安全建设和扩大洪道工程,主要对重点垸堤防加高培修,处理应急险工险段”。一期治理工程从1986年开始实施到1996年通过国家验收,历时10年。实际完成工程总投资11.6亿元,其中国家投资4.61亿元。完成土方2.32亿立方米,石方316.81万立方米,钢筋混凝土103.53万立方米。主要对重点堤垸进行加高加固,蓄洪安全建设、洪道整治进行了试验性建设,初步改善了防汛通讯报警设施建设。湖区11个重点堤垸1191公里防洪大堤普遍比80年代以前加高1~2米,加宽2~3米,可以基本保证在遇1954年洪水位下不漫堤,24个蓄洪垸建设有了起步。

洞庭湖治理的第三个阶段从1996年开始,针对一期治理后湖区堤垸堤身断面不够、质量差、堤基渗漏严重、河岸崩塌、涵闸破旧老化、设计标准低等问题,编制二期治理规划。主要内容包括堤防加高加固、洪道整治、蓄洪堤垸建设、治涝工程建设、防汛通讯报警设施、水利结合灭螺等七大项,得到国家计委的同意和批复。在二期治理工程实施期间,洞庭湖的水情发生了一些变化,1996年、1998年、1999年连续发生特大洪水考验,综合治理大江大湖,保护生态平衡提升到国家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战略。从1949年开始的水利建设,主要是保障农业生产和群众生命财产的角度考虑较多,客观上看还只是属于治标的层次,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规划和工程措施很少。如何标本兼治,加大洞庭湖的综合治理、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平衡、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如何保护洞庭湖的生态平衡、如何充分发挥母亲湖的生态效益,如何认识自然与顺其自然的问题,提出了不与水争地、给水以出路的思路。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发生后,国家提出了“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行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的灾后重建32字指导原则,并相继启动了长江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工程,湖南省境内四水中上游地区基本上纳入到长防林和退耕还林工程范围,洞庭湖水系的水土保护工程开展实施。治湖必治江,治江必治山,山、江、湖同步治理,标本兼治,彼此互为协调,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二期治理期间,三峡工程的建成与蓄水,大大减轻了湖区的防洪压力和洞庭湖泥沙淤积,有利于保持河湖的行洪能力与调洪能力,也减轻了湖区社会修防负担。这是湖区民众几代人的梦想。随着二期治理工程的实施完成,必能与三峡工程以及其它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相互作用,产生更大的叠加效益。



洞庭湖的形成和演变,有自然和人类两方面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如果撇开自然的因素,仅从人类活动的因素来探讨洞庭湖的演变,则可以用两个时间点把洞庭湖的变迁史划为三个时期。清中叶咸、同年间四口南流局面形成之前为第一阶段;四口南流之后至三峡工程建成运行之前为第二阶段;三峡大坝建成运行之后为第三阶段。

三峡工程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一项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也是洞庭湖区民众盼望已久的民心工程。三峡大坝在2003年开始蓄水,2010年10月26日首次达到设计175米正常蓄水位,总库容393亿立方米,其中221.5亿立方米作为防洪调蓄库容。通过科学调度,长江遇百年一遇以下或者1954年洪水,控制荆江河道流量不超过56700立方米秒;遇千年一遇或者1870年洪水则控制荆江河道流量小于80000立方米秒。荆江当前的安全泄量为60000~68000立方米秒,则长江百年一遇以下洪水,三口洪道可不分流或以松滋河分流即可,而千年一遇洪水在三口分流20000立方米秒以内即可实现荆江河段的防洪安全,以松滋河、虎渡河的分流能力即可基本上满足其要求,这将大大减轻洞庭湖的防洪压力,多年来湖区民众世世代代担忧的洞庭湖“北水”威胁由此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如果说洞庭湖是长江的“长子”,多年来独自承担或者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分忧解难,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兄弟,三峡水库就是长江的“养子”。与此同时,长江进入洞庭湖的泥沙与洪水同时锐减,洞庭湖淤积量将减少,这对维持洞庭湖调蓄容积和延长洞庭湖寿命将十分有利。所以说三峡工程的建成和蓄水对长江与洞庭湖的关系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江湖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是长江四口南流局面形成、江湖关系恶化约一个半世纪后洞庭湖和长江关系由坏的方向向好的趋势转化的一个起点。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的粮食安全水平大为提高,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短缺的困顿、上溯至清康乾时期人齿倍增而凸显的生计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开发洞庭湖、治理洞庭湖就是围湖造田、以粮为纲、向水面要粮的主题逐渐淡化,自九十年代起在湖区不断出现“抛荒”、“撂荒”现象。有计划的湖泊围垦完全停止,而自1996年、1998年、1999年连续不断的洪水灾害后,全社会的关注点开始转向水土保持和生态平衡。这是洞庭湖变迁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千百年以来向洞庭湖索取生活物资到逐步重视恢复洞庭湖的生态功能转变,从与水争地向给水以出路转变,从单纯治水向综合治湖治山转变,从开发利用洞庭湖向保护母亲湖转变。

上世纪末开始,长江流域防护林工程被纳入国家“十五”规划,其中包括建设洞庭湖区绿色屏障。1999年,国家又提出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出发,将易造成水土流失的坡耕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停止耕种,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因地制宜地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这是洞庭湖治理的重大利好和治本之作。湖南省有80%以上的集雨面在山丘区,每年1623亿立方米的年径流通过5341条小河越山穿谷,汇集湘、资、沅、澧四水等注入洞庭湖。因此,治湖必须与治山相结合,在四水上中游地区开展植树造林,增加流域内水源涵养能力,减少水土流失,杜绝陡坡开垦。禁伐天然林和退耕还林是治本之策,而退田还湖、平垸行洪、移民建镇则是有组织地将人类侵占的部分空间还给水、还给湿地、还给洞庭湖,延长洞庭湖的寿命。从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的监测显示,洞庭湖的泥沙淤积正呈大幅减少的趋势。洞庭湖多年平均入湖泥沙量为1.67亿吨,其中1.32亿吨来自长江,0.3亿吨来自四水。2003年三峡蓄水后,实测入湖泥沙仅0.383亿吨,其中0.205亿吨来自长江,0.178亿吨来自四水,仅为之前多年平均入湖泥沙量的22%。而通过退田还湖、平垸行洪,洞庭湖的水面在恢复性扩大,其调蓄容积也在相应增大。

但是,洞庭湖所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严峻。三峡工程并没有根本上解除洞庭湖的洪水威胁,洞庭湖作为调蓄长江中下游洪水的重要场所的地位并没有改变。长江中下游洪水的蓄洪矛盾主要集中在城陵矶地区,如重现1954年型洪水,即使三峡水库进行补偿调度,城陵矶附近超额洪量仍将大于218亿立方米。由于长江洪水历时长,四水与长江洪水过程遭遇的几率依然很大。而洞庭湖区堤防抗洪能力依然偏低。虽然经过一、二期治理,但标准依然不高。重点垸堤防虽然达到二期治理设计高程,但由于江湖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城陵矶附近地区水位抬高十分明显。莲花塘站1998年洪水较1954年最高水位抬高了1.85米,较控制水位抬高了1.4米。堤防设计水位严重偏低,堤防基础处理不能满足防御高洪水位要求,遇大洪水极易发生管涌等溃垸性大险。长江荆河段在三峡工程运行后防洪标准达到百年一遇,而洞庭湖堤防设计水位比实际已发生的高洪水位平均还要低1米。特别是蓄洪垸和一般垸防洪战线长,全靠地方财政和民众自筹除险加固。由于地方财力十分有限,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加固,现有堤防防御能力仅3~5年一遇。四水的洪水问题仍然实质性的威胁洞庭湖区,四水防洪库容只有35亿立方米,从根本上解决四水拦洪错峰问题,至少要增加35亿立方米防洪库容。目前,湘江干流无控制工程,资水、沅水控制性工程防洪库容严重不足,问题亟待解决。所以三峡水库只解决了洞庭湖的一部分防洪问题,而不是解决了全部的问题。

洞庭湖的生态保护也仅仅是开了一个头。洞庭湖的生态平衡仍然极其脆弱,人地矛盾极其突出,人与水、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矛盾仍在交织纠缠。向水面要粮的问题在缓解,但湖区过度开发利用在整体上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无计划、无节制的渔业捕捞,网眼越来越密,“电打鱼”、“迷魂阵”等掠夺式酷渔滥捕屡禁不止,对天然渔业资源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为了从湖泊湿地中索取更高的经济回报,酷渔滥捕已经不够,过度养殖应运而生。在湖区的垸内湖泊,富营养化趋势明显。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口和工厂企业的增加,工业“三废”的排放,农药、化肥的大量施用,生活废水的排入,使洞庭湖区在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局部湖区水质污染严重。

洞庭湖区目前共有水生植物160多种,鸟类258种,其中一级保护物种20种,一级保护动物13种,是生物多样性的原发地。但历经江湖关系沧桑巨变,人类活动的干扰,导致湖泊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明显下降。鸟类、鱼类的栖息地被侵占、破坏,加之乱杀滥捕,许多珍稀鸟类和名贵鱼种大量减少,甚至灭绝。其中,中华鲟、中华秋沙鸭、白鹤、白鳍豚已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回游性、半回游性鱼类的种群数量明显减少。血吸虫病卷土重来,钉螺明显扩散,疫区不断增加,有些地方在多年前达到血吸虫病传播和控制阻断标准之后,疫情又出现回升。血吸虫病严重威胁着湖区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生活安全。

三峡工程运行后,由于干流冲刷,长江入湖水量减少,四口河系枯季断流几率加大,水资源问题日益突出。湖区的一些地域如南县、安乡、华容等县,出现灌溉困难和饮水短缺。因枯水季节湖区水位下降,导致湘江流域湘潭、长沙等城市供水困难,水资源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一部洞庭湖的变迁史,也就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是人类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但如果一味地强调征服自然而不是顺其自然、改造自然而不是尊重自然,往往结果会适得其反。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曾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最初的成功又消除了。”洞庭湖的治理、开发历经了几千年,成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成为当今中国中部地区、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板块,但是,洞庭湖的未来却如同恩格斯的论断一样,伟大的自然界不断地警示和报复人类,母亲湖不会永远呻吟,她也会咆哮,母亲湖虽然在哺育她的儿女,但她也会惩罚她的不肖子孙。爱护母亲湖,保护母亲湖,孝顺母亲湖,实现湖区生态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际上是爱护人类自己。

(作者李跃龙,研究员,湖南省政协委员,洞庭湖志主编。)

频道精选

综合资讯
企业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