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宝库，其精神营养价值之大，令其他文体望尘莫及。在这些散文之中，以情感人，催人泪下，具有强大感染力的首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是一篇用血泪写成的至情之文，一字一滴泪，一句一滴血，句句慷慨激越，段段唏嘘欲绝，它是被侮辱被损害者的血泪控诉，是不屈不挠者对黑暗社会声讨的檄文，是伟大的民族精英在身残处秽中关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宣言。

本文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艺术感染力呢?当然与司马迁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一个“情”字。这个情不是痴男怨女的恋情，但比男女恋情更加凄婉;这个情不是侍父养母孝敬之情，但比孝敬之情还要纯真;这个情也不是忠君效国之情，却比忠君效国更加高尚。这个情超越了时间和空间限制，是人类最神圣最具有代表性的生命之情。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在自己生命遭受极端摧残之后写的。那是一个把人当作畜生的时代。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话，便横遭暴行，惨受宫刑。昨天还是国家大臣，今天便被阉割，毫无尊严可讲。宫刑之后的司马迁，精神上的打击异常沉重，忍辱负重，苟且偷生，饱尝了死亡一样的人生况味。当一个有尊严的人不再在乎尊严的时候，当一个有着精神追求的人过着一种耻辱生活的时候，他还要为人类著书立说，还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多么凄惨又多么悲壮的行为啊!什么叫知识分子?有人说，那些为了人类的进步，在黑暗中挣扎，不畏惧任何权势，哪怕是死亡的威胁，哪怕是精神的摧残，哪怕是人格的剥夺，都义无反顾的人，才叫知识分子。他是人间真理和正义的化身，他把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看作生命的本体，他把传播这种意志和精神作为责无旁贷的义务。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圣人”，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中国杰出的文人，像屈原、苏轼、李贽、谭嗣同、鲁迅等等，都是这样。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两千年前，司马迁就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并作出了毫不含糊的解释。这种人生观发扬了孟子“生”与“义”的精神之髓，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作者还从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上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愤怒出诗人”的文学创作规律。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高度评价屈原的一生，是写屈原，也是在写自己。这正应了他在《报任安书》中的名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统治者有清醒的认识，他看透了这个社会。

司马迁是叙事的高手。读《报任安书》，我们会惊讶作者何以将事件叙述得如此凄婉动人。“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这段叙述，激烈悲壮，感人至深。叙述是抒情的基础，情生于事，叙事以抒情;事随情陈，写情以染事。另外，本文把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当情浓事切之时，读者无法分出哪是叙述，哪是抒情。“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既是叙述又是抒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读者至此，能不唏嘘?

本文是书信体。书信最适合任意挥洒，不受羁绊。在信中，司马迁借任安要求其“推贤进士为务”，陈述了自己不能听从的理由，由此引发了一大篇愤激之词。他写了自己所受到的冤枉，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是受冤的，但处处暗含着怨怼之气，表现了作者骨子里不认为有罪的倔强性格。本文写了自己对人生价值的探索，点明了中华仁人志士生死观的内核。本文写了作者身残志坚的英雄气概，在常人无法想像的耻辱中写完了煌煌巨著──《史记》。本文写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既有对世态的感叹，也有对任安的委婉责备。所有这些，都通过书信的形式，向朋友道来，激越雄壮，如江海波涛，汹涌澎湃。

本文所表现出来的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穿透力令人感佩不已。作者对汉武帝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全文无一处盛赞之语，处处是怨尤愤懑。“未能尽明，明主不晓”;“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这些语言实际是对汉武帝的控诉。作者写《史记》不是为帝王树碑立传，也不是为将相歌功颂德，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者希望“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被万戮，岂有悔哉”!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

司马迁死于何时，史籍无记载。有人说司马迁因写了《报任安书》，被任安所牵连，下狱而死。此说恐不无道理。《史记》就是一部反暴政的书，其中对汉武帝的暴行讥讽颇多，当然为汉武帝所不容。《西京杂记》记载，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削而去之”。后世一些统治者也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如东汉明帝下诏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这说明司马迁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写史书，对司马迁的诋毁恰恰说明了他的伟大。